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作为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在其发展历程中经历了显晦交替的命运，鼎盛的唐宋时代之后，明清时期的歙砚日渐式微。但即使如此，凭借着徽派砚雕的精工细作，“端歙并世”的地位得以维持。本文通过对明代徽州社会历史背景、砚石来源的分析，结合古徽州地区馆藏明代歙砚实物质、形、琢方面的解读，分析明代歙砚雕琢的艺术风格和流派特点，以期说明明代歙砚雕琢艺术的发展梗概。
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据文献记载，其采制年代始于唐，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歙砚经历了显晦交替的命运。唐宋时期，上等石材不断出现，制砚能手辈出，使得歙砚声名大显，并一举奠定了四大名砚的历史地位。但由于过度开采，造成矿难不绝，终于酿成石尽山颓的局面。明代，由于优质砚材的短缺，使得歙砚的发展略显颓势。但凭借着徽派砚雕的精工细作，歙砚制作一直都保持着较高的水准，从而维护了“端歙并世”的地位。从传世品来看，明代歙砚雕琢的艺术思想和技术水平仍处于一个整体上升的趋势，形成了“徽派砚雕”独有的艺术风格和流派特色，并对后世的雕琢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明代歙砚雕琢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唐宋之后又一个强盛的时期，在经历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等盛世后，国力达到鼎盛。富强的国力，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促生了文房用品的社会需求。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新科学也随之产生，使得包括文房用品制作在内的传统手工业跨入一个新阶段，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徽州社会发展史上的高速阶段，得益于明代中叶的盐法改革，徽州盐商逐渐兴起，带动了徽州整体商业经济的繁荣。以盐商为核心的徽州商帮，足迹遍布全国，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景象，徽商已达到其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阶段。作为中原移民后代，徽州商人秉持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崇文重教”的理念深深根植于徽州商人的心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徽商的精神追求，所以在获得巨额财富后，徽商大量投入家乡的文化教育，推动了徽州文化的进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使得明代中晚期成为徽州工艺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黄宾虹在《新安巧工》中说到：“富商显宦，邻里相望，以故百艺工巧，为供士女之娱玩，常优于他处。”由此可见，黄宾虹先生认为，徽州工艺的繁荣，正是源于社会活动频繁而产生的需求，而这也同样是明代歙砚雕琢艺术发展最为重要的推手。
二、明代歙石的来源情况
歙砚自唐被发现以来，婺源龙尾山就一直是其最主要和最优质砚材的供给来源，因而歙砚也被称为“龙尾砚”。但由于南宋末年和元初的两次矿洞崩塌，歙石几乎绝产。元代婺源人江光启在《送侄济舟售砚序》一文中对这两次事故做了详细记载，分别是“至元十四年辛巳，达官属婺源县汪月山求砚，发数都夫力，石尽山颓，压死数人。”和“今至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堙声如雷，隔溪屋瓦皆震，禽惊兽骇。数年前工人告予，紧足石雕凿已尽，予之不信，至是果然。”自此之后，整个明代再没有开采龙尾砚坑的文字记载。根据江光启在《送侄济舟售砚序》文中所载：“今之所得，皆异时椎凿之余，随湍流出数里之外者，每每潦初退，工人沿流掇拾，残圭断壁，能满五寸者盖寡。”以及清乾隆五年徐毅辑《歙砚辑考》：“继则大中丞陈，暨臬宪刘，皆檄余专办，前后数役，凡绅士家藏古式，与砚山居民所存之老坑旧石，悉用重价征取”的记述来看，明时歙石可能的来源：一是当地砚工延续元时的方法，在山脚溪边寻觅的椎凿之余；二是当地居民所存的老坑旧石。另外，1991年秋曾在龙尾山发现一处古砚坑，根据砚坑旁遗存的铁钎等采石工具和砚坑岩壁上镌刻的“大明万历”年款诗句判断，应为明代采石遗迹，这说明明代存在民间私采的情况，但可能因规模和产量都不大，所以未见记载。
由于明代歙石的来源极不稳定，产量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于是便有砚商从外地贩入石料弥补。根据现存实物和文献资料记载来看，这种贩运是出于两种目的：一是以相近石色的砚石充做歙石借以谋利，江光启的《送侄济舟售砚序》一文中就对这种行为作出了“今将怀旧坑真材以取不售之辱乎？将怀伪石以为欺乎”的责问，并以伪石冠之；二是徽州社会对端、澄泥、洮河等优质砚石的需求。古徽州地区遗存的明砚中就有很多是这些砚石所制的，甚至还有数量较多的砚胚遗存。这些石材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锤炼了徽州砚工的雕刻技艺，满足了歙砚发展的需要。
三、明代歙砚典型形制解读
砚的造型、布局直接体现了琢制者的艺术思想和雕琢水平，并且受琢制人生活时代、地域和文化特点的影响。明代的歙砚雕琢，明显有着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三雕和新安画派等相关艺术的印记，并共同反映了徽州文化的审美认知。在明代，基于砚材难得的缘由，歙砚雕琢在承袭宋砚“方正为贵，浑朴为佳”的传统基础上，另辟蹊径，在随形和仿生形方面有了很大的创新，所以中正的大砚、雅洁的随形砚和灵动的仿生砚，是明代歙砚形制的典型代表。
1.唐宋以来歙砚就有制作方正式砚的传统，因为自开采伊始，歙砚就曾入贡为宫廷御用之砚。南唐时期，李后主更在歙州设砚务官，为宫廷雕刻官砚，这些砚式就多为长方形。虽然宋以后，砚式越来越多，但方正大砚仍历久不衰。明代徽州砚工承袭这一传统，只要石材允许，总是尽可能的按式而作。如明长方形云纹歙砚（见图1），长32.5厘米、宽20厘米、高6.5厘米，作长方形式。砚面以卷云纹为地，琢日堂月池相连，有窄砚边，背平、素。此砚石色黝黑，石质极细腻，体量在明代歙砚中实属罕见。造型规整严谨，雕刻极为细腻。又如明长方形一指池抄手歙砚（见图2），长25厘米、宽14厘米、高9.8厘米。作长方抄手式，门字形。砚堂开阔略内凹为使用痕迹，砚堂上部琢一指砚池，宽砚边，以侧壁为墙足。质地也是细腻且坚润厚重，石色黝黑，砚堂有鱼子纹。
明之方正砚式较宋时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砚边、额堂、四壁等部位褶勒处不见挺直、锐利之态，线条处理上表现得圆润而柔美，砚面地子和砚边，多采用古器物之夔纹、云雷纹和几何纹饰等，整体造型表现得典雅、简洁和大方。 2.明以前，随形歙砚的作品是比较少的，这是因为歙石大料居多、成材较易，加之传统使然，使得砚工无需随形而制。而明代歙石来源困窘，锥凿之余难得大料，所以砚工在裁取上显得极为不舍，尽量保持石材的原貌，雕琢上就尽力配合石材本体的表现。如明随形蛙蜥栖穴纹歙砚（见图3），最长21厘米，最宽13.5厘米，高4厘米，石色黝黑，质极细腻，有阔眉纹。砚作随形，砚堂宽阔略内凹，墨池于砚堂上部琢出，砚工依照原石形态在墨池、砚额巧雕出泥淖洼地，并在墨池中浮雕一青蛙，砚边左右各浮雕一蜥蜴，两相呼应，构思精巧。砚背基本保持原石形态，略做打磨。又如明随形卵石纹歙砚（见图4），长15厘米、宽12.5厘米、高4.5厘米，石色黝黑，质极细腻，通体细眉纹。砚作随形，以天然卵石为材，稍事雕刀。砚堂浅平，以石之眉纹作水波地，堂上琢出墨池，围绕砚面在池中、砚额和砚边琢出卵石纹饰，整体似山涧之态。砚背保留原石的自然形态和石纹。
传世的明代歙砚，尤其是随形砚的砚石多呈现出极其温润的特质，质地较其他时期更显瑞泽，有犹如玉石籽料般光泽和润度，这是由于砚材长期经过水流冲刷、浸润的原因。因此，砚工虽片石亦不忍舍弃，极尽巧思随石而琢，从而造成很多明砚形小艺精的状况。
3.在明代，由于社会赏砚及藏砚之风甚盛，文人已经参与到砚式的设计中，所以砚式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出其精神世界的追求。这一时期，徽州文化整体表现出一种对精雅、宁静、婉约的精神诉求，因而魏晋时期以龟兽等吉祥寓意的仿生砚式被摒弃，转而采用取意高洁的蝉、鹅等式样，尤其蝉形是明代歙砚中极为常见的。如明蝉形三足眉纹歙砚（见图5），最长35.7厘米、宽20.5厘米、高7厘米，石色黝黑，光洁莹润，纹理缜密细腻，抚之如柔肤。砚作蝉形，以蝉首为墨池，蝉身为砚堂，墨池深凹，砚堂平阔，有眉纹。自砚额部压塘起砚边，雕刻出蝉的形态，线条过渡得流畅自然。砚背刻有叶梗，叶梗弯曲由砚中至下横贯两端，形成底部两足，首部落地形成另一足。又如明鹅形歙砚（见图6），长16.4厘米、宽8.3厘米、高3.2厘米，石质细腻，色青黑。作鹅型，鹅背做砚堂，上琢出墨池，于墨池中琢出鹅首并延伸至砚额部，砚边刻划鹅毛纹；背以鹅足为两足，头部落地自然形成第三足。
这两方砚分别借蝉饮露之生习和羲之换鹅之意，表达出不趋俗和不媚金的文人节操，抒发出清新脱俗的高洁雅意。琢制者对这种立意把握得十分准确，布局合理、线条工整流畅，手法表现得驾轻就熟。可以看出明代歙砚雕琢在探索写实手法和自然风韵结合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
四、明代歙砚雕琢的艺术特点
砚的艺术价值主要在于雕琢，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连，直接反映出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领域的变革。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歙砚雕琢，其艺术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布局上比例尺度合理，充分考虑实用功能和艺术性的统一，在表现艺术美感的同时，不失其作为文房用具的基本功能。说明明代歙砚，已开始从单纯实用器逐渐步入装饰工艺品行列。
2.雕刻上以简洁的浅浮雕线刻为主，所琢之图案纹饰惟妙惟肖，手法细腻纤巧；不见繁琐的立体镂空雕，偶在局部出现的深刀雕刻，也是出于和池、堂相呼应的目的，因而显得十分协调。
3.装饰上采用绘画技法的现象已经较普遍，而且极为注重结合器物的形体特点，适应了整体布局的需要，因而不显突兀。同时，明代徽州文风昌盛，很多砚工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对设计美学方面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诠释，能够在琢制过程中更好地体现这一意图，这使得很多砚台宛若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
4.得益于加工工具的提高，使得各种线条的处理和加工成为可能。如在随形砚、仿生砚中就常使用卷边的制法，即砚边向砚堂内弧线内卷，这起到了很好的实用作用：既阻拦墨汁外泄，也使砚的造型更显美观。又如在边、角的处理上多呈现圆润的弧度，曲线的表现更加流畅，打磨程度也比较高。
5.注重石材美。为了充分突出体现石材的色泽纹理，避免喧宾夺主，尽力不加多余的装饰，呈现出素雅朴质之美。
五、明代歙砚雕琢中体现的艺术思想
明代的歙砚雕琢艺术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其艺术风格达到了十分精炼的程度，具有端庄、雅致的特点，可以用“洁”“约”“健”几个字来形容。所谓洁，是立意上高洁而不落俗；所谓约，是造型上简洁而不繁复；所谓健，是手法上利落而不赘疣。这些特点和明代文化思想的变革密不可分。明中后期，宋元以来的程颐、朱熹派的理学已经没落，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新理学得到流行，讲求实用、注重实践的观点对歙砚的制作思想影响深远，使得歙砚的雕琢更加趋向自然、朴实和贴近生活。因此明代歙砚更为注重艺术性、观赏性和实用性的结合，细节处理上讲求精益求精，相较于宋砚的简洁和清砚的繁复，明砚的质朴和典雅，更符合中国文人的传统美学观点。
结语
虽然遭受了歙石生产史上两次最大的厄运，但在明代徽州经济、文化的强大支撑下，歙砚雕琢艺术仍然保持着顽强的向上势头。徽州砚工以其质雅的艺术思想和精湛的琢制技艺，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艺术精品。明代尤其是明中晚期，歙砚的雕琢艺术风格逐渐成熟定型，形成了独有的地域风格和流派特色，并最终发展出“徽派砚雕”这一重要的砚雕门类。所以明代是歙砚发展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值得我们重点挖掘和研究。
作为中国四大名砚之一的歙砚，据文献记载，其采制年代始于唐，在一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歙砚经历了显晦交替的命运。唐宋时期，上等石材不断出现，制砚能手辈出，使得歙砚声名大显，并一举奠定了四大名砚的历史地位。但由于过度开采，造成矿难不绝，终于酿成石尽山颓的局面。明代，由于优质砚材的短缺，使得歙砚的发展略显颓势。但凭借着徽派砚雕的精工细作，歙砚制作一直都保持着较高的水准，从而维护了“端歙并世”的地位。从传世品来看，明代歙砚雕琢的艺术思想和技术水平仍处于一个整体上升的趋势，形成了“徽派砚雕”独有的艺术风格和流派特色，并对后世的雕琢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明代歙砚雕琢艺术发展的历史背景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唐宋之后又一个强盛的时期，在经历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和“仁宣之治”等盛世后，国力达到鼎盛。富强的国力，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促生了文房用品的社会需求。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新科学也随之产生，使得包括文房用品制作在内的传统手工业跨入一个新阶段，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徽州社会发展史上的高速阶段，得益于明代中叶的盐法改革，徽州盐商逐渐兴起，带动了徽州整体商业经济的繁荣。以盐商为核心的徽州商帮，足迹遍布全国，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景象，徽商已达到其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阶段。作为中原移民后代，徽州商人秉持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崇文重教”的理念深深根植于徽州商人的心中。“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也是徽商的精神追求，所以在获得巨额财富后，徽商大量投入家乡的文化教育，推动了徽州文化的进步。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使得明代中晚期成为徽州工艺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黄宾虹在《新安巧工》中说到：“富商显宦，邻里相望，以故百艺工巧，为供士女之娱玩，常优于他处。”由此可见，黄宾虹先生认为，徽州工艺的繁荣，正是源于社会活动频繁而产生的需求，而这也同样是明代歙砚雕琢艺术发展最为重要的推手。
二、明代歙石的来源情况
歙砚自唐被发现以来，婺源龙尾山就一直是其最主要和最优质砚材的供给来源，因而歙砚也被称为“龙尾砚”。但由于南宋末年和元初的两次矿洞崩塌，歙石几乎绝产。元代婺源人江光启在《送侄济舟售砚序》一文中对这两次事故做了详细记载，分别是“至元十四年辛巳，达官属婺源县汪月山求砚，发数都夫力，石尽山颓，压死数人。”和“今至元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夜，堙声如雷，隔溪屋瓦皆震，禽惊兽骇。数年前工人告予，紧足石雕凿已尽，予之不信，至是果然。”自此之后，整个明代再没有开采龙尾砚坑的文字记载。根据江光启在《送侄济舟售砚序》文中所载：“今之所得，皆异时椎凿之余，随湍流出数里之外者，每每潦初退，工人沿流掇拾，残圭断壁，能满五寸者盖寡。”以及清乾隆五年徐毅辑《歙砚辑考》：“继则大中丞陈，暨臬宪刘，皆檄余专办，前后数役，凡绅士家藏古式，与砚山居民所存之老坑旧石，悉用重价征取”的记述来看，明时歙石可能的来源：一是当地砚工延续元时的方法，在山脚溪边寻觅的椎凿之余；二是当地居民所存的老坑旧石。另外，1991年秋曾在龙尾山发现一处古砚坑，根据砚坑旁遗存的铁钎等采石工具和砚坑岩壁上镌刻的“大明万历”年款诗句判断，应为明代采石遗迹，这说明明代存在民间私采的情况，但可能因规模和产量都不大，所以未见记载。
由于明代歙石的来源极不稳定，产量也难以满足社会需求，于是便有砚商从外地贩入石料弥补。根据现存实物和文献资料记载来看，这种贩运是出于两种目的：一是以相近石色的砚石充做歙石借以谋利，江光启的《送侄济舟售砚序》一文中就对这种行为作出了“今将怀旧坑真材以取不售之辱乎？将怀伪石以为欺乎”的责问，并以伪石冠之；二是徽州社会对端、澄泥、洮河等优质砚石的需求。古徽州地区遗存的明砚中就有很多是这些砚石所制的，甚至还有数量较多的砚胚遗存。这些石材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锤炼了徽州砚工的雕刻技艺，满足了歙砚发展的需要。
三、明代歙砚典型形制解读
砚的造型、布局直接体现了琢制者的艺术思想和雕琢水平，并且受琢制人生活时代、地域和文化特点的影响。明代的歙砚雕琢，明显有着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州三雕和新安画派等相关艺术的印记，并共同反映了徽州文化的审美认知。在明代，基于砚材难得的缘由，歙砚雕琢在承袭宋砚“方正为贵，浑朴为佳”的传统基础上，另辟蹊径，在随形和仿生形方面有了很大的创新，所以中正的大砚、雅洁的随形砚和灵动的仿生砚，是明代歙砚形制的典型代表。
1.唐宋以来歙砚就有制作方正式砚的传统，因为自开采伊始，歙砚就曾入贡为宫廷御用之砚。南唐时期，李后主更在歙州设砚务官，为宫廷雕刻官砚，这些砚式就多为长方形。虽然宋以后，砚式越来越多，但方正大砚仍历久不衰。明代徽州砚工承袭这一传统，只要石材允许，总是尽可能的按式而作。如明长方形云纹歙砚（见图1），长32.5厘米、宽20厘米、高6.5厘米，作长方形式。砚面以卷云纹为地，琢日堂月池相连，有窄砚边，背平、素。此砚石色黝黑，石质极细腻，体量在明代歙砚中实属罕见。造型规整严谨，雕刻极为细腻。又如明长方形一指池抄手歙砚（见图2），长25厘米、宽14厘米、高9.8厘米。作长方抄手式，门字形。砚堂开阔略内凹为使用痕迹，砚堂上部琢一指砚池，宽砚边，以侧壁为墙足。质地也是细腻且坚润厚重，石色黝黑，砚堂有鱼子纹。
明之方正砚式较宋时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砚边、额堂、四壁等部位褶勒处不见挺直、锐利之态，线条处理上表现得圆润而柔美，砚面地子和砚边，多采用古器物之夔纹、云雷纹和几何纹饰等，整体造型表现得典雅、简洁和大方。 2.明以前，随形歙砚的作品是比较少的，这是因为歙石大料居多、成材较易，加之传统使然，使得砚工无需随形而制。而明代歙石来源困窘，锥凿之余难得大料，所以砚工在裁取上显得极为不舍，尽量保持石材的原貌，雕琢上就尽力配合石材本体的表现。如明随形蛙蜥栖穴纹歙砚（见图3），最长21厘米，最宽13.5厘米，高4厘米，石色黝黑，质极细腻，有阔眉纹。砚作随形，砚堂宽阔略内凹，墨池于砚堂上部琢出，砚工依照原石形态在墨池、砚额巧雕出泥淖洼地，并在墨池中浮雕一青蛙，砚边左右各浮雕一蜥蜴，两相呼应，构思精巧。砚背基本保持原石形态，略做打磨。又如明随形卵石纹歙砚（见图4），长15厘米、宽12.5厘米、高4.5厘米，石色黝黑，质极细腻，通体细眉纹。砚作随形，以天然卵石为材，稍事雕刀。砚堂浅平，以石之眉纹作水波地，堂上琢出墨池，围绕砚面在池中、砚额和砚边琢出卵石纹饰，整体似山涧之态。砚背保留原石的自然形态和石纹。
传世的明代歙砚，尤其是随形砚的砚石多呈现出极其温润的特质，质地较其他时期更显瑞泽，有犹如玉石籽料般光泽和润度，这是由于砚材长期经过水流冲刷、浸润的原因。因此，砚工虽片石亦不忍舍弃，极尽巧思随石而琢，从而造成很多明砚形小艺精的状况。
3.在明代，由于社会赏砚及藏砚之风甚盛，文人已经参与到砚式的设计中，所以砚式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出其精神世界的追求。这一时期，徽州文化整体表现出一种对精雅、宁静、婉约的精神诉求，因而魏晋时期以龟兽等吉祥寓意的仿生砚式被摒弃，转而采用取意高洁的蝉、鹅等式样，尤其蝉形是明代歙砚中极为常见的。如明蝉形三足眉纹歙砚（见图5），最长35.7厘米、宽20.5厘米、高7厘米，石色黝黑，光洁莹润，纹理缜密细腻，抚之如柔肤。砚作蝉形，以蝉首为墨池，蝉身为砚堂，墨池深凹，砚堂平阔，有眉纹。自砚额部压塘起砚边，雕刻出蝉的形态，线条过渡得流畅自然。砚背刻有叶梗，叶梗弯曲由砚中至下横贯两端，形成底部两足，首部落地形成另一足。又如明鹅形歙砚（见图6），长16.4厘米、宽8.3厘米、高3.2厘米，石质细腻，色青黑。作鹅型，鹅背做砚堂，上琢出墨池，于墨池中琢出鹅首并延伸至砚额部，砚边刻划鹅毛纹；背以鹅足为两足，头部落地自然形成第三足。
这两方砚分别借蝉饮露之生习和羲之换鹅之意，表达出不趋俗和不媚金的文人节操，抒发出清新脱俗的高洁雅意。琢制者对这种立意把握得十分准确，布局合理、线条工整流畅，手法表现得驾轻就熟。可以看出明代歙砚雕琢在探索写实手法和自然风韵结合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
四、明代歙砚雕琢的艺术特点
砚的艺术价值主要在于雕琢，和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密切相连，直接反映出思想意识和审美情趣领域的变革。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歙砚雕琢，其艺术特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布局上比例尺度合理，充分考虑实用功能和艺术性的统一，在表现艺术美感的同时，不失其作为文房用具的基本功能。说明明代歙砚，已开始从单纯实用器逐渐步入装饰工艺品行列。
2.雕刻上以简洁的浅浮雕线刻为主，所琢之图案纹饰惟妙惟肖，手法细腻纤巧；不见繁琐的立体镂空雕，偶在局部出现的深刀雕刻，也是出于和池、堂相呼应的目的，因而显得十分协调。
3.装饰上采用绘画技法的现象已经较普遍，而且极为注重结合器物的形体特点，适应了整体布局的需要，因而不显突兀。同时，明代徽州文风昌盛，很多砚工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对设计美学方面也有了更深的理解和诠释，能够在琢制过程中更好地体现这一意图，这使得很多砚台宛若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
4.得益于加工工具的提高，使得各种线条的处理和加工成为可能。如在随形砚、仿生砚中就常使用卷边的制法，即砚边向砚堂内弧线内卷，这起到了很好的实用作用：既阻拦墨汁外泄，也使砚的造型更显美观。又如在边、角的处理上多呈现圆润的弧度，曲线的表现更加流畅，打磨程度也比较高。
5.注重石材美。为了充分突出体现石材的色泽纹理，避免喧宾夺主，尽力不加多余的装饰，呈现出素雅朴质之美。
五、明代歙砚雕琢中体现的艺术思想
明代的歙砚雕琢艺术得到了较全面的发展，其艺术风格达到了十分精炼的程度，具有端庄、雅致的特点，可以用“洁”“约”“健”几个字来形容。所谓洁，是立意上高洁而不落俗；所谓约，是造型上简洁而不繁复；所谓健，是手法上利落而不赘疣。这些特点和明代文化思想的变革密不可分。明中后期，宋元以来的程颐、朱熹派的理学已经没落，王守仁的“知行合一”的新理学得到流行，讲求实用、注重实践的观点对歙砚的制作思想影响深远，使得歙砚的雕琢更加趋向自然、朴实和贴近生活。因此明代歙砚更为注重艺术性、观赏性和实用性的结合，细节处理上讲求精益求精，相较于宋砚的简洁和清砚的繁复，明砚的质朴和典雅，更符合中国文人的传统美学观点。
结语
虽然遭受了歙石生产史上两次最大的厄运，但在明代徽州经济、文化的强大支撑下，歙砚雕琢艺术仍然保持着顽强的向上势头。徽州砚工以其质雅的艺术思想和精湛的琢制技艺，为后世留下了众多的艺术精品。明代尤其是明中晚期，歙砚的雕琢艺术风格逐渐成熟定型，形成了独有的地域风格和流派特色，并最终发展出“徽派砚雕”这一重要的砚雕门类。所以明代是歙砚发展史上一个关键的时期，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值得我们重点挖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