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浑奇崛 朴拙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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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凤子(1886-1959年),原名浚,字凤痴,号凤子。早年署名江南凤,中年凤先生,晚年称老凤。江苏丹阳人,是中国现代著名画家和美术教育家。曾创办上海神州美术院和丹阳正则女子职业学校,历任上海美专教授兼教务主任、国立东南大学教授兼艺术科主任、国立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艺术教育系主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江苏师范学院图画艺术科主任、中国美协江苏分会副主席等职。一生培养了大量人才,桃李遍天下。现代著名画家刘海粟、徐悲鸿、张书旗、吴冠中等都曾向其学习过书画。
  吕凤子的文化素养博大精深,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对儒理、哲学、老庄、佛学等无不精通。他一生兼擅数艺,书、画、印皆独标一格。诗文亦佳,又兼涉琴、棋。将中国传统文化多方面的修养集于一身,绝非一般艺术家所能为。在中国画领域,他以罗汉、美女、凤体书“三绝”成为国画大师,有东方“米开朗基罗”之誉。著名画家徐悲鸿对其评价很高,曾说:“承历世之传统,开当代之新风,三百年来第一人,非凤先生莫属。”但其生性淡泊,甘于寂寞,一生忙于“画画、教书、办学校”,默默耕耘,不计收获。他的身上浓缩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优点。他一生创作了大量书画,在各个时期都有重要作品发表。如1931年创作的《庐山云》获巴黎世界博览会中国画一等奖,1939年的《逃亡图》《敌机又来矣》选送前苏联展出,1942年的《四阿罗汉》获重庆第三届全国美展金奖,1959年的《菜农的喜悦》获江苏省美展一等奖等,是20世纪江苏四大画家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日寇铁蹄践踏中国,大半个中国沦陷。为坚持抗战,吕凤子携妻带子,率领正则学校部分教师,历尽艰难险阻,经高淳、芜湖辗转入川,于1938年在重庆璧山创办正则蜀校。1940年又接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是时山河破碎,民不聊生,人民流血牺牲,饱受战争之苦,缺衣少食。在战争环境下,他克己尽责,托钵化缘,捐资卖画,以“苦行僧”的精神,矢志办学,千方百计地维持着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抗战胜利后,吕凤子随国立社会教育学院东迁至苏州,回到故乡丹阳,在一片废墟中重建正则学校。此时内战爆发,人们又一次陷于战乱。吕凤子忧国忧民的感情急剧升华,其艺术水平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以中国文化为主体,从时代的剧烈变革中选取素材,创作了一批书画作品。这些书画都保持着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凝聚了他的思想感情和艺术特征,体现了老一代艺术家对国家民族的热忱,具有重要艺术和历史意义。
  本文所介绍的吕凤子书画作品,原为徐伯璞先生所收藏,是吕凤子赠送徐氏及其同事的作品。徐伯璞(1902-2003年),山东肥城人,早年赴日留学,归国后从事教育。一生热爱艺术,醉心书画,是现代画家和书画收藏家。徐伯璞早在求学时期就仰慕吕凤子先生,抗战时期在重庆才得以相见和相识,故视为知己,一见如故。当时徐伯璞任职于国民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分管抗战时期的美术、戏剧、图书和文物工作。而吕凤子主持国立艺专和正则艺术专科学校,故工作中多有交集,时常会面和商讨。1942年,吕凤子辞去国立艺专校长,转任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系主任,力邀徐伯璞前去兼职任教。故二人又成为同事,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在此期间,二人常聚于一堂,谈古论今,或乘兴作画,互赠对方。当时徐伯璞正痴心学画,故常向吕凤子请教。时吕凤子对徐伯璞也关爱有加,常对其作品进行指点,并亲为徐伯璞刻制书画印章。直到20世纪末,徐伯璞尚存吕凤子所刻印章多枚,闲暇时常摩挲把玩,十分怀念这位亦师亦友的同事和朋友。据笔者所见,徐伯璞曾收藏吕凤子作品10多幅。1985年,徐伯璞将其中五幅连同所收藏的百余幅近现代名家作品一起,捐赠给国家,现由江苏省淮安市博物馆收藏。为便于书画研究者鉴赏和参考,现逐幅解读于下:
  《金陵怀古图》,纸本,纵71厘米,横40厘米。此图作于1942年,上写一位身穿长衣的古装老人,正站在残败的苇丛之间。他秃顶短髻,浓须高鼻,双目远视,若有所思。此图立意高古,笔墨简练。虽只写一人、一雁、芦苇二株。但人是秃顶老人,雁是孤雁,苇是败苇,一片悲哀凄凉景象。图中的芦苇倚侧倾伏,一片衰败景象。天边的孤雁,似在哀鸣,寻求同伴,给人以哀鸿遍野秋风萧瑟之感。图中的老人浓墨夸肆,简劲古朴。虽面容凄苦,但浓眉黑须,坚韧不屈之状似见。其衣纹线条有力,运转变通,有张有弛,如动如飞。画上题写南宋词人邓剡《唐多令·金陵怀古》的下半阕。词云:“寂寞古豪华,乌衣日又斜。说兴亡,燕人谁家。只有南来无数雁,和明月,宿芦花。”落款云:“伯璞先生鉴之,凤先生,辟山。”此“辟山”为重庆璧山县,此时画家在此主持正则蜀校。下钤“凤先生写宋词”白文篆书印,右下钤“忆旧游”白文篆书长方印。此图虽是宋词词意画,但主题明确,时代性强。特别是《金陵怀古》一词,直指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词中的“乌衣”和“燕入谁家”是古城南京的重要地名和典故。画家在南京沦陷后的璧山创作此画,并不是单纯写宋词词意,而是借助这种手法警示国人,只有战胜侵略者,才能免受亡国灭种的苦难。图中诗、书、画、印,巧妙结合,相得益彰,不仅展示了画家多方面的艺术才能,也体现了画家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破山宋梅图》,纵65厘米,横45厘米,纸本。从表面看,这是一幅文人墨戏画,实际上则是一幅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画图。所写破山宋梅,乃江南古卉名木,生长于江苏省常熟市虞山北麓之破山寺内,相传为宋人所植。自古以来,该梅枝繁叶茂、生意盎然,每逢寒冬时节,朵朵梅花迎风绽放,花香四溢,天南地北的人士都来观赏,为古城常熟的名胜之一。惜因日寇侵华,常熟沦陷。梅树于1939年12月轰然倒塌,枯萎死去,表现了洁身自傲和不与侵略者同流的高尚品格。草木有情,何况人乎?该梅在沦陷区死亡的消息不胫而走,迅速传播到大江南北,人们无不为之痛惜,并赋予一些神话因素。吕凤子得知后悲愤异常,奋而为该梅造像,创作了数幅有关该梅的图画,如《虞山宋梅》《悼念宋梅》《破山宋梅》等,此图就是其中之一。
  此图布局豪迈奇崛,气象峥嵘而卓然独立。上写一株古梅不畏严寒傲然屹立,稳健深沉,格调高古。它饱经风霜,盘根错节,根系粗壮状如钩爪,扎根中华,根基深厚。它虬枝枯干,瘤节斑斑,枯木、断口、树洞比比皆是,表明该梅曾屡遭摧残,饱受斧柯之苦。但苍老道劲,风骨凛然,蕴藏着一种不屈服的力量,表现了刚正不阿的品德。虽是千年古树,但铁干虬身,枝条柔韧,纵横穿插,气势非凡,表现了顽强坚韧的品德。其身蜿蜒盘曲似龙蛇,或直立挺拔,或弯曲偃伏,苍老道劲,古韵浓郁。其枝似鹿角,似蟹爪,但柔嫩有生气,遒枝劲节,有生机盎然之姿。枝头梅花则千花万蕊,清冷出世,或含苞,或绽放,碎玉凌空,清香四溢,体现了孤傲出奇的意韵,使人感受到古梅顽强不息的生命力。但就是这株充满生命活力的千年梅树,却在日军摧残下,枯萎死去。从而反映出日寇侵华之罪行,及其对中华名胜风物之破坏,传达出一种沉穆、凝重、悲愤而又顽强不屈的抗争力。从技法上讲,此图构图别致,所写不是折枝梅花,而是整株梅树,具有一种既苍劲挺拔又独立不移的稳定感,极富视觉张力。从笔墨上讲,此图以钟鼎之笔入画,用笔遒劲朴拙,飞动迅疾,笔底充满金石之气,纵横捭阖,雄浑磊落;用墨浑厚古朴,酣畅淋漓,笔墨苍古。图中根部裸露而无土,这是仿效元人郑思肖画兰不着土的春秋笔法,以暗示土地为日寇所夺。图中枝干采用双勾技法,皴以重墨、花青、浅赭,笔墨之中略呈飞白,使之苍皮藓斑,苍老古拙。图中梅花采用简洁的双勾圈点,然后再点葩、剔须。千斛万蕊,冰花绽放,展现出奇逸冷艳的姿色,仿佛在寒气中喷出冷香,使人想起“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的诗句。整个画面气势雄健,苍劲奇崛,歌颂了宋梅之高风亮节,给人以极大的鼓舞和艺术享受。最后,画家在图上题款数行,墨色凝重,收住阵脚。其题款是用作者自创的“凤体书”书之,其款曰:   “偶忆破山宋梅。癸未写贻伯璞先生,凤先生,辟山。”下钤“凤先生”白文印。此“癸未”是1943年,此时吕凤子已流亡至重庆数年,他在战乱中写此作品,一是控诉日寇侵略者的罪行,弘扬爱国精神,同时也怀念家乡风物,对此魂牵梦萦,故以“偶忆破山宋梅”命之。
  《树下仕女图》,纵52厘米,横35厘米,纸本,设色水墨画。上写古树下,山石旁,一女子端坐于磐石上,神情专注,缄口不语。她体态端庄,风姿婉约,秀发挽成高髻,上插浅色长钗,越发衬托出头发乌亮。女子身穿长裙,浓淡相映,装束素静而优雅,一幅典型的少妇形象。该少妇为瓜子脸,眉清目秀,体态淑婉,似乎不是贫家女,亦非贵妇人,而像是一位生长在士大夫家庭中的妇女形象。画家十分注意眼睛的刻画,用笔精到简约,准确妥帖,极其传神。但眉宇间微露忧伤,表明她内心凄苦,似有说不出的忧郁和惆怅。其背后秃树残枝,枝叶凋零,几片浅绛色的红叶,似在秋风劲吹下,摇曳飘荡。树下山石,显得疏落空旷,令人感到意境荒寒,又平添几分萧瑟景象。画上题词是画家自赋《浪淘沙》一首,诗词如泣如诉,委婉而凄苦,恰如画中人的内心独白。真是此地无声胜有声,既恰当地烘托了气氛,又增强了画面效果。题词用作者自创的“凤体书”书之,其书笔力遒劲,含蓄峭拔,营造出劲健清峻的特点,表现出律动不已的思绪。词云:“且莫说因缘,怕落言诠,无端纷起大风前。野马尘埃浑是梦,梦化如烟。一往舞蹁跹,花雨娟娟,缤纷争逐夕阳边。自是有情情未得,歌哭年年。”题词浅显易懂,格调工整,好似画中人的内心独白,如泣如诉,诉说着不幸的命运和心中的痛苦。在这里,画面所反映的已不是明清时期千篇一律的细眉小眼弱不禁风的仕女形象,也不是缠绵悱恻的闺怨图景,而是一位健康丰满、雍穆大方、意境清新、鲜活生动的少妇形象。并通过画上诗词巧妙地抒发了画中人的情感,反映了作者在男女平等、婚姻自主已成为世界潮流的背景下,而旧中国的大多数女性尚不能婚姻自主。抗战期间,作者流亡到重庆璧山,亲眼看到当地女性在婚姻中的苦难,而基层女性更苦。因此,此图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闺怨画,而是对男女平等和婚姻自主的呐喊和呼吁。实际上,作者对于旧中国的妇女问题一直关心,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创办丹阳正则女校,入蜀后又在璧山创办女校。招收女童上学读书,培养其自立自强能力,以求妇女解放,婚姻自主。落款为“甲申写自赋浪淘沙传贻伯璞先生鉴藏之,凤先生。”此“甲申”是1944年,时画家在重庆璧山,正主持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系和正则蜀校。下钤“凤先生”白文印,右下钤“老子写神”白文印。全幅用笔简洁生动,景物与词意相吻合。虽是诗词写意画,但笔墨工细,人物生动自然,衣褶用浓墨勾勒,略似白描画法,笔势流畅。布景简洁,设色雅淡。山石用小斧劈皴,锋楞多姿,墨色富有层次,别具一格。特别是用写词意画的手法,隐晦地反映当时社会问题,不愧为一代大师。
  《凤体书诗轴》,纵70厘米,横35厘米,纸本。所谓“凤体书”,是指吕凤子将篆隶行草诸体杂糅而成的一种书写体例,其中既有篆隶的成分,又有行草的笔意,所以人们又将这种不同于寻常的书体称为草篆体。吕凤子的书法,早年受清道人指点,从钟鼎汉隶出,汉魏碑版功力深厚。其后又受吴昌硕篆书的影响,广为取法,融会贯通,金石书卷气息浓郁。最后,融篆隶行草自成一体,古雅奇肆,雄峻清逸,形成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有着高古深邃的精神气象。这种凤体书在重庆璧山时期达到成熟,并日趋老辣,怪异而涩拙。这幅作品章法布局不取常态,字体忽大忽小,错落有致。结体方圆相兼,婀娜多姿,朴拙古茂。运笔遒劲流畅,苍劲有力。线如老藤屈曲,沉雄苍劲,峭拔凌厉,营造出劲健清峻的风格特点。在空间构成上给人以流丽纵荡高古灵秀的美感,有一种浓郁的典雅美,表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和书法功力。上书作者旧诗三首,诗曰:“雾豁极远目,四山天际错。一日雾复合,目乃穷无着。此路数曾经,每经异所触。朽木与崩石,变惟别徐倏。万竹何悠悠,万柏何落落。粤惟不知生,斯获遂所欲。”诗中描绘了云雾变幻的璧山和崎岖不平的山路,表达了诗人在抗战时期不畏艰难的精神和豁达乐观的性格。落款为“甲申十月为锺志先生书旧诗三首,凤先生,辟山。”此“甲申”为1944年,时作者在四川主持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艺术系和正则蜀校。此“锺志”乃现代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余锺志,时任教育部美术委员会秘书。下钤“老西”椭圆形赤文印。自抗战以来,作者已流亡四川多年,对重庆璧山有第二故乡之感,故治“老西”印。据徐伯璞先生回忆,此书是1944年的一天,徐伯璞偕画家余锺志访吕凤子于国立社教学院,吕凤子一时兴起,挥笔写此赠送余锺志。此书是吕凤子得意之作,故有重要历史和艺术价值。
  《松下高士图》,纵91.5厘米,横34厘米,水墨纸本。此图构图简练,意境清旷悠远,笔墨豪放,奇逸横肆。上写二株苍松旁逸斜出,扶摇直上,遮天蔽日,古穆苍浑。树下一位老者,头挽短髻,浓须庞眉,身着古装,一派高士风范,仙风道骨。老者背靠松树,双臂环抱,袖手而立,目光前视,凝神静思。其背后之松树如披鳞带甲、斑驳嶙峋,但势若娇龙,苍劲挺拔,生机勃勃。表明这是生长在深山之古松,饱受风霜,愈老愈坚,沉雄朴拙。其枝上仰下偃,左右奔放,丛丛松针缀满枝头,苍翠竞秀,与高士形成有虚实结合、轻重互倚的自然景象。高士置身其间,如入仙境,同深山密林相融为一,充分享受大自然的恩惠。深山之中,松林之下,本是文人雅士的隐居之所,表现了其心存高远超凡脱俗的品德。从技法上讲,此图松树枝干用沉雄气壮、厚重凝练,刚健泼辣的草篆线条挥写,浓墨、淡墨互用,湿笔、渴笔互掺;而松针则用篆隶笔法,敛毫入纸,不落圭角,苍劲古秀,疏逸有致,极尽用笔用墨的变化,形象奇肆古朴,撼人心魄。而图中高士图像则删繁就简,排除了中国画众多的技法和手段,仅以简约多变的草篆线条,塑造出体格健壮、冷逸奇崛的高士。其脸部轮廓、点睛、须发皆细致缜密,神采焕然,身躯高大而健美。衣衫的用笔如行云流水,紧劲连绵,颇有扬州八怪中的黄慎草书入画的韵味。在水墨运用上也极见用心。图中高士纯用水墨皴写,显得轻柔飘逸,与背景老松的厚重色调既是对比,又很协调,相互衬映,有相辅相成之妙,表现了高士身居山林而怡然自得的情趣。其右侧落款为:“伯璞兄鉴之,凤先生。”下钤“凤先生”白文印,左边题句曰:“草木渐黄落,风月正清嘉,丁亥。”下钤“心象”白文印。此题句出自南宋词人石孝友的《水调歌头》一词。“丁亥”是1947年,此时八年抗战刚过,而内战又全面爆发,吕凤子正在故乡丹阳重建被日寇破坏的正则学校。在此环境下,饱经战争剧痛的吕凤子深感忧虑和苦闷,生怕正在建设中的学校又遭遇战火。故用写宋词词意画的方法,借古人诗词浇心中块垒,创作了此图。表达了画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暗喻了作者对当局所发动全面内战的失望和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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