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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式进入5G商用元年。
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正式颁发5G牌照，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
这意味着大规模的5G网络建设将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的5G业务服务也将正式推出，长期来看将直接拉动通信产业及相关行业的增长预期。
但由于此次5G牌照较原计划提前发放，短期内对通信行业内的相关各方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在我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5G建设中，采购、建设和运营5G通信网络的通信运营商是起着核心作用的投资主体，其上游是提供5G网络设备及相关服务的通信设备厂商与供给手机、CPE等5G终端设备的手机厂商，其下游则是使用5G网络服务的个人或企业等最终用户，由此构成我国通信市场以三大运营商为核心的5G上下游利益链。
那么，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5G牌照的发放对象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三大传统通信运营商和新入局的中国广电。拿到5G牌照后，三大运营商获得了在此前已经授予的5G试验频谱上正式开始5G网络建设和5G业务运营的资格，中国广电坐拥号称黄金频段的700MHz。如何利用5G牌照来发挥出自身更大优势，将体现出各家运营商的智慧和实力。
5G牌照正式发放首先带来的是运营商用于5G网络建设的资本开支的上调。三大运营商发布2018年财报时均公布了2019年度5G资本开支计划，其中中国移动2019年“5G试商用”资本开支预计在172亿元之内；中国联通计划60亿- 80亿元用于“5G试验资本开支”；中国电信明确表示2019年的5G投资预算为90亿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大运营商今年3月份公布其资本开支计划时，相对应的5G时间表还是2019年试商用和2020年全面商用。
随着5G牌照正式发放，三大运营商2019年的5G资本开支计划也面临着网络建设由“规模试验”“规模试商用”向“全面商用”的相应调整，并将影响到2020年的资本开支计划。
参考三大运营商历年资本开支情况来看，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3年12月和2015年2月发放TD-LTE和FDD LTE商用牌照之后，三大运营商在2014和2015年的资本开支成为近六年来的最大峰值，所以可以预计三大运营商将在5G牌照发放后的2019-2021年间迎来又一个网络升级换代的投资高峰期。
当然，5G牌照的发放，也将直接推动三大运营商将5G商用服务提前推向市场并由此带来新的业务收入。此前，三大运营商已开始基于其5G试验网络向社会招募“5G友好用户”；拿到商用牌照之后，运营商将可以正式为5G商用服务设计资费套餐，从首批尝鲜的5G用户身上获取相应的通信服务收入。
除此之外，三大运营商还将扛起更大的运营责任。中国的4G商用已走过近5年的历程，截至今年4月底，4G用户规模已到达12.1亿户，但渗透比例仅有75.9%，中国三大运营商的现网上还存在着1.3亿3G用户和近2.5亿2G用户。在5G牌照发放后，三大运营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范围内将四张网络并行、四代用户兼营。
通信设备厂商无疑是5G牌照提前发放的最大受益方。
随着三大运营商获得5G牌照后启动5G网络的规模建设，参照当年部署4G基站的建设节奏，预计5G基站的市场需求将在2020-2021年间达到峰值，由此通信设备厂商将彻底结束青黄不接的“4G时代”而步入生机焕发的“5G春天”。
但5G牌照提前到2019年發放，对于三大运营商在5G组网方式选择上所产生的影响，也将直接让通信设备厂商面临输赢各异的不同命运。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5G牌照的发放时间提前到近期，意味着三大运营商只能在2019年选择NSA的组网架构来启动5G商用网络的建设。
NSA就是利用现有4G网络实现5G宽带应用，因此5G NSA建网需要锚定原有4G无线网络，则维持原有4G供应商格局成为必然，这对于在三大运营商4G网络上占据了近8成市场份额（海外咨询机构HIS统计结果为77%）的华为和中兴而言，无疑是绝对利好。
尤其是对目前遭到美国政府的供应链打击和市场封锁的华为来说，随着5G牌照发放而启动的国内5G市场，将为华为摆脱困境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
5G牌照发放后，华为官方宣布其面向全球市场的5G基站发货已超过10万个，这其中就有部分5G基站是以预发货的形式供给了国内的三大运营商进行5G试验以及试商用的提前部署。
三大运营商拿到商用牌照之后会尽快启动5G网络建设的招标采购，华为预计仍将延续其在4G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而取得份额最大的5G商用合同，在新增5G合同发货带来更多5G收入的同时，也可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回笼前期的国内5G预发货货款，获得宝贵的现金流支持。
此外，占据国内4G网络绝对市场份额的华为和中兴也将在运营商的5G招标采购中，因NSA组网的绑定优势而获得议价权上的主动，从而取得5G商用合同的利润最大化。
同样，借助NSA组网的绑定优势，在国内4G网络上拥有相对市场份额的国外厂商诺基亚和爱立信基本上也可以确保其在中国5G市场布局中的合理位置，特别是在工信部明确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共同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的官方表态之下。
当然，市场总体盘子有限，有得益者肯定会有失意者，比如刚刚完成合并的中国信科。 中国信科合并的初衷，是借助烽火的产业能力和大唐的研发实力，谋求在5G上扭转当年在国内4G市场上颗粒无收的窘迫境地。如5G牌照按原计划在2020年SA产业链成熟之后发放，则运营商将有意愿独立于4G新建SA架构的5G网络。
这本来可以为中国信科提供一个在5G时代崛起的竞争机会，但5G牌照的提前发放，打破了中国信科在国内5G网络市场谋求一席之地的梦想。
与通信设备厂商一样，随着我国手机普及率的提高和智能手机市场的日趋饱和，手机终端厂商也在2017-2018年的国内市场迎来了行业不景气的考验。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在经历了2015-2016年的4G手机换代潮之后，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自2017年开始结束了为期两年的高速增长期而步入下滑状态，2018年全国手机总体出货量只达到4.14亿部，同比下降了15.6%，为2014年以来的最低出货量。
但与通信设备厂商在5G牌照发放后将迎来生机焕发的5G春天不同，短期内，5G牌照带给手机终端厂商的利好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和直接。
目前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114部/百人，日趋饱和的手机市场缺乏性能带动的刚性换机需求，因此，各家手机厂商只能以更炫的外观、更酷的功能等翻新花样频频推出4G手机新品，来吸引手机用户消费升级，弃旧换新，力争在白热化的厮杀中不掉队。
随着5G牌照的发放，出于新一轮升级换代的刚需预期，手机用户对于4G手机的更换将更为谨慎，市场上持币待购“下一代不过时的手机”心理加重，将影响手机终端厂商的4G手机出货量。特别对于那些在2019年上半年刚刚推出4G新机型的厂商而言，在市场推广重心将在下半年转向5G手机的背景下，其前期投入的广告营销费用将面临打水漂的风险。
同时，虽然市场推广重心将在下半年转向5G，但短期内5G手机的上市销售进展没有那么快：
首先是价格。为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取得先发优势，以华为、小米、OPPO为代表的国产手机厂商很早就在5G手机研发上投入了重兵和重金，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首批上市的5G手机需要承担的研发成本的摊销。
同时，由于手机量产有一个爬坡过程，初期小批量的元器件采购也将加大5G手机的制造成本，如果再加上市场培育所需的营销推广成本，初期上市的5G手机预判将集中在5000-8000元区间。
其次是芯片供应。5G手机与4G手机的最主要区别是基带芯片，与4G手机的基带芯片有高通、华为、联发科乃至展讯等多厂家竞争逐步拉低芯片成本不同，目前可供商用的5G手机基带芯片只有华为的Balong5000和高通的骁龙X50两种，但由于华为的芯片仅限于自用，因此大部分手机厂商的5G手机生产和上市将依赖高通的供应能力。
此外产品成熟度的考验也不能忽视。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5G从技术标准、网络架构到芯片能力是针对整个产业链的全新挑战，因此投向最终用户市场的5G手机，也需要在不断的网络测试、用户体验、产业链磨合中才能逐步走向成熟。
参照4G牌照发放后2014年间的3G和4G手机出货量占比变化情况，可以预见在5G牌照发放后，从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下半年的18个月区间内，4G手机销量的下滑与5G手机销量的爬升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期间众多手机厂商可能会倍感压力，那些没有通信技术积累无法向5G转型的手机厂商将被市场淘汰，而那些率先向市场推出5G手机的先行者在不断调整身姿后，则会为自己争取到更大的存活空间。
由于5G牌照提前发放而选择NSA的组网架构来启动5G网络建设，我国5G的应用场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仍以面對广大手机用户的消费类应用为主。
更直接来说，只有随着5G网络架构向SA的演进，真正发挥5G高可靠、低时延、海量连接特点的mMTC和uRLLC应用才可能在垂直行业拓展到产业场景。
因此，对于广大手机用户而言，其可接受的5G的最大卖点就是速度快。业界面向大众市场推广5G最爱举的例子也是下载一部2小时的高清电影，4G需要40分钟而5G只需要1秒钟。
但“速度快”的好处很容易转化为“用不起”的顾虑，速度更快的5G资费套餐设计将成为最终用户选择5G服务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而“速度快”的5G能用来做什么，是与可接受的资费水平相互影响的因素。在5G网络商用后运营商与相关合作方能否尽快找到5G的“杀手级”应用来催化市场，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用户是否会为5G买单的意愿。
有媒体曾发起一个“5G商用牌照下发后，你会立刻换5G手机吗？”的小调查，在3.2万人的投票选项中有33.2%的用户选择“观望，等等再说”，另有48.9%的用户因为顾虑于5G手机价格高和5G应用场景不明确而投下反对票。这充分反映了普通民众接受5G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5G牌照发放后，5G用户的渗透率将是衡量5G商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这代表了5G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和考核运营商在5G建设和运营上投入的回报指标。如何打消手机用户的观望态度将是整个通信业界首先需要克服的5G最大挑战。
5G正式发牌，只是5G商用进程迈出的第一步，当前冷暖不均的市场业态也是5G起步阶段的必经过程。
展望5G发展漫长的未来道路，在看到其巨大前景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投资压力、技术难题、市场认可等一系列挑战。要推动5G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需要包括通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商和手机终端厂商等所有产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9年第13期）
2019年6月6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和中国广电正式颁发5G牌照，批准四家企业经营“第五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
这意味着大规模的5G网络建设将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的5G业务服务也将正式推出，长期来看将直接拉动通信产业及相关行业的增长预期。
但由于此次5G牌照较原计划提前发放，短期内对通信行业内的相关各方也会产生一定影响。
在我国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5G建设中，采购、建设和运营5G通信网络的通信运营商是起着核心作用的投资主体，其上游是提供5G网络设备及相关服务的通信设备厂商与供给手机、CPE等5G终端设备的手机厂商，其下游则是使用5G网络服务的个人或企业等最终用户，由此构成我国通信市场以三大运营商为核心的5G上下游利益链。
那么，5G正式商用到底会给通信市场利益链各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通信运营商：扛起更多责任
5G牌照的发放对象是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这三大传统通信运营商和新入局的中国广电。拿到5G牌照后，三大运营商获得了在此前已经授予的5G试验频谱上正式开始5G网络建设和5G业务运营的资格，中国广电坐拥号称黄金频段的700MHz。如何利用5G牌照来发挥出自身更大优势，将体现出各家运营商的智慧和实力。
5G牌照正式发放首先带来的是运营商用于5G网络建设的资本开支的上调。三大运营商发布2018年财报时均公布了2019年度5G资本开支计划，其中中国移动2019年“5G试商用”资本开支预计在172亿元之内；中国联通计划60亿- 80亿元用于“5G试验资本开支”；中国电信明确表示2019年的5G投资预算为90亿元。但值得注意的是，三大运营商今年3月份公布其资本开支计划时，相对应的5G时间表还是2019年试商用和2020年全面商用。
随着5G牌照正式发放，三大运营商2019年的5G资本开支计划也面临着网络建设由“规模试验”“规模试商用”向“全面商用”的相应调整，并将影响到2020年的资本开支计划。
参考三大运营商历年资本开支情况来看，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于2013年12月和2015年2月发放TD-LTE和FDD LTE商用牌照之后，三大运营商在2014和2015年的资本开支成为近六年来的最大峰值，所以可以预计三大运营商将在5G牌照发放后的2019-2021年间迎来又一个网络升级换代的投资高峰期。
当然，5G牌照的发放，也将直接推动三大运营商将5G商用服务提前推向市场并由此带来新的业务收入。此前，三大运营商已开始基于其5G试验网络向社会招募“5G友好用户”；拿到商用牌照之后，运营商将可以正式为5G商用服务设计资费套餐，从首批尝鲜的5G用户身上获取相应的通信服务收入。
除此之外，三大运营商还将扛起更大的运营责任。中国的4G商用已走过近5年的历程，截至今年4月底，4G用户规模已到达12.1亿户，但渗透比例仅有75.9%，中国三大运营商的现网上还存在着1.3亿3G用户和近2.5亿2G用户。在5G牌照发放后，三大运营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范围内将四张网络并行、四代用户兼营。
通信设备厂商：输赢各不同
通信设备厂商无疑是5G牌照提前发放的最大受益方。
随着三大运营商获得5G牌照后启动5G网络的规模建设，参照当年部署4G基站的建设节奏，预计5G基站的市场需求将在2020-2021年间达到峰值，由此通信设备厂商将彻底结束青黄不接的“4G时代”而步入生机焕发的“5G春天”。
但5G牌照提前到2019年發放，对于三大运营商在5G组网方式选择上所产生的影响，也将直接让通信设备厂商面临输赢各异的不同命运。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5G牌照的发放时间提前到近期，意味着三大运营商只能在2019年选择NSA的组网架构来启动5G商用网络的建设。
NSA就是利用现有4G网络实现5G宽带应用，因此5G NSA建网需要锚定原有4G无线网络，则维持原有4G供应商格局成为必然，这对于在三大运营商4G网络上占据了近8成市场份额（海外咨询机构HIS统计结果为77%）的华为和中兴而言，无疑是绝对利好。
尤其是对目前遭到美国政府的供应链打击和市场封锁的华为来说，随着5G牌照发放而启动的国内5G市场，将为华为摆脱困境创造非常有利的条件。
5G牌照发放后，华为官方宣布其面向全球市场的5G基站发货已超过10万个，这其中就有部分5G基站是以预发货的形式供给了国内的三大运营商进行5G试验以及试商用的提前部署。
三大运营商拿到商用牌照之后会尽快启动5G网络建设的招标采购，华为预计仍将延续其在4G市场上的主导地位而取得份额最大的5G商用合同，在新增5G合同发货带来更多5G收入的同时，也可在短时间内一次性回笼前期的国内5G预发货货款，获得宝贵的现金流支持。
此外，占据国内4G网络绝对市场份额的华为和中兴也将在运营商的5G招标采购中，因NSA组网的绑定优势而获得议价权上的主动，从而取得5G商用合同的利润最大化。
同样，借助NSA组网的绑定优势，在国内4G网络上拥有相对市场份额的国外厂商诺基亚和爱立信基本上也可以确保其在中国5G市场布局中的合理位置，特别是在工信部明确表示“我们将一如既往地欢迎国内外企业积极参与我国5G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广，共同分享我国5G发展成果”的官方表态之下。
当然，市场总体盘子有限，有得益者肯定会有失意者，比如刚刚完成合并的中国信科。 中国信科合并的初衷，是借助烽火的产业能力和大唐的研发实力，谋求在5G上扭转当年在国内4G市场上颗粒无收的窘迫境地。如5G牌照按原计划在2020年SA产业链成熟之后发放，则运营商将有意愿独立于4G新建SA架构的5G网络。
这本来可以为中国信科提供一个在5G时代崛起的竞争机会，但5G牌照的提前发放，打破了中国信科在国内5G网络市场谋求一席之地的梦想。
手机终端厂商：优胜劣汰加速
与通信设备厂商一样，随着我国手机普及率的提高和智能手机市场的日趋饱和，手机终端厂商也在2017-2018年的国内市场迎来了行业不景气的考验。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报告显示，在经历了2015-2016年的4G手机换代潮之后，国内手机市场出货量自2017年开始结束了为期两年的高速增长期而步入下滑状态，2018年全国手机总体出货量只达到4.14亿部，同比下降了15.6%，为2014年以来的最低出货量。
但与通信设备厂商在5G牌照发放后将迎来生机焕发的5G春天不同，短期内，5G牌照带给手机终端厂商的利好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和直接。
目前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已经达到114部/百人，日趋饱和的手机市场缺乏性能带动的刚性换机需求，因此，各家手机厂商只能以更炫的外观、更酷的功能等翻新花样频频推出4G手机新品，来吸引手机用户消费升级，弃旧换新，力争在白热化的厮杀中不掉队。
随着5G牌照的发放，出于新一轮升级换代的刚需预期，手机用户对于4G手机的更换将更为谨慎，市场上持币待购“下一代不过时的手机”心理加重，将影响手机终端厂商的4G手机出货量。特别对于那些在2019年上半年刚刚推出4G新机型的厂商而言，在市场推广重心将在下半年转向5G手机的背景下，其前期投入的广告营销费用将面临打水漂的风险。
同时，虽然市场推广重心将在下半年转向5G，但短期内5G手机的上市销售进展没有那么快：
首先是价格。为在即将到来的5G时代取得先发优势，以华为、小米、OPPO为代表的国产手机厂商很早就在5G手机研发上投入了重兵和重金，这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首批上市的5G手机需要承担的研发成本的摊销。
同时，由于手机量产有一个爬坡过程，初期小批量的元器件采购也将加大5G手机的制造成本，如果再加上市场培育所需的营销推广成本，初期上市的5G手机预判将集中在5000-8000元区间。
其次是芯片供应。5G手机与4G手机的最主要区别是基带芯片，与4G手机的基带芯片有高通、华为、联发科乃至展讯等多厂家竞争逐步拉低芯片成本不同，目前可供商用的5G手机基带芯片只有华为的Balong5000和高通的骁龙X50两种，但由于华为的芯片仅限于自用，因此大部分手机厂商的5G手机生产和上市将依赖高通的供应能力。
此外产品成熟度的考验也不能忽视。作为新一代通信技术，5G从技术标准、网络架构到芯片能力是针对整个产业链的全新挑战，因此投向最终用户市场的5G手机，也需要在不断的网络测试、用户体验、产业链磨合中才能逐步走向成熟。
参照4G牌照发放后2014年间的3G和4G手机出货量占比变化情况，可以预见在5G牌照发放后，从2019年下半年到2020年下半年的18个月区间内，4G手机销量的下滑与5G手机销量的爬升不是一蹴而就的。
这期间众多手机厂商可能会倍感压力，那些没有通信技术积累无法向5G转型的手机厂商将被市场淘汰，而那些率先向市场推出5G手机的先行者在不断调整身姿后，则会为自己争取到更大的存活空间。
普通用户：等待“杀手级”应用
由于5G牌照提前发放而选择NSA的组网架构来启动5G网络建设，我国5G的应用场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将仍以面對广大手机用户的消费类应用为主。
更直接来说，只有随着5G网络架构向SA的演进，真正发挥5G高可靠、低时延、海量连接特点的mMTC和uRLLC应用才可能在垂直行业拓展到产业场景。
因此，对于广大手机用户而言，其可接受的5G的最大卖点就是速度快。业界面向大众市场推广5G最爱举的例子也是下载一部2小时的高清电影，4G需要40分钟而5G只需要1秒钟。
但“速度快”的好处很容易转化为“用不起”的顾虑，速度更快的5G资费套餐设计将成为最终用户选择5G服务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而“速度快”的5G能用来做什么，是与可接受的资费水平相互影响的因素。在5G网络商用后运营商与相关合作方能否尽快找到5G的“杀手级”应用来催化市场，将直接影响到最终用户是否会为5G买单的意愿。
有媒体曾发起一个“5G商用牌照下发后，你会立刻换5G手机吗？”的小调查，在3.2万人的投票选项中有33.2%的用户选择“观望，等等再说”，另有48.9%的用户因为顾虑于5G手机价格高和5G应用场景不明确而投下反对票。这充分反映了普通民众接受5G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5G牌照发放后，5G用户的渗透率将是衡量5G商用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因为这代表了5G在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和考核运营商在5G建设和运营上投入的回报指标。如何打消手机用户的观望态度将是整个通信业界首先需要克服的5G最大挑战。
5G正式发牌，只是5G商用进程迈出的第一步，当前冷暖不均的市场业态也是5G起步阶段的必经过程。
展望5G发展漫长的未来道路，在看到其巨大前景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投资压力、技术难题、市场认可等一系列挑战。要推动5G实现高质量的发展，需要包括通信运营商、通信设备商和手机终端厂商等所有产业参与者的共同努力。
（摘自《财经国家周刊》2019年第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