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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100双手与日常所见没有什么不同。
有的手刚刚包完饺子，沾着面粉;有的手攥着一块抹布，擦拭着一个花瓶;有的大手轻轻托着一只粉嫩的婴儿的手;有的手皮肤细腻被苍老的手紧紧握着……
这些手属于中国3000多万家政工的一部分。这些手隐没在城市的干家万户里，承担着人类社会最古朴的工作一一照料家庭。
不久前，它们被定格成影像，“百手撑家——2017年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在北京798映画廊展映。这项影像计划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牵头，该中心主任梅若和摄影师黄喜悦共同发起，王海、周娜、莫力、蔡宏宇四位摄影师共同完成拍摄。她们进入北京、天津、西安、济南和上海，拍摄下几千张家政工生活和工作的照片。
该中心主任梅若认为，这些手的背后是一群人的故事。这个群体不被人看见，“她们是一个不断被别人书写和塑造的女性形象。”
她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让大众看到，“她们不只是劳动力，而是带着情感进入你的家庭，带着丰富的生命走到你的面前，她们对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期待和想象。”
3500万双手
在百手撑家影像计划的宣传海报上，一双交握的手占据了整个画面。一只手是老人的手，皮肤松弛，褶皱密布，突起的筋络像纠缠的枯藤;另一只是年轻的手，被老迈的手紧紧握住。两只手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心形。
这是摄影师莫力在山东济南拍摄时捕捉到的一个画面。
苍老的手属于一位80岁的老奶奶，年轻时她是电台播音员，她爱美，只许别人叫她“于小姐”。她的儿子和孙子都在日本定居，老伴已去世好几年，她一人孤零零在家。
年轻些的手属于照顾她的胡志玉，50多岁，烫着卷发。她每天都准时出现在“于小姐”家中，为她梳头、做饭，陪她说话。
这样的陪伴持续了8年。每天和胡志玉见面，成了老太太强烈的寄托。
令摄影师黄喜悦印象深刻的一幕场景，是在她跟随家政工王金枝去她照顾的老人家里拍摄的。
老人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起来的筒子楼里，楼梯黑洞洞的，老人的屋里堆满了东西，侧了身才能走动。在这里居住着80多岁的老两口，老太太耳聋，老爷爷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
王金枝除了打扫卫生和做饭，还要给老人洗脸洗脚，喂饭喂药。老人的脚杵在白面盆里，像两枝老树干，颜色重到看不清纹路。王金枝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为他搓泥、清洗，直到脚上黑色慢慢变浅，她才结束工作。
“家庭照料服务，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很多家庭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中国的家政工缺口非常大。”梅若说。
根据中国商务部2015年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13年家政服务从业人数是1800万，2014年攀升到2034万。
“改革开放后，公私领域的进一步分化，把再生产相关的全部职能推给了家庭。于是，在传统父权制的性别分工未能得到彻底清洗的前提下，再生产活动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就呈现为家务劳动的女性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在论文中写道。
佟新在研究报告中估算，服务于家庭的家政工加上在医院服务的护工和以亲属关系或老乡关系从事有酬家庭服务的劳动者，其从业者应在3500万左右，创造产值上万亿。
“家政工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工种之一。”榷若告诉记者，“她们行业进入门槛很低，几乎不需要生产资料。双手就是她们的生产资料。来到这个城市时，也许带个包，装几件换洗衣服，兜里揣几百块钱就来了。”
但在过去，这样一群人还没有被赋予“家政工”这么一个正式的称谓，更多的是用“女佣”“保姆”这样的词来称呼。
20年前，苗彩丽28岁，把两岁的孩子放在家里，就离开山西潞城的家，来北京找工作。苗彩丽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医院里“抱小孩的”。
“抱小孩的”这个称呼在当时并不意味着尊重。在医院中，她只能站在走廊上任人召唤。但她脑子灵活，跟着护士学习催奶、按摩等技术，一学就会。
她记得，那时候城市里的家庭还不怎么请月嫂看护婴儿，都是在医院请3天的护工，她人很勤快，最忙碌时一年下来可以照看200多个孩子。
最艰难时，没有地方住，她就睡医院路边的躺椅。想孩子时，她夜里偷偷地哭，只有寒暑假的时候，女儿才能来北京和她相聚。但她认为自己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因为“不出来，就赚不到钱”。
陈恩华来得更早些。1995年春节后，一位亲戚介绍她到北京做“保姆”。为了“抓住机会”，她买了一张40多个小时的硬座票，从四川阆中背着包来到北京。
在此之前，她曾和丈夫去东莞打工。她进了一家鞋厂，但“耐不得热”，干了一年就辞职回了老家。
刚来北京时，陈恩华发现，有一条街上全是等活儿的人。她们拿着纸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年龄、籍贯、优点和习惯，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庆幸自己被熟人推荐，不用“遭这样的罪”。
千万人的公共空间在哪里？
觸动梅若的还有很多双手。她说，每一个家政女工都有一部辛酸史。
2008年，房纪英来北京的第一份工，就是在一个老人家里打扫卫生和做饭。
在房纪英家乡山西临汾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出去打工的都是“实在过不下去了的”。即使如此，也应男人在外赚钱养家，女人在家干活。房纪英出门，也是“迫不得已”。
她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从小在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的药格子间穿梭。她长大后，父亲身体不好，她继承了药铺。可好景不长，她40多岁时，出了新的规定：只有通过执业药师考试的人方能上岗，她寻思自己年龄已大，“学不进去了”，就关了铺子不做了。
重击接二连三。先是丈夫生了重病，接着大女儿得了抑郁症，她带着女儿来北京求医问药，自己也找了家政工的活儿做。
在老家，一个人月工资最多也只有2000多元。当她告诉老家亲戚自己在北京一个月工资有5000元时，大家不敢相信。 渐渐地，当她回到老家和高中同学聚会时，不再提自己在北京的工作。
梅若说：“因为历史文化的偏见，家政工在整个社会里是比较低下、不被尊重的职业。”
在家政行业做了20多年，陈恩华从“小陈”变成了“陈姐”“陈阿姨”，也带来了二姐陈述琼、侄女陈会蓉。三人都属猴，相差12岁。
当莫力去拍摄时，她吃了一惊。她们合租的东北五环东辛店村一间平房，由厕所改造，在一所废弃的幼儿园里，楼上楼下塞进了20多户人家，晒起衣服都是互相遮挡。
陈恩华对这处房子颇为满意，除了“曾经是厕所，听起来不好”外，一个月只需1500元的房租。
她刚来北京时，不敢和老家的同学说自己的工作，只是泛泛地说“在北京打工”。她感觉“家政工”这个职业，没有“在工厂打工”来得体面。
梅若在走访中发现，有的大姐租住在地下室，一年四季湿气重，中午晒过的被子，到晚上回家时已经湿答答，潮得很。
有的大姐暂时没找到下一户工作时，只好住在家政公司，简单的一个铺盖凑合着，每晚10元钱，人多的时候，屋内拥挤得下脚都困难。
有人向她诉苦，即使找到活，每逢放假，也无处可去。那时梅若负责和这些大姐组织剧目创作，活动场地只有在周六日举办活动时才开放。要进行创作讨论时，梅若只能带着大家去咖啡馆，点一壶茶，吃点心。省吃俭用的大姐们对这些钱心疼得很。
“公共空间基本上是提供给有消费能力的人，那些边缘的人是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活动场所之外的。她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让她们从文化上、生活上被尊重、平等对待。”梅若意识到。
2014年，她和几个同事合作成立了“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租了个办公室和一间小车库，专门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个可以休息、相互陪伴和交流的空间。
许多大姐在这里学会了用手机导航，参加摄影、计算机和英语培训。尽管英语教材里标注的都是用汉字发音，但梅若发现她们都学得很起劲。
家政工的家庭劳动不只是一种劳资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入
在百手撑家影像计划的活动现場，44岁的范雨素被邀请上台发言。2017年4月，她写的自述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后，她仍强调自己的身份是育儿嫂。
“我们每天忍受着思念孩子撕心裂肺的苦，就是要挣钱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好，我们做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推动婴儿摇篮的手，是推动文明的手。”范雨素在台上，对同行说道。
作为长期关注妇女权利的社会工作者，梅若发现，“女性的话语权比较多掌握在中产女性手中，因为她们懂得怎么样去论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困难。但基层的劳动妇女几乎没有话语权，也比较边缘。”
梅若想用一种方式去为这群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和摄影师朋友黄喜悦发起了“百手撑家”的影像计划。
她们认为，“百手撑家”也是“白手起家”。从事这一职业的大多为女性，她们来到城市的理由很简单，为了小孩上学，老人看病，养家糊口，身上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
“‘撑’代表着一种力量，当她们进入雇主最私密的家庭生活中去，撑起的不止是一个家庭。”梅若说。
在济南拍摄时，当梅若向家政工大姐解释这个概念时，一位大姐笑着说，“我们哪里是撑起一个家，是撑起好几个家。自己的家得养，还要照顾儿子的家，母亲的家，还有雇主的家。”这位大姐住在济南郊县的农村，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l2点，要打好几份工，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梅若计划拍摄更多的手，把这些照片带到更多的城市展出，被更多的人看见。“看见她们在疏离的城市里孤独苦闷、互相取暖的强烈渴望，也看见她们在争取体面劳动、摆脱性别困境、反抗生计压力的奋力挣扎，而这正是整个中国社会城乡流动变迁的历史缩影，连接着城市与乡村跨度20年的劳动妇女的生命历程。”
有的手刚刚包完饺子，沾着面粉;有的手攥着一块抹布，擦拭着一个花瓶;有的大手轻轻托着一只粉嫩的婴儿的手;有的手皮肤细腻被苍老的手紧紧握着……
这些手属于中国3000多万家政工的一部分。这些手隐没在城市的干家万户里，承担着人类社会最古朴的工作一一照料家庭。
不久前，它们被定格成影像，“百手撑家——2017年家政工艺术节与影像计划”在北京798映画廊展映。这项影像计划由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牵头，该中心主任梅若和摄影师黄喜悦共同发起，王海、周娜、莫力、蔡宏宇四位摄影师共同完成拍摄。她们进入北京、天津、西安、济南和上海，拍摄下几千张家政工生活和工作的照片。
该中心主任梅若认为，这些手的背后是一群人的故事。这个群体不被人看见，“她们是一个不断被别人书写和塑造的女性形象。”
她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让大众看到，“她们不只是劳动力，而是带着情感进入你的家庭，带着丰富的生命走到你的面前，她们对自己的生命也有很多期待和想象。”
3500万双手
在百手撑家影像计划的宣传海报上，一双交握的手占据了整个画面。一只手是老人的手，皮肤松弛，褶皱密布，突起的筋络像纠缠的枯藤;另一只是年轻的手，被老迈的手紧紧握住。两只手交叠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心形。
这是摄影师莫力在山东济南拍摄时捕捉到的一个画面。
苍老的手属于一位80岁的老奶奶，年轻时她是电台播音员，她爱美，只许别人叫她“于小姐”。她的儿子和孙子都在日本定居，老伴已去世好几年，她一人孤零零在家。
年轻些的手属于照顾她的胡志玉，50多岁，烫着卷发。她每天都准时出现在“于小姐”家中，为她梳头、做饭，陪她说话。
这样的陪伴持续了8年。每天和胡志玉见面，成了老太太强烈的寄托。
令摄影师黄喜悦印象深刻的一幕场景，是在她跟随家政工王金枝去她照顾的老人家里拍摄的。
老人住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起来的筒子楼里，楼梯黑洞洞的，老人的屋里堆满了东西，侧了身才能走动。在这里居住着80多岁的老两口，老太太耳聋，老爷爷半身不遂，生活不能自理。
王金枝除了打扫卫生和做饭，还要给老人洗脸洗脚，喂饭喂药。老人的脚杵在白面盆里，像两枝老树干，颜色重到看不清纹路。王金枝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为他搓泥、清洗，直到脚上黑色慢慢变浅，她才结束工作。
“家庭照料服务，其实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很多家庭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困境，中国的家政工缺口非常大。”梅若说。
根据中国商务部2015年家政服务行业发展报告，2013年家政服务从业人数是1800万，2014年攀升到2034万。
“改革开放后，公私领域的进一步分化，把再生产相关的全部职能推给了家庭。于是，在传统父权制的性别分工未能得到彻底清洗的前提下，再生产活动的私人化很大程度上就呈现为家务劳动的女性化。”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在论文中写道。
佟新在研究报告中估算，服务于家庭的家政工加上在医院服务的护工和以亲属关系或老乡关系从事有酬家庭服务的劳动者，其从业者应在3500万左右，创造产值上万亿。
“家政工作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工种之一。”榷若告诉记者，“她们行业进入门槛很低，几乎不需要生产资料。双手就是她们的生产资料。来到这个城市时，也许带个包，装几件换洗衣服，兜里揣几百块钱就来了。”
但在过去，这样一群人还没有被赋予“家政工”这么一个正式的称谓，更多的是用“女佣”“保姆”这样的词来称呼。
20年前，苗彩丽28岁，把两岁的孩子放在家里，就离开山西潞城的家，来北京找工作。苗彩丽做的第一份工作是医院里“抱小孩的”。
“抱小孩的”这个称呼在当时并不意味着尊重。在医院中，她只能站在走廊上任人召唤。但她脑子灵活，跟着护士学习催奶、按摩等技术，一学就会。
她记得，那时候城市里的家庭还不怎么请月嫂看护婴儿，都是在医院请3天的护工，她人很勤快，最忙碌时一年下来可以照看200多个孩子。
最艰难时，没有地方住，她就睡医院路边的躺椅。想孩子时，她夜里偷偷地哭，只有寒暑假的时候，女儿才能来北京和她相聚。但她认为自己无法避免这样的命运，因为“不出来，就赚不到钱”。
陈恩华来得更早些。1995年春节后，一位亲戚介绍她到北京做“保姆”。为了“抓住机会”，她买了一张40多个小时的硬座票，从四川阆中背着包来到北京。
在此之前，她曾和丈夫去东莞打工。她进了一家鞋厂，但“耐不得热”，干了一年就辞职回了老家。
刚来北京时，陈恩华发现，有一条街上全是等活儿的人。她们拿着纸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年龄、籍贯、优点和习惯，站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庆幸自己被熟人推荐，不用“遭这样的罪”。
千万人的公共空间在哪里？
觸动梅若的还有很多双手。她说，每一个家政女工都有一部辛酸史。
2008年，房纪英来北京的第一份工，就是在一个老人家里打扫卫生和做饭。
在房纪英家乡山西临汾人们的传统观念里，出去打工的都是“实在过不下去了的”。即使如此，也应男人在外赚钱养家，女人在家干活。房纪英出门，也是“迫不得已”。
她出身于一个中医世家，从小在从地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的药格子间穿梭。她长大后，父亲身体不好，她继承了药铺。可好景不长，她40多岁时，出了新的规定：只有通过执业药师考试的人方能上岗，她寻思自己年龄已大，“学不进去了”，就关了铺子不做了。
重击接二连三。先是丈夫生了重病，接着大女儿得了抑郁症，她带着女儿来北京求医问药，自己也找了家政工的活儿做。
在老家，一个人月工资最多也只有2000多元。当她告诉老家亲戚自己在北京一个月工资有5000元时，大家不敢相信。 渐渐地，当她回到老家和高中同学聚会时，不再提自己在北京的工作。
梅若说：“因为历史文化的偏见，家政工在整个社会里是比较低下、不被尊重的职业。”
在家政行业做了20多年，陈恩华从“小陈”变成了“陈姐”“陈阿姨”，也带来了二姐陈述琼、侄女陈会蓉。三人都属猴，相差12岁。
当莫力去拍摄时，她吃了一惊。她们合租的东北五环东辛店村一间平房，由厕所改造，在一所废弃的幼儿园里，楼上楼下塞进了20多户人家，晒起衣服都是互相遮挡。
陈恩华对这处房子颇为满意，除了“曾经是厕所，听起来不好”外，一个月只需1500元的房租。
她刚来北京时，不敢和老家的同学说自己的工作，只是泛泛地说“在北京打工”。她感觉“家政工”这个职业，没有“在工厂打工”来得体面。
梅若在走访中发现，有的大姐租住在地下室，一年四季湿气重，中午晒过的被子，到晚上回家时已经湿答答，潮得很。
有的大姐暂时没找到下一户工作时，只好住在家政公司，简单的一个铺盖凑合着，每晚10元钱，人多的时候，屋内拥挤得下脚都困难。
有人向她诉苦，即使找到活，每逢放假，也无处可去。那时梅若负责和这些大姐组织剧目创作，活动场地只有在周六日举办活动时才开放。要进行创作讨论时，梅若只能带着大家去咖啡馆，点一壶茶，吃点心。省吃俭用的大姐们对这些钱心疼得很。
“公共空间基本上是提供给有消费能力的人，那些边缘的人是被排除在城市公共活动场所之外的。她们需要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让她们从文化上、生活上被尊重、平等对待。”梅若意识到。
2014年，她和几个同事合作成立了“北京鸿雁社工服务中心”，租了个办公室和一间小车库，专门为这个群体提供一个可以休息、相互陪伴和交流的空间。
许多大姐在这里学会了用手机导航，参加摄影、计算机和英语培训。尽管英语教材里标注的都是用汉字发音，但梅若发现她们都学得很起劲。
家政工的家庭劳动不只是一种劳资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投入
在百手撑家影像计划的活动现場，44岁的范雨素被邀请上台发言。2017年4月，她写的自述文章《我是范雨素》在网络上迅速走红后，她仍强调自己的身份是育儿嫂。
“我们每天忍受着思念孩子撕心裂肺的苦，就是要挣钱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生活得更好，我们做的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们推动婴儿摇篮的手，是推动文明的手。”范雨素在台上，对同行说道。
作为长期关注妇女权利的社会工作者，梅若发现，“女性的话语权比较多掌握在中产女性手中，因为她们懂得怎么样去论述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困难。但基层的劳动妇女几乎没有话语权，也比较边缘。”
梅若想用一种方式去为这群人发出自己的声音。她和摄影师朋友黄喜悦发起了“百手撑家”的影像计划。
她们认为，“百手撑家”也是“白手起家”。从事这一职业的大多为女性，她们来到城市的理由很简单，为了小孩上学，老人看病，养家糊口，身上肩负着沉重的家庭责任。
“‘撑’代表着一种力量，当她们进入雇主最私密的家庭生活中去，撑起的不止是一个家庭。”梅若说。
在济南拍摄时，当梅若向家政工大姐解释这个概念时，一位大姐笑着说，“我们哪里是撑起一个家，是撑起好几个家。自己的家得养，还要照顾儿子的家，母亲的家，还有雇主的家。”这位大姐住在济南郊县的农村，每天从早上5点到晚上l2点，要打好几份工，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
梅若计划拍摄更多的手，把这些照片带到更多的城市展出，被更多的人看见。“看见她们在疏离的城市里孤独苦闷、互相取暖的强烈渴望，也看见她们在争取体面劳动、摆脱性别困境、反抗生计压力的奋力挣扎，而这正是整个中国社会城乡流动变迁的历史缩影，连接着城市与乡村跨度20年的劳动妇女的生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