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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历程中，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中的典范时期，在这一时期，孕育和形成的延安精神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指导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实践。所以，党史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史，亦是中国精神的传承史。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延安时期 局部执政 延安精神
局部执政是指在相对地区和范围内建立政权组织形式的特殊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曾经有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经验：从时间顺序上来看分别是1931—1937年在江西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7—1945年建立的以“三三制”原则为指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及1945—1949年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代表的人民民主政权。其中，延安时期横跨这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自我革新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局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扭转乾坤的惊人局面。所以，本文所指的局部执政是以延安时期为例进行理论探讨和思考。
一、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
延安时期在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特殊和关键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试验区和转折点。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边区执政的历史背景来研究：在时间范畴上是指“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从1935年10月19日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将革命大本营设置在陕北起，直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曙光之间的13年”；从地理位置上讲，根据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的第333次会议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地区，这也就是“陕甘宁”边区由来，涵盖23个县，辖区面积达12.9万平方公里，大约200万人口；从环境社会层面看，延安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干旱少雨，黄沙漫天，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亩产仅三十斤。所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打仗所得到的外国物质援助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支军队得到的都要少。”
不仅如此，革命局势在抗日相持阶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自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之后便将作战主力从国统区转向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三光作战”，杀戮居民、烧毁房屋、抢夺粮食，以期最终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导致根据地的生存环境极具恶化；其次，国共合作抗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基于此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断绝资金和粮食供应，甚至采取军事措施，对边区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借此机会削弱甚至消灭中国共产党，边区经济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困难状态。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党政机关人口数量呈现几何状增长态势，据史料记载：1937年陕甘宁边区脱产人数为14000人，而1940年脱产人数增至61000人，人数的激增直接导致粮食和资金难以维持停产人口的数量，抗日根据地规模缩小，物质资源匮乏、供给能力不足的局面。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能够在这样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实现全方位的提升，统一思想，凝聚形成延安精神，并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堪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奇迹，延安亦成为当时的革命圣地。
二、延安精神的内涵解析
从1935年10月开始直至1948年3月，是以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夜以继日运筹帷幄的13年，培育和铸造了中华民族复兴进步的灵魂——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的内涵可以凝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共产主义信念，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统一两个纲领，结合人民群众实际的利益诉求，确定出各个时期的中国共产人面临的主要任务和达成目标的具体方式，充分动员群众，发挥人民的力量，同时打造一批能够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政策的后备人才。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时期思想的精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北京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只用了短短的28年时间，在西方人眼中，这是“几乎不可思议”的，也是“难以置信的”。能够实现这样伟大的胜利，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能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立足实际，砥砺前行。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体现。毛泽东曾经在延安时期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政治立场和行为准则。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靠艰苦奋斗起家，延安时期通过多种举措，解决了存在的“鱼大水小”和“头重脚轻”的问题，开源节流，减轻了人民负担，发展了生产，使革命的力量在发展中逐渐壮大。
三、边区执政和延安精神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执政的13年，实现了从局部走向全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孕育了以延安為地名的中国革命精神——“延安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可以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也就意味着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对理论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进行了包含物质生产、社会政治和科学文化的执政实践。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础的实践活动，既要使人的物质生活资料得到满足，又要维持着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社会经济关系。所以，在延安时期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从改善物质基础为着手，通过改善生产关系和提高科学技术，组织劳动竞赛以及完善金融制度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展大生产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能够的对于物质资料的需求实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伴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在延安时期也得到了生动具体的体现。这一时期最具标志的政权组织形式便是“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无党派的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建立最广泛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对抗主要敌人。在执行过程中，不搞一言堂，充分尊重各党派的意见，吸收精英人士智慧，采纳党外人士建议，听取广大群众呼声，凝神聚力共同抗日。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注重法律监督保障作用的发挥，精兵简政建设廉洁政府。科学文化实践可以通过科学、艺术、教育等多种艺术形式表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目标是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立系统的教育体系，发挥教育的多方面功能，开展文艺运动，新兴新闻出版业，促进边区文化事业发展，大大降低了陕甘宁边区的文盲率，提升了当地人民的政治觉悟。 其次，理论对实践具有的反作用，正确的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延安时期，面对复杂的国情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诸多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建的学说来指导自身建设的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应用而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对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发挥了全方位、各领域、多维度的重要指导作用。延安精神的核心是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成果的结晶。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原则和方法，也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主客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最后，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体现出高度的责任感与强烈的担当意识，召开多次会议，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探讨、分析并付诸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实践的成效同时又使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以及党的自身建设规律有了进一步的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历史借鉴。一言蔽之，伟大的时代孕育了伟大的理论，伟大的实践催生了伟大的思想，而伟大的理论和思想，发挥其指导实践的真理性作用，并不断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
四、当代启示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延安时期只有短短的十三年时间，可是就在这十三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国党来讲实现地方治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变，所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时期。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所以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不断的继承和发扬。”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重大战略性问题时定能以更加睿智和深远的眼光进行理论思考，不断推进立足具体实践的理论创新，做出新的理论总结。总之，在实践的发展中理论得到创新，在新的理论指导之下实践进一步深化，从而实现党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得到统一。这也正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执政过程中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给予我们的方法论启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3]文辉抗，叶健君.万众瞩目的延安.[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4]王思林.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以延安局部执政为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D]，2012.
[5]王鹏.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D]，2016.
[6]乔琪.延安时期党群关系建设研究，安徽财经大学硕士论文[D]，2015.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 延安时期 局部执政 延安精神
局部执政是指在相对地区和范围内建立政权组织形式的特殊情况，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中，曾经有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经验：从时间顺序上来看分别是1931—1937年在江西瑞金建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1937—1945年建立的以“三三制”原则为指导的抗日民主政权以及1945—1949年以华北人民政府为代表的人民民主政权。其中，延安时期横跨这三次局部执政的实践，在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自我革新和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革命的局势，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扭转乾坤的惊人局面。所以，本文所指的局部执政是以延安时期为例进行理论探讨和思考。
一、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局部执政的实践
延安时期在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一个非常特殊和关键的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试验区和转折点。从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边区执政的历史背景来研究：在时间范畴上是指“中共中央随中央红军从1935年10月19日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将革命大本营设置在陕北起，直至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在陕北吴堡县东渡黄河迎接革命胜利曙光之间的13年”；从地理位置上讲，根据当时国民政府行政院举行的第333次会议指出，抗日战争时期延安革命根据地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行政区域，包括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地区，这也就是“陕甘宁”边区由来，涵盖23个县，辖区面积达12.9万平方公里，大约200万人口；从环境社会层面看，延安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干旱少雨，黄沙漫天，沟壑纵横，土地贫瘠，亩产仅三十斤。所以，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打仗所得到的外国物质援助比中国近代史上任何一支军队得到的都要少。”
不仅如此，革命局势在抗日相持阶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自1938年日军攻占武汉之后便将作战主力从国统区转向了抗日根据地，实施“三光作战”，杀戮居民、烧毁房屋、抢夺粮食，以期最终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导致根据地的生存环境极具恶化；其次，国共合作抗日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实力得到极大的提升，基于此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政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断绝资金和粮食供应，甚至采取军事措施，对边区实行赤裸裸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妄图借此机会削弱甚至消灭中国共产党，边区经济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困难状态。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日益壮大，党政机关人口数量呈现几何状增长态势，据史料记载：1937年陕甘宁边区脱产人数为14000人，而1940年脱产人数增至61000人，人数的激增直接导致粮食和资金难以维持停产人口的数量，抗日根据地规模缩小，物质资源匮乏、供给能力不足的局面。
但是，中国共产党却能够在这样极其复杂艰苦的环境中实现全方位的提升，统一思想，凝聚形成延安精神，并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夺取全国政权，堪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奇迹，延安亦成为当时的革命圣地。
二、延安精神的内涵解析
从1935年10月开始直至1948年3月，是以毛泽东、周恩来、徐特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夜以继日运筹帷幄的13年，培育和铸造了中华民族复兴进步的灵魂——延安精神。
延安精神的内涵可以凝结为四个方面：一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承共产主义信念，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统一两个纲领，结合人民群众实际的利益诉求，确定出各个时期的中国共产人面临的主要任务和达成目标的具体方式，充分动员群众，发挥人民的力量，同时打造一批能够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政策的后备人才。二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延安时期思想的精髓。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北京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只用了短短的28年时间，在西方人眼中，这是“几乎不可思议”的，也是“难以置信的”。能够实现这样伟大的胜利，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实践过程中能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立足实际，砥砺前行。三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是延安精神的本质体现。毛泽东曾经在延安时期题词“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一边”，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政治立场和行为准则。四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的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显著特征，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靠艰苦奋斗起家，延安时期通过多种举措，解决了存在的“鱼大水小”和“头重脚轻”的问题，开源节流，减轻了人民负担，发展了生产，使革命的力量在发展中逐渐壮大。
三、边区执政和延安精神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执政的13年，实现了从局部走向全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孕育了以延安為地名的中国革命精神——“延安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阐述可以理解为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也就意味着实践是理论的基础，实践对理论发挥着决定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进行了包含物质生产、社会政治和科学文化的执政实践。物质生产实践是最基础的实践活动，既要使人的物质生活资料得到满足，又要维持着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社会经济关系。所以，在延安时期面对严峻的生存危机，中国共产党人首先是从改善物质基础为着手，通过改善生产关系和提高科学技术，组织劳动竞赛以及完善金融制度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开展大生产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能够的对于物质资料的需求实现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伴随着物质生产实践，社会政治实践在延安时期也得到了生动具体的体现。这一时期最具标志的政权组织形式便是“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无党派的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建立最广泛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对抗主要敌人。在执行过程中，不搞一言堂，充分尊重各党派的意见，吸收精英人士智慧，采纳党外人士建议，听取广大群众呼声，凝神聚力共同抗日。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注重法律监督保障作用的发挥，精兵简政建设廉洁政府。科学文化实践可以通过科学、艺术、教育等多种艺术形式表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目标是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建立系统的教育体系，发挥教育的多方面功能，开展文艺运动，新兴新闻出版业，促进边区文化事业发展，大大降低了陕甘宁边区的文盲率，提升了当地人民的政治觉悟。 其次，理论对实践具有的反作用，正确的的理论对实践具有科学的指导作用。延安时期，面对复杂的国情多变的国际环境以及诸多社会矛盾，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党建的学说来指导自身建设的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应用而生。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对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发挥了全方位、各领域、多维度的重要指导作用。延安精神的核心是事实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成果的结晶。不仅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原则和方法，也为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提供了基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主客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最后，理论和实践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体现出高度的责任感与强烈的担当意识，召开多次会议，就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探讨、分析并付诸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实践的成效同时又使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以及党的自身建设规律有了进一步的更加深刻的认识和反思，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供历史借鉴。一言蔽之，伟大的时代孕育了伟大的理论，伟大的实践催生了伟大的思想，而伟大的理论和思想，发挥其指导实践的真理性作用，并不断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
四、当代启示
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进程中，延安时期只有短短的十三年时间，可是就在这十三年的时间里，对于中国党来讲实现地方治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变，所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转折时期。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所以延安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要不断的继承和发扬。”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重大战略性问题时定能以更加睿智和深远的眼光进行理论思考，不断推进立足具体实践的理论创新，做出新的理论总结。总之，在实践的发展中理论得到创新，在新的理论指导之下实践进一步深化，从而实现党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得到统一。这也正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执政过程中在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上给予我们的方法论启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
[2]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3]文辉抗，叶健君.万众瞩目的延安.[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
[4]王思林.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研究—以延安局部执政为视角，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D]，2012.
[5]王鹏.延安时期局部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研究，西北大学博士论文[D]，2016.
[6]乔琪.延安时期党群关系建设研究，安徽财经大学硕士论文[D]，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