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华夏古代青铜器，素以庄重典雅之造型、繁褥神秘之纹饰，而充满了一种狞厉之美。它们许多是以礼器为主的庙堂之器，为华夏古代青铜艺术的珍品。但亦有一些小巧可爱、栩栩如生、生动传神的动物造型圆雕器。其彰显出娇小玲珑、憨态可掬、灵动活泼的生命气息，在威严神秘的青铜艺术中独树一帜，为华夏古代青铜艺术的另一侧面。适逢我国的生肖牛年，这里笔者介绍的，就是商周两汉至清代的一些牛纹青铜器。
商代牛形铜觥（图1），高14、长19厘米。1977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商代晚期酒器。牛首及背为盖，腹内盛酒。颈部为流。此牛的头部和角形，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实用的捉手，又是一种装饰。牛身上还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此觥的造型设计与实用性完美地融于一体，表现出了优良的工艺设计思想。它是全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青铜牛觥，其单个出土于衡阳市蒸水河畔面向南岳衡山的包家台子台地上，且在造型纹饰上均具有浓厚的南方地域特征。据此，大多学者认为这是当时衡阳土著民族用于山岳河川的祭祀用器。
商代牛首爵（图2），高23.5、腹径7.8、腹深10.5 厘米。1952 年新乡辉县褚丘出土，现藏于河南省新乡市平原博物院。商代晚期酒器。该器宽流尖尾，口部微收，深腹圜底，下腹弧收，龙首鋬，三棱锥足微外撇，有盖无柱，盖中部凹处饰一半圆环钮。盖前端为水牛头形，昂首前探，大眼突睛，口鼻前突。叶状两耳竖立，额顶双角，向后并向内弯曲呈半月状，硕大而醒目。在与流、角位置垂直一侧的足上，设有半环形鋬，鋬的横截面为长方形，鋬顶与腹壁连接处饰一龙首，做衔物状。其纹饰精细华丽，盖顶以云雷纹为底饰夔龙纹，盖面中线微凸似牛脊，脊饰“人”字形纹，并以此为中心，饰夔龙对称的复合兽面纹。全器表面色泽匀称，大部为黄绿色表层，局部或析出有绿蓝色锈斑。其铸造精美，造型别致，比例匀称，轮廓清晰，力度感很强。且器表与造型、纹饰关系协调，形成精巧大方、典雅优美的风格。
商代牛方鼎（图3），通高73.2、口长64.4、宽45.6厘米。1935年于河南安阳武官北地1004号墓出土，现藏于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商代晚期饪食器。长方形，深腹平底，口上两侧一对立耳。折沿，四壁陡直，有铭文“牛”。腹下有四柱足，内空。大鼎四隅及四面正中均饰有扉棱。沿下颈部饰夔纹带，夔龙吻部突出，形似鳄。腹部四面均饰牛头纹，纹饰为浮雕式凸出器表，非常壮观。牛头上方相对饰有尖尾夔纹，两边有面向牛头的号鸟，形成了神秘和庄严的布局。四个粗壮的柱足，上部饰牛头纹，下饰有蕉叶纹。此鼎出自商王陵，器内“牛”铭文与器外牛纹饰的主题相对应，这在器物中少见。“牛”铭还可标明鼎的用途，为盛牛牲之器。
牛首饕餮纹铜尊（图4），高37、口径32、壁厚0.35厘米。1982年7月11日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青铜器窖藏坑出土，现藏于郑州市博物馆。商代人用来祭奠祖先和神灵的酒器。大敞口，束颈，折肩，鼓腹，圜底，圈足，圈足上有三个“十”字形镂孔。尊颈部饰三周弦纹;肩部有三个牛首，眼目突起，具有较强的立体感;牛首间饰带状夔纹和联珠纹;腹部饰三组饕餮纹，线条严谨，纹饰精美，饕餮纹上下界以联珠纹，圈足上饰三周弦纹。
商周青铜牛首（图5），长2.35、宽3.5、高4.48厘米。四川成都市城西苏坡乡金沙村出土，现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其嘴巴紧闭，吻部发达，头平抬，云雷纹双眼圆睁，额上饰菱纹，菱纹的下角处饰点纹。双耳外张，牛角高翘，双角内弧相对，角上饰螺旋纹。短颈，中空，颈项直立。颈部下部接青铜容器。此类牛首常出现于商代至西周之际大型青铜容器的肩部，或作为提梁卣两侧的装饰，推测这件牛首也是大型青铜器上的立体装饰。它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研究商周时期成都地区古蜀先民青铜器加工工藝、青铜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
西周牛首饰四耳簋（图6），高23.8、口径26.8厘米。1981年陕西宝鸡纸坊头1号墓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西周早期盛食器。其圆侈口深腹，高圈足有宽边，四耳分铸，一榫头套合，每耳同垂珥都饰6个牛首。器饰由颈至下腹饰乳钉纹直条纹，圈足则饰龙纹。
西周牛尊（图7），通高24、长38、腹深10.7厘米。1967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贺家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周中期酒器，虽鸟、兽等仿生题材青铜器在西周中期较为常见，但该牛尊却独具匠心，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其通体为牛形，身躯浑圆壮实，四足粗壮有力，伸舌作流，背开方口设盖，盖钮为一立虎，盖与牛背以环钮相连，可随意开启而不脱落，腹背及足部满饰云纹和夔龙纹。牛尊的整体造型在不失生物形态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了牛的各个部位实现了酒器的实用功能，使其既实用又美观。其构图疏朗，庄重大气，与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神秘怪诞的装饰风格截然不同，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和容易理解的亲切感。
西周牛纹铜罍（图8），通高79、腹径41厘米。1959年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现藏于四川博物院。西周大型盛酒器和礼器。罍盖的顶端浮雕成四面人形面容，造型饰纹犹如头上戴冠的人面。盖身反时针饰前蹄下跪侧面同向的四个牛纹，罍双耳为圆雕牛头形，而牛身一分为二饰于肩两侧，两牛尾之间再饰一牛头，腹下另饰一小牛头形耳。所有的牛纹都采用比较写实的圆雕或高浮雕塑造，从牛角等造型特点看，所饰之牛都有一对弯曲的牛角，当为四川地区耕田的水牛形象。全器除主图外，没有再饰其他纹饰，器身素洁，翠绿亮润，如翠玉一般，是古玩界常说的典型“绿漆古”。整件器物制作精美，简洁大气，是巴蜀青铜器的代表。
春秋牺尊（图9），高33.7、长58.7厘米。1923年山西浑源县城西南李峪村出土，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春秋晚期盛酒、温酒器。其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牛背上的三个空穴原来应该有盖，但已经缺失，牛尾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窟窿。牛背上的锅形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牛腹用来温酒。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兽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战国牛虎铜案（图10），高43、长76厘米。1972年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遗址第24号墓坑出土，现藏于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头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它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此器造型奇特，构思新颖，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战国错银卧牛青铜镇（图11），长10、高5厘米。1956年安徽寿县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战国席镇。古人跪坐于地、床、榻等，上必铺席;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需要重物将其四隅压镇。青铜卧牛作蟠伏顾首状，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牛身有错银云纹，不仅动感十足，而且充满神秘气氛。牛腹下有铭文“大府之器”。“大府”是楚王室长官货贿币锦的机构，是王室府库的官长，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此器当是大府所藏专供王室使用的器物，故造型制作都异常精美。
战国立牛铜伞盖（图12），高 16.5、盖径 43.2 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18号墓出土，现藏于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礼器。其整体呈覆锅状。伞顶铸一立牛，顶面饰平行线纹，周沿饰网格纹;伞盖内侧有十多个小耳环，以供穿系用，装处柄有两个纵排的半环钮。李家山墓地共出土7件伞盖，形制相同，大小有异，与滇文化墓地出土铜俑手持铜伞相似，应为专门随葬之仪仗伞盖。
战国立牛球腹铜壶（图13），高35.5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盛酒器。其器口上有铜鼓形盖。盖顶铸一立牛。器身为小口长颈，颈部如上小下大的圆管，腹部好像圆球。整器突出了作为财富象征的立牛形象，呈现出灵动多变的美感。
战国立牛曲管铜葫芦笙（图14），高29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24号墓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乐器。此笙整体仿葫芦形，用青铜铸造笙斗，柄部弯曲，柄端铸一圆雕立牛，背面有一圆形吹孔;下端呈圆球形，其上有排列整齐的五个圆孔，出土时笙腹内有残断的竹管痕迹，说明此笙原五孔处当插有竹制笙管。古滇国青铜器上屡见吹笙乐舞图像，而葫芦笙现在云南彝、佤、怒、拉祜、傣、纳西、德昂等少数民族中仍有使用。
战国五牛铜线盒（图15），高31.2、口径18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24号墓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盛器。器物似有盖的篾编箩，上部圆形，下部渐收束，至底部呈圆角四方形，身和盖子母口扣合，各有双耳，平底，底部四扁平足。斗笠形器盖顶部正中铸有一大牛，周边四小牛以逆时针方向环绕大牛同向而立，盖面饰蛇纹和竹节纹，牛身饰云纹及编织纹;器身满布流云纹、编织纹及竹节纹。因出土时内装绕线板和线，同类器物中还发现针，可能为古滇人专门放针线的用具，故名针线盒。
战国立牛铜杯（图16），高 29.4 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现藏于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酒器。此杯敞口，深壁，腹部向外斜侈，平底圈足，豆形盖上雕铸一立牛。腹上部及圈足各铸有双旋纹、斜方格网纹，盖上铸有竹节纹和孔雀纹。《大戴祀记·曾子事父母》：“执觞、觚、杯、豆而不醉。”《祀记·玉藻》：“母殁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从滇国青铜器中表现饮乐场面的图像来看，此类铜杯当是专供古滇王族饮酒的器具。
西汉五牛铜枕（图17），长70、宽13、高36.4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西汉古滇国特有的青铜枕器。器形似马鞍，左右两端上翘，各铸一圆雕立牛，体态雄健，肌肉饱满，犄角挺立。枕面平滑，在铜枕一侧浮雕立牛三头，间隙处饰有蛇纹及姿态各异的虎纹。该枕器形端正，工艺精细，线条简洁明快，纹饰得当。特别是牛的造型健硕灵活，动静相宜，美观大方，充分显示了滇文化青铜器的特色。
西汉八牛贮贝器（图18），高51 、底径29厘米。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西汉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贮贝器，是反映滇文化青銅特色的标志性器物。贮贝器中牛和虎是常见的装饰题材。该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圆盖上塑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故名。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形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腰部是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
西汉三立牛横銎铜啄（图19），长24、宽16.4厘米。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现藏于昆明市博物馆。西汉兵器。这种兵器主要流行于西南地区，只有啄击功能。晋代曾弃用，到了唐代曾作为骑兵制式兵器。其作椭圆形长横銎，銎上铸3立牛，牛首尾相连，“一”字排列。牛体匀健有力，长尾垂于体后，牛腹下有三角形突起。橫銎正中饰突起太阳纹，满地饰圆涡纹、三角纹。啄刺细长，宽弧刃口。
西汉“敕庙”铜牛灯（图20），通高50、长40、宽25厘米。1949年长沙桂花园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西汉照明用具。以牛为灯形，牛角中空，上与一带喇叭状罩的圆管互相扣合，喇叭口正对牛背上的灯盘，牛腹中空，可盛水;点灯时，烟可由罩口进入圆管由牛角处进入盛水的腹中，保持了室内的清洁卫生，是较早的环保灯之一。灯盘和喇叭状罩之间置有灯罩，既可挡风，也可调整灯光的照射角度。牛腹部右侧铭文为：“敕庙牛镫四，礼乐长监治”。此灯为主管礼乐的长官为长沙王宗庙监造的灯，铸造精良，是汉代灯具中的精品。 西汉二牛交合扣饰（图21），长 15.6 、高 9.9 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现藏于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西汉祭器。一公一母二牛立于一蛇之上，蛇咬公牛之尾，尾绕母牛前腿。公牛体形较大，两后腿站立，趴于母牛后背作交合状;母牛体形较小，四肢分立，头前倾。背面有一矩形齿扣。扣饰铸造精细，神态生动写实，牛身毛纹清晰可见，是滇国居民生殖崇拜的具体表现，可能在“孕育”等祭祀仪式中佩戴。
东汉错银饰青铜牛灯（图22），通高46.2、长36.4厘米。1980年江苏邗江甘泉山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东汉灯具。全器作牛驮灯盏的造型，其结构可分为灯座、灯盏、烟道三部分。灯座为一头伫立状的黄牛，体形肥硕，神态憨厚，蹄足短矮，双目圆睁，双耳耸立，低首俯视，口张开状，似乎正在鸣叫，腹中空，牛尾蜷曲螺旋上举，整个造型显得雄健强劲，威武稳重，线条富有韵律感，好像是一头神牛驮着光明来到了人间。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二种不同材质的色泽，形成颜色的完美搭配。其通体光滑，工艺精湛，整体纹饰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饰以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图案，线条流畅，飘逸潇洒，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
北朝銅牛车（图23），高23.5、长42厘米。上世纪90年代由广东深圳沙头角公安分局移交，现藏于深圳市博物馆。北朝陈设器。这套牛车由牛、轭、长辕双轮车厢组合而成。拉车的黄牛身躯壮硕，头上套有络具，颈上有轭，轭两侧各有半圆形环扣接车辕。车厢作长方形，后开门，前厢板上铸出直棂空格。厢顶覆篷盖，前后出檐于车厢。双轮作圆形16辐。此式铜牛车，目前发现仅此一例。
西夏鎏金铜牛（图24），长120、宽38、高45厘米。1977年银川市西夏王陵177号陪葬墓出土，现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陈设器。该器中间空心，外表通体染金。牛身横卧，两眼圆睁，头顶两角，角度优美，体态健壮，连中间脊背也隐约可见。它似乎劳作了一天，正在卧地休息。忽然听到了主人的呼唤，于是它抬起头，向主人望去。这只铜牛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从铸造工艺上也表现出当时西夏青铜制造的高超水平，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现存最大的西夏时期金属铸造工艺品。同时，西夏墓葬中随葬制作如此精美肥硕的铜牛，也说明了牛和牛耕在西夏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为西夏农耕化的过程提供了实物佐证。
清代青铜牧童骑牛（图25），长18.4、高17.5厘米。面向社会征集品，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清代陈设器。这是件属于“牧童骑牛”题材之青铜塑像。塑像造型简洁传神，铸工精细。牧童横坐牛背短笛横吹，水牛卧地昂首，卷起的尾巴体现了水牛的悠闲心态。体态健硕的水牛与顽皮可爱的小童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江南水乡的牧童放牛之画面。
以上华夏古代牛纹青铜器，不仅是研究中国美术史和青铜雕塑史的重要实物，而且立体、多方位地展现了其青铜艺术。它们标志着这类牛纹青铜器，不但具有典雅规整的审美风格，而且富有自由舒畅、活泼灵动的美学新风尚。同时又融观赏性、实用性于一体，不可复制与超越。
商代牛形铜觥（图1），高14、长19厘米。1977年湖南衡阳包家台子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商代晚期酒器。牛首及背为盖，腹内盛酒。颈部为流。此牛的头部和角形，是江南地区常见的水牛形象，牛背上站立一虎，既是实用的捉手，又是一种装饰。牛身上还装饰有凤鸟纹、龙纹、兽面纹等。此觥的造型设计与实用性完美地融于一体，表现出了优良的工艺设计思想。它是全国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完整的青铜牛觥，其单个出土于衡阳市蒸水河畔面向南岳衡山的包家台子台地上，且在造型纹饰上均具有浓厚的南方地域特征。据此，大多学者认为这是当时衡阳土著民族用于山岳河川的祭祀用器。
商代牛首爵（图2），高23.5、腹径7.8、腹深10.5 厘米。1952 年新乡辉县褚丘出土，现藏于河南省新乡市平原博物院。商代晚期酒器。该器宽流尖尾，口部微收，深腹圜底，下腹弧收，龙首鋬，三棱锥足微外撇，有盖无柱，盖中部凹处饰一半圆环钮。盖前端为水牛头形，昂首前探，大眼突睛，口鼻前突。叶状两耳竖立，额顶双角，向后并向内弯曲呈半月状，硕大而醒目。在与流、角位置垂直一侧的足上，设有半环形鋬，鋬的横截面为长方形，鋬顶与腹壁连接处饰一龙首，做衔物状。其纹饰精细华丽，盖顶以云雷纹为底饰夔龙纹，盖面中线微凸似牛脊，脊饰“人”字形纹，并以此为中心，饰夔龙对称的复合兽面纹。全器表面色泽匀称，大部为黄绿色表层，局部或析出有绿蓝色锈斑。其铸造精美，造型别致，比例匀称，轮廓清晰，力度感很强。且器表与造型、纹饰关系协调，形成精巧大方、典雅优美的风格。
商代牛方鼎（图3），通高73.2、口长64.4、宽45.6厘米。1935年于河南安阳武官北地1004号墓出土，现藏于台北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商代晚期饪食器。长方形，深腹平底，口上两侧一对立耳。折沿，四壁陡直，有铭文“牛”。腹下有四柱足，内空。大鼎四隅及四面正中均饰有扉棱。沿下颈部饰夔纹带，夔龙吻部突出，形似鳄。腹部四面均饰牛头纹，纹饰为浮雕式凸出器表，非常壮观。牛头上方相对饰有尖尾夔纹，两边有面向牛头的号鸟，形成了神秘和庄严的布局。四个粗壮的柱足，上部饰牛头纹，下饰有蕉叶纹。此鼎出自商王陵，器内“牛”铭文与器外牛纹饰的主题相对应，这在器物中少见。“牛”铭还可标明鼎的用途，为盛牛牲之器。
牛首饕餮纹铜尊（图4），高37、口径32、壁厚0.35厘米。1982年7月11日郑州向阳回族食品厂青铜器窖藏坑出土，现藏于郑州市博物馆。商代人用来祭奠祖先和神灵的酒器。大敞口，束颈，折肩，鼓腹，圜底，圈足，圈足上有三个“十”字形镂孔。尊颈部饰三周弦纹;肩部有三个牛首，眼目突起，具有较强的立体感;牛首间饰带状夔纹和联珠纹;腹部饰三组饕餮纹，线条严谨，纹饰精美，饕餮纹上下界以联珠纹，圈足上饰三周弦纹。
商周青铜牛首（图5），长2.35、宽3.5、高4.48厘米。四川成都市城西苏坡乡金沙村出土，现藏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其嘴巴紧闭，吻部发达，头平抬，云雷纹双眼圆睁，额上饰菱纹，菱纹的下角处饰点纹。双耳外张，牛角高翘，双角内弧相对，角上饰螺旋纹。短颈，中空，颈项直立。颈部下部接青铜容器。此类牛首常出现于商代至西周之际大型青铜容器的肩部，或作为提梁卣两侧的装饰，推测这件牛首也是大型青铜器上的立体装饰。它具有重大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是研究商周时期成都地区古蜀先民青铜器加工工藝、青铜文明的重要实物资料。
西周牛首饰四耳簋（图6），高23.8、口径26.8厘米。1981年陕西宝鸡纸坊头1号墓出土，现藏于陕西省宝鸡市青铜器博物院。西周早期盛食器。其圆侈口深腹，高圈足有宽边，四耳分铸，一榫头套合，每耳同垂珥都饰6个牛首。器饰由颈至下腹饰乳钉纹直条纹，圈足则饰龙纹。
西周牛尊（图7），通高24、长38、腹深10.7厘米。1967年出土于陕西省岐山县贺家村，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周中期酒器，虽鸟、兽等仿生题材青铜器在西周中期较为常见，但该牛尊却独具匠心，是其中的代表作品。其通体为牛形，身躯浑圆壮实，四足粗壮有力，伸舌作流，背开方口设盖，盖钮为一立虎，盖与牛背以环钮相连，可随意开启而不脱落，腹背及足部满饰云纹和夔龙纹。牛尊的整体造型在不失生物形态的情况下，巧妙地利用了牛的各个部位实现了酒器的实用功能，使其既实用又美观。其构图疏朗，庄重大气，与商末周初青铜器上神秘怪诞的装饰风格截然不同，给人以强烈的艺术美感和容易理解的亲切感。
西周牛纹铜罍（图8），通高79、腹径41厘米。1959年四川彭县竹瓦街出土，现藏于四川博物院。西周大型盛酒器和礼器。罍盖的顶端浮雕成四面人形面容，造型饰纹犹如头上戴冠的人面。盖身反时针饰前蹄下跪侧面同向的四个牛纹，罍双耳为圆雕牛头形，而牛身一分为二饰于肩两侧，两牛尾之间再饰一牛头，腹下另饰一小牛头形耳。所有的牛纹都采用比较写实的圆雕或高浮雕塑造，从牛角等造型特点看，所饰之牛都有一对弯曲的牛角，当为四川地区耕田的水牛形象。全器除主图外，没有再饰其他纹饰，器身素洁，翠绿亮润，如翠玉一般，是古玩界常说的典型“绿漆古”。整件器物制作精美，简洁大气，是巴蜀青铜器的代表。
春秋牺尊（图9），高33.7、长58.7厘米。1923年山西浑源县城西南李峪村出土，现收藏于上海博物馆。春秋晚期盛酒、温酒器。其作水牛形，牛腹中空，牛颈和背脊上有三个孔，中间一孔套有一个锅形器，可以取出。牛背上的三个空穴原来应该有盖，但已经缺失，牛尾也没有了，只留下一个不规则的窟窿。牛背上的锅形可以盛酒，空穴注水装于牛腹用来温酒。此器形态稳重，虽然四足矮短，但牛兽上充满张力的双角、圆瞪的双目保持了真实感。此尊纹饰华丽繁缛，构图新颖，牛首、颈、身、腿等部位装饰有以盘绕回旋的龙蛇纹组成的兽面纹，仔细观察为兽面衔两蟠龙，蟠龙的上半身从兽面的头顶伸出，后半身被兽面的双角钩住并向两边延伸。在牛颈及锅形器上饰有虎、犀牛等动物的浮雕，形态生动，铸造精美。 战国牛虎铜案（图10），高43、长76厘米。1972年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遗址第24号墓坑出土，现藏于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头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它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此器造型奇特，构思新颖，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战国错银卧牛青铜镇（图11），长10、高5厘米。1956年安徽寿县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战国席镇。古人跪坐于地、床、榻等，上必铺席;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需要重物将其四隅压镇。青铜卧牛作蟠伏顾首状，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牛身有错银云纹，不仅动感十足，而且充满神秘气氛。牛腹下有铭文“大府之器”。“大府”是楚王室长官货贿币锦的机构，是王室府库的官长，掌管四方向王室进贡的“货贿”，同时在王进行赏赐时负责从府库中搬取、清点赏赐品。此器当是大府所藏专供王室使用的器物，故造型制作都异常精美。
战国立牛铜伞盖（图12），高 16.5、盖径 43.2 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18号墓出土，现藏于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礼器。其整体呈覆锅状。伞顶铸一立牛，顶面饰平行线纹，周沿饰网格纹;伞盖内侧有十多个小耳环，以供穿系用，装处柄有两个纵排的半环钮。李家山墓地共出土7件伞盖，形制相同，大小有异，与滇文化墓地出土铜俑手持铜伞相似，应为专门随葬之仪仗伞盖。
战国立牛球腹铜壶（图13），高35.5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盛酒器。其器口上有铜鼓形盖。盖顶铸一立牛。器身为小口长颈，颈部如上小下大的圆管，腹部好像圆球。整器突出了作为财富象征的立牛形象，呈现出灵动多变的美感。
战国立牛曲管铜葫芦笙（图14），高29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24号墓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乐器。此笙整体仿葫芦形，用青铜铸造笙斗，柄部弯曲，柄端铸一圆雕立牛，背面有一圆形吹孔;下端呈圆球形，其上有排列整齐的五个圆孔，出土时笙腹内有残断的竹管痕迹，说明此笙原五孔处当插有竹制笙管。古滇国青铜器上屡见吹笙乐舞图像，而葫芦笙现在云南彝、佤、怒、拉祜、傣、纳西、德昂等少数民族中仍有使用。
战国五牛铜线盒（图15），高31.2、口径18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24号墓出土，现藏于云南省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盛器。器物似有盖的篾编箩，上部圆形，下部渐收束，至底部呈圆角四方形，身和盖子母口扣合，各有双耳，平底，底部四扁平足。斗笠形器盖顶部正中铸有一大牛，周边四小牛以逆时针方向环绕大牛同向而立，盖面饰蛇纹和竹节纹，牛身饰云纹及编织纹;器身满布流云纹、编织纹及竹节纹。因出土时内装绕线板和线，同类器物中还发现针，可能为古滇人专门放针线的用具，故名针线盒。
战国立牛铜杯（图16），高 29.4 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现藏于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古滇战国时期酒器。此杯敞口，深壁，腹部向外斜侈，平底圈足，豆形盖上雕铸一立牛。腹上部及圈足各铸有双旋纹、斜方格网纹，盖上铸有竹节纹和孔雀纹。《大戴祀记·曾子事父母》：“执觞、觚、杯、豆而不醉。”《祀记·玉藻》：“母殁而杯圈不能饮焉，口泽之气存焉尔。”从滇国青铜器中表现饮乐场面的图像来看，此类铜杯当是专供古滇王族饮酒的器具。
西汉五牛铜枕（图17），长70、宽13、高36.4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西汉古滇国特有的青铜枕器。器形似马鞍，左右两端上翘，各铸一圆雕立牛，体态雄健，肌肉饱满，犄角挺立。枕面平滑，在铜枕一侧浮雕立牛三头，间隙处饰有蛇纹及姿态各异的虎纹。该枕器形端正，工艺精细，线条简洁明快，纹饰得当。特别是牛的造型健硕灵活，动静相宜，美观大方，充分显示了滇文化青铜器的特色。
西汉八牛贮贝器（图18），高51 、底径29厘米。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西汉云南地区滇族特有的贮贝器，是反映滇文化青銅特色的标志性器物。贮贝器中牛和虎是常见的装饰题材。该器出土时里面装有贝币，圆盖上塑有八头姿态各异的牛，故名。器物整体呈束腰圆筒形，器盖上铸有一头大牛和七头小牛。中间的大牛立于鼓形座上，长角弯延前耸，威武雄健。七只小牛低首垂尾环绕在盖沿。腰部是两只虎形耳，虎的造型威猛。
西汉三立牛横銎铜啄（图19），长24、宽16.4厘米。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出土，现藏于昆明市博物馆。西汉兵器。这种兵器主要流行于西南地区，只有啄击功能。晋代曾弃用，到了唐代曾作为骑兵制式兵器。其作椭圆形长横銎，銎上铸3立牛，牛首尾相连，“一”字排列。牛体匀健有力，长尾垂于体后，牛腹下有三角形突起。橫銎正中饰突起太阳纹，满地饰圆涡纹、三角纹。啄刺细长，宽弧刃口。
西汉“敕庙”铜牛灯（图20），通高50、长40、宽25厘米。1949年长沙桂花园出土，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西汉照明用具。以牛为灯形，牛角中空，上与一带喇叭状罩的圆管互相扣合，喇叭口正对牛背上的灯盘，牛腹中空，可盛水;点灯时，烟可由罩口进入圆管由牛角处进入盛水的腹中，保持了室内的清洁卫生，是较早的环保灯之一。灯盘和喇叭状罩之间置有灯罩，既可挡风，也可调整灯光的照射角度。牛腹部右侧铭文为：“敕庙牛镫四，礼乐长监治”。此灯为主管礼乐的长官为长沙王宗庙监造的灯，铸造精良，是汉代灯具中的精品。 西汉二牛交合扣饰（图21），长 15.6 、高 9.9 厘米。云南省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现藏于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西汉祭器。一公一母二牛立于一蛇之上，蛇咬公牛之尾，尾绕母牛前腿。公牛体形较大，两后腿站立，趴于母牛后背作交合状;母牛体形较小，四肢分立，头前倾。背面有一矩形齿扣。扣饰铸造精细，神态生动写实，牛身毛纹清晰可见，是滇国居民生殖崇拜的具体表现，可能在“孕育”等祭祀仪式中佩戴。
东汉错银饰青铜牛灯（图22），通高46.2、长36.4厘米。1980年江苏邗江甘泉山出土，现藏于南京博物院。东汉灯具。全器作牛驮灯盏的造型，其结构可分为灯座、灯盏、烟道三部分。灯座为一头伫立状的黄牛，体形肥硕，神态憨厚，蹄足短矮，双目圆睁，双耳耸立，低首俯视，口张开状，似乎正在鸣叫，腹中空，牛尾蜷曲螺旋上举，整个造型显得雄健强劲，威武稳重，线条富有韵律感，好像是一头神牛驮着光明来到了人间。该灯不但设计精美，而且在制作时巧用铜银二种不同材质的色泽，形成颜色的完美搭配。其通体光滑，工艺精湛，整体纹饰运用流云纹、三角纹、螺旋纹图案为地，饰以龙、凤、虎、鹿以及各种神禽异兽等图案，线条流畅，飘逸潇洒，是汉代众多青铜灯具中实用与艺术完美结合的上乘之作。
北朝銅牛车（图23），高23.5、长42厘米。上世纪90年代由广东深圳沙头角公安分局移交，现藏于深圳市博物馆。北朝陈设器。这套牛车由牛、轭、长辕双轮车厢组合而成。拉车的黄牛身躯壮硕，头上套有络具，颈上有轭，轭两侧各有半圆形环扣接车辕。车厢作长方形，后开门，前厢板上铸出直棂空格。厢顶覆篷盖，前后出檐于车厢。双轮作圆形16辐。此式铜牛车，目前发现仅此一例。
西夏鎏金铜牛（图24），长120、宽38、高45厘米。1977年银川市西夏王陵177号陪葬墓出土，现藏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西夏陈设器。该器中间空心，外表通体染金。牛身横卧，两眼圆睁，头顶两角，角度优美，体态健壮，连中间脊背也隐约可见。它似乎劳作了一天，正在卧地休息。忽然听到了主人的呼唤，于是它抬起头，向主人望去。这只铜牛具有很高的欣赏价值，从铸造工艺上也表现出当时西夏青铜制造的高超水平，是目前世界范围内现存最大的西夏时期金属铸造工艺品。同时，西夏墓葬中随葬制作如此精美肥硕的铜牛，也说明了牛和牛耕在西夏农业生产中的重要地位，为西夏农耕化的过程提供了实物佐证。
清代青铜牧童骑牛（图25），长18.4、高17.5厘米。面向社会征集品，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清代陈设器。这是件属于“牧童骑牛”题材之青铜塑像。塑像造型简洁传神，铸工精细。牧童横坐牛背短笛横吹，水牛卧地昂首，卷起的尾巴体现了水牛的悠闲心态。体态健硕的水牛与顽皮可爱的小童形成鲜明的对比，反映了江南水乡的牧童放牛之画面。
以上华夏古代牛纹青铜器，不仅是研究中国美术史和青铜雕塑史的重要实物，而且立体、多方位地展现了其青铜艺术。它们标志着这类牛纹青铜器，不但具有典雅规整的审美风格，而且富有自由舒畅、活泼灵动的美学新风尚。同时又融观赏性、实用性于一体，不可复制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