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笔者供职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领衔举办了三国记者交流活动。坦率而言，在当前中日、日韩媒体“交锋”不断的背景下举办媒体交流，并非没有疑虑。十天的访问行程中赫然包括中日韩三国外交部等“敏感部门”，记者的尖锐提问，以及记者团内部三国记者间的对立立场，都是秘书处作为主办方的忧虑所在。
　　有趣的是，主办方担心的因立场不同发生的争吵或不快并没有发生。虽然日本记者并不赞成中国外交部的官方立场，中韩记者对日本外交部官员在历史问题上辩解的批驳也毫无留情，但这些都没有超出理性和礼节的范畴。反而，行程中的一个负面插曲是出现在记者团对韩国外交部的访问中，或许是出于对敏感问题的回避，主管的韩国外交部对记者的态度相对冷淡，回避或不正面回答记者的提问，引起了三国记者不分国籍的一致口诛笔伐，尤以韩国记者的态度和反应最为激烈。
　　记者们给出的解释是，在访问中国和日本外交部和其他机构的过程中，涉及靖国神社、慰安妇、环境污染等敏感问题，即使因国籍不同而立场相左、意见对立，但中国和日本政府官员坦诚、直率、不加隐瞒地表明了自己国家和政府的立场和想法；而韩国外交部的相关官员含糊其辞的态度是对媒体的不尊重，也背离了“交流”的宗旨。
　　如此看来，作为活动主办方的三国合作秘书处，与参与活动的三国记者，对于记者“交流”的期待似乎方向略有不同。显然，秘书处期待“交流”能够体现“合作”、“共识”和“求同存异”的基调；而记者们则期待通过“交流”能够准确和深入地了解对方的立场和想法，即使这种立场未必与我兼容。
　　如今，活动结束一月有余。究竟“交流”的价值何在？百思之后，更加认为后者的境界更胜一筹。同为一衣带水的近邻却又深陷近代历史的纠葛，中日韩三国国民因历史、文化、教育、思维方式而产生的认知差异比比皆是。如能够求同存异自然最好，但如若意见相左，不论是政府层面还是民众层面，退而求其次，能够冷静地聆听对方的想法，以及了解对方产生如是想法的背景和原因，都是双方通过“交流”媒介所期望追求的效果。
　　“唐朝看日本，明朝看韩国，民国看台湾（地区）”，国人在说这句话时候的语气，大多是表示对中国传统文化消亡的惋惜，和对日本、韩国、台湾文化的亲近和赞赏。但如果韩国人听到这句话，第一反应往往是不快，然后告诉你“韩国历史虽然受到中国的影响，但是韩国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不可和中国历史相提并论”；更有过激者会告诉你韩国朝鲜时代的历史就是屈辱史以及和中国的斗争史。
　　衡量跨国籍、跨文化交流的效果，数量并不是唯一的参考指数。根据三国官方的权威统计，2012年间三国的人员、游客互访数量就已经超过了1700万。中日韩三国交流的广度固然可喜，但三国民众信任度缺失和民族主义情绪膨胀这些负面因素显然更占上风。不得不说，这大概是三国民间交流中效率缺失与深度不足所致。
　　上升到政治层面也是如此。日本右翼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国内各路媒体将之称为“拜鬼”。捍卫正义立场，批判日本右翼政客的言行自然是无可厚非，但国内媒体对于普通日本人如何看待靖国神社参拜却报道甚少。我相信，普通日本人未必赞成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也未必赞成中国人的“拜鬼”说法。真实、准确、原汁原味地展现日本民众对于参拜靖国神社的复杂心态，对于加深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