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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世家”一直是中国传统家族叙事的理想图景，但历史上战乱频仍的周期性震荡与朝代更替，常常使这种理想化为乌有。至明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领风气之先的江南地区，成为各地商帮竞技拼搏的大舞台，原先处于“四民”之末的商人阶层迅速崛起，而“至今吴中缙绅士夫多以货殖为急”，就是说苏州的士绅阶层也纷纷参与经商。“士商交互”使社会秩序重新洗牌，催生了一种经商与科举并举的新型家族，“贵潘”家族就是典型案例。
《贵潘家族传奇》 沈慧瑛著古吴轩出版社 2020 年 7 月版
“贵潘”出自徽州，那是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徽商发源地，享有“无徽不成镇”的美誉。徽州大阜潘氏一支，明末清初来苏州经营盐公堂与酱园业，历经四代人的艰辛努力，到乾隆年间“奕”字辈三兄弟有二人中进士，正式入籍苏州，从此开启一个家族的兴盛传奇。至清末，苏州这支大阜潘氏出进士九名（其中状元一人、探花二人），举人三十六名。沈慧瑛《贵潘家族传奇》（以下简称《贵潘》）一书，即以潘氏家谱为基础，以史料档案文献为线索，通俗而全景式展示了“贵潘”的家族史。“贵潘”不仅影响苏州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还在清朝国家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诸多身影。
“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国策。那为什么明清经商的人会越来越多，连士绅阶层也纷纷投身其中呢？宏观原因当然是经济发展后出现了剩余产品，贸易获利丰厚，商人阶层逐渐有了经济话语权。但也有微观原因。其一，经商求生存。“七山一水一分田”的徽州山区，山地贫瘠，靠耕田根本无法养活，出外经商成为徽州传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而江南地区虽为鱼米之乡，却赋税沉重，明清时，仅浙江一省与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税粮，要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而苏州一府竟超过浙江一省。《贵潘》中专门讲述了潘氏家族利用与清政府的人脉关系，帮苏州百姓呼吁减赋税而终获批准。所以江南靠经商生存已成为必需。其二，科举道路的壅塞。每三年一次“大比”，每次不过进士二三百人，这样的搏杀何等艰辛！如潘家“奕”字辈的祖父潘暄，连续考了十三次没有考上，最后只能告别科场。其三，许多读书人连考试盘缠都付不起，为了生存，弃儒从商。连“贵潘”这样的家族，经商积累了雄厚的家财，也经不起几代人折腾，所以家族中必须有人守住祖业经商，牺牲科举。《贵潘》中讲述了潘暄的儿子潘冕，为了家族上下三代人的科举，止步于国学生，专心经营祖传盐业，为“奕”字辈金榜题名，并正式入籍苏州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所以，潘家的后辈们在享受“琴棋书画诗酒花”的同时，仍然不忘“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基础，要说“传奇”，这是“贵潘”不同于传统“耕读世家”，也不同于江南原先文化世家的最大“传奇”。
潘世恩故居，現为苏州状元博物馆
对明清“士商互动”而引起社会阶层变迁的研究，学界成果颇丰，而我以为，尽管阶层重组现象相当普遍，但本质上的传统价值观仍占主流地位，这从潘家科举显贵后一系列回归“礼”“孝”的行为，以及“崇文重教”的家教家规中彰显出来。为《贵潘》作序的徐茂明教授，在他的专著《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提了个问题：为什么潘家在苏州已经百余年，直到“奕”字辈高中进士后才正式入籍苏州呢？我以为它的背后，或许还是传统价值观巨大的影响力，这是文化顽强而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归有光曾自豪地评价家乡苏州文化之盛：“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这使“新苏州人”潘家要想在苏州真正融入，必须“入乡随俗”。比如明清时由徽州来苏经商的汪氏家族，也是经商与科举并举，虽科举不如潘氏兴盛，但与潘家世代通婚，并热衷于融入苏州社会，道光年间，汪氏把家族义庄定名为“环秀山庄”，修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境界。可见，在经商尤其是科举获得一定成功后，回归传统“礼仪之家”的价值观成为新型家族的另一特征。《贵潘》在爬梳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贵潘”显赫后，一门博雅，广交名流，热心慈善，传承文化的许多风雅之事，如潘奕隽归隐苏州后，与江南文化圈诗酒唱酬、悠游林下，还赶时尚收了一批女弟子。潘世恩之子潘曾沂与林则徐是诗友，道光七年（1827）三月二十四日，林则徐途经苏州，留下了“听雨铜街梦如昨”的诗句。当然，广为流传的还是潘家保护两座国宝大鼎，最后捐献国家的故事。
随着苏州古城区状元府（潘世恩宅）、潘曾莹故居（探花府）等多处潘氏故居重修并对外开放，以及讲述潘家护鼎故事的苏剧《国鼎魂》公演并获国家文华奖，一直在苏州流传至今的“贵潘”家族传奇，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兴趣。不仅是“贵潘”，对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的大户人家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宏观来看，这是承平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忆，因为大户人家无论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影响力，还是流传下来的学术类、诗文类、生活类著述，更有成为人类遗产的江南私家园林、深宅庭院……都让人对自己先人的日常生活图景充满遐思和想象。值得注意的是，《贵潘》在讲述潘氏家族百年兴盛的主线故事时，不断会提到哪一支、哪一家因为人丁单薄而逐渐淡出了家族的视线，因为“多子多孙”是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而对大户人家的叙事，让当下以小家庭为主要结构的人们，不仅燃起了对早已远去的历史的好奇心，或许因阅读也弥补了些许已不可复制的遗憾。
“贵潘”出自徽州，那是明清时期最著名的徽商发源地，享有“无徽不成镇”的美誉。徽州大阜潘氏一支，明末清初来苏州经营盐公堂与酱园业，历经四代人的艰辛努力，到乾隆年间“奕”字辈三兄弟有二人中进士，正式入籍苏州，从此开启一个家族的兴盛传奇。至清末，苏州这支大阜潘氏出进士九名（其中状元一人、探花二人），举人三十六名。沈慧瑛《贵潘家族传奇》（以下简称《贵潘》）一书，即以潘氏家谱为基础，以史料档案文献为线索，通俗而全景式展示了“贵潘”的家族史。“贵潘”不仅影响苏州文化发展与社会变迁，还在清朝国家政治舞台上留下了诸多身影。
“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国策。那为什么明清经商的人会越来越多，连士绅阶层也纷纷投身其中呢？宏观原因当然是经济发展后出现了剩余产品，贸易获利丰厚，商人阶层逐渐有了经济话语权。但也有微观原因。其一，经商求生存。“七山一水一分田”的徽州山区，山地贫瘠，靠耕田根本无法养活，出外经商成为徽州传统，“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而江南地区虽为鱼米之乡，却赋税沉重，明清时，仅浙江一省与苏（州）松（江）常（州）三府的税粮，要占到全国的四分之一，而苏州一府竟超过浙江一省。《贵潘》中专门讲述了潘氏家族利用与清政府的人脉关系，帮苏州百姓呼吁减赋税而终获批准。所以江南靠经商生存已成为必需。其二，科举道路的壅塞。每三年一次“大比”，每次不过进士二三百人，这样的搏杀何等艰辛！如潘家“奕”字辈的祖父潘暄，连续考了十三次没有考上，最后只能告别科场。其三，许多读书人连考试盘缠都付不起，为了生存，弃儒从商。连“贵潘”这样的家族，经商积累了雄厚的家财，也经不起几代人折腾，所以家族中必须有人守住祖业经商，牺牲科举。《贵潘》中讲述了潘暄的儿子潘冕，为了家族上下三代人的科举，止步于国学生，专心经营祖传盐业，为“奕”字辈金榜题名，并正式入籍苏州提供了必要的经济保障。所以，潘家的后辈们在享受“琴棋书画诗酒花”的同时，仍然不忘“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基础，要说“传奇”，这是“贵潘”不同于传统“耕读世家”，也不同于江南原先文化世家的最大“传奇”。
对明清“士商互动”而引起社会阶层变迁的研究，学界成果颇丰，而我以为，尽管阶层重组现象相当普遍，但本质上的传统价值观仍占主流地位，这从潘家科举显贵后一系列回归“礼”“孝”的行为，以及“崇文重教”的家教家规中彰显出来。为《贵潘》作序的徐茂明教授，在他的专著《明清以来苏州文化世族与社会变迁》中提了个问题：为什么潘家在苏州已经百余年，直到“奕”字辈高中进士后才正式入籍苏州呢？我以为它的背后，或许还是传统价值观巨大的影响力，这是文化顽强而不可替代的影响力。归有光曾自豪地评价家乡苏州文化之盛：“吴为人材渊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这使“新苏州人”潘家要想在苏州真正融入，必须“入乡随俗”。比如明清时由徽州来苏经商的汪氏家族，也是经商与科举并举，虽科举不如潘氏兴盛，但与潘家世代通婚，并热衷于融入苏州社会，道光年间，汪氏把家族义庄定名为“环秀山庄”，修出了世界文化遗产的境界。可见，在经商尤其是科举获得一定成功后，回归传统“礼仪之家”的价值观成为新型家族的另一特征。《贵潘》在爬梳档案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用整整一章的篇幅，讲述“贵潘”显赫后，一门博雅，广交名流，热心慈善，传承文化的许多风雅之事，如潘奕隽归隐苏州后，与江南文化圈诗酒唱酬、悠游林下，还赶时尚收了一批女弟子。潘世恩之子潘曾沂与林则徐是诗友，道光七年（1827）三月二十四日，林则徐途经苏州，留下了“听雨铜街梦如昨”的诗句。当然，广为流传的还是潘家保护两座国宝大鼎，最后捐献国家的故事。
随着苏州古城区状元府（潘世恩宅）、潘曾莹故居（探花府）等多处潘氏故居重修并对外开放，以及讲述潘家护鼎故事的苏剧《国鼎魂》公演并获国家文华奖，一直在苏州流传至今的“贵潘”家族传奇，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兴趣。不仅是“贵潘”，对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的大户人家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宏观来看，这是承平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忆，因为大户人家无论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的影响力，还是流传下来的学术类、诗文类、生活类著述，更有成为人类遗产的江南私家园林、深宅庭院……都让人对自己先人的日常生活图景充满遐思和想象。值得注意的是，《贵潘》在讲述潘氏家族百年兴盛的主线故事时，不断会提到哪一支、哪一家因为人丁单薄而逐渐淡出了家族的视线，因为“多子多孙”是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而对大户人家的叙事，让当下以小家庭为主要结构的人们，不仅燃起了对早已远去的历史的好奇心，或许因阅读也弥补了些许已不可复制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