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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是当今全球化形势下社会发展的必然，是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重要特点。这个时期“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势不可挡地展开了”(胡锦涛同志十七大报告)。改革，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开放，是向世界敞开大门，引进外国的先进经验。因此，改革开放就必然涉及“继承发扬与学习借鉴”的问题。本文拟对教育领域“继承发扬与学习借鉴”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
一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如何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是我国近代以来一直在不断探索的问题，有经验，也有教训，在这个过程中，早已形成对待中国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的方针政策。这个方针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以这种观点为指导处理文化问题的方法，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
毛泽东同志说：“‘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又说：“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学与研究》1981第4期：《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辩证方法。
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曾经通俗地讲解毛泽东的这一辩证方法的文化观，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徐特立文集》第288页)
纵观现代教育史可知，我们在上述原则与方法的指导下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现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际上是原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与发展。
二
怎样吸收与借鉴，怎样继承与发扬，如何正确贯彻“古今中外法”，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就将影响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首先来说教育研究。像我们这样一个教育大国，虽然在研究国内和国际教育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教育的各方面，例如，教育制度、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信息还是不全面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不够系统的。严格说来，我们还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气氛。
美国专家克利夫顿·查德威克(Clifton Chadwick)有如下一段论述：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环境中，一个充斥着表演和展示的社会中，一个由符号、象征和模拟构成的巨大系统中，周围的一切影响着每个人思维习惯的形成。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到处是良莠不齐、断章取义的专家见解。
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信息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不完整的。我们在各个层面上粗浅地接受信息。以至于许多人没有足够的理解力和智慧获取大量信息，不懂得事物的来龙去脉而接受观点，没有信念体系的指导却要做出决策。信息的过量令人们焦虑不堪。”
以上论述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面对无穷信息的“轰炸”，人们容易浮躁，“浮躁”者“轻浮急躁也”，就是不能理性地面对各种信息。第二，没有足够的知识功底和判断能力以及信念体系的指导，是不可能理解信息的含义和价值，不可能正确使用信息的。
教育改革需要科学精神，需要责任心：掌握科学，需要潜心钻研、苦下功夫。正如列宁所说：“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135～136页)我们对于教育的认识，应多一点理性思考，少一点心浮气躁，为追求教育的真理，不怕清贫，不怕辛苦，甘坐十年冷板凳。
其次来说学习外国教育经验。一些人学习外国经验并不是“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有两种倾向不容忽视。
一是否定传统。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近代以来是以“引进”为主导的。从20世纪初开始。几经变迁。改革开放后，在解除思想禁锢的形势下，又迎来了一个学习外国的高潮。在向外国学习的同时，有一种否定我们已经取得的仍然有价值的经验和无视我们自身长处的做法，把本就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智慧了解不多、理解不深的人们引向了“传统教育”的对立面。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得以在历史长河里绵延的密码，有时候这个密码就是教育，是独特的教育支撑着一个民族的传统。在当代形形色色的教育理论将要淹没我们的时候，作为每个教育工作者，都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这就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皈依；寻找到教育的民族之根……不可割断传统，忘记过去。”这是《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8日第5版编者按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脱离实际，盲目引进。前面谈到，对于中国自己的东西知之甚少，却对外国的东西甚感兴趣，热衷于将一些一知半解的、零星片断的外国经验拿来指导中国的教育改革，他们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着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在学习借鉴外国经验的问题上。我们还应该认真听听北大教授林毅夫在今年北大举办的“校长论坛”上的箴言，他说：北大必须走出“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现代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的本质、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新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
三
总之，对待“继承发扬与学习借鉴”的问题，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才是科学的辩证的方法。时代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中国教育，研究中国教育，服务中国教育，改变中国教育对外在理论的依附性，将古今中外有用的东西熔于一炉，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当现在提出“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课题时，需要重视古今中外法的运用和再认识，遵循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原有的原则与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创造，并防止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东西的干扰。
责任编辑：潘静波
一
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勇于创新。敢于试验，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重要指导思想。如何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是我国近代以来一直在不断探索的问题，有经验，也有教训，在这个过程中，早已形成对待中国文化遗产和外国文化的方针政策。这个方针就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以这种观点为指导处理文化问题的方法，就是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
毛泽东同志说：“‘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他又说：“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我们研究中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界的东西。我们有些同志有一个毛病，就是一切以外国为中心，作留声机，机械地生吞活剥地把外国的东西搬到中国来，不研究中国的特点。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教学与研究》1981第4期：《如何研究中共党史》)这是文化研究中的一种辩证方法。
老教育家徐特立同志曾经通俗地讲解毛泽东的这一辩证方法的文化观，他说：“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说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样看问题才是马列主义的方法。”(《徐特立文集》第288页)
纵观现代教育史可知，我们在上述原则与方法的指导下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体系，现在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实际上是原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与发展。
二
怎样吸收与借鉴，怎样继承与发扬，如何正确贯彻“古今中外法”，确实还存在一些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就无法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就将影响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首先来说教育研究。像我们这样一个教育大国，虽然在研究国内和国际教育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于国内和国际教育的各方面，例如，教育制度、教育体制、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任何一方面，我们所收集的信息还是不全面的，我们的研究工作还是不够系统的。严格说来，我们还缺乏调查研究客观实际状况的浓厚气氛。
美国专家克利夫顿·查德威克(Clifton Chadwick)有如下一段论述：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环境中，一个充斥着表演和展示的社会中，一个由符号、象征和模拟构成的巨大系统中，周围的一切影响着每个人思维习惯的形成。这是一个疯狂的世界，到处是良莠不齐、断章取义的专家见解。
当今世界上，绝大部分信息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和不完整的。我们在各个层面上粗浅地接受信息。以至于许多人没有足够的理解力和智慧获取大量信息，不懂得事物的来龙去脉而接受观点，没有信念体系的指导却要做出决策。信息的过量令人们焦虑不堪。”
以上论述至少有两层含义：第一，面对无穷信息的“轰炸”，人们容易浮躁，“浮躁”者“轻浮急躁也”，就是不能理性地面对各种信息。第二，没有足够的知识功底和判断能力以及信念体系的指导，是不可能理解信息的含义和价值，不可能正确使用信息的。
教育改革需要科学精神，需要责任心：掌握科学，需要潜心钻研、苦下功夫。正如列宁所说：“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135～136页)我们对于教育的认识，应多一点理性思考，少一点心浮气躁，为追求教育的真理，不怕清贫，不怕辛苦，甘坐十年冷板凳。
其次来说学习外国教育经验。一些人学习外国经验并不是“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有两种倾向不容忽视。
一是否定传统。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近代以来是以“引进”为主导的。从20世纪初开始。几经变迁。改革开放后，在解除思想禁锢的形势下，又迎来了一个学习外国的高潮。在向外国学习的同时，有一种否定我们已经取得的仍然有价值的经验和无视我们自身长处的做法，把本就对中国传统的教育智慧了解不多、理解不深的人们引向了“传统教育”的对立面。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得以在历史长河里绵延的密码，有时候这个密码就是教育，是独特的教育支撑着一个民族的传统。在当代形形色色的教育理论将要淹没我们的时候，作为每个教育工作者，都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这就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皈依；寻找到教育的民族之根……不可割断传统，忘记过去。”这是《中国教育报》2007年11月8日第5版编者按中的一段话。这段话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脱离实际，盲目引进。前面谈到，对于中国自己的东西知之甚少，却对外国的东西甚感兴趣，热衷于将一些一知半解的、零星片断的外国经验拿来指导中国的教育改革，他们生吞活剥地谈外国，起着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在学习借鉴外国经验的问题上。我们还应该认真听听北大教授林毅夫在今年北大举办的“校长论坛”上的箴言，他说：北大必须走出“西天取经”的思维定式，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深入了解中国的历史，研究我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过去百多年来现代化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以及当前国内、国际社会的现实，创造性地构建一套能够揭示中国现代化的本质、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新思想体系和理论观点。
三
总之，对待“继承发扬与学习借鉴”的问题，既要解放思想，又要实事求是。“我们古代的也要，现在的也要，外国的也要，中国的也要。把古代的变为自己的和现代的结合起来，把外国的变为自己的和中国的结合起来”，这才是科学的辩证的方法。时代要求我们必须立足中国教育，研究中国教育，服务中国教育，改变中国教育对外在理论的依附性，将古今中外有用的东西熔于一炉，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理论。当现在提出“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一切文明成果”的课题时，需要重视古今中外法的运用和再认识，遵循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在原有的原则与方法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创造，并防止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东西的干扰。
责任编辑：潘静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