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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时期,为了革命需要,为了共同的理想,许多志同道合的男女走到一起,结为革命伴侣。曾山与邓六金就是当中的一对,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的建设事业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们那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勤奋学习、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顾全大局、顽强奋斗的革命精神,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优秀作风,都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可贵的革命精神和高尚的思想品质。今天,我们抚今追昔,缅怀他们的丰功伟绩,旨在弘扬他们的艰苦奋斗精神和高尚品德,以启迪后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延安成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抗日圣地。中央决定,任命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邓六金为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危秀英任副部长。经危秀英介绍,曾山和邓六金在延安相识了。后来邓六金大姐回忆第一次见到曾山的印象:老革命,人很稳重,实实在在,还在苏联学习过。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两人再次见面。会议后中央决定派邓六金等二十多位同志去华东地区工作,在离开延安,经西安去南昌途中,一路上曾山同志对派往华东工作的同志们都很关心。
在西安,曾山与邓六金相互了解彼此的革命经历、家庭情况,彼此间产生了感情,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举行了结婚仪式。在邓六金同志的记忆中,虽然她与曾山从认识到结婚的时间很短,但能感觉到,曾山善良、稳重、可靠、作风好、思想进步,值得托付终生。
皖南工作期间,曾山与邓六金生活艰苦,只住半间房。一张桌子,一张床,床上铺的是稻草。吃的是红苕、糙米、野菜、芋头,油水很少。曾山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穿着发旧的军装,破了补补,冬天戴一个有耳朵的棉帽子,脚穿芦苇草编的草鞋。
1939年农历7月15日曾山和邓六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取名丁儿。当时,皖南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条件极为恶劣,经他们商量,邓六金送丁儿回江西吉安曾山的老家。没过多久邓六金要回部队了,临行前,她来到丁儿面前默默地说:“带着你。妈妈怎么参加战斗呢?会熬过来的,这是暂时,等到我们胜利了,爸妈一定要把你接到身边!”
1941年初,时值皖南事变,军部及皖南部队近万人壮烈牺牲了,邓六金非常悲痛。数以万计的日伪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邓六金只能带着两个多月的阿留“到山上打埋伏”。山区生活条件艰苦,没有床,只能在地上铺一层草,垫一个被单;吃的是白薯、野菜,可孩子要吃奶,没奶吃只能让孩子吃棒子糊糊、野菜汤。打完“埋伏”,邓六金决定把孩子放到老乡家带。孩子安顿好后,邓六金和曾山马不停蹄地赶到苏北盱眙黄花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这时侯,华中局机关有了很大变动,邓六金要求曾山给她分配工作。邓六金对曾山说:“我要工作!你是组织部长,你给我分配工作。”曾山回答道:“虽然我是组织部长,可我们是夫妻。你要工作,你自己去找吧。”后来,在谭震林的安排下,邓六金到淮南根据地的一个乡里当了党委书记,在乡里搞土改,支援前线,解放妇女,发展组织,工作卓有成效。邓六金是一位刚强好胜的女人,在战争年代里男人艰苦,女人更艰苦。因作为一个母亲,只能在革命工作和培养后代中选择一个。她选择了革命工作,多么崇高的选择!
1946年4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土地问题。曾山亲自带工作组到鹅钱乡进行土改试验,总结了解放区的农民群众迫切希望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方针。曾山将这次土改工作的经验上报到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都给予了肯定,称赞其为“最坚决的土改路线”。这期间,曾山与邓六金辗转解放区各地,赴安徽、山东等省市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总结出了很多经验,同时也发现了土改存在的一些问题,譬如富农占有的土地最多,多余的生产资料没有征收,而贫、雇农的土地较少,地主的土地、房屋、浮财也保留过多。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成立了华东野战军。曾山主管华东局财委工作,搞经济,支、援前线,解决新四军的军需供给。当时,部队的日常生活处于极度的困难中,缺吃少穿,连高梁米、地瓜干都吃不饱,只能吃槐树叶、吃野菜。部队又要行军,又要打仗,还要搞土改。曾山、邓六金和局机关的所有人一样,脸都饿得浮肿了,饿得腰都直不起来。
1947年7月的一天,邓六金从莱阳经文登出发途径石岛,前往大连。在石岛,南于国民党的军舰严密地封锁海丽,切断了山东和大连的海路。身怀六甲的邓六金行动不便,但她仍决定回到队伍,队伍才是她的家。她走一段,歇一会儿,再坚持走,后来昏倒在路上,几个山东老乡发现了她,得知她是解放军,便把她抬到了威海的码头,就这样邓六金又回到了这支特殊的部队。一连几天船上的颠簸把肚里的孩子也折腾苦了,不久邓六金早产了。后来邓六金回忆说,真应验了一句老话:“妇女生孩子是一只腳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
孩子终于生下来了,但怕孩子的哭声惊动附近的敌人,为了大伙儿的安全,躺在船舱里的邓六金忍住悲痛,她要把婴儿扔向大海!后来在李坚真大姐的执意呵护下,才保住了这条弱小的生命,为纪念这次生与死的考验,孩子取名叫海生。
1948年春,华东野战军解放了潍坊,不久邓六金带着三个孩子从大连回到曾山身边。曾山在潍坊、济南负责接收工作,在人们看来“接收大员”可是“财神爷”,那时接管的物资还是很多的,吃的东西也很多,但这位“接收大员”每天仍然是地瓜干、野菜。有一次。曾山胃出血,医生诊断说:“白薯吃多了,太酸,胃里面烂了一块,是胃溃疡引起的大出血。”
上海解放了,曾山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组织上安排了一处离机关很近的洋房给曾山一家人住,曾山坚持要先去看看。房子很大,还有花园草坪,一看条件太好了,肯定超出了规定。他马上就不高兴了,黑着脸说:“这地方不能住。”“住房只要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必须按规定办”。
全家在上海团聚后,曾山给孩子们开了个会,给他们讲革命历史,讲江西土地革命,讲皖南抗日的困难,讲山东打仗的艰辛。曾山是个和蔼可亲的家长,可对孩子的要求是严格不苟的,他给孩子们规定了几条生活原则:吃饭吃饱,不饿肿子就行;穿衣服能御寒,不冷就行;要和同学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与人为善;现在都在上学,要比就比好好学习,看谁学习好。
曾山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却一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不让孩子享受特权,而是让他们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
曾山同志和邓六金同志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自己交给了党,身体力行,无私奉献。虽然他们已逝去,但他们的精神将如日月永在,光照后人。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延安成了全中国人民向往的抗日圣地。中央决定,任命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邓六金为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危秀英任副部长。经危秀英介绍,曾山和邓六金在延安相识了。后来邓六金大姐回忆第一次见到曾山的印象:老革命,人很稳重,实实在在,还在苏联学习过。
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时,两人再次见面。会议后中央决定派邓六金等二十多位同志去华东地区工作,在离开延安,经西安去南昌途中,一路上曾山同志对派往华东工作的同志们都很关心。
在西安,曾山与邓六金相互了解彼此的革命经历、家庭情况,彼此间产生了感情,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举行了结婚仪式。在邓六金同志的记忆中,虽然她与曾山从认识到结婚的时间很短,但能感觉到,曾山善良、稳重、可靠、作风好、思想进步,值得托付终生。
皖南工作期间,曾山与邓六金生活艰苦,只住半间房。一张桌子,一张床,床上铺的是稻草。吃的是红苕、糙米、野菜、芋头,油水很少。曾山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穿着发旧的军装,破了补补,冬天戴一个有耳朵的棉帽子,脚穿芦苇草编的草鞋。
1939年农历7月15日曾山和邓六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取名丁儿。当时,皖南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之下,条件极为恶劣,经他们商量,邓六金送丁儿回江西吉安曾山的老家。没过多久邓六金要回部队了,临行前,她来到丁儿面前默默地说:“带着你。妈妈怎么参加战斗呢?会熬过来的,这是暂时,等到我们胜利了,爸妈一定要把你接到身边!”
1941年初,时值皖南事变,军部及皖南部队近万人壮烈牺牲了,邓六金非常悲痛。数以万计的日伪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邓六金只能带着两个多月的阿留“到山上打埋伏”。山区生活条件艰苦,没有床,只能在地上铺一层草,垫一个被单;吃的是白薯、野菜,可孩子要吃奶,没奶吃只能让孩子吃棒子糊糊、野菜汤。打完“埋伏”,邓六金决定把孩子放到老乡家带。孩子安顿好后,邓六金和曾山马不停蹄地赶到苏北盱眙黄花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驻地。这时侯,华中局机关有了很大变动,邓六金要求曾山给她分配工作。邓六金对曾山说:“我要工作!你是组织部长,你给我分配工作。”曾山回答道:“虽然我是组织部长,可我们是夫妻。你要工作,你自己去找吧。”后来,在谭震林的安排下,邓六金到淮南根据地的一个乡里当了党委书记,在乡里搞土改,支援前线,解放妇女,发展组织,工作卓有成效。邓六金是一位刚强好胜的女人,在战争年代里男人艰苦,女人更艰苦。因作为一个母亲,只能在革命工作和培养后代中选择一个。她选择了革命工作,多么崇高的选择!
1946年4月,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专门研究土地问题。曾山亲自带工作组到鹅钱乡进行土改试验,总结了解放区的农民群众迫切希望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改革方针。曾山将这次土改工作的经验上报到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都给予了肯定,称赞其为“最坚决的土改路线”。这期间,曾山与邓六金辗转解放区各地,赴安徽、山东等省市进行农村社会调查,总结出了很多经验,同时也发现了土改存在的一些问题,譬如富农占有的土地最多,多余的生产资料没有征收,而贫、雇农的土地较少,地主的土地、房屋、浮财也保留过多。
随着内战的全面爆发,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成立了华东野战军。曾山主管华东局财委工作,搞经济,支、援前线,解决新四军的军需供给。当时,部队的日常生活处于极度的困难中,缺吃少穿,连高梁米、地瓜干都吃不饱,只能吃槐树叶、吃野菜。部队又要行军,又要打仗,还要搞土改。曾山、邓六金和局机关的所有人一样,脸都饿得浮肿了,饿得腰都直不起来。
1947年7月的一天,邓六金从莱阳经文登出发途径石岛,前往大连。在石岛,南于国民党的军舰严密地封锁海丽,切断了山东和大连的海路。身怀六甲的邓六金行动不便,但她仍决定回到队伍,队伍才是她的家。她走一段,歇一会儿,再坚持走,后来昏倒在路上,几个山东老乡发现了她,得知她是解放军,便把她抬到了威海的码头,就这样邓六金又回到了这支特殊的部队。一连几天船上的颠簸把肚里的孩子也折腾苦了,不久邓六金早产了。后来邓六金回忆说,真应验了一句老话:“妇女生孩子是一只腳在棺材里,一只脚在棺材外”。
孩子终于生下来了,但怕孩子的哭声惊动附近的敌人,为了大伙儿的安全,躺在船舱里的邓六金忍住悲痛,她要把婴儿扔向大海!后来在李坚真大姐的执意呵护下,才保住了这条弱小的生命,为纪念这次生与死的考验,孩子取名叫海生。
1948年春,华东野战军解放了潍坊,不久邓六金带着三个孩子从大连回到曾山身边。曾山在潍坊、济南负责接收工作,在人们看来“接收大员”可是“财神爷”,那时接管的物资还是很多的,吃的东西也很多,但这位“接收大员”每天仍然是地瓜干、野菜。有一次。曾山胃出血,医生诊断说:“白薯吃多了,太酸,胃里面烂了一块,是胃溃疡引起的大出血。”
上海解放了,曾山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华东财经委员会主任。组织上安排了一处离机关很近的洋房给曾山一家人住,曾山坚持要先去看看。房子很大,还有花园草坪,一看条件太好了,肯定超出了规定。他马上就不高兴了,黑着脸说:“这地方不能住。”“住房只要有吃饭睡觉的地方就可以了,必须按规定办”。
全家在上海团聚后,曾山给孩子们开了个会,给他们讲革命历史,讲江西土地革命,讲皖南抗日的困难,讲山东打仗的艰辛。曾山是个和蔼可亲的家长,可对孩子的要求是严格不苟的,他给孩子们规定了几条生活原则:吃饭吃饱,不饿肿子就行;穿衣服能御寒,不冷就行;要和同学搞好团结,互相帮助,与人为善;现在都在上学,要比就比好好学习,看谁学习好。
曾山同志长期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却一直保持着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不让孩子享受特权,而是让他们继承艰苦奋斗的传统。
曾山同志和邓六金同志从参加革命的第一天起,就把自己交给了党,身体力行,无私奉献。虽然他们已逝去,但他们的精神将如日月永在,光照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