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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７月26日，延安的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了为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的欢迎晚宴，毛泽东和观察组成员、美国驻华使馆秘书、中缅印战区政治顾问谢伟思进行了热情的交谈。
８月３日下午，毛泽东主动邀请谢伟思到自己住的窑洞谈话。谈至夜半，谢伟思主动问：“我俩谈了好几个小时了，你还很少谈到苏俄。为什么你在谈话中一直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不大考虑苏俄呢？”毛泽东说：“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苏联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寻求苏联的援助会使中国的局势更糟。苏联也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影响，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会使有关各方都有利和满意。”谢伟思开玩笑地说：“可是，‘共产党’这个名称可能不会使某些美国商人放心。”毛泽东笑了：“哈哈，我们也曾想到改变名称，但是，如果人民都了解我们，那就不会担惊受怕了。其实，我们对中国实行民主的追求，我们的减租减息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雄鸡第二次打鸣时，两人的谈话才结束。８月16日的后半夜，毛泽东难以入睡，步出窑洞。与谢伟思的深谈促使他思索了许多问题，刚才重庆发来的南方局一封很长的电报，使他思路更加清晰了。
在此之前，延安早就有一个秘密的苏联情报组，对外称为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组。苏联情报组有电台直通斯大林。
近几个月来，先是来了一个以美国记者为主体的中外记者考察团，接着是美军观察组，延安格外热闹起来。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的态度仍是十分谨慎的。７月22日，美军观察组到达时，延安的接待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礼仪有度。经过他与谢伟思长谈摸底，他的审慎态度有了转变。８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他亲自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三个字，是在修改题目时他加上去的。
在让胡乔木组织写这篇社论的同时，毛泽东开始思考“外交”问题。与苏联人的来往，过去由于一直有共产国际的关系，没有考虑办“外交”的问题。如今和美国人打交道，是否可以考虑？他刚才看到的那封南方局的长电报，内容就是对我党办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
毛泽东伸手从衣兜里掏烟盒，才想起身上没有火柴，跟在身后的警卫递上了一盒火柴。刚点着烟吸了两口，周恩来就来到了他身旁：“主席，我就知道你看了这封电报会睡不成觉了。”他对周恩来说：“你来得正好。我们党办外交，即使现在算‘半独立外交’也好，已经提到中央议事日程上来了。它不仅涉及当前我们对待美军观察组的态度，我们还要考虑到战后，我们还面临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打交道。你是否尽快起草一份我党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文件。你注意强调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开展国际间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强调我们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加强民族自尊心，善于与人合作。”
于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诞生了。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这份外交文件当时确定下来的原则，对中共以后的外交斗争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据《美军观察组》）
《国际歌》被删去的三节
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员柯茨将《国际歌》译成俄文，只选了六段歌词中的一、二、六三节。1918年，《国际歌》被苏联定为代国歌，一直使用到1944年，都只有三段歌词。
1952年，联共改名为苏联共产党，但《国际歌》一直是联共（布）和苏联共产党的党歌。仍然只有三节歌词，中译本也只选用了这三节歌词。被省略的三段歌词的大意是：
（第三节）国家在压迫，法律在欺骗，赋税把倒霉人敲榨，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仰人鼻息的苦恼受够了，平等要靠另外的法律，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
（第四节）那些矿山和铁道的大王们，骑在人头上令人心惊，除了劫掠劳动果实，他们可曾干过别的事情，众人创造的一切都落进了，这些家伙们的保险箱，人们要求归还他们的一切，只希望享有他们所应享有的。
（第五节）大王们用梦想麻醉我们，对自己人讲和平，对暴君要作战，要在军队中间鼓动罢工，朝空中挥舞枪托，把队伍解散，如果他们，那些吃人野兽，坚持要我们去当兵，他们很快会明白我们的子弹，属于我们自己的将军。
这三节被省略，除歌词过长、不便于合唱外，可能还有以下原因：
从鲍狄埃创作歌词的背景来看，第三节反对国家、法律和赋税，当然是指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法律和赋税；第四节号召人人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当然是向资产阶级争取；第五节号召解散军队和反戈一击，当然也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军队。
俄译本之所以未译出这三节，也许是怕群众理解有误，走上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的歧途。在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中，尽可能地削弱国家机器是普遍倾向。但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高效的政权、完备的法律、巨额的税收、强大的军队。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大都建立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了尽快避免因为落后而挨打，国家政权都曾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牺牲今天拼未来，此时再让大家高唱“只希望享有所应享有的”，就不合时宜了。（据《青年参考》）
８月３日下午，毛泽东主动邀请谢伟思到自己住的窑洞谈话。谈至夜半，谢伟思主动问：“我俩谈了好几个小时了，你还很少谈到苏俄。为什么你在谈话中一直强调美国的重要性而不大考虑苏俄呢？”毛泽东说：“苏联在战争中损失惨重，战后会全力忙于自己的重建。另一个原因是，国民党——苏联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寻求苏联的援助会使中国的局势更糟。苏联也不会反对美国在中国的影响，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合作，会使有关各方都有利和满意。”谢伟思开玩笑地说：“可是，‘共产党’这个名称可能不会使某些美国商人放心。”毛泽东笑了：“哈哈，我们也曾想到改变名称，但是，如果人民都了解我们，那就不会担惊受怕了。其实，我们对中国实行民主的追求，我们的减租减息政策，即使最保守的美国商人，也不会在我们的纲领中发现可持异议的东西。美国会发现我们比国民党更易于合作。”雄鸡第二次打鸣时，两人的谈话才结束。８月16日的后半夜，毛泽东难以入睡，步出窑洞。与谢伟思的深谈促使他思索了许多问题，刚才重庆发来的南方局一封很长的电报，使他思路更加清晰了。
在此之前，延安早就有一个秘密的苏联情报组，对外称为塔斯社驻延安记者组。苏联情报组有电台直通斯大林。
近几个月来，先是来了一个以美国记者为主体的中外记者考察团，接着是美军观察组，延安格外热闹起来。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美军观察组的态度仍是十分谨慎的。７月22日，美军观察组到达时，延安的接待不冷不热、不卑不亢、礼仪有度。经过他与谢伟思长谈摸底，他的审慎态度有了转变。８月15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他亲自改写的社论：《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其中“战友们”三个字，是在修改题目时他加上去的。
在让胡乔木组织写这篇社论的同时，毛泽东开始思考“外交”问题。与苏联人的来往，过去由于一直有共产国际的关系，没有考虑办“外交”的问题。如今和美国人打交道，是否可以考虑？他刚才看到的那封南方局的长电报，内容就是对我党办外交的意见及对中央的建议。
毛泽东伸手从衣兜里掏烟盒，才想起身上没有火柴，跟在身后的警卫递上了一盒火柴。刚点着烟吸了两口，周恩来就来到了他身旁：“主席，我就知道你看了这封电报会睡不成觉了。”他对周恩来说：“你来得正好。我们党办外交，即使现在算‘半独立外交’也好，已经提到中央议事日程上来了。它不仅涉及当前我们对待美军观察组的态度，我们还要考虑到战后，我们还面临与各国政府和人民打交道。你是否尽快起草一份我党中央关于外交工作方针的文件。你注意强调两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开展国际间的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强调我们必须站稳民族立场、加强民族自尊心，善于与人合作。”
于是，中共历史上第一份关于外交工作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诞生了。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这份外交文件当时确定下来的原则，对中共以后的外交斗争具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据《美军观察组》）
《国际歌》被删去的三节
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党员柯茨将《国际歌》译成俄文，只选了六段歌词中的一、二、六三节。1918年，《国际歌》被苏联定为代国歌，一直使用到1944年，都只有三段歌词。
1952年，联共改名为苏联共产党，但《国际歌》一直是联共（布）和苏联共产党的党歌。仍然只有三节歌词，中译本也只选用了这三节歌词。被省略的三段歌词的大意是：
（第三节）国家在压迫，法律在欺骗，赋税把倒霉人敲榨，富人不承担任何义务，穷人的权利是句空话，仰人鼻息的苦恼受够了，平等要靠另外的法律，没有义务就没有权利，没有权利也没有义务。
（第四节）那些矿山和铁道的大王们，骑在人头上令人心惊，除了劫掠劳动果实，他们可曾干过别的事情，众人创造的一切都落进了，这些家伙们的保险箱，人们要求归还他们的一切，只希望享有他们所应享有的。
（第五节）大王们用梦想麻醉我们，对自己人讲和平，对暴君要作战，要在军队中间鼓动罢工，朝空中挥舞枪托，把队伍解散，如果他们，那些吃人野兽，坚持要我们去当兵，他们很快会明白我们的子弹，属于我们自己的将军。
这三节被省略，除歌词过长、不便于合唱外，可能还有以下原因：
从鲍狄埃创作歌词的背景来看，第三节反对国家、法律和赋税，当然是指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法律和赋税；第四节号召人人争取自己应得的一份，当然是向资产阶级争取；第五节号召解散军队和反戈一击，当然也是针对资产阶级的军队。
俄译本之所以未译出这三节，也许是怕群众理解有误，走上无政府主义、平均主义的歧途。在早期的社会主义者中，尽可能地削弱国家机器是普遍倾向。但历史证明，社会主义国家仍然需要高效的政权、完备的法律、巨额的税收、强大的军队。不仅如此，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大都建立在比较落后的国家，为了尽快避免因为落后而挨打，国家政权都曾采取高积累、低消费的方式，牺牲今天拼未来，此时再让大家高唱“只希望享有所应享有的”，就不合时宜了。（据《青年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