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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社保还是养儿？
谈到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态度，常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年轻时“不烧香”，老来“抱佛脚”。年轻时只注重眼前利益，宁愿多要工资，也不肯缴纳社保费；到临近退休年龄时，才想着要缴纳，甚至要求补交。农民工这样做，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就是要优先保证上述“养儿”的开支。
在高度认可“养儿防老”的乡民眼里，乡村特别贫困的家庭没有条件为子女操办婚事，可以理解；特别富裕的家庭不想因大操大办子女婚事而露富，可以理解；子女有出息、在城镇工作、收入高、发展前景好、婚事用不着父母多操心，也可以理解；但若把原可用于“养儿”的钱拿去为自己缴纳养老保险，这样的农民工父母是不称职的。对于没有条件进城定居，还要留在乡村养老的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来自家乡乡村社区舆论的压力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养老保险为何靠不着？
第一代农民工选择养儿防老而非依靠社会化的养老保险，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一二十年前中国新建立且还很不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病，因而在第一代农民工眼里，养老保险是水中的月亮，看得见、够不着，不如养儿防老靠谱。
如果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走社会化养老之路，愿意为此缴纳养老保险，那么，一二十年前，他们会遇到什么呢？
第一，当初中国的养老保险主要是以县和地级市为单位办理的。如果劳动者更换工作地点，养老金缴纳无法跨县市接续。外出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强。而中国外出农民工在同一单位工作3年以上的只占20%-30%；就是以省为单位，外出农民工数量最大的广东省企业中，外来农民工的平均工作周期也只有4-6年。按照有关政策，累计缴费15年及以上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这意味着即使缴纳养老保险，绝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也远远达不到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累计缴费年限。
第二，许多地方，农民工的劳动合同是一年期的，劳动合同到期时必须退保。退保时，农民工只能一次性领回所缴保险费的“小头”——个人缴纳部分，“大头”——单位缴纳部分，充入外出农民工工作和缴纳养老保险县市的地方社保基金。外出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单位，因而也就不断地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却总也拿不到用工单位为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金。这就难怪外出农民工宁愿多要工资，也不肯缴纳社保费了。
第三，也有少数外出农民工坚持不懈地在同一地方工作，其累计缴费年限达到了15年以上。即使如此，他们也未必能顺利拿到养老金。例如，2000年前后，深圳市就曾经规定，“非本市户籍员工在本市退休按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应在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广东15-59岁的劳动年龄段流动人口中，15-29岁的占69.9%，40-59岁的只占7.2%；同年龄段的省外流動人口中，15-29岁的与40-59岁的分别占73.4%与5.0%。在用工如此年轻化的条件下，处于“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前5年”的外出农民工有多少人能在深圳找到工作？如果没工作的农民工自己缴养老保险，那他不仅要缴本来个人缴纳的“小头”，还要替用工单位缴“大头”。
应该承认，上面提到那些弊病都是过去的事了。自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实施以来，情况已经大为好转。但同时还应该承认，对于不同年龄的农民工来说，以往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害程度是不同的。其中，受损害最大、以致相当长时间内选择放弃养老保险的，主要是第一代农民工。
养儿防老为何靠不住？
在养儿防老与养老保险中，第一代农民工选择了“养儿防老”。但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靠不住了。原因有两个。
首先，由于种种原因（包括长期外出打工、购房进城以及因扩招上大学而留在城镇工作），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父母在，不得不远游”。从乡村和进城者父母的角度来看，进城一方面意味着子女有出息，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原来家庭就近居住时，子女所提供的日常生活中零碎的、非市场化的家务性养老照料，现在无法提供了。要就近照顾父母，或者是父母进城投靠子女，或者是子女回乡靠近父母。前一种选择受阻于城乡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和社会环境的差异（父母完全脱离了熟悉的乡土社会，在城里连个说得到一起的人都找不着），后一种选择受阻于城乡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与对子女（包括子女的子女）发展前景的影响。无论哪一种选择，实行起来难度都不小。
其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养儿”开支不断上升，以致作为父母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堪重负。
举例来说，二十年前还没有智能手机，而现在，无论是消费（如网购、微信、网上支付）、还是工作（特别是网约车、快递和外卖送餐），智能手机成为标配。二十年前，娶（儿）媳妇只需要在本乡本土盖房子，现在许多地方需要至少到县城去买房子。二十年前，农民工子女读书多半只读到初中（属于义务教育），现在不要说高中和技校，上大学的都多的是。而非义务教育（特别是收费标准高的三本大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果“养儿”开支上升，农民工的收入也同步或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子女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加重第一代农民工的负担。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20世纪80年代末，当最初的一批农民工外出打工时，他们不仅是乡村中的高收入阶层，就是与城镇职工相比，他们的收入也不相伯仲。进入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乡村劳动力进城成为农民工。尽管当时他们年轻力壮、处于劳动效率最高的“黄金年龄段”，但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大大压低了农民工的工资。按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中国乡村人均消费水平比1990年上升了72.4%，但同期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
全国性民工荒爆发后，从统计数据上看，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乡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大体保持同步。但首先，消费统计口径中不包括建房或购房开支；其次，传统上乡村是在免费得到的宅基地上建房，房价只包含建筑材料与建房的人工成本支出，而进城买房的房价中，除上述支出外，还包括政府征收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以及房地产商运营成本与利润。显然，农民工进城买房的支出大大高于回乡建房，而这种“养儿”开支的剧增，统计资料中是反映不出来的。
面对养老方式从“养儿防老”向养老保险的转换，第一代农民工不得不同时为两种养老方式买单。加上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过程为时过久，以致第一代农民工多数不满足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可见，第一代农民工之所以养老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身行为之外的因素。
谈到农民工对养老保险的态度，常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年轻时“不烧香”，老来“抱佛脚”。年轻时只注重眼前利益，宁愿多要工资，也不肯缴纳社保费；到临近退休年龄时，才想着要缴纳，甚至要求补交。农民工这样做，一个十分重要的理由，就是要优先保证上述“养儿”的开支。
在高度认可“养儿防老”的乡民眼里，乡村特别贫困的家庭没有条件为子女操办婚事，可以理解；特别富裕的家庭不想因大操大办子女婚事而露富，可以理解；子女有出息、在城镇工作、收入高、发展前景好、婚事用不着父母多操心，也可以理解；但若把原可用于“养儿”的钱拿去为自己缴纳养老保险，这样的农民工父母是不称职的。对于没有条件进城定居，还要留在乡村养老的第一代农民工来说，来自家乡乡村社区舆论的压力是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
养老保险为何靠不着？
第一代农民工选择养儿防老而非依靠社会化的养老保险，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就是他们的亲身经历。一二十年前中国新建立且还很不完善的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种种弊病，因而在第一代农民工眼里，养老保险是水中的月亮，看得见、够不着，不如养儿防老靠谱。
如果第一代农民工愿意走社会化养老之路，愿意为此缴纳养老保险，那么，一二十年前，他们会遇到什么呢？
第一，当初中国的养老保险主要是以县和地级市为单位办理的。如果劳动者更换工作地点，养老金缴纳无法跨县市接续。外出农民工的流动性很强。而中国外出农民工在同一单位工作3年以上的只占20%-30%；就是以省为单位，外出农民工数量最大的广东省企业中，外来农民工的平均工作周期也只有4-6年。按照有关政策，累计缴费15年及以上才能享受养老保险待遇。这意味着即使缴纳养老保险，绝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也远远达不到领取养老金的最低累计缴费年限。
第二，许多地方，农民工的劳动合同是一年期的，劳动合同到期时必须退保。退保时，农民工只能一次性领回所缴保险费的“小头”——个人缴纳部分，“大头”——单位缴纳部分，充入外出农民工工作和缴纳养老保险县市的地方社保基金。外出农民工不断地变换工作单位，因而也就不断地参保、退保，再参保、再退保，却总也拿不到用工单位为他们缴纳的养老保险金。这就难怪外出农民工宁愿多要工资，也不肯缴纳社保费了。
第三，也有少数外出农民工坚持不懈地在同一地方工作，其累计缴费年限达到了15年以上。即使如此，他们也未必能顺利拿到养老金。例如，2000年前后，深圳市就曾经规定，“非本市户籍员工在本市退休按月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应在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前5年，在本市连续缴费。”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广东15-59岁的劳动年龄段流动人口中，15-29岁的占69.9%，40-59岁的只占7.2%；同年龄段的省外流動人口中，15-29岁的与40-59岁的分别占73.4%与5.0%。在用工如此年轻化的条件下，处于“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前5年”的外出农民工有多少人能在深圳找到工作？如果没工作的农民工自己缴养老保险，那他不仅要缴本来个人缴纳的“小头”，还要替用工单位缴“大头”。
应该承认，上面提到那些弊病都是过去的事了。自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实施以来，情况已经大为好转。但同时还应该承认，对于不同年龄的农民工来说，以往养老保险制度不完善对他们所造成的损害程度是不同的。其中，受损害最大、以致相当长时间内选择放弃养老保险的，主要是第一代农民工。
养儿防老为何靠不住？
在养儿防老与养老保险中，第一代农民工选择了“养儿防老”。但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养儿防老”变得越来越靠不住了。原因有两个。
首先，由于种种原因（包括长期外出打工、购房进城以及因扩招上大学而留在城镇工作），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父母在，不得不远游”。从乡村和进城者父母的角度来看，进城一方面意味着子女有出息，另一方面又意味着原来家庭就近居住时，子女所提供的日常生活中零碎的、非市场化的家务性养老照料，现在无法提供了。要就近照顾父母，或者是父母进城投靠子女，或者是子女回乡靠近父母。前一种选择受阻于城乡消费水平的巨大差距和社会环境的差异（父母完全脱离了熟悉的乡土社会，在城里连个说得到一起的人都找不着），后一种选择受阻于城乡收入水平的巨大差异与对子女（包括子女的子女）发展前景的影响。无论哪一种选择，实行起来难度都不小。
其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养儿”开支不断上升，以致作为父母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堪重负。
举例来说，二十年前还没有智能手机，而现在，无论是消费（如网购、微信、网上支付）、还是工作（特别是网约车、快递和外卖送餐），智能手机成为标配。二十年前，娶（儿）媳妇只需要在本乡本土盖房子，现在许多地方需要至少到县城去买房子。二十年前，农民工子女读书多半只读到初中（属于义务教育），现在不要说高中和技校，上大学的都多的是。而非义务教育（特别是收费标准高的三本大学）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如果“养儿”开支上升，农民工的收入也同步或以更快的速度上升，子女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不一定会加重第一代农民工的负担。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
20世纪80年代末，当最初的一批农民工外出打工时，他们不仅是乡村中的高收入阶层，就是与城镇职工相比，他们的收入也不相伯仲。进入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乡村劳动力进城成为农民工。尽管当时他们年轻力壮、处于劳动效率最高的“黄金年龄段”，但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大大压低了农民工的工资。按不变价格计算，2000年中国乡村人均消费水平比1990年上升了72.4%，但同期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没有增长。
全国性民工荒爆发后，从统计数据上看，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与乡村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大体保持同步。但首先，消费统计口径中不包括建房或购房开支；其次，传统上乡村是在免费得到的宅基地上建房，房价只包含建筑材料与建房的人工成本支出，而进城买房的房价中，除上述支出外，还包括政府征收土地出让金和各种税费、以及房地产商运营成本与利润。显然，农民工进城买房的支出大大高于回乡建房，而这种“养儿”开支的剧增，统计资料中是反映不出来的。
面对养老方式从“养儿防老”向养老保险的转换，第一代农民工不得不同时为两种养老方式买单。加上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过程为时过久，以致第一代农民工多数不满足领取养老金的条件。可见，第一代农民工之所以养老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自身行为之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