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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机遇和挑战,“外部威胁转变为内部威胁”“自助性安全转变为互助性安全”,国家安全观也应做相应的改变,要更多关注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更多强调合作共赢、更多追求可持续安全观。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家安全观;变化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机遇挑战
(一)外部威胁转变为内部威胁
随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推进,国外安全威胁也因为互联互通而变得更加便捷,来自中亚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政治分离主义势力等也因获得互联互通的便利而更加顺利地进入中国境内,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使得中国既不能将社会生活限定于边界之内,也不能在本国边界范围内解决社会生活中由于风险所带来的困难,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愈发难以区分,即使不存在来自外部的威胁,中国也会面临来自内部的安全威胁,此种安全威胁可能有着复杂的国际根源。“一带一路”推动中国日益卷入到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网络之中,国家安全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开放的国际安全体系之中,国家安全的威胁往往是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是相对而言的威胁,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在这种情境下,任何孤立的、保守的和追求绝对的安全不仅不能确保国家的现实安全,而且将丧失国家安全的未来。
(二)自助性安全转变为互助性安全
“一带一路”模糊了国家的边界,也消解了传统上因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安全困境压力。在传统安全观看来,国际无政府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安全。“一带一路”通过推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推动沿线国家的个体安全发展为系统安全、集体安全,使影响安全的因素进一步多样化、复杂化,安全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安全的国际化、地区化趋势增强。由于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加深,时空距离拉近,世界、地区和国内事务的透明度和关联度增强,安全问题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普遍性和相关性,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安全需以它国及其他地区的安全为条件,安全只能是各国、各地区和全球的普遍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密不可分。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区域化、一体化,世界经济政治化和政治关系经济化趋势发展,由市场力量主导的经济安全等问题,有时比国家权力主导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显得更突出、更具有深远影响力。由此可见,国家安全的维护不能只依靠国家自身力量,军事安全也不一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再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关系了,而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一带一路”带来的沿线国家之间在安全特性的上述变化,要求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和哲学发生调整。安全威胁的内部性要求国家安全维护内容必须具有综合性,必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信息等各个领域;国家安全的互助性则要求国家安全维护方式必须具有复杂性,特别是正确处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全面分析和妥善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机遇和挑战,善于利用国际制度和其他国家的条件,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努力变挑战为机遇。这是推进“一带一路”对安全问题提出的新要求,各国必须积极适应此种变化,确立一种新的安全观,并建立多元化的安全保障机制,以捍卫“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安全利益,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安全观变化
(一)更多关注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
传统安全观的安全目标谋求某一国家的个体安全,新安全观则除了强调个体安全之外,还必须关注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随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日益深入,沿线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安全已经从一个国家的安全转变为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比如水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大规模传染病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等,这些安全问题威胁到沿线所有国家,使得沿线各国在安全领域中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共同安全利益增多,谋求共同安全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泛共识。
(二)更多强调合作共赢
传统安全观在谋求安全的原则和手段是军事同盟、威慑、遏制以及维持均势平衡;新安全观则是强调加强安全对话、合作、协商和建立安全机制,是一种合作安全和谋求安全双赢和共赢的安全观。维护全球化时代的共同安全,谋求安全不能仅靠某一国家独立行动,而需藉由各国相互合作才能达成。“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推动了安全内涵的扩大,各国安全政策也在经历大幅度调整,不少国家的军队职能开始从专注保家卫国向兼顾抢险救灾、反恐保安和合作维和的方向调整。同时,从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切入、着眼增进互信和强化合作的双边与多边战略对话和联合军演成为主流安全合作模式。特别是“一带一路”带来的国际公共问题兴起,安全的实现依赖于合作而非竞争。国家安全不仅取决于某一国家,而且取决于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行动。在此趋势下,应对安全威胁离不开国际合作,通过地区或国际合作实现安全,成为实现安全的有效途径。因此,各国和非国家行为体以全球安全问题为基础,增强安全互信,建立安全机制,促进安全对话,推动国际交流,实现安全共赢,是“一带一路”的安全观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三)更多追求可持续安全观
传统安全观寻求的是国家当下的安全,侧重于如何应对威胁;新安全观则寻求持久的安全,侧重于未雨绸缪和危机预警和防范威胁,是一种可持续安全观,不仅谋求当下的安全,也必须谋求未来的安全,谋求基于发展的安全,着眼于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因此,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两者是互为条件和基础的关系。这是“一带一路”安全观的最终落脚点。
关键词:一带一路;国家安全观;变化
一、“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安全面临机遇挑战
(一)外部威胁转变为内部威胁
随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推进,国外安全威胁也因为互联互通而变得更加便捷,来自中亚地区的国际恐怖主义、政治分离主义势力等也因获得互联互通的便利而更加顺利地进入中国境内,成为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严峻挑战。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使得中国既不能将社会生活限定于边界之内,也不能在本国边界范围内解决社会生活中由于风险所带来的困难,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愈发难以区分,即使不存在来自外部的威胁,中国也会面临来自内部的安全威胁,此种安全威胁可能有着复杂的国际根源。“一带一路”推动中国日益卷入到一个相互依赖的国际网络之中,国家安全将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开放的国际安全体系之中,国家安全的威胁往往是受制于特定的社会环境条件,是相对而言的威胁,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的一面。在这种情境下,任何孤立的、保守的和追求绝对的安全不仅不能确保国家的现实安全,而且将丧失国家安全的未来。
(二)自助性安全转变为互助性安全
“一带一路”模糊了国家的边界,也消解了传统上因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安全困境压力。在传统安全观看来,国际无政府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家间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必须通过自助来维护自己的安全,国家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才能获得安全。“一带一路”通过推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推动沿线国家的个体安全发展为系统安全、集体安全,使影响安全的因素进一步多样化、复杂化,安全具有综合性和系统性的特征,安全的国际化、地区化趋势增强。由于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加深,时空距离拉近,世界、地区和国内事务的透明度和关联度增强,安全问题具有了更加广泛的普遍性和相关性,一国或一个地区的安全需以它国及其他地区的安全为条件,安全只能是各国、各地区和全球的普遍安全。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密不可分。同时,随着全球经济的日益区域化、一体化,世界经济政治化和政治关系经济化趋势发展,由市场力量主导的经济安全等问题,有时比国家权力主导的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显得更突出、更具有深远影响力。由此可见,国家安全的维护不能只依靠国家自身力量,军事安全也不一定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强有力的手段,国与国之间的安全关系再不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关系了,而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
“一带一路”带来的沿线国家之间在安全特性的上述变化,要求维护国家安全的理念和哲学发生调整。安全威胁的内部性要求国家安全维护内容必须具有综合性,必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生态、信息等各个领域;国家安全的互助性则要求国家安全维护方式必须具有复杂性,特别是正确处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国家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系,通过全面分析和妥善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机遇和挑战,善于利用国际制度和其他国家的条件,充分利用有利因素,积极化解不利因素,努力变挑战为机遇。这是推进“一带一路”对安全问题提出的新要求,各国必须积极适应此种变化,确立一种新的安全观,并建立多元化的安全保障机制,以捍卫“一带一路”建设所需要的安全利益,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二、“一带一路”背景下国家安全观变化
(一)更多关注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
传统安全观的安全目标谋求某一国家的个体安全,新安全观则除了强调个体安全之外,还必须关注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随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日益深入,沿线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安全已经从一个国家的安全转变为所有国家的共同安全。比如水资源开发、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金融危机、大规模传染病扩散、国际恐怖主义等,这些安全问题威胁到沿线所有国家,使得沿线各国在安全领域中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共同安全利益增多,谋求共同安全已经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广泛共识。
(二)更多强调合作共赢
传统安全观在谋求安全的原则和手段是军事同盟、威慑、遏制以及维持均势平衡;新安全观则是强调加强安全对话、合作、协商和建立安全机制,是一种合作安全和谋求安全双赢和共赢的安全观。维护全球化时代的共同安全,谋求安全不能仅靠某一国家独立行动,而需藉由各国相互合作才能达成。“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推动了安全内涵的扩大,各国安全政策也在经历大幅度调整,不少国家的军队职能开始从专注保家卫国向兼顾抢险救灾、反恐保安和合作维和的方向调整。同时,从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切入、着眼增进互信和强化合作的双边与多边战略对话和联合军演成为主流安全合作模式。特别是“一带一路”带来的国际公共问题兴起,安全的实现依赖于合作而非竞争。国家安全不仅取决于某一国家,而且取决于所有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共同行动。在此趋势下,应对安全威胁离不开国际合作,通过地区或国际合作实现安全,成为实现安全的有效途径。因此,各国和非国家行为体以全球安全问题为基础,增强安全互信,建立安全机制,促进安全对话,推动国际交流,实现安全共赢,是“一带一路”的安全观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三)更多追求可持续安全观
传统安全观寻求的是国家当下的安全,侧重于如何应对威胁;新安全观则寻求持久的安全,侧重于未雨绸缪和危机预警和防范威胁,是一种可持续安全观,不仅谋求当下的安全,也必须谋求未来的安全,谋求基于发展的安全,着眼于建立一个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诚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因此,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礎,安全是发展的条件,两者是互为条件和基础的关系。这是“一带一路”安全观的最终落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