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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以受教育者接受程度而存在的。如果教育的表现得不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尊严就会受到质疑。如果说著名的童话作家郑渊洁不满意现行的教育理念。把孩子从学校领回家自己去教，是对教育的尊严伤害还是个别现象，那么教育所培养出的人才，企业、社会均觉得能力差或不欢迎，1/3多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则是对现行教育品质、教育理念在终极价值上最大的质疑，而教育在适应社会文化发展中机制、体制的滞后，教育结构的失衡。又是对具体教育组织把握教育规律，体现时代精神上最大的智障。
教育政策就是教育政治
一般说来，越是有思想的校长，他所主持的学校越能以理念贴近时代，也就越不愿受现行应试潮流的制约，表面上看好像也追逐应试教育的高分，但是，所表达的仅是一种时尚的应对，深层次所追求的却是理念之下品牌、服务和品质的胜算，是以趋势把握潮流所体现出的没有“近忧”的文化战略。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越是没有哲思的校长其职务情结表达的就越浓，他们靠官位实现自己的管理，靠政策机械地应对现实，其现状虽无大错。却少有创见。其实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冷战对峙”正是这样一批校长的“无为而为”。不过。这种现状的改变在教育新文化战略构建中已见希望，上海交大、复旦大学2006年的高考指挥棒已放开。香港多所大学业已冲击着教育的结构调整，并带来了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富于时代精神的教育新思维潮流的涌动，哈佛等世界知名大学的招生录取方案，世界各大名校先进的教育理念已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教育的终极追求上做出了新的解读。一个新的教育文化策略正在形成，一个适应主流文化取向的教育正在痛定思痛后获得新生。
经济建设中决策的失误是以百姓的生活质量下降为代价的，战争中决策的失误是用士兵的鲜血和生命为补偿的，而教育政策的失误则是以一代人整体素质下降、国家综合国力滞后为代价的。
经济决策失误可以用垄断信息等方式蒙混过关：而教育政策的失误也可以用国家对教育投入的不足、现行的社会素质难以实行国外的招生模式、教育作为产业不适应国情等理由为借口，甚至还有办法正面文章反面做、局部文章全局做、小文章大做，淡化教育政策的失误和夸大事物发展过程中常见的错误。
中国民办教育之所以做不大，不能成为产业，重要的就是政策性的垄断，职务型校长借着优质教育资源放大的理由，大搞形象工程，甚至每个城市都有银行贷款投资几个亿的校园建设的工程，而这样的学校如若拿掉校牌竟看不出学校有文化育人的意境和理念。在这样的学校里是不择手段地追求高分，体现的特色除去大楼的庄严就是欠贷款的窘迫。究其因，高分之下校长才有面子，大楼大厦才显学校规模，这种急功近利的育人心态和浮躁的情绪，不只是理念的缺失，也是现行的体制、政策短视所导致。
教育政策其实质就是教育政治。我国现行的教育政策是倡导国家对教育的包揽，这样的结果更多的是打击了以市场形式出现的竞争态势，是在遏制具有品牌意识和以市场准则为生存服务的多元市场行业的进入，也是无形中破坏了以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占领市场的竞争机制。
审视今天的教育，我们是在加入WTO开放新形势下。在知识经济全球化、培养世界公民的理念下，在和世界的人才争夺战中，在做应答多元文化冲击的教育。正因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才对教育提出“加快教育结构性调整，建立学习型社会”的最新要求。结构的调整，不只是民办教育市场的加强和课程体系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教育理念、教育政策、教育文化战略的结构调整。调整中重要的是要体现一种理念，反映一种精神。而凡是理念的都是精神的，凡是一种政策又体现一种精神状态和文化策略，因为，教育政策其实质就是体现国家意志和力量的教育政治。因此，用文化的方式发展有灵魂的教育，自然提到了区域的文化战略设计中，提到了学校的教育理念实施贯彻中。观察现行的教育，区域教育文化战略设计不是没有战略，而是以知识育人为技术参数，以考上重点为度量标准，以上级领导满意为尽头的战略；而现行的学校也不是没有理念，而是以千脸一相的分数为取向。以完成上级各种检查为目的，以学校别出“大麻烦”为方向所表达出急功近利的浅层策略。
区域文化战略的设计或学校文化策略的考量，不仅是以学校规模数量的加大或学校多考上几个重点的学生为准绳的，而是核心竞争力，即对品牌、品质、服务水准的打造。品牌即是有口皆碑，品质即社会对教育培养的适用人才认可，服务即学校所提供的理念、教材和软硬件。这些正是教育新文化战略和校长职业化的基本理论首倡的导向。它告诉我们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冷战”阶段即将过去。一个新的时代里，和谐、创新的大教育观即将出现，一个新的教育时代伴随着一种新的文化战略正在形成。
教育理念就是教育特色
教育新时代显著的标志是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文化策略、教育的过程和价值结构的获取“壁垒”将趋于零。哈佛、牛津、剑桥、莫斯科大学、港大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录取标准、教育过程一览无余，英国伊顿公学、美国西点军校的教育理念、文化策略昭示天下。教育目标的整体文化架构在提高，教育过程表现得越来越清晰，教育理念所表达的特色越来越反衬出掌门人的哲学睿智，用文化的方式发展有灵魂的教育，培养创新型的世界公民越来越成为共识，各国对教育的导向和要求也越来越趋向于适应主流文化发展的需要，“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已成为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追求，媒体和社会对教育的取向也更趋于精神境界的提升。而应试教育的弊端、现行教育理念的滞后和教育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受到质疑，用时代的哲学精神统领时代教育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教育哲学的智慧所表达的质疑精神，使为什么办教育、办成什么样的教育、怎样成为一个好校长已成为社会和教育界的理性诉求，“一个民族一旦进入哲思不可阻挡”之势已见端倪。
新的教育时代所体现的教育精神不但重视宏观上的文化战略和文化策略，如区域文化战略构建，学校文化策略实施，也重塑每个学校的文化理念。提升每个教育掌门人的价值取向，规划教育的过程和终极取向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特点。为什么说“校长是带着理念来的使者”，为什么说“教育是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已成为教育哲学必须要回答的“时代精神”，教育哲学思维命题的诠释及输出，已成为各种教育培训和教育高峰论坛的主流。大家在逐渐醒悟，如果说几千万年前由于陨石撞击地球而成为恐龙的灾难，但撞击本身并没有使恐龙全部灭绝，而撞击后所引起的酸雨和气候的突变才导致恐龙全部灭绝，所以说二次灾难才是导致恐龙灭绝的直接原因；现行的教育所带来的弊端表面上看是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引起对教育“新三座大山”抵制的说法，而现行的教育所带来人的培养过程整体素质下降，尤其是少有 德行支撑的终极危害才是真正的第二次灾难。现行的教育，有管理，少有伦理精神下的博爱与民主；有知识育人体系，少有文化育人的意境：有规划，少有哲学思维的文化战略。正因此，特色教学中失去信仰，个性涵养中失去兴趣，文化育人中失去德行支撑，资源分配中失去有教无类的和谐。教育对客体认知的错位，导致教育本质的偏离。实质所反映的却是教育结构的失衡。
如果我们还不能痛下决心创新我们的教育理念，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那么，受到二次、三次灾难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创新以一种新的教育文化战略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递增。是时代精神所诠释的，也是对中华5000年“变易而生生，生生而富有”的诠释，是《易经》中“富有之谓大业”的大智慧。就人的富有而言，首选的是德行的富有；就教育而言，重要的是育人理念的富有和日日新的意识，即“日新之谓盛德”。怎样才能保持不断地生生富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有作为的思想者不但要勤奋工作并要不断反思自己作为，这样就不会有灾祸。一个不会反省自己(理念)的教育管理者是不会有进步的。
教育新文化战略所表现出的理念，对教育家而言是一种战略资源。育人取向文化形成的特色将成为决胜人才市场、教育市场的主要武器。中国教育的成长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增长应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但要有义务教育的目标，要有职业教育发展的策略，要有经费逐渐投入的规划，更要有新时代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和教育在文化(理念)跟进上的自觉。
教育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
教育要适应社会文化运动的高度，必然要求核心教育理念对教育所形成的品牌效应，品质所树立起的标准，服务所把握的内涵，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而培养高分的人才“设计”模式已是滞后的应试教育“冷战教育模式的思维”，当应试教育被创新型人才教育取代时，即是一个新的文化时期的到来，教育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必然以软实力、精神的、理念的方式而提到变革的实践中来，作为具体教育组织的掌门人，责任与使命必然要求以哲学的思维面对时代精神的转换，否则。哲学就不称为智慧之友了。
教育是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而教育哲学必须体现时代精神，这是因为，教育是由无数小事而构成的育人活动，在对人的“教化”中完成人的社会化的意识，这是培养人的方法论和育人取向文化所决定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的架构又是以文化来体现的，而文化的核心却是哲学。这种清醒地意识到人同社会的关系是能动地推动社会、又适应社会的发展的学问非哲学不可。人是为社会服务的，就社会学而言追求“学做真人”的教育又成为一种高尚的学术品格。而心理学则给教育以科学的把握。教和学的关系既是社会文化和教育的互动，也是以塑造健全人格为前提的。情景、协作、会话等学习要素的掌握，主动性、创新性、合作意识的构建正是心理学要把握的。就教育的整体发展而言，教师决不是燃掉的蜡烛，一个学校的文化策略和树立起的理念，不仅要能促进学生充分发展，也必须保证教师能充分发展，没有群体“大师”的成功是无法说学校掌门人“吃懂了”教育心理学，因此，心理学是解构适应社会文化科学发展观的武器。如果一个人因婚姻使对方变坏或视野停滞，那是这个人的品行和能力有问题；如果一个继任的校长因应试使学生的品行下降，使教师的生命只是在燃烧中消耗，那就是这个校长的理念和职业能力有问题。
教育适应社会文化的变革是需要理性把握的，教育从“教育要革命”到高考制度恢复，从加大投入经费到应试教育；从教育作为产业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提出，到反对教育产业化扭曲产业取向，以致乱收费对产业模式的“贴金”；从校长应以职业能力进入职场的校长职业化理论体系提出，到与校长专业化和职业化在《中国教育报》全国公开的论战；从新课程改革的艰难，到香港多所大学对大陆教育体制的冲击；从我们还热衷于教育市场是否有必要存在的讨论，到国外教育作为产业在富国强国的实践的诠释；从现行的教育体制上、理念上、趋势上、把握的现状上的滞后。到教育新的文化战略的理性和前瞻思辨性对中国教育进行的文化战略的解读，都必将会为中国教育的革命带来一场思维的变革和结构调整的新思路。这种思维有多元文化冲击下理性应答的思考：有跳出教育看教育，把教育作为财富的诠释：有加入WT0后开放的教育必须以文化为架构，以职业能力引领为前提；有教育适应社会文化，办教育要有核心理念在文化上的自觉；有教育是以哲学精神和心理学为解构。可以想象，以上这些创新的思维和现行教育的文化策略若还继续产生台阶式落差，那么，带来一所学校或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已是可以预见的。
(未完待续)
(作者系中国教育文化研究中心首席教授)
教育政策就是教育政治
一般说来，越是有思想的校长，他所主持的学校越能以理念贴近时代，也就越不愿受现行应试潮流的制约，表面上看好像也追逐应试教育的高分，但是，所表达的仅是一种时尚的应对，深层次所追求的却是理念之下品牌、服务和品质的胜算，是以趋势把握潮流所体现出的没有“近忧”的文化战略。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越是没有哲思的校长其职务情结表达的就越浓，他们靠官位实现自己的管理，靠政策机械地应对现实，其现状虽无大错。却少有创见。其实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冷战对峙”正是这样一批校长的“无为而为”。不过。这种现状的改变在教育新文化战略构建中已见希望，上海交大、复旦大学2006年的高考指挥棒已放开。香港多所大学业已冲击着教育的结构调整，并带来了创新人才培养的模式。富于时代精神的教育新思维潮流的涌动，哈佛等世界知名大学的招生录取方案，世界各大名校先进的教育理念已为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教育的终极追求上做出了新的解读。一个新的教育文化策略正在形成，一个适应主流文化取向的教育正在痛定思痛后获得新生。
经济建设中决策的失误是以百姓的生活质量下降为代价的，战争中决策的失误是用士兵的鲜血和生命为补偿的，而教育政策的失误则是以一代人整体素质下降、国家综合国力滞后为代价的。
经济决策失误可以用垄断信息等方式蒙混过关：而教育政策的失误也可以用国家对教育投入的不足、现行的社会素质难以实行国外的招生模式、教育作为产业不适应国情等理由为借口，甚至还有办法正面文章反面做、局部文章全局做、小文章大做，淡化教育政策的失误和夸大事物发展过程中常见的错误。
中国民办教育之所以做不大，不能成为产业，重要的就是政策性的垄断，职务型校长借着优质教育资源放大的理由，大搞形象工程，甚至每个城市都有银行贷款投资几个亿的校园建设的工程，而这样的学校如若拿掉校牌竟看不出学校有文化育人的意境和理念。在这样的学校里是不择手段地追求高分，体现的特色除去大楼的庄严就是欠贷款的窘迫。究其因，高分之下校长才有面子，大楼大厦才显学校规模，这种急功近利的育人心态和浮躁的情绪，不只是理念的缺失，也是现行的体制、政策短视所导致。
教育政策其实质就是教育政治。我国现行的教育政策是倡导国家对教育的包揽，这样的结果更多的是打击了以市场形式出现的竞争态势，是在遏制具有品牌意识和以市场准则为生存服务的多元市场行业的进入，也是无形中破坏了以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则占领市场的竞争机制。
审视今天的教育，我们是在加入WTO开放新形势下。在知识经济全球化、培养世界公民的理念下，在和世界的人才争夺战中，在做应答多元文化冲击的教育。正因此，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才对教育提出“加快教育结构性调整，建立学习型社会”的最新要求。结构的调整，不只是民办教育市场的加强和课程体系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教育理念、教育政策、教育文化战略的结构调整。调整中重要的是要体现一种理念，反映一种精神。而凡是理念的都是精神的，凡是一种政策又体现一种精神状态和文化策略，因为，教育政策其实质就是体现国家意志和力量的教育政治。因此，用文化的方式发展有灵魂的教育，自然提到了区域的文化战略设计中，提到了学校的教育理念实施贯彻中。观察现行的教育，区域教育文化战略设计不是没有战略，而是以知识育人为技术参数，以考上重点为度量标准，以上级领导满意为尽头的战略；而现行的学校也不是没有理念，而是以千脸一相的分数为取向。以完成上级各种检查为目的，以学校别出“大麻烦”为方向所表达出急功近利的浅层策略。
区域文化战略的设计或学校文化策略的考量，不仅是以学校规模数量的加大或学校多考上几个重点的学生为准绳的，而是核心竞争力，即对品牌、品质、服务水准的打造。品牌即是有口皆碑，品质即社会对教育培养的适用人才认可，服务即学校所提供的理念、教材和软硬件。这些正是教育新文化战略和校长职业化的基本理论首倡的导向。它告诉我们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冷战”阶段即将过去。一个新的时代里，和谐、创新的大教育观即将出现，一个新的教育时代伴随着一种新的文化战略正在形成。
教育理念就是教育特色
教育新时代显著的标志是先进的教育理念、教育文化策略、教育的过程和价值结构的获取“壁垒”将趋于零。哈佛、牛津、剑桥、莫斯科大学、港大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录取标准、教育过程一览无余，英国伊顿公学、美国西点军校的教育理念、文化策略昭示天下。教育目标的整体文化架构在提高，教育过程表现得越来越清晰，教育理念所表达的特色越来越反衬出掌门人的哲学睿智，用文化的方式发展有灵魂的教育，培养创新型的世界公民越来越成为共识，各国对教育的导向和要求也越来越趋向于适应主流文化发展的需要，“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已成为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追求，媒体和社会对教育的取向也更趋于精神境界的提升。而应试教育的弊端、现行教育理念的滞后和教育的竞争优势越来越受到质疑，用时代的哲学精神统领时代教育已成为教育界的共识。教育哲学的智慧所表达的质疑精神，使为什么办教育、办成什么样的教育、怎样成为一个好校长已成为社会和教育界的理性诉求，“一个民族一旦进入哲思不可阻挡”之势已见端倪。
新的教育时代所体现的教育精神不但重视宏观上的文化战略和文化策略，如区域文化战略构建，学校文化策略实施，也重塑每个学校的文化理念。提升每个教育掌门人的价值取向，规划教育的过程和终极取向以形成自己的特色和特点。为什么说“校长是带着理念来的使者”，为什么说“教育是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已成为教育哲学必须要回答的“时代精神”，教育哲学思维命题的诠释及输出，已成为各种教育培训和教育高峰论坛的主流。大家在逐渐醒悟，如果说几千万年前由于陨石撞击地球而成为恐龙的灾难，但撞击本身并没有使恐龙全部灭绝，而撞击后所引起的酸雨和气候的突变才导致恐龙全部灭绝，所以说二次灾难才是导致恐龙灭绝的直接原因；现行的教育所带来的弊端表面上看是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引起对教育“新三座大山”抵制的说法，而现行的教育所带来人的培养过程整体素质下降，尤其是少有 德行支撑的终极危害才是真正的第二次灾难。现行的教育，有管理，少有伦理精神下的博爱与民主；有知识育人体系，少有文化育人的意境：有规划，少有哲学思维的文化战略。正因此，特色教学中失去信仰，个性涵养中失去兴趣，文化育人中失去德行支撑，资源分配中失去有教无类的和谐。教育对客体认知的错位，导致教育本质的偏离。实质所反映的却是教育结构的失衡。
如果我们还不能痛下决心创新我们的教育理念，以适应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那么，受到二次、三次灾难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创新以一种新的教育文化战略来适应主流社会文化的递增。是时代精神所诠释的，也是对中华5000年“变易而生生，生生而富有”的诠释，是《易经》中“富有之谓大业”的大智慧。就人的富有而言，首选的是德行的富有；就教育而言，重要的是育人理念的富有和日日新的意识，即“日新之谓盛德”。怎样才能保持不断地生生富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有作为的思想者不但要勤奋工作并要不断反思自己作为，这样就不会有灾祸。一个不会反省自己(理念)的教育管理者是不会有进步的。
教育新文化战略所表现出的理念，对教育家而言是一种战略资源。育人取向文化形成的特色将成为决胜人才市场、教育市场的主要武器。中国教育的成长和中国社会经济的增长应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但要有义务教育的目标，要有职业教育发展的策略，要有经费逐渐投入的规划，更要有新时代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和教育在文化(理念)跟进上的自觉。
教育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
教育要适应社会文化运动的高度，必然要求核心教育理念对教育所形成的品牌效应，品质所树立起的标准，服务所把握的内涵，提出前所未有的要求。而培养高分的人才“设计”模式已是滞后的应试教育“冷战教育模式的思维”，当应试教育被创新型人才教育取代时，即是一个新的文化时期的到来，教育的时代精神的体现，必然以软实力、精神的、理念的方式而提到变革的实践中来，作为具体教育组织的掌门人，责任与使命必然要求以哲学的思维面对时代精神的转换，否则。哲学就不称为智慧之友了。
教育是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而教育哲学必须体现时代精神，这是因为，教育是由无数小事而构成的育人活动，在对人的“教化”中完成人的社会化的意识，这是培养人的方法论和育人取向文化所决定的，人是社会的人，社会的架构又是以文化来体现的，而文化的核心却是哲学。这种清醒地意识到人同社会的关系是能动地推动社会、又适应社会的发展的学问非哲学不可。人是为社会服务的，就社会学而言追求“学做真人”的教育又成为一种高尚的学术品格。而心理学则给教育以科学的把握。教和学的关系既是社会文化和教育的互动，也是以塑造健全人格为前提的。情景、协作、会话等学习要素的掌握，主动性、创新性、合作意识的构建正是心理学要把握的。就教育的整体发展而言，教师决不是燃掉的蜡烛，一个学校的文化策略和树立起的理念，不仅要能促进学生充分发展，也必须保证教师能充分发展，没有群体“大师”的成功是无法说学校掌门人“吃懂了”教育心理学，因此，心理学是解构适应社会文化科学发展观的武器。如果一个人因婚姻使对方变坏或视野停滞，那是这个人的品行和能力有问题；如果一个继任的校长因应试使学生的品行下降，使教师的生命只是在燃烧中消耗，那就是这个校长的理念和职业能力有问题。
教育适应社会文化的变革是需要理性把握的，教育从“教育要革命”到高考制度恢复，从加大投入经费到应试教育；从教育作为产业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理念提出，到反对教育产业化扭曲产业取向，以致乱收费对产业模式的“贴金”；从校长应以职业能力进入职场的校长职业化理论体系提出，到与校长专业化和职业化在《中国教育报》全国公开的论战；从新课程改革的艰难，到香港多所大学对大陆教育体制的冲击；从我们还热衷于教育市场是否有必要存在的讨论，到国外教育作为产业在富国强国的实践的诠释；从现行的教育体制上、理念上、趋势上、把握的现状上的滞后。到教育新的文化战略的理性和前瞻思辨性对中国教育进行的文化战略的解读，都必将会为中国教育的革命带来一场思维的变革和结构调整的新思路。这种思维有多元文化冲击下理性应答的思考：有跳出教育看教育，把教育作为财富的诠释：有加入WT0后开放的教育必须以文化为架构，以职业能力引领为前提；有教育适应社会文化，办教育要有核心理念在文化上的自觉；有教育是以哲学精神和心理学为解构。可以想象，以上这些创新的思维和现行教育的文化策略若还继续产生台阶式落差，那么，带来一所学校或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已是可以预见的。
(未完待续)
(作者系中国教育文化研究中心首席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