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崛起，国内外近年讨论不断，但是各方似乎至今并未达成共识。国际上，“中国将成为超级大国”的说法，与关于“中国崛起的阴暗面”的讨论同时存在；在国内，对中国是否正在或者已经“崛起”有很多不同意见。笔者以为，对中国发展的认识关系到中国外交定位、中美关系、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等一系列问题，因此需要对事物做一全面的认识。
　　近年来，大家谈论“崛起”较多，另一个词被提起的频率却大大下降了，这就是“现代化”。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曾是非常鼓舞人的口号。２０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现代化”是一个远比我们当初的想像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概念。工业、农业、国防、科技目前并未全面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其实这四个“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远不是现代化的全部内容。“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社会的“性质问题”或者说是“质量问题”。在从“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跋涉。正是由于现代市场经济、民主法制以及现代文化建设尚未成熟，才会造成所谓“中国崛起的阴暗面”——腐败、环境恶化、企业竞争力不高、信仰危机，等等。
　　另一方面，中国几十年来方方面面在数量上的巨大提高，又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人民的生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科技水平、国防能力、企业“走出去”的程度等，无论在绝对值还是在世界的相对地位上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所谓崛起，其实是说中国总体力量在世界中的相对位置。这个位置在几十年间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否认中国在崛起，不仅有悖事实，而且说出来别人也不相信，反而认为中国是在“隐藏实力”、“卧薪尝胆”。
　　因此，有关中国发展的基本判断应该是，中国是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但是已经在崛起的国家；是一个在质量上尚未完成现代社会转型、但在数量上已经实现大国崛起的国家。
　　数量的崛起当然是以质量的转型为驱动力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在数量上崛起，都伴随着在质量上的转型。但是，中国的幅员和人口有一个巨大的“规模效应”，因而造成在质量上的转型远未到位的情况下，数量上的崛起已经非常惊人的现象。温总理曾多次讲过这个等式：“多么小的问题乘以１３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１３亿，都可以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我们套用这个等式，一点点质量上的成功改进，乘以１３亿，都会变成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可以说，由于中国前无古人的规模，当代中国在质量与数量、现代化与崛起之间的差距之大，也是前无古人的。这是中国崛起与历史上其他大国崛起的一个不同之处，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的一个当代中国的独特国情，也是造成国内外围绕“中国崛起”现象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
　　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研究者要尽可能地摆脱个人情感对研究的干扰，无论我们对中国的发展感到骄傲抑或感到任重道远，都不应该片面地去强调事物的一个方面；同时，政策的研究者不是未来学家，更不是预言家。他们所关注的是当下和近中期的事实，并据以提出进一步的对策。中国在近中期将继续快速发展，同时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成现代化的转型，这样一个事实学术界应该是有共识的。
　　因此，中国外交的身份定位就应该建立在对这一国情的判断之上。其一，中国是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大国，理应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相应的影响。其二，中国的目标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因此理应做现代国际体系的维护者和支持者。其三，中国将长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阶段以及历史经验将使中国有可能更好地理解发展中国家、非西方文明国家的价值与利益，从而在战略上维护和支持国际体系的同时，与其他国家一道改革这个体系，缓和体系内部的矛盾冲突，使之更公平、更和谐。
　　近几个月，在当今世界的两大热点——伊核与朝核问题上，我们已经可以感觉到中国独特而积极的作用。一方面，不扩散体制事关国际安全体系的稳定，安理会各国为此发出了一致的声音。在朝鲜试射导弹后安理会通过１６９５号决议；在伊朗问题上安理会通过１６９６号决议，要求伊朗最迟在８月３１日完全停止与铀浓缩有关的活动和再处理活动。另一方面，在中、俄等国的反对下，美、日、欧等国做了一定的妥协和让步，未在相关决议中援引有可能使事态恶化的《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表述。这样一种角色，应该就是美国人所说的“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中国人说的“建设性合作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