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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结构失衡,原因在什么地方?
首先是消费需求不足。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没有过的现象。西方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来,经济危机来自生产过剩,原因是收入分配两级分化和大众消费不足。凯恩斯从投资的侧面强调需求不足,但同时凯恩斯也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节俭悖论。他说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全社会如果储蓄过多就会导致生产下降。
发达国家是怎么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呢?短期对策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罗斯福新政还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实行了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做的,实际上标志着美国的制度变革。所以长期的应对消费需求不足的对策,从欧美二战前后的经验来看,关键在于制度的改善,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公共服务,实行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是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基尼系数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上升的,这种上升与收入差距扩大和消费不足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消费不足可以主要地归结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导致大众消费空间受到压缩,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其次是企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体系不健全,医疗、教育、住房负担过重,导致居民储蓄压缩了消费。中国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2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0.47,已经远远超过了收入差距的警戒线。劳动报酬在GDP当中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劳动报酬比例下降会带来什么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它和储蓄率之间是什么关系。2008年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城镇最低收入的10%的居民家庭储蓄率是4.6%。城镇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是38.1%,两者相差了七八倍,这样的关系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消费率越低。而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高收入居民储蓄率增长就快于低收入居民。根据中国过去30年的经验数据来看,基尼系数每上升0.01,储蓄率上升0.76个百分点,而且这两个变量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到了0.85。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根据这个数据来推算,基尼系数如果从现在的0.47回落到0.37,消费率大概可以从49%回升到57%。而在我看来,中国实际的收入差距大于统计显示的部分。
第三个问题是资源收益和垄断性行业的问题。我们的垄断性行业利润过高,人均收入大概是其他行业的五到十倍,缺乏合理资源税和垄断利润调节税,土地收益缺乏规范和管理,很多地方的财政已经变成土地财政。
第四是财税体制和公共管理。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持续回升,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预算外政府资源上升更快,土地出让金已经超过一年1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过多的政府资源用于投资和政府自身开支,而不是用于公共福利和平衡收入。这里涉及整个的政府财政体制的设计问题。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不统一,导致地方政府过多地依赖土地收益。公共资金管理不透明、不健全导致公共资金的流失和腐败,转移支付效益偏低,转移支付漏洞太大。
首先是消费需求不足。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也不是一个没有过的现象。西方国家在早期资本主义阶段就遇到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在19世纪提出来,经济危机来自生产过剩,原因是收入分配两级分化和大众消费不足。凯恩斯从投资的侧面强调需求不足,但同时凯恩斯也提出了非常著名的节俭悖论。他说节俭是一种美德,但全社会如果储蓄过多就会导致生产下降。
发达国家是怎么解决消费不足问题的呢?短期对策就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罗斯福新政还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公平劳动标准法,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实行了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些都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做的,实际上标志着美国的制度变革。所以长期的应对消费需求不足的对策,从欧美二战前后的经验来看,关键在于制度的改善,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供公共服务,实行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距。
其次是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基尼系数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开始上升的,这种上升与收入差距扩大和消费不足之间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消费不足可以主要地归结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劳动报酬比重不断下降,导致大众消费空间受到压缩,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其次是企业的社会保障和公共体系不健全,医疗、教育、住房负担过重,导致居民储蓄压缩了消费。中国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32左右上升到2008年的0.47,已经远远超过了收入差距的警戒线。劳动报酬在GDP当中的比例是不断下降的。劳动报酬比例下降会带来什么问题?首先我们来看它和储蓄率之间是什么关系。2008年根据统计局的数据,城镇最低收入的10%的居民家庭储蓄率是4.6%。城镇最高收入的10%的家庭是38.1%,两者相差了七八倍,这样的关系可以很清楚地反映出,收入越高,储蓄率越高,消费率越低。而收入差距过大的时候,高收入居民储蓄率增长就快于低收入居民。根据中国过去30年的经验数据来看,基尼系数每上升0.01,储蓄率上升0.76个百分点,而且这两个变量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到了0.85。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的话,根据这个数据来推算,基尼系数如果从现在的0.47回落到0.37,消费率大概可以从49%回升到57%。而在我看来,中国实际的收入差距大于统计显示的部分。
第三个问题是资源收益和垄断性行业的问题。我们的垄断性行业利润过高,人均收入大概是其他行业的五到十倍,缺乏合理资源税和垄断利润调节税,土地收益缺乏规范和管理,很多地方的财政已经变成土地财政。
第四是财税体制和公共管理。政府财政收支占GDP比重持续回升,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预算外政府资源上升更快,土地出让金已经超过一年1万亿人民币的规模,过多的政府资源用于投资和政府自身开支,而不是用于公共福利和平衡收入。这里涉及整个的政府财政体制的设计问题。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不统一,导致地方政府过多地依赖土地收益。公共资金管理不透明、不健全导致公共资金的流失和腐败,转移支付效益偏低,转移支付漏洞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