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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证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社会资本向非公经济转移这两件事，大约为经济年均增长率“贡献”了4～5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产生了巨大的资源再配置效应。当前中国经济下行风险与近期改革的停滞或倒退有关，须加纠正。
【关键词】资源配置；改革红利；实证
改革开放是中国过往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因素，如果改革动力枯竭则中国经济必然步入减速期。近期中国改革已出现严重分歧和推进乏力的诸多迹象，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隐忧，为此，十八大刚一结束，我国新一届政府总理李克强同志即提出了“改革红利论”。以下，我们将从资源配置效应的角度对改革与发展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基本理论、方法说明
由于假设前题的不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析模型主要有两类：一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一是结构主义。前者假定经济基本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在各行业上相同，后者的假定前提却与此相反。结构主义特别关注经济的结构性转移和变化。
有人把中国近30来的高速度归因于较高的资本积累（或储蓄）率和“人口红利”，这就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观点。上述观点当然也是正确的，不过这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复杂的经济问问题。
要对改革如何作用于经济这一问题做出定量研究，我们得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在部门之间要素收益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结构变化就成为说明增长率和增长模式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的载体是一系列国家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直接结果是导致资源配置产生变化。因此，改革的作用可以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做出衡量。
市场化是过往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取向。改革带来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破除一元化公有经济体制，导致社会资本持续流向非公经济；二是解冻城乡二元体制，致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行业流转。由于资本和人力资源持续从较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从而产生了高速度。
二、改革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改革之前，农民必须持有公社证明才能外出，在那种“画地为牢”的社会管控体制下，实质上是断绝了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可能性。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比较大的择业自由。
现在，中国农民工人数已达2.5亿人，加上农民个体工商户自营业主，每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人数已近3亿，再加上30多年来农民市民化的人口，这个数据更加庞大。
在农业的资本集约程度未达到社会平均水平之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低于其它产业，较高的资本集约程度是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农业的前提，这个前提条件通常只有到了工业化后期才能具备。世界以往很多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效率较低劳动力资源转换成高效资源，导致了工业化过程的普遍高速度。前30年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
1979-2期间，中国二、三产业的综合劳动生产率——产业增加值与产业从业人数之比——是第一产业的5-6倍。详见表一。
假定现在已转移出来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依旧滞留在农业里，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以2012年的为准，以此为假定推算，则2012年的GDP将下降40～50%，这也意味着30多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速下降2-3个百分点。
三、改革促成资本效率提高
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一定量的公营经济。公营经济的低效率问题，至今没有那一个国家能破解。中国30多年对公有经济进行了众多实验和改革，至今仍深受公有资本的低效率问题困扰着。
我们以中国工业为研究对象。根据图表一数据进行如下推算与分析：
第一、1998年工业企业单位资本投入产出（元/元）：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0.178，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0.148，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扣出国有及国有控股部分0.246，即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本效率为非国有工业企业的60%。
第二、2007年工业企业单位资本投入产出（元/元）：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0.332，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0.253，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扣出国有及国有控股部分0.396，即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本效率为非国有工业企业的63.9%。
第三、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的比重（%）：1998年68.8，2007年44.8，其间共下降20个百分点。
第四、如果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比重维持1998年状态，以便2007年各类工业企业的资本效率推算，则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会下降约10%。
由此可见，公有与非公有经济在资本效率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在第二产业和建筑业上同样存在。我们知道，很大一部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直接得益于垄断，如果剔除垄断因素，那国企的资本效率还得适度下调。
四、结论与思考
1978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约为10%。30多年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社会资本向非公经济转移这两件事，大约为经济年均增长率“贡献”了4～5个百分点 ，即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半来自于“结构转移的贡献”。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决不会产生这样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世界上很多历经工业化过程的国家或地区所共有的现象。经济资源从公有向非公流转，则是中国和越南所独有的。30年来中国的“速度奇迹”，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 中国之所以比较顺利得战胜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主因是当时中国起动了波澜壮阔的国企改革。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下行风险之中，导致这一局面的国内外因素较多，其中，政策偏差是主要问题之一。一是这些年来事实上存在“国进民退”，二是新农村建设一定程度上搞成“逆城市化运动”。从资源配置效应看，如果对相应政策不进行纠偏，我国经济势必大幅减速。李克强总理上位伊始提出以“改革红利”和城镇化为施政之纲，显然极具针对性。
参考文献：
[1]H.钱纳里，S.鲁宾逊，M.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3、26、323页。
【关键词】资源配置；改革红利；实证
改革开放是中国过往3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主要动力因素，如果改革动力枯竭则中国经济必然步入减速期。近期中国改革已出现严重分歧和推进乏力的诸多迹象，这是中国发展的最大隐忧，为此，十八大刚一结束，我国新一届政府总理李克强同志即提出了“改革红利论”。以下，我们将从资源配置效应的角度对改革与发展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一、基本理论、方法说明
由于假设前题的不同，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分析模型主要有两类：一是新古典经济学派，一是结构主义。前者假定经济基本资源——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在各行业上相同，后者的假定前提却与此相反。结构主义特别关注经济的结构性转移和变化。
有人把中国近30来的高速度归因于较高的资本积累（或储蓄）率和“人口红利”，这就是典型的新古典经济理论观点。上述观点当然也是正确的，不过这只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复杂的经济问问题。
要对改革如何作用于经济这一问题做出定量研究，我们得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在部门之间要素收益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结构变化就成为说明增长率和增长模式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的载体是一系列国家政策，这些政策实施的直接结果是导致资源配置产生变化。因此，改革的作用可以通过“资源配置效应”做出衡量。
市场化是过往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取向。改革带来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是破除一元化公有经济体制，导致社会资本持续流向非公经济；二是解冻城乡二元体制，致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向非农行业流转。由于资本和人力资源持续从较低效率部门向高效率部门流动，从而产生了高速度。
二、改革带来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升
改革之前，农民必须持有公社证明才能外出，在那种“画地为牢”的社会管控体制下，实质上是断绝了农业劳动力从事非农产业的可能性。改革开放后，农民有了比较大的择业自由。
现在，中国农民工人数已达2.5亿人，加上农民个体工商户自营业主，每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人数已近3亿，再加上30多年来农民市民化的人口，这个数据更加庞大。
在农业的资本集约程度未达到社会平均水平之前，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低于其它产业，较高的资本集约程度是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农业的前提，这个前提条件通常只有到了工业化后期才能具备。世界以往很多国家的工业化过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持续向外转移，效率较低劳动力资源转换成高效资源，导致了工业化过程的普遍高速度。前30年中国的情况同样如此。
1979-2期间，中国二、三产业的综合劳动生产率——产业增加值与产业从业人数之比——是第一产业的5-6倍。详见表一。
假定现在已转移出来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依旧滞留在农业里，一、二、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就以2012年的为准，以此为假定推算，则2012年的GDP将下降40～50%，这也意味着30多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速下降2-3个百分点。
三、改革促成资本效率提高
不仅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也存在一定量的公营经济。公营经济的低效率问题，至今没有那一个国家能破解。中国30多年对公有经济进行了众多实验和改革，至今仍深受公有资本的低效率问题困扰着。
我们以中国工业为研究对象。根据图表一数据进行如下推算与分析：
第一、1998年工业企业单位资本投入产出（元/元）：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0.178，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0.148，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扣出国有及国有控股部分0.246，即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本效率为非国有工业企业的60%。
第二、2007年工业企业单位资本投入产出（元/元）：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0.332，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0.253，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扣出国有及国有控股部分0.396，即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的资本效率为非国有工业企业的63.9%。
第三、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总计的比重（%）：1998年68.8，2007年44.8，其间共下降20个百分点。
第四、如果2007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资产总计比重维持1998年状态，以便2007年各类工业企业的资本效率推算，则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会下降约10%。
由此可见，公有与非公有经济在资本效率上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在第二产业和建筑业上同样存在。我们知道，很大一部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直接得益于垄断，如果剔除垄断因素，那国企的资本效率还得适度下调。
四、结论与思考
1978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率约为10%。30多年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社会资本向非公经济转移这两件事，大约为经济年均增长率“贡献”了4～5个百分点 ，即此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一半来自于“结构转移的贡献”。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决不会产生这样的资源再配置效应。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世界上很多历经工业化过程的国家或地区所共有的现象。经济资源从公有向非公流转，则是中国和越南所独有的。30年来中国的“速度奇迹”，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 中国之所以比较顺利得战胜1998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主因是当时中国起动了波澜壮阔的国企改革。
目前中国正处于经济下行风险之中，导致这一局面的国内外因素较多，其中，政策偏差是主要问题之一。一是这些年来事实上存在“国进民退”，二是新农村建设一定程度上搞成“逆城市化运动”。从资源配置效应看，如果对相应政策不进行纠偏，我国经济势必大幅减速。李克强总理上位伊始提出以“改革红利”和城镇化为施政之纲，显然极具针对性。
参考文献：
[1]H.钱纳里，S.鲁宾逊，M.赛尔奎因，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M]，上海三联书店，23、26、3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