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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猖獗，给河南人民带来恶劣的影响。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因素，也有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主要包括河南特殊的地形、气候和农作物，社会因素则包括人口因素、生态破坏、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
关键词：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成因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5-0224-02
民国时期河南省自然灾害屡屡发生，造成饥荒连连，其受灾的总县数和灾荒发生的总次数在全国处于前列。在河南发生的灾害类型中，旱灾最为频繁。1920年华北五省发生了特大旱灾，其中河南是重灾区之一，这场旱灾使河南一半以上的县受灾，数百万民众亟待救济，河南处于一片乱象之中。本文以1920年河南省旱灾为例，探讨导致民国时期河南旱灾迭发的因素。应该说，旱灾的出现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使的结果。对于河南而言，其所处的特殊气候带、其独特的地形和特殊的粮食作物等是促使旱灾出现的主要客观因素，具有不可逆转性。而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如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经济转型、军事战乱等一系列因素加重了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的严重程度，所谓人祸加重了天灾。
一、自然因素
1.气候条件。从气候条件来看，河南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地区，界于北纬31°23′～36°22′，东经110°21′～116°39′之间，由北向南依次处于暖温带和北亚热带，大多数地区属于中间过渡地带，因此，河南的气候具有较强的过渡性，特点是温暖适中，兼具南北气候之特性，可谓冬季寒冷雨雪少，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炎热雨丰沛，秋季晴和日照足。这种气候条件的益处是有利于多种作物的生长。但与此同时，由于气候过渡性明显，河南境内受季风的影响较大，天气变化较为反复无常，灾害性天气较为常见，这对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极为不利。总体而言，河南省的雨量集中于7、8、9三个月份，这三个月份极易发生水灾，而其他月份则易发生旱灾。
2.地形条件。从地形上来看，河南属于中国第二级和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其地势特点为西高东低，西部主要为山区，包括太行山、崤山、熊耳山、嵩山、伏牛山等，属于第二级阶梯，东部则是较为平坦的黄淮海平原，属于第三阶梯。因此，河南地形的基本轮廓为：西部、南部为地势较高的山地，东部为地势平坦的平原，其界限非常明显，基本上以京广线为界形成了山地与平原的对半分野，河道上下游排泄能力不相称，这种地形条件，极易出现水旱灾害。夏季雨水较多，东部山区比较容易出现暴雨中心，如果大雨持续数日，非常可能导致洪水泛滥，洪水直泻而下，穿过丘陵过渡地带，直扑下游平原地区，造成位于下游各河水量激增，加之下游排水不畅，洪水冲垮河堤或漫溢而出，一场严重水灾势难避免。而洪水之后，河南境内普遍雨水稀少，境内大多数地方是荒山秃岭，植被很差，水土流失问题突出，干旱问题接踵而来。
3.农作物特点。小麦、玉米、水稻、高梁、谷子、红薯等作物是河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这些粮食作物之中，小麦属于越冬作物，其余属于秋作物。由于河南气候四季分明，两种作物对雨水的要求有所不同。生长在夏季的秋作物，气温高，蒸发强，正值作物生长旺盛季节，需水量大，一般情况，7～10 天不雨即呈旱象，15～20 天不雨就会出现旱灾。越冬作物，如遇上 20～30 天持续干旱不雨，也会出现旱象，更长时间的干旱就会造成旱灾。另外，河南的农作物除水稻外主要是旱作物，这些作物既怕涝又怕旱，对灌溉和排水的要求很高。而建国前，排灌设施不健全甚至根本没有，农业生产基本是“靠天吃饭”，因而经常发生水旱灾害[1]。
二、社会因素
中国著名的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邓拓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灾荒所以不断发生之原因，自然环境若干具体条件之影响，自不容遽加否认。尤以社会经济发展较落后之国度，自然条件之支配力必亦较强，此固一般人所共晓。惟中国历来学者对于自然条件之影响力，往往作过高之估计，甚或以之为唯一之决定因素，殊欠精当”[2]。1920年河南省的旱灾也是一系列的社会因素促使发生的。
1.人口因素。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人口的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否相互适应，是人类社会能否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在近代中国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之下，衡量两者是否适应的主要指标就是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其中的临界点就是一般所谓的“温饱界限”（或“温饱比例”）。按照中外学者的研究，这一比例全国平均为1∶4[3]，即每人平均四亩土地方可维持生计。北方地区由于地理气候条件比较恶劣，农业生产技术更加落后，这一比例势必更高。但据1922年印行的《北京國际统一救灾总会报告书》上称：1920年河南大旱灾发生前后，有些地方人地比例竟达到1∶1.39的比率。可以想见随着人口激增，地狭人稠，必然使得社会生产力面临愈益沉重的压力，并远远超越了它自身所能承荷的极限。这不仅进一步限制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也大大加速了农民生活的贫困程度，使大多数人口经常性地处于饥饿半饥饿的状态。
2.生态因素。恩格斯认为，灾害常常表现为自然对人的报复，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 随着人口的增长，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人们只能通过毁林开荒以维持生存。正是因此，河南境内森林都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已经化为乌有。1920年河南省旱灾的发生显然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极大的关联。正如1920年11月《民国日报》发表评论说：“北方诸省受病之原，一在不讲求地方水利而资灌溉。一在不知辟天地自然之利而予取予求。”
3.经济因素。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为何在遭受灾害之后如此不堪一击，这里面有诸多因素，其中近代河南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罂粟、棉花、烟草、茶叶等非粮食作物在河南大量种植。在罂粟方面，鹿邑、太康、陕县、南阳、汝宁、获嘉等县几乎全县遍种罂粟。在棉花方面，民国时期河南棉产额在各省当中常居第五位。在烟草方面，河南是民国时期与山东、安徽齐名的三大烤烟产区。这些作物的种植给河南人民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种植罂粟、棉花、烟草和茶叶等作物固然给当地农民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利益来说，这无疑是饮鸩止渴的行为。因为罂粟等作物的种植会造成土壤地力下降，导致土地的荒芜。如种植罂粟对土地营养成分的消耗与毒化作用是巨大的，大批的土地因种植过鸦片而无法再种植其他农作物，从而形成荒地。棉花、烟草也会耗费地力太多，种过一季烟草的土地，必须停种几年才能再种其他作物。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广大的农民的利益的驱使下，纷纷减少甚至放弃粮食作物的生产，开始大量种植罂粟等非粮食作物。因此随着罂粟等种植面积增多，粮食种植面积越来越少。粮食严重不足这是这次旱灾奇重的一大原因。 4.政治因素。灾荒发生之时，正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腐朽的反动政府，并没有带给人民“民主”躯壳政体所宣扬的种种权利，反而将人民拉入黑暗、动荡、贫困的军阀割据时代。反动的黑暗统治也成了此次灾荒中加大灾情的重要因素。20世纪20年代，正处在一个新的国内战争频发的高潮时期。灾荒发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之中，四分五裂的政局以及加诸平民百姓的有增无减的差役负担，是这次灾荒孕育、迸发、蔓延乃至加剧的最大的“人祸”。这一次的灾荒是在纷纭的战火中迸发的。从1916年起，大小军阀的战争就没有停止过，战争一年凶似一年，战区一次大似一次，到1920年，五年之间战区所及共有三十二个省区，平均每年达六个半省。河南作为南北军阀交战的主要战区之一，备受摧残。而灾荒发生后，当旱灾急需治理，灾民急需救济之际，北洋集团内部却为了争权夺利又启战端。1920年7月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與执掌中央政权的皖系军阀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直皖战争，战区恰在受灾的京畿以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使灾区人民天灾之外又罹人祸。在直皖战争中，河南人民所受痛苦甚于旱灾百倍。“频繁的战争不仅在客观上对河南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同时还因灾民被杀、逃离抑或是被拉壮丁都使农业生产缺乏必要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战火焚烧了农民成熟的庄稼和房屋以及森林植被，进一步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5]。民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混乱不安，为应付军费开支，各届政府的财政年年是巨大的赤字。1920年，正值华北五省大早灾之年，河南人民生活惨苦，人民无法生存下去之际，民国政府河南当局于本年4月就预征田赋到民国二十四年，整整提前征收了十五年的田赋[6]。对百姓盘剥之恶毒可见一斑。因此，民国时期河南乃至全国政府的腐朽，使得河南人民失去了对抗天灾的必要物质和设施条件。
三、结语
综上所述，此次河南出现大旱，特定的自然条件是旱灾出现的客观原因，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恶化的生态环境、畸形的经济结构和动荡的国内政治却使得天灾影响进一步扩大，正所谓人祸加重了天灾。而这也从微观的角度反映出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迭发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专著编辑委员会.河南水旱灾害[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17-20.
[2] 邓拓.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62.
[3] 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82，（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518.
[5] 王鑫宏.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研究[J].前沿，2011，（6）：177-180.
[6] 阎秋凤.民国时期河南自然灾害原因探析[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84-289.
[责任编辑 安世友]
关键词：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成因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5-0224-02
民国时期河南省自然灾害屡屡发生，造成饥荒连连，其受灾的总县数和灾荒发生的总次数在全国处于前列。在河南发生的灾害类型中，旱灾最为频繁。1920年华北五省发生了特大旱灾，其中河南是重灾区之一，这场旱灾使河南一半以上的县受灾，数百万民众亟待救济，河南处于一片乱象之中。本文以1920年河南省旱灾为例，探讨导致民国时期河南旱灾迭发的因素。应该说，旱灾的出现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促使的结果。对于河南而言，其所处的特殊气候带、其独特的地形和特殊的粮食作物等是促使旱灾出现的主要客观因素，具有不可逆转性。而一系列的社会因素，如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经济转型、军事战乱等一系列因素加重了自然灾害发生之后的严重程度，所谓人祸加重了天灾。
一、自然因素
1.气候条件。从气候条件来看，河南位于中国中东部，黄河中下游地区，界于北纬31°23′～36°22′，东经110°21′～116°39′之间，由北向南依次处于暖温带和北亚热带，大多数地区属于中间过渡地带，因此，河南的气候具有较强的过渡性，特点是温暖适中，兼具南北气候之特性，可谓冬季寒冷雨雪少，春季干旱风沙多，夏季炎热雨丰沛，秋季晴和日照足。这种气候条件的益处是有利于多种作物的生长。但与此同时，由于气候过渡性明显，河南境内受季风的影响较大，天气变化较为反复无常，灾害性天气较为常见，这对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极为不利。总体而言，河南省的雨量集中于7、8、9三个月份，这三个月份极易发生水灾，而其他月份则易发生旱灾。
2.地形条件。从地形上来看，河南属于中国第二级和第三级阶梯的过渡地带，其地势特点为西高东低，西部主要为山区，包括太行山、崤山、熊耳山、嵩山、伏牛山等，属于第二级阶梯，东部则是较为平坦的黄淮海平原，属于第三阶梯。因此，河南地形的基本轮廓为：西部、南部为地势较高的山地，东部为地势平坦的平原，其界限非常明显，基本上以京广线为界形成了山地与平原的对半分野，河道上下游排泄能力不相称，这种地形条件，极易出现水旱灾害。夏季雨水较多，东部山区比较容易出现暴雨中心，如果大雨持续数日，非常可能导致洪水泛滥，洪水直泻而下，穿过丘陵过渡地带，直扑下游平原地区，造成位于下游各河水量激增，加之下游排水不畅，洪水冲垮河堤或漫溢而出，一场严重水灾势难避免。而洪水之后，河南境内普遍雨水稀少，境内大多数地方是荒山秃岭，植被很差，水土流失问题突出，干旱问题接踵而来。
3.农作物特点。小麦、玉米、水稻、高梁、谷子、红薯等作物是河南省的主要粮食作物。这些粮食作物之中，小麦属于越冬作物，其余属于秋作物。由于河南气候四季分明，两种作物对雨水的要求有所不同。生长在夏季的秋作物，气温高，蒸发强，正值作物生长旺盛季节，需水量大，一般情况，7～10 天不雨即呈旱象，15～20 天不雨就会出现旱灾。越冬作物，如遇上 20～30 天持续干旱不雨，也会出现旱象，更长时间的干旱就会造成旱灾。另外，河南的农作物除水稻外主要是旱作物，这些作物既怕涝又怕旱，对灌溉和排水的要求很高。而建国前，排灌设施不健全甚至根本没有，农业生产基本是“靠天吃饭”，因而经常发生水旱灾害[1]。
二、社会因素
中国著名的灾荒史研究的开拓者邓拓认为，“中国数千年来，灾荒所以不断发生之原因，自然环境若干具体条件之影响，自不容遽加否认。尤以社会经济发展较落后之国度，自然条件之支配力必亦较强，此固一般人所共晓。惟中国历来学者对于自然条件之影响力，往往作过高之估计，甚或以之为唯一之决定因素，殊欠精当”[2]。1920年河南省的旱灾也是一系列的社会因素促使发生的。
1.人口因素。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之下，人口的再生产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是否相互适应，是人类社会能否协调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在近代中国十分低下的生产力条件之下，衡量两者是否适应的主要指标就是人口与土地的比例关系，其中的临界点就是一般所谓的“温饱界限”（或“温饱比例”）。按照中外学者的研究，这一比例全国平均为1∶4[3]，即每人平均四亩土地方可维持生计。北方地区由于地理气候条件比较恶劣，农业生产技术更加落后，这一比例势必更高。但据1922年印行的《北京國际统一救灾总会报告书》上称：1920年河南大旱灾发生前后，有些地方人地比例竟达到1∶1.39的比率。可以想见随着人口激增，地狭人稠，必然使得社会生产力面临愈益沉重的压力，并远远超越了它自身所能承荷的极限。这不仅进一步限制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也大大加速了农民生活的贫困程度，使大多数人口经常性地处于饥饿半饥饿的状态。
2.生态因素。恩格斯认为，灾害常常表现为自然对人的报复，从而阻碍社会的发展。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 随着人口的增长，为了缓解人口增长的压力，人们只能通过毁林开荒以维持生存。正是因此，河南境内森林都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已经化为乌有。1920年河南省旱灾的发生显然与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极大的关联。正如1920年11月《民国日报》发表评论说：“北方诸省受病之原，一在不讲求地方水利而资灌溉。一在不知辟天地自然之利而予取予求。”
3.经济因素。作为农业大省的河南，为何在遭受灾害之后如此不堪一击，这里面有诸多因素，其中近代河南农业种植结构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侵入，罂粟、棉花、烟草、茶叶等非粮食作物在河南大量种植。在罂粟方面，鹿邑、太康、陕县、南阳、汝宁、获嘉等县几乎全县遍种罂粟。在棉花方面，民国时期河南棉产额在各省当中常居第五位。在烟草方面，河南是民国时期与山东、安徽齐名的三大烤烟产区。这些作物的种植给河南人民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种植罂粟、棉花、烟草和茶叶等作物固然给当地农民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但从长远利益来说，这无疑是饮鸩止渴的行为。因为罂粟等作物的种植会造成土壤地力下降，导致土地的荒芜。如种植罂粟对土地营养成分的消耗与毒化作用是巨大的，大批的土地因种植过鸦片而无法再种植其他农作物，从而形成荒地。棉花、烟草也会耗费地力太多，种过一季烟草的土地，必须停种几年才能再种其他作物。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广大的农民的利益的驱使下，纷纷减少甚至放弃粮食作物的生产，开始大量种植罂粟等非粮食作物。因此随着罂粟等种植面积增多，粮食种植面积越来越少。粮食严重不足这是这次旱灾奇重的一大原因。 4.政治因素。灾荒发生之时，正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腐朽的反动政府，并没有带给人民“民主”躯壳政体所宣扬的种种权利，反而将人民拉入黑暗、动荡、贫困的军阀割据时代。反动的黑暗统治也成了此次灾荒中加大灾情的重要因素。20世纪20年代，正处在一个新的国内战争频发的高潮时期。灾荒发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之中，四分五裂的政局以及加诸平民百姓的有增无减的差役负担，是这次灾荒孕育、迸发、蔓延乃至加剧的最大的“人祸”。这一次的灾荒是在纷纭的战火中迸发的。从1916年起，大小军阀的战争就没有停止过，战争一年凶似一年，战区一次大似一次，到1920年，五年之间战区所及共有三十二个省区，平均每年达六个半省。河南作为南北军阀交战的主要战区之一，备受摧残。而灾荒发生后，当旱灾急需治理，灾民急需救济之际，北洋集团内部却为了争权夺利又启战端。1920年7月直系军阀联合奉系军阀，與执掌中央政权的皖系军阀进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直皖战争，战区恰在受灾的京畿以及河南、山东部分地区，使灾区人民天灾之外又罹人祸。在直皖战争中，河南人民所受痛苦甚于旱灾百倍。“频繁的战争不仅在客观上对河南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破坏，同时还因灾民被杀、逃离抑或是被拉壮丁都使农业生产缺乏必要的劳动力，与此同时战火焚烧了农民成熟的庄稼和房屋以及森林植被，进一步破坏了人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5]。民国时期，战争频繁，社会混乱不安，为应付军费开支，各届政府的财政年年是巨大的赤字。1920年，正值华北五省大早灾之年，河南人民生活惨苦，人民无法生存下去之际，民国政府河南当局于本年4月就预征田赋到民国二十四年，整整提前征收了十五年的田赋[6]。对百姓盘剥之恶毒可见一斑。因此，民国时期河南乃至全国政府的腐朽，使得河南人民失去了对抗天灾的必要物质和设施条件。
三、结语
综上所述，此次河南出现大旱，特定的自然条件是旱灾出现的客观原因，具有不可逆转性，但恶化的生态环境、畸形的经济结构和动荡的国内政治却使得天灾影响进一步扩大，正所谓人祸加重了天灾。而这也从微观的角度反映出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迭发的原因。
参考文献：
[1] 河南省水利厅水旱灾害专著编辑委员会.河南水旱灾害[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17-20.
[2] 邓拓.中国救荒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62.
[3] 周源和.清代人口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1982，（2）.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518.
[5] 王鑫宏.民国时期河南省旱灾研究[J].前沿，2011，（6）：177-180.
[6] 阎秋凤.民国时期河南自然灾害原因探析[J].河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284-289.
[责任编辑 安世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