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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力导演的许多片子都是反映平民百姓生活的从《我的九月》、《杏花三月天》《司马敦》《张思德》再到后来的《云水谣》,但他所反映的并不是那种浅薄庸俗的平民生活状态,而是从中提炼出人类生活最本质的精华也有人称之为“平民意识”。用导演尹力自己的话概括就叫“脚踩地气,嘴说人话,做好小人物。除了艺术上“尽精微致广大”的风格外,在技术方面尹力也不断突破创新:《云水谣》讲述的也是普通人的故事,但因为使用了数字制作技术因而给影片增色不少。
很幸运地,我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大学生影像节”的活动现场见到了尹力导演这次他带来的正是他的得意之作——《云水谣》。
关于数字技术
说到《云水谣》除了精彩的故事和演艺精湛的演员之外大家都对这部号称中国第一部真正用数字中间片制作的电影的制作过程充满了好奇。一说起数字技术的问题,尹力感慨万千;数码技术和DV技术的普及让影像的制作不再神秘,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创作者,同时也可能成为明天的大师。他还谈起20年前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老师讲“未来拍照片一定是可以不用胶卷的”,大家在底下就起哄。可是才短短几年间,数码相机数字摄影机、高清摄像机等各种各样的新名词、新产品便迅速地在普通老百姓中应用并普及。现在一些最尖端的高清设备与高清技术,虽然尚未被广泛地应用到传统影片的制作过程中,但是数字电影拍摄,数字硬盘存储,非线性编辑设备及技术甚至卫星传播技术,都在不断地完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传统电影的制作手法的消退与数字电影的崛起,电影制作完全数字化的时代定会到来!
关于DV
尹力认为就DV技术本身来说国际上很多电影节已经开始接纳使用DV制作的影像作品,而众多参展的DV影片反过来也会推进DV技术的普及甚至在制作35mm胶片的过程中也会有DV影像参与,如电影《天黑黑》《黑暗中的舞者》等就有许多场面是使用高清DV拍摄的。
从DV制作影像这个角度来说DV摄像机轻便易于操作对影像创作的“草根”阶层来说非常适用。DV的应用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创作者从而彻底地改变影像制作的旧有机制也使得拍电影、演电影、播放电影的原有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种平民化大众化的,甚至于狂热化的对影像的亲近以至于迷恋,势必掀起新一轮DV影视的摄、演、编、播的新高潮,而这种氛围则必然是孕育电影大师的温床。瑞典著名的电影和戏剧导演、电影剧作家,也是国际影坛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电影大师之一的英格玛·伯格曼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脱颖而出的他在小时候得到一个16mm的摄影机当生日礼物,而对这个礼物的痴迷则成就了日后的影坛传奇人物。
关于“大学生影像节”
谈到在“大学生影像节”能否获奖时,尹力鼓励大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多少付出就会得到多少回报。”他还说,“今天的大学生有DV这样的工具,要比我们20年前不知道幸福多少倍。那个年代我们拍作业非常困难,只能用别人拍剩下的胶片头来拍摄短片,机器也得自己凑钱租,其他一些辅助设备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他认为,影像节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影像交流的平台,因为不光是学习影像制作的学生可以广泛地使用DV技术,一些便携高清设备的推出使得普通的平民,甚至没有电影专业教育背景的人,也可以从事影像创作活动。“大学生影像节”这样的活动可以焕发起每个人对影像的迷恋。激发他们的创作潜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创作的影像作品其中也不乏精彩之作,也能大大地丰富影像界。
尹力也曾经同香港、澳门一些大学的影视专业的学声,以及DV爱好者进行过交流。他说他们的作品比较多元化,创作理念更灵活更富于现代气息,学校及教育当局也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作与参赛机会。国际大环境更是大力推广这种小制作DV影视作品,这就是现在国际很多电影节接纳数码产品、数字DV产品的原因。
尹力认为,目前大学生创作的影像已经不再是以前电影制作概念中那种殿堂级的,完全35mm的、大投入、大制作的传统方式而是每个人的来自内心的,非常个性化的电影创作大学生的影像节实际上鼓励了这种可能。问到对大学生影像节的期望时尹力说:“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大学生影像作品,希望看到更多的大学生原创作品,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能够用DV把自己真正的内心想法通过影像表达出来。我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大学生的接受能力强,往往能够很快地接受并理解西方电影或者优秀电影的一些创作理念,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付诸实践。这种‘拿来主义’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够把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发掘出来”。
关于《云水谣》的数字特技
话题又说回《云水谣》我仍然按捺不住对数字技术部分的好奇。尹力介绍说,《云水谣》中的数宇技术应用的方面不光只是前期记录还包括后期的整体制作技术,比如磁转胶技术、数字中间片技术等。底片扫描技术更是有用,所有的底片都可以用扫描仪扫到电脑里面,然后在电脑中进行剪辑调色,或特技制作,最后再通过记录仪重新输出。这样的影像制作流程虽然稍微奢侈了一点,费用也非常高,但是效果出来非常好。因为从影像统一这个角度来讲在福建拍摄的影像和在西藏拍摄的那部分,包括抗美援朝和现代史一段戏,在影调上很难达到统一。而数字中间片技术则很巧妙地实现了这一部分的和谐统一,包括影调,包括数字表达。
尹力说:“现在的观众走进影院看一部电影,除了看一个故事的开始、中间、结尾、误会、巧合、冲突以及感人的故事情节外还想更进一步获得一些经验之外的东西。打个浅显的比方就拿手机来说,花300块买的手机就可以打电话接电话或者发短信,那为什么好的商务手机,要三四千、五六千甚至更贵呢?我觉得电影也是一样。他告诉我们《云水谣》这部片子数字特技分3个部分,一个是影片中大家能看到的特技这部分,一个是数字中间片调色的这部分还有就是整个电影对外输出发行拷贝这一部分。
影片中直接呈现给观众的这部分特技主要用在4个地方。第一处是第一个长长的镜头,用了8个镜头实拍,然后用数字特技把它们连接起来,一个上天入地穿堂入室的。超长镜头就完成了,这个长镜头真实地展现了一幅三四十年代的市井画卷。还有就是片头的第一个镜头擦过海浪一直推到男主角陈坤的脸这儿,实际上是影片当中他要离开台湾的一个镜头。第三处就是雪崩的镜头,原想用传统和特技的方法结合来做,尹力拍了10次,分别试用过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爆破的手段用液态氮加压的手段,用三维维措建的手段等,但是都不理想。后来通过一个好莱坞的朋友,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Discovery频道的制作雪崩的1人联系,摄制组找到了阿拉斯加的一个公司,虽然这个公司不是拍电影而是研究雪崩的,但他们有一个团队专门拍摄雪崩。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的这部分是真的雪崩,只是后期用数字特技做了些调整,因为它的地形地貌不是中国的,为了跟西藏的地貌配合,把一些云杉、冷杉全部用数字特技去掉,最后实现和演员部分的合成,就形成了最后大家在屏幕上看见的雪崩,最后一处就是把镜头从墓碑拉起来,逐渐向远处推,再切入大江大河的镜头。
说到拍摄《云水谣》最大的难题,尹力觉得应该是对台湾的那段生活完全嫒有感性认识。那段既是开篇,又是讲关于台湾地区的,又是客家人的文化。还是三四十年代的事,所以表现起来比较困难。为了拍好这部分镜头,除了选择台湾地区的演员之外,还要去再造台湾的那些实景,甚至为此摄制组还专门在台南种了十几亩甘蔗。但是由手一些原因洽谈失败,不能在那里拍摄,后来就改在福建搭景;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要带着160多人,四十几辆车,到海拔4000~5000m的高原去拍摄。最后一段戏是陈坤背着李冰冰走在卡罗拉雪山上,那是5200多米的海拔,单人行走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背着一个人了,确实是对生命常态的一种挑战。
说到拍摄收获尹力说“这个影片是讲传统的,持久的、坚贞的爱情这么一个片子,能够和今天的很多年轻的朋友有共鸣,这个我觉得收获很大。同时也觉得在今天的社会,不管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多犬的变化,还有那么多年轻的朋友们相信纯洁的爱情的存在,让我很感动”。
很幸运地,我在中国传媒大学举办的“大学生影像节”的活动现场见到了尹力导演这次他带来的正是他的得意之作——《云水谣》。
关于数字技术
说到《云水谣》除了精彩的故事和演艺精湛的演员之外大家都对这部号称中国第一部真正用数字中间片制作的电影的制作过程充满了好奇。一说起数字技术的问题,尹力感慨万千;数码技术和DV技术的普及让影像的制作不再神秘,每个人都成为潜在的创作者,同时也可能成为明天的大师。他还谈起20年前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老师讲“未来拍照片一定是可以不用胶卷的”,大家在底下就起哄。可是才短短几年间,数码相机数字摄影机、高清摄像机等各种各样的新名词、新产品便迅速地在普通老百姓中应用并普及。现在一些最尖端的高清设备与高清技术,虽然尚未被广泛地应用到传统影片的制作过程中,但是数字电影拍摄,数字硬盘存储,非线性编辑设备及技术甚至卫星传播技术,都在不断地完善。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随着传统电影的制作手法的消退与数字电影的崛起,电影制作完全数字化的时代定会到来!
关于DV
尹力认为就DV技术本身来说国际上很多电影节已经开始接纳使用DV制作的影像作品,而众多参展的DV影片反过来也会推进DV技术的普及甚至在制作35mm胶片的过程中也会有DV影像参与,如电影《天黑黑》《黑暗中的舞者》等就有许多场面是使用高清DV拍摄的。
从DV制作影像这个角度来说DV摄像机轻便易于操作对影像创作的“草根”阶层来说非常适用。DV的应用使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潜在的创作者从而彻底地改变影像制作的旧有机制也使得拍电影、演电影、播放电影的原有观念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这种平民化大众化的,甚至于狂热化的对影像的亲近以至于迷恋,势必掀起新一轮DV影视的摄、演、编、播的新高潮,而这种氛围则必然是孕育电影大师的温床。瑞典著名的电影和戏剧导演、电影剧作家,也是国际影坛最负盛名,最有影响的电影大师之一的英格玛·伯格曼就是在这种环境下脱颖而出的他在小时候得到一个16mm的摄影机当生日礼物,而对这个礼物的痴迷则成就了日后的影坛传奇人物。
关于“大学生影像节”
谈到在“大学生影像节”能否获奖时,尹力鼓励大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有多少付出就会得到多少回报。”他还说,“今天的大学生有DV这样的工具,要比我们20年前不知道幸福多少倍。那个年代我们拍作业非常困难,只能用别人拍剩下的胶片头来拍摄短片,机器也得自己凑钱租,其他一些辅助设备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他认为,影像节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影像交流的平台,因为不光是学习影像制作的学生可以广泛地使用DV技术,一些便携高清设备的推出使得普通的平民,甚至没有电影专业教育背景的人,也可以从事影像创作活动。“大学生影像节”这样的活动可以焕发起每个人对影像的迷恋。激发他们的创作潜力。另一方面,大学生创作的影像作品其中也不乏精彩之作,也能大大地丰富影像界。
尹力也曾经同香港、澳门一些大学的影视专业的学声,以及DV爱好者进行过交流。他说他们的作品比较多元化,创作理念更灵活更富于现代气息,学校及教育当局也能够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创作与参赛机会。国际大环境更是大力推广这种小制作DV影视作品,这就是现在国际很多电影节接纳数码产品、数字DV产品的原因。
尹力认为,目前大学生创作的影像已经不再是以前电影制作概念中那种殿堂级的,完全35mm的、大投入、大制作的传统方式而是每个人的来自内心的,非常个性化的电影创作大学生的影像节实际上鼓励了这种可能。问到对大学生影像节的期望时尹力说:“我希望看到更多的大学生影像作品,希望看到更多的大学生原创作品,希望更多的大学生能够用DV把自己真正的内心想法通过影像表达出来。我发现一个普遍现象,大学生的接受能力强,往往能够很快地接受并理解西方电影或者优秀电影的一些创作理念,并在自己的作品中付诸实践。这种‘拿来主义’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怎样才能够把我们内心最深处的东西发掘出来”。
关于《云水谣》的数字特技
话题又说回《云水谣》我仍然按捺不住对数字技术部分的好奇。尹力介绍说,《云水谣》中的数宇技术应用的方面不光只是前期记录还包括后期的整体制作技术,比如磁转胶技术、数字中间片技术等。底片扫描技术更是有用,所有的底片都可以用扫描仪扫到电脑里面,然后在电脑中进行剪辑调色,或特技制作,最后再通过记录仪重新输出。这样的影像制作流程虽然稍微奢侈了一点,费用也非常高,但是效果出来非常好。因为从影像统一这个角度来讲在福建拍摄的影像和在西藏拍摄的那部分,包括抗美援朝和现代史一段戏,在影调上很难达到统一。而数字中间片技术则很巧妙地实现了这一部分的和谐统一,包括影调,包括数字表达。
尹力说:“现在的观众走进影院看一部电影,除了看一个故事的开始、中间、结尾、误会、巧合、冲突以及感人的故事情节外还想更进一步获得一些经验之外的东西。打个浅显的比方就拿手机来说,花300块买的手机就可以打电话接电话或者发短信,那为什么好的商务手机,要三四千、五六千甚至更贵呢?我觉得电影也是一样。他告诉我们《云水谣》这部片子数字特技分3个部分,一个是影片中大家能看到的特技这部分,一个是数字中间片调色的这部分还有就是整个电影对外输出发行拷贝这一部分。
影片中直接呈现给观众的这部分特技主要用在4个地方。第一处是第一个长长的镜头,用了8个镜头实拍,然后用数字特技把它们连接起来,一个上天入地穿堂入室的。超长镜头就完成了,这个长镜头真实地展现了一幅三四十年代的市井画卷。还有就是片头的第一个镜头擦过海浪一直推到男主角陈坤的脸这儿,实际上是影片当中他要离开台湾的一个镜头。第三处就是雪崩的镜头,原想用传统和特技的方法结合来做,尹力拍了10次,分别试用过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爆破的手段用液态氮加压的手段,用三维维措建的手段等,但是都不理想。后来通过一个好莱坞的朋友,跟美国国家地理杂志Discovery频道的制作雪崩的1人联系,摄制组找到了阿拉斯加的一个公司,虽然这个公司不是拍电影而是研究雪崩的,但他们有一个团队专门拍摄雪崩。现在画面上大家看到的这部分是真的雪崩,只是后期用数字特技做了些调整,因为它的地形地貌不是中国的,为了跟西藏的地貌配合,把一些云杉、冷杉全部用数字特技去掉,最后实现和演员部分的合成,就形成了最后大家在屏幕上看见的雪崩,最后一处就是把镜头从墓碑拉起来,逐渐向远处推,再切入大江大河的镜头。
说到拍摄《云水谣》最大的难题,尹力觉得应该是对台湾的那段生活完全嫒有感性认识。那段既是开篇,又是讲关于台湾地区的,又是客家人的文化。还是三四十年代的事,所以表现起来比较困难。为了拍好这部分镜头,除了选择台湾地区的演员之外,还要去再造台湾的那些实景,甚至为此摄制组还专门在台南种了十几亩甘蔗。但是由手一些原因洽谈失败,不能在那里拍摄,后来就改在福建搭景;另外一个困难就是要带着160多人,四十几辆车,到海拔4000~5000m的高原去拍摄。最后一段戏是陈坤背着李冰冰走在卡罗拉雪山上,那是5200多米的海拔,单人行走都非常困难,更不要说背着一个人了,确实是对生命常态的一种挑战。
说到拍摄收获尹力说“这个影片是讲传统的,持久的、坚贞的爱情这么一个片子,能够和今天的很多年轻的朋友有共鸣,这个我觉得收获很大。同时也觉得在今天的社会,不管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多犬的变化,还有那么多年轻的朋友们相信纯洁的爱情的存在,让我很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