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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党内外反响强烈。文章受到许多读者的欢迎，说这是“吹来一股清新的改革开放春风”。每逢文章发表，都会有不少读者打电话到报社询问文章作者是谁，并纷纷表示读了这些文章很有启发，有助于进一步解放思想，认清形势，打开思路，坚定信心。
《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收到很多电话，有的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发表背景”。
这四篇文章当时在国外也引起反响，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特别有意思的是塔斯社，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塔斯社驻上海记者一定要来采访我，问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的？是不是邓小平？他们很敏感。
取名“皇甫平”，有何
深意存焉？
1991年春组织撰写的这组系列评论，为什么用皇甫平这个署名呢？
我在撰写评论之前就想过，邓小平同志1991年初视察上海的谈话，是内部的，尚未在党内正式传达。所以，作为地方党报《解放日报》是不能以社论、评论员文章予以公开发表的，只能以署名文章形式，把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传播开来。这种署名文章，不必事先送市委领导审阅，有自由发挥论述的空间。在当时比较复杂、“左”的思想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用署名文章带有试探性质，如果阐述不当，也有回旋余地，免得直接把火引向上海市委领导。所以在讨论第一篇评论文章时，我们都有共识，作为署名文章发表，但并没有研究具体署名问题。
第二天初稿出来后，我才考虑署名问题。所以，皇甫平这个署名是我独自在大年夜（2月14日）那天拟定的，并没有与凌河和施芝鸿同志商量过。我为什么要署一个皇甫平的笔名呢？那是有我的深层考虑的。
当时海外不少媒体都对皇甫平作了解读，一般都是把皇甫平说成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在当时的交锋和争议过程中，我也不便把自己的深层想法和盘托出，所以一段时间内形同默认了皇甫平就是“黄浦江评论”的意思。
一直到了1994年4月，我在撰写纪念《解放日报》创刊45周年文章《扬“解放精神” 创“解放风格”》时，才透露了皇甫平署名的深层含意。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皇甫平的署名是我拟定的，现在人们都知道它含有黄浦江评论的意思，这只从谐音取义；其实它还蕴涵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见当时刊登的《新闻记者》杂志）。2003年2月，即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12年后的癸未羊年，上海《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来采访我关于皇甫平文章发表经过的时候，我才把自己当初如何拟定这个署名的具体想法讲出来。
我当时对记者说：“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在各地演讲谈到皇甫平署名，又对“辅佐邓小平”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宣传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的意思。
我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的。在那种舆论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氛围下，唯有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从1990年到1991年多次找中央领导谈话，强调只有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一味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只会把改革开放批掉了；空喊反和平演变，就只会把外资给吓跑了。
邓小平同志1991年来上海过春节，安不下心好好与家人一起休息，却到处借参观听汇报的机会，不断发表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点。他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一是不习惯，二是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我体会到他内心的焦急心情，也给人以一种他已退下来说话不太顶用的无奈心情。所以他一再强调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我当时直接想，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党要讲话，作为党报《解放日报》不正应当带头宣传他的改革开放最新思想，以利于全党全国人民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从而推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吗？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内心非常明晰，署名一定要体现宣传邓小平最新改革开放思想之意。所以，皇甫平的平，是邓小平的平而不是评论的评；皇甫平的甫，是辅佐的辅，而不是黄浦江的浦。这是顺应当时历史条件的一个署名，以后就再也没有用过。直到2006年在发表我撰写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时，被《财经》杂志主编阴差阳错又用了一次，而那是后话了。
一交锋就无限上纲
矛头直指邓理论
当时对这些系列评论文章正面反映是主要的，这说明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深得人心！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们原来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而争论和交锋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性质、市场经济的取向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本人展开的。
上面说到，1991年 3月22日我们系列评论的第三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四月中旬批判文章就出来了。最早的一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就发表在《当代思潮》上。该文一开头就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思潮。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好家伙，这就等于把皇甫平宣判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接着，《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又升高调门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文章写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也加入了围剿皇甫平的行列，该刊发表署名文章，说是“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在这些小刊物打了头阵之后，到了八九月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也刊发了批判皇甫平的文章。按照这些文章的说法，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宣扬 “庸俗生产力论”，鼓吹“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同志本人。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过程中，中央媒体中惟有新华社站出来支持了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明确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 “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文章从农村改革讲起，认为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这种改革就不应该问姓社姓资。北京一些媒体对此大为恼火，就在挞伐皇甫平的同时批判《半月谈》。我注意到，这些媒体的批判文章同批判《解放日报》皇甫平文章是不点名批判的做法不同，他们对《半月谈》是公开点名批判。
这种对待《解放日报》和《半月谈》的不同批判方式很耐人寻味，这说明他们又吃得准又吃不准。
吃得准的是认为，他们要批判的思想是不符合当时反对和平演变的主流的。
吃不准的是，他们认为《解放日报》哪有那么大的胆？《解放日报》后面肯定有来头。而来头是什么人他们当然也知道，所以后来他们批判文章的调子就不完全针对皇甫平了。他们提出要批判庸俗生产力论，批判经济实用主义，显然这是冲着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思想来的。
这种情况也在上海表现出来。当时上海有一位老干部写了一篇很长的逐字逐句批驳皇甫平的文章，他把文章寄给市委领导，市委领导转给了我，但没有批示什么意见，所以我也就不予理睬。此外，当时上海市离退休老干部有一个读报小组，有一天他们指定要我去参加他们的评报会。我去后，他们指着我批评说：你无非是听了邓小平谈的话，邓小平现在算什么，他现在退休了，是一般党员，难道他说的都正确吗？你都要跟着宣传吗？那现场气氛就像开批判会一样，会上所透出的批邓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一些媒体喧闹一时的批判，理所当然地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回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周叔莲、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苟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
从“战场喊话”到当面责问
理论界当时也有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我，说是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一种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我知道这分明是一种“战场喊话”。我看到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看了这些“高论”很是纳闷，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提倡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都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我马上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记者，要他明确转告那位作者：除非他把这段话删掉，否则《解放日报》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来那篇文章就发到其他报刊上去了。
“战场喊话”之后不久， 1991年8月中旬，人民日报社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要找我谈话。事前，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说他们社长要来上海，要我接待一下。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就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作了汇报。主管领导当场就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了解《人民日报》社长来上海究竟有什么背景？在得到“是他个人的行为”的明确答复后，主管领导就对我说，你随机应变吧。
当时这位社长端着架子直截了当责问我：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你写的？我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作主的。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我还讲到第三篇文章还是一个理论作者来稿，我们在他文章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听我这么一说，他转变口气说那我们可能误会了。然后他带命令式口气对我说，你应当赶快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把皇甫平文章写作和发表的经过，按照你今天讲的写出来。我到北京去做做工作，就不再批判皇甫平文章了。我顺水推舟说，那好，我会考虑一下给你写一个。他说，你越快越好。
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了，回复是：不睬他！他也没有再联系我，北京报纸照样在批判皇甫平文章。 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这一年的“七一讲话”中，深刻论述了邓小平同志有关“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志”的思想。同时也谈到了反和平演变。此后一个阶段，中央各大媒体都只宣传他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而不宣传他谈改革开放的内容，引起江泽民同志的不满。有一次他批评新闻界专门抓反和平演变来宣传，说我“七一讲话”中讲的改革开放你们为什么不宣传？他要求今后主要是加强改革开放的宣传，不改革开放我们站不住。
在这个背景下，《人民日报》就开始起草有关改革开放的社论，这就是9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由来。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9月1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社论摘要，短短几句摘要中就有两处提到“要问姓社姓资”。 我看了那天晚上新闻联播，第二天一早就赶快找报纸来看，结果发现《人民日报》社论中的那两句“要问姓社姓资”的话没有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晚江泽民同志也在看《新闻联播》，他发现问题后立即给当时的中宣部长打电话，要他把社论中这两句话删掉。当天晚上，部长打电话叫《人民日报》社长把社论稿送来，连夜把那两句话删掉了。这就造成新华社当晚发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社论电讯稿。第二天报纸出来以后，海内外舆论哗然。港台报纸更是大做文章，认为中央高层对改革开放出现了分歧。
我调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以后，才得知那篇社论原稿上并没有“要问姓社姓资”的提法，而是那位社长自己加上去的。但是后来，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那位社长竟向上面撒谎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批准编印一封“读者来信”，摘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这种两面派手法并不高明，此后不久，那位社长就离开了人民日报社。
交锋扩展到最高层
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当然，这只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插曲罢了。这种争论和交锋还发展到更高的领导层。这年十月，国务院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他说，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这个严厉批评还在上海全市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当时，我的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上海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这位中央领导以生孩子起名字的生动比喻，批评了那种对改革开放要先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错误观点。
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之前，我曾预料到会引起争论，也做好了冒一点风险的思想准备。但是我决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激烈的反应，会招致如此凶猛的“批判”，拿大帽子吓人竟严重到如此程度。看到那些歪曲我们文章原意、无限上纲挞伐的“大批判”文章，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但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在任何会议上都没有给我们施加过压力，所以我比较坦然。同时遵照市委关于淡化处理、不要正面交锋的指示，我们顾全大局，对恶意攻击的文章一概不予置理。但对于这些重要情况，我觉得有必要向市委领导作一次较为详尽的书面汇报。
于是，就在系列评论第四篇文章发表后十天，也就是4月23日我以《解放日报》总编室的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讲了皇甫平文章的来龙去脉，我怎么考虑要发表这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发表后有什么反应？既反映了正面情况，也反映了反面的。另外，也提到港台报纸的报道，比如最早报道皇甫平文章的是台湾《联合报》，认为皇甫平文章是上海在叫板北京，反映了上海跟北京的矛盾，云云。我把《联合报》的有关报道复印件作为附件一并呈报给市委领导。
在送出这个总编室报告的同时，我又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三位领导，写了一封信，着重说明为什么这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我说，当前形势错综复杂。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谈话很重要，是对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动员，《解放日报》作为党报应该有这个责任进行及时宣传。按照历年的惯例，党报的社论、重要的评论员文章应该送审，但并没有规定署名文章、署名评论也要送审，皇甫平评论按惯例是可以不送审的。更重要的是，我担心送审会让你们为难和被动，如果由此产生什么问题的话，我愿意个人承担责任。
对我的这封信，书记和市长都圈阅了，但没有表示意见；市委副书记作了批示，但批示没有讲文章该不该写、写得对不对，只批了一句话，像这样类似的文章今后还是要送审。对此，我一方面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心里也更有底了。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副部长刘吉同志，一再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他还提议，可以把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三篇文章重新发表，同时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把皇甫平这组系列评论文章、包括对我们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都搜集起来，通过邓楠同志转送给邓小平同志。因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上海过春节，兴许是会看到这篇文章的，加上刘吉同志转送的材料，我估计邓小平同志对皇甫平事件知道得还是比较早的。正如当时北京流传的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赴港履新突遭取消
我承受着巨大压力
尽管如此，作为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始作俑者，我当时还是承受着重大压力。尤其是我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到6月初也被突然取消了。当时我已经交接完工作，《解放日报》连欢送会都已开过了，我的行装也已准备就绪，飞机票都买好了。就在临行前几天，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电话，就突然阻止了我南行，取消了对我的任命。好在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了近三十年，大家对我很了解，市委也没有取消我在解放日报社的领导职务，所以这件事对我并没有太大影响，大家反而都很同情我。我仍旧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还是主持《解放日报》全局工作。 8月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这篇文章全国报纸都转载了，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也转载了，只有我们《解放日报》没有转载，我没有让转载。
第二天正好是市委中心组学习，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参加了。在这个会上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提出，《解放日报》为什么不登《人民日报》反和平演变的评论员文章？明天要补登一下。
于是我就说明，这篇评论员文章谈的是反和平演变的重大问题，但是文章与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我认为反和平演变关键是高级干部、领导干部，主要是党内教育。而《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讲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文章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了。再说“筑起钢铁长城”这个提法也不准确。
这时参加市委常委会学习的原市委书记、老干部陈国栋同志出来为我解围了。他说，反和平演变这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不应该靠《人民日报》发一个评论员文章。还不是社论呢，评论员文章怎么来谈这个？
这时，陈沂同志也起身走到我的座位旁对我说，我支持你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主管领导就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中央并没有规定《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地方报纸一定要转载；上海也不是都不登，《文汇报》、《新民晚报》登了，表明上海市委并没有要抵制这篇文章。只是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我有选择的权利。如果市委认为需要写防止和平演变的评论，我可以重写一篇，更加准确地体现中央精神。但是这样一写，海外媒体一定会讲“上海又和北京对着干了”。这样，最后市委书记拍板：不要补登，也不要再写。
当时我就这样顶住了一些 “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对 “皇甫平”文章的围剿。按照当时市委领导同志的明确指示，我不能同他们争论，所以只有通过不转载此篇评论来表示《解放日报》的坚定观点。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又组织撰写和发表了《论干部的精神状态》的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必须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文章指出，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
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文，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苏联 “红旗落地”，并非由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惟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当时我在文章中写道：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原子能发电，包括卫星上天、载人宇宙飞船、原子破冰船、超音速飞机等等，都是由苏联最早造出来，这些科学技术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声誉在全世界如日中天。但是，由于体制原因，苏联后来在科技进步的民用化、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做好，它只有军事竞赛带来的科技发展，这就支撑不住经济社会发展。老百姓长期生活得不到提高，农副产品都买不到，苏联的失败，根本原因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它搞改革开放的结果。
我这篇文章是送市委主管领导同志亲自审定的。这实际上是对苏联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所作的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是与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脉相承的。
鲜明鼓动改革胆略
交锋终于出现转机
这一年12月，我从一份内参资料中看到，北京有一个被吹捧为所谓“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人，他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应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我抓住这份难得的反面教材，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了当时沪上一批有影响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如徐匡迪、华建敏、王沪宁、刘吉、施芝鸿，还有王新奎、王战、周汉民等，集中对这份内参进行讨论。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当时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经常把上海一批具有改革开放思想的人士请来开“神仙会”，请他们发表各自的见解。他们那些精彩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观点，也常被我化作评论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解放日报》的思想性、理论性不断增强，导向性、指导性更加鲜明。
后来，我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力所能及地作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到下半年，形势有了转机。继9月1日夜，江泽民同志亲自下令将第二天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两处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之后，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引用他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断章取义地作了突出“反和平演变”的错误编排。
我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开始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并没有直接关联。后来我听说，朱镕基同志有一次曾对市委领导说，皇甫平的文章也给他带来压力。我估计这个压力就是有些人以为皇甫平系列评论是他授意搞出来的。后来，我调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以后，几次遇见朱镕基同志，他都没有向我提起这件事。倒是1994年春，国务院出台财税、外贸、金融、投资、国企五大改革措施，我当时用“任仲平”署名同当时借调北京起草《邓小平理论学习纲要》的施芝鸿同志合作，撰写了一篇《上下一心 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的重点评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时正逢全国两会召开，朱镕基同志是湖南代表团的代表，当天上午他就把我们这篇文章拿到会场，在湖南团大组会大加赞扬，他说“任仲平”就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这个作者就是从上海调来的皇甫平，他们的评论写得非常好。那天，他讲了一大段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话，而且还特意把任仲平同皇甫平联系起来加以表扬，这就表明了他对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态度。我和施芝鸿同志合作撰写的这篇“任仲平”文章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文章一等奖，对1994年开启的市场化取向的全面改革，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中宣部也曾通报予以表扬。 一年后再次发声
舆论态势大变
邓小平面对1991年皇甫平文章引发的激烈交锋，在冷静观察，沉着思考。进入1992年，中央就要开始酝酿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在这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政治时刻，邓小平同志就选择这个最佳时机，不顾自己88岁高龄，亲自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振聋发聩的南方重要谈话。
我们得风气之先，在 1992年2月4日，即农历壬申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发表皇甫平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一周年的时候，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约请施芝鸿同志撰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重头评论，在全国拉开了率先宣传、深刻阐发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
皇甫平又发声了！但这次执笔者虽是皇甫平成员，署名却换了一个：闻颀。因为历史背景情况变了。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人家一看标题这么大的气派，就知道讲这个话的人肯定是邓小平了；人家一看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这样旗帜鲜明地率先宣传和阐发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就知道一年前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过春节期间的重要谈话同南方谈话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1992年春节的中午，市委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副书记往我家里打电话，说市委书记过一会会给我打电话，要我在家里候着。当时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分管书记不在电话里给我说，非要让市委书记直接打电话给我？大概过了15分钟左右，我家电话铃声响起，我马上拿起话筒，一听正是市委书记打来的。他与我比较熟悉，一年前我接到中央组织部调令将赴香港大公报履新时，他曾找我谈心过。后来，有关部门不明不白突然阻我履港工作，他曾几次在常委会上为我抱不平。我当时听了很是感动。所以那天他给我打电话，没有客套话，直奔主题说，你们今天发表署名评论，你是不是还要连续发表文章？我说是的，准备再发三篇，回应去年他们对皇甫平文章的批判。他早料到我会这样做，所以用平和的口吻对我说，老周啊，你们就先发今天这篇，下面不要再发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还未结束，他的谈话记录正在整理，党内还没有正式传达，我们就慢点发评论吧！我一听书记这么说，就立即表态，好的，我们不再发了，听你的，服从组织决定。
这样，1992年春节，《解放日报》就只发表一篇宣传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的评论。然而，3月份党中央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精神后，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中央和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全国、轰动世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
从4月份开始，我们又乘胜高扬邓小平思想旗帜，在《解放日报》接连发表由我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四篇署名为“吉方文”的评论文章：
第一篇是《论走向市场》，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后来，刘吉同志告诉我，这篇评论被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选为参考文件。
第二篇我们写了《论加速发展》，集中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
第三篇是我们在1991年想写而没有来得及写的：《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文章也被《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全文转载了。
第四篇是《论换脑筋》，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参观首钢谈话时关于“不换脑筋就换人”的精神。我们这篇文章重点论述了要换脑筋的问题，也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换计划经济习惯思维。当时《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
这些情况生动地表明，同一年前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时的遭遇大不相同，全国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生气蓬勃的加快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国相继举行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1992年10月，在中共上海市第六届党代会上，我也以高票当选为市委委员。过了几个月，1993年4月，中央就决定调我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辑。
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从1991年春节到1992年春节，风云变幻，潮流翻滚，我倒是扛住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奋力据理抗争了一番，在新闻生涯中难得体验了一回舆论风波、政治较量的悲喜剧的滋味！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殷之俊 杨之立
《解放日报》驻京办事处当时也收到很多电话，有的打听文章背景，问是不是传达了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还有的表示这些文章以加大改革分量为主旋律，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时，全国不少省市自治区驻沪办事处人员都接到当地领导人电话，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还派出专人到上海来了解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发表背景”。
这四篇文章当时在国外也引起反响，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等世界各大通讯社纷纷打电话询问有关情况。特别有意思的是塔斯社，当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塔斯社驻上海记者一定要来采访我，问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的？是不是邓小平？他们很敏感。
取名“皇甫平”，有何
深意存焉？
1991年春组织撰写的这组系列评论，为什么用皇甫平这个署名呢？
我在撰写评论之前就想过，邓小平同志1991年初视察上海的谈话，是内部的，尚未在党内正式传达。所以，作为地方党报《解放日报》是不能以社论、评论员文章予以公开发表的，只能以署名文章形式，把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最新思想传播开来。这种署名文章，不必事先送市委领导审阅，有自由发挥论述的空间。在当时比较复杂、“左”的思想比较严重的情况下，用署名文章带有试探性质，如果阐述不当，也有回旋余地，免得直接把火引向上海市委领导。所以在讨论第一篇评论文章时，我们都有共识，作为署名文章发表，但并没有研究具体署名问题。
第二天初稿出来后，我才考虑署名问题。所以，皇甫平这个署名是我独自在大年夜（2月14日）那天拟定的，并没有与凌河和施芝鸿同志商量过。我为什么要署一个皇甫平的笔名呢？那是有我的深层考虑的。
当时海外不少媒体都对皇甫平作了解读，一般都是把皇甫平说成是“黄浦江评论”的谐音。在当时的交锋和争议过程中，我也不便把自己的深层想法和盘托出，所以一段时间内形同默认了皇甫平就是“黄浦江评论”的意思。
一直到了1994年4月，我在撰写纪念《解放日报》创刊45周年文章《扬“解放精神” 创“解放风格”》时，才透露了皇甫平署名的深层含意。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皇甫平的署名是我拟定的，现在人们都知道它含有黄浦江评论的意思，这只从谐音取义；其实它还蕴涵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见当时刊登的《新闻记者》杂志）。2003年2月，即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发表12年后的癸未羊年，上海《新民周刊》记者陆幸生来采访我关于皇甫平文章发表经过的时候，我才把自己当初如何拟定这个署名的具体想法讲出来。
我当时对记者说：“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有辅佐之意。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2008年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我在各地演讲谈到皇甫平署名，又对“辅佐邓小平”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就是“宣传邓小平最新的改革开放思想”的意思。
我当时心里的真实想法就是这样的。在那种舆论一片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和平演变的氛围下，唯有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从1990年到1991年多次找中央领导谈话，强调只有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一味批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只会把改革开放批掉了；空喊反和平演变，就只会把外资给吓跑了。
邓小平同志1991年来上海过春节，安不下心好好与家人一起休息，却到处借参观听汇报的机会，不断发表改革开放的新思想新观点。他说，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的党要讲几十年。会有不同意见，一是不习惯，二是怕出问题。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我体会到他内心的焦急心情，也给人以一种他已退下来说话不太顶用的无奈心情。所以他一再强调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我当时直接想，邓小平同志号召我们党要讲话，作为党报《解放日报》不正应当带头宣传他的改革开放最新思想，以利于全党全国人民更好地统一思想、凝聚力量，从而推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吗？
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内心非常明晰，署名一定要体现宣传邓小平最新改革开放思想之意。所以，皇甫平的平，是邓小平的平而不是评论的评；皇甫平的甫，是辅佐的辅，而不是黄浦江的浦。这是顺应当时历史条件的一个署名，以后就再也没有用过。直到2006年在发表我撰写的《改革不可动摇》一文时，被《财经》杂志主编阴差阳错又用了一次，而那是后话了。
一交锋就无限上纲
矛头直指邓理论
当时对这些系列评论文章正面反映是主要的，这说明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深得人心！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我们原来期望1991年是改革年，不曾料想这一年却变成了改革的争论之年、交锋之年。而争论和交锋的中心内容，始终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性质、市场经济的取向和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本人展开的。
上面说到，1991年 3月22日我们系列评论的第三篇文章发表后，很快四月中旬批判文章就出来了。最早的一篇《改革开放可以不问姓‘社’姓‘资’吗？》就发表在《当代思潮》上。该文一开头就说，“在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日子里，曾有过一个时髦口号，叫做不问姓“社”姓“资”。结果呢？“有人确实把改革开放引向了资本主义化的邪路”，诸如经济上的私有化、市场化，政治上的多党制、议会制，还有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思潮。在列举了这一系列“恶果”之后，文章说“不问姓‘社’姓‘资’，必然会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而断送社会主义事业”。好家伙，这就等于把皇甫平宣判成“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了。 接着，《真理的追求》杂志发表《重提“姓社”与“姓资”》一文，又升高调门把“皇甫平”说成是逃亡海外的政治流亡者的同路人，文章写道：“改革不要问姓‘社’姓‘资’本来是‘精英’们为了暗渡陈仓而施放的烟幕弹”，“一切不愿做双重奴隶的中国人，有责任也有权利问一问姓‘社’姓‘资’”。《高校理论战线》杂志也加入了围剿皇甫平的行列，该刊发表署名文章，说是“至今仍有此论者把‘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问指责为‘保守’、‘封闭’的观点，主张予以抛弃”，“对于那种不许问‘姓社姓资’的观点，人们也不妨问一问：它代表的思想倾向，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
在这些小刊物打了头阵之后，到了八九月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求是》杂志也刊发了批判皇甫平的文章。按照这些文章的说法，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罪莫大焉：“引向资本主义邪路”，“断送社会主义事业”，“不合党章条款”，“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宣扬 “庸俗生产力论”，鼓吹“经济实用主义”，等等。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哪里是批判皇甫平文章，矛头分明已指向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同志本人。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过程中，中央媒体中惟有新华社站出来支持了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当年4月，新华社《半月谈》杂志发表评论，呼应皇甫平文章，明确表示不能对改革开放任意进行 “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文章从农村改革讲起，认为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像这种改革就不应该问姓社姓资。北京一些媒体对此大为恼火，就在挞伐皇甫平的同时批判《半月谈》。我注意到，这些媒体的批判文章同批判《解放日报》皇甫平文章是不点名批判的做法不同，他们对《半月谈》是公开点名批判。
这种对待《解放日报》和《半月谈》的不同批判方式很耐人寻味，这说明他们又吃得准又吃不准。
吃得准的是认为，他们要批判的思想是不符合当时反对和平演变的主流的。
吃不准的是，他们认为《解放日报》哪有那么大的胆？《解放日报》后面肯定有来头。而来头是什么人他们当然也知道，所以后来他们批判文章的调子就不完全针对皇甫平了。他们提出要批判庸俗生产力论，批判经济实用主义，显然这是冲着邓小平理论、邓小平思想来的。
这种情况也在上海表现出来。当时上海有一位老干部写了一篇很长的逐字逐句批驳皇甫平的文章，他把文章寄给市委领导，市委领导转给了我，但没有批示什么意见，所以我也就不予理睬。此外，当时上海市离退休老干部有一个读报小组，有一天他们指定要我去参加他们的评报会。我去后，他们指着我批评说：你无非是听了邓小平谈的话，邓小平现在算什么，他现在退休了，是一般党员，难道他说的都正确吗？你都要跟着宣传吗？那现场气氛就像开批判会一样，会上所透出的批邓情绪是显而易见的。
一些媒体喧闹一时的批判，理所当然地在我国经济理论界引起了回音。1991年7月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科片在刘国光同志主持下，召开了“当前经济领域若干重要理论问题”座谈会，吴敬琏、卫兴华、戴园晨、周叔莲、樊纲等经济学家就“姓社姓资”这一敏感问题坦陈己见。他们对批判者的“高见”不敢苟同，吴敬琏说：“从全局上说，从战略上说，一定要保证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从具体问题来说，不能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对外开放用了一些社会化大生产通用的作法，如果问‘姓社还是姓资’，这些做法都不能用了。如果这样的话，从根本上说来，是妨碍社会主义经济繁荣的，甚至是破坏社会主义繁荣的。”卫兴华说了五点：第一，实行改革开放不能不问“姓社姓资”；第二，不能乱定“姓社姓资”；第三，不能对什么事情都一定要问“姓社姓资”；第四，问“姓社姓资”，不是排斥和否定一切姓“资”的东西存在；第五，不要用不正确的“社资观”去胡乱批评正确的理论思想。
从“战场喊话”到当面责问
理论界当时也有一个在全国很有名气的人写了一篇文章，让《解放日报》驻北京办事处一位记者转给我，说是如果我把这篇文章刊登在《解放日报》上，可以视作一种自我批评，北京报刊就不会再发表批评文章了。我知道这分明是一种“战场喊话”。我看到文章中有这么一段话：“笔者完全不能理解，‘不问姓社姓资’的口号，究竟符合党章的哪一条款呢？提倡‘不问姓社姓资’，那么在政治上还要人们问什么呢？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这个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难道需要和可以改变吗？”我看了这些“高论”很是纳闷，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提倡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这都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规定的，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改变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了？我马上打电话给驻京办事处记者，要他明确转告那位作者：除非他把这段话删掉，否则《解放日报》不可能刊登他的文章。后来那篇文章就发到其他报刊上去了。
“战场喊话”之后不久， 1991年8月中旬，人民日报社社长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报》，要找我谈话。事前，我接到该报驻上海记者站记者的电话，说他们社长要来上海，要我接待一下。我摸不透这位社长为什么要来找我谈，就向上海市委主管领导作了汇报。主管领导当场就打电话到中央办公厅了解《人民日报》社长来上海究竟有什么背景？在得到“是他个人的行为”的明确答复后，主管领导就对我说，你随机应变吧。
当时这位社长端着架子直截了当责问我：皇甫平文章是什么背景？是谁授意你写的？我对他说，没有人授意，是我组织撰写的。我从来没有向谁请示过，也没有送审，就是我作主的。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发表署名评论文章还是有这个权利的。我还讲到第三篇文章还是一个理论作者来稿，我们在他文章的基础上重新改写的。听我这么一说，他转变口气说那我们可能误会了。然后他带命令式口气对我说，你应当赶快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把皇甫平文章写作和发表的经过，按照你今天讲的写出来。我到北京去做做工作，就不再批判皇甫平文章了。我顺水推舟说，那好，我会考虑一下给你写一个。他说，你越快越好。
他走后，我立即向市委领导汇报了，回复是：不睬他！他也没有再联系我，北京报纸照样在批判皇甫平文章。 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这一年的“七一讲话”中，深刻论述了邓小平同志有关“计划和市场只是经济手段，不是区分两种社会制度的主要标志”的思想。同时也谈到了反和平演变。此后一个阶段，中央各大媒体都只宣传他关于反和平演变的思想，而不宣传他谈改革开放的内容，引起江泽民同志的不满。有一次他批评新闻界专门抓反和平演变来宣传，说我“七一讲话”中讲的改革开放你们为什么不宣传？他要求今后主要是加强改革开放的宣传，不改革开放我们站不住。
在这个背景下，《人民日报》就开始起草有关改革开放的社论，这就是9月2日人民日报社论的由来。
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在9月1日晚上，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播出了社论摘要，短短几句摘要中就有两处提到“要问姓社姓资”。 我看了那天晚上新闻联播，第二天一早就赶快找报纸来看，结果发现《人民日报》社论中的那两句“要问姓社姓资”的话没有了。
后来我才知道，当晚江泽民同志也在看《新闻联播》，他发现问题后立即给当时的中宣部长打电话，要他把社论中这两句话删掉。当天晚上，部长打电话叫《人民日报》社长把社论稿送来，连夜把那两句话删掉了。这就造成新华社当晚发了两个不同版本的社论电讯稿。第二天报纸出来以后，海内外舆论哗然。港台报纸更是大做文章，认为中央高层对改革开放出现了分歧。
我调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以后，才得知那篇社论原稿上并没有“要问姓社姓资”的提法，而是那位社长自己加上去的。但是后来，为了摆脱自己的被动，那位社长竟向上面撒谎说“‘问姓社姓资’的话是原稿里有的”，而他本人则一向认为“问姓社姓资”是“一种‘左’的传统观念”。与此同时，他又批准编印一封“读者来信”，摘信中的话说：“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姓社姓资’的，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便是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应声虫！”这种两面派手法并不高明，此后不久，那位社长就离开了人民日报社。
交锋扩展到最高层
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当然，这只不过是1991年这场交锋的一个插曲罢了。这种争论和交锋还发展到更高的领导层。这年十月，国务院一位大人物来上海视察，在会上公然指责“皇甫平”文章影响很坏，把党内外的思想给搞乱了。他说，好不容易刚把大家的思想统一到“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上来，现在又冒出一个“市场经济”，说什么“计划和市场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这不是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吗？这个严厉批评还在上海全市干部大会上传达了。当时，我的压力是很大的。
但是，颇有戏剧性的是，11月份又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来上海视察，他在上海干部会上却讲了与那位大人物不同调门的话：“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带框框、先定性、先戴帽，这就很难办。不要还没有生小孩，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这位中央领导以生孩子起名字的生动比喻，批评了那种对改革开放要先问一问姓社姓资的错误观点。
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之前，我曾预料到会引起争论，也做好了冒一点风险的思想准备。但是我决没有想到会引起这么激烈的反应，会招致如此凶猛的“批判”，拿大帽子吓人竟严重到如此程度。看到那些歪曲我们文章原意、无限上纲挞伐的“大批判”文章，我们本想进行反击。但当时上海市委领导理解我们的处境，悉心保护我们，在任何会议上都没有给我们施加过压力，所以我比较坦然。同时遵照市委关于淡化处理、不要正面交锋的指示，我们顾全大局，对恶意攻击的文章一概不予置理。但对于这些重要情况，我觉得有必要向市委领导作一次较为详尽的书面汇报。
于是，就在系列评论第四篇文章发表后十天，也就是4月23日我以《解放日报》总编室的名义给市委写了一份报告。在报告中讲了皇甫平文章的来龙去脉，我怎么考虑要发表这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发表后有什么反应？既反映了正面情况，也反映了反面的。另外，也提到港台报纸的报道，比如最早报道皇甫平文章的是台湾《联合报》，认为皇甫平文章是上海在叫板北京，反映了上海跟北京的矛盾，云云。我把《联合报》的有关报道复印件作为附件一并呈报给市委领导。
在送出这个总编室报告的同时，我又给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分管宣传的市委副书记三位领导，写了一封信，着重说明为什么这组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不送审。我说，当前形势错综复杂。邓小平同志视察上海的谈话很重要，是对全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动员，《解放日报》作为党报应该有这个责任进行及时宣传。按照历年的惯例，党报的社论、重要的评论员文章应该送审，但并没有规定署名文章、署名评论也要送审，皇甫平评论按惯例是可以不送审的。更重要的是，我担心送审会让你们为难和被动，如果由此产生什么问题的话，我愿意个人承担责任。
对我的这封信，书记和市长都圈阅了，但没有表示意见；市委副书记作了批示，但批示没有讲文章该不该写、写得对不对，只批了一句话，像这样类似的文章今后还是要送审。对此，我一方面作了自我批评，表示愿意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心里也更有底了。
当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分管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副部长刘吉同志，一再表示皇甫平文章写得及时、写得好！他说有人说我是你们的后台，可惜你们写文章时我并不知道，当不了后台。他还提议，可以把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三篇文章重新发表，同时加一个编者按，让广大读者来评判，皇甫平文章哪一段哪一句主张过“不要问姓社姓资”？
更为难得的是，他还把皇甫平这组系列评论文章、包括对我们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批判文章都搜集起来，通过邓楠同志转送给邓小平同志。因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第一篇文章发表时，邓小平同志正在上海过春节，兴许是会看到这篇文章的，加上刘吉同志转送的材料，我估计邓小平同志对皇甫平事件知道得还是比较早的。正如当时北京流传的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赴港履新突遭取消
我承受着巨大压力
尽管如此，作为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始作俑者，我当时还是承受着重大压力。尤其是我到香港《大公报》履任新职的任命，到6月初也被突然取消了。当时我已经交接完工作，《解放日报》连欢送会都已开过了，我的行装也已准备就绪，飞机票都买好了。就在临行前几天，中央组织部来了一个电话，就突然阻止了我南行，取消了对我的任命。好在我在《解放日报》工作了近三十年，大家对我很了解，市委也没有取消我在解放日报社的领导职务，所以这件事对我并没有太大影响，大家反而都很同情我。我仍旧担任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还是主持《解放日报》全局工作。 8月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这篇文章全国报纸都转载了，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也转载了，只有我们《解放日报》没有转载，我没有让转载。
第二天正好是市委中心组学习，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参加了。在这个会上市委副书记兼市长提出，《解放日报》为什么不登《人民日报》反和平演变的评论员文章？明天要补登一下。
于是我就说明，这篇评论员文章谈的是反和平演变的重大问题，但是文章与中央的精神不一致。我认为反和平演变关键是高级干部、领导干部，主要是党内教育。而《筑起抵御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讲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事情，文章把矛头指向知识分子了。再说“筑起钢铁长城”这个提法也不准确。
这时参加市委常委会学习的原市委书记、老干部陈国栋同志出来为我解围了。他说，反和平演变这么重大的问题，中央应该有正式的文件，不应该靠《人民日报》发一个评论员文章。还不是社论呢，评论员文章怎么来谈这个？
这时，陈沂同志也起身走到我的座位旁对我说，我支持你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主管领导就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中央并没有规定《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地方报纸一定要转载；上海也不是都不登，《文汇报》、《新民晚报》登了，表明上海市委并没有要抵制这篇文章。只是我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我有选择的权利。如果市委认为需要写防止和平演变的评论，我可以重写一篇，更加准确地体现中央精神。但是这样一写，海外媒体一定会讲“上海又和北京对着干了”。这样，最后市委书记拍板：不要补登，也不要再写。
当时我就这样顶住了一些 “左”的政治家、理论家对 “皇甫平”文章的围剿。按照当时市委领导同志的明确指示，我不能同他们争论，所以只有通过不转载此篇评论来表示《解放日报》的坚定观点。1991年8月31日，即在苏联“八月变局”后的一个星期，我又组织撰写和发表了《论干部的精神状态》的评论员文章，明确提出贯彻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必须坚定地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绝不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文章指出，只有振奋精神坚持改革开放，才是我们惟一的出路。
这年10月份，我写了一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长文，着重论述只有把生产力搞上去，才能在和平演变的挑战中巍然不动。文章明确提出苏联 “红旗落地”，并非由于“卫星上天”，社会主义国家惟有经受住新科技革命的挑战，红旗才能举下去，才能更高飘扬。当时我在文章中写道：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包括原子能发电，包括卫星上天、载人宇宙飞船、原子破冰船、超音速飞机等等，都是由苏联最早造出来，这些科学技术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因此上世纪五十年代，社会主义声誉在全世界如日中天。但是，由于体制原因，苏联后来在科技进步的民用化、推动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做好，它只有军事竞赛带来的科技发展，这就支撑不住经济社会发展。老百姓长期生活得不到提高，农副产品都买不到，苏联的失败，根本原因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它搞改革开放的结果。
我这篇文章是送市委主管领导同志亲自审定的。这实际上是对苏联衰变和解体的深层教训所作的一个与当时主流舆论不同的阐述，其基本精神是与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脉相承的。
鲜明鼓动改革胆略
交锋终于出现转机
这一年12月，我从一份内参资料中看到，北京有一个被吹捧为所谓“坚定的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人，他在给中央“上书”中公然宣称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转向低潮情况下，中国抵御西方“和平演变”的阴谋困难重重，而坚持改革开放恰恰会为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因此希望中央决策者要权衡利弊，不要冒改革开放的风险，应先集中全力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以增强反“和平演变”能力，这才能保住社会主义阵地。
我抓住这份难得的反面教材，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形势座谈会，请了当时沪上一批有影响有改革思想的人士，如徐匡迪、华建敏、王沪宁、刘吉、施芝鸿，还有王新奎、王战、周汉民等，集中对这份内参进行讨论。这里要说明的是，我当时作为《解放日报》一把手，经常把上海一批具有改革开放思想的人士请来开“神仙会”，请他们发表各自的见解。他们那些精彩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观点，也常被我化作评论文章，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使《解放日报》的思想性、理论性不断增强，导向性、指导性更加鲜明。
后来，我把这次座谈会大家发言的意见，整理成两篇评论员文章，即《改革要有胆略》、《再论改革要有胆略》，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严肃批评了反对冒改革开放风险，认为坚持改革开放就会被西方“和平演变”势力所利用的错误观点。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我们力所能及地作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到下半年，形势有了转机。继9月1日夜，江泽民同志亲自下令将第二天见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两处有关“要问姓社姓资”的句子删去之后，9月底，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又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引用他纪念鲁迅大会上的讲话时，断章取义地作了突出“反和平演变”的错误编排。
我组织撰写和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一开始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的朱镕基同志并没有直接关联。后来我听说，朱镕基同志有一次曾对市委领导说，皇甫平的文章也给他带来压力。我估计这个压力就是有些人以为皇甫平系列评论是他授意搞出来的。后来，我调到《人民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以后，几次遇见朱镕基同志，他都没有向我提起这件事。倒是1994年春，国务院出台财税、外贸、金融、投资、国企五大改革措施，我当时用“任仲平”署名同当时借调北京起草《邓小平理论学习纲要》的施芝鸿同志合作，撰写了一篇《上下一心 打好今年改革攻坚战》的重点评论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当时正逢全国两会召开，朱镕基同志是湖南代表团的代表，当天上午他就把我们这篇文章拿到会场，在湖南团大组会大加赞扬，他说“任仲平”就是《人民日报》重点评论，这个作者就是从上海调来的皇甫平，他们的评论写得非常好。那天，他讲了一大段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话，而且还特意把任仲平同皇甫平联系起来加以表扬，这就表明了他对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的态度。我和施芝鸿同志合作撰写的这篇“任仲平”文章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评论类文章一等奖，对1994年开启的市场化取向的全面改革，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中宣部也曾通报予以表扬。 一年后再次发声
舆论态势大变
邓小平面对1991年皇甫平文章引发的激烈交锋，在冷静观察，沉着思考。进入1992年，中央就要开始酝酿党的十四大政治报告的主题、酝酿十四大领导班子的组成。在这党和国家最关键的政治时刻，邓小平同志就选择这个最佳时机，不顾自己88岁高龄，亲自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振聋发聩的南方重要谈话。
我们得风气之先，在 1992年2月4日，即农历壬申年的大年初一，也就是发表皇甫平评论《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一周年的时候，在《解放日报》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约请施芝鸿同志撰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的重头评论，在全国拉开了率先宣传、深刻阐发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精神的序幕。
皇甫平又发声了！但这次执笔者虽是皇甫平成员，署名却换了一个：闻颀。因为历史背景情况变了。文章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人家一看标题这么大的气派，就知道讲这个话的人肯定是邓小平了；人家一看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这样旗帜鲜明地率先宣传和阐发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重要谈话，就知道一年前邓小平同志在上海过春节期间的重要谈话同南方谈话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
1992年春节的中午，市委分管宣传思想工作的副书记往我家里打电话，说市委书记过一会会给我打电话，要我在家里候着。当时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分管书记不在电话里给我说，非要让市委书记直接打电话给我？大概过了15分钟左右，我家电话铃声响起，我马上拿起话筒，一听正是市委书记打来的。他与我比较熟悉，一年前我接到中央组织部调令将赴香港大公报履新时，他曾找我谈心过。后来，有关部门不明不白突然阻我履港工作，他曾几次在常委会上为我抱不平。我当时听了很是感动。所以那天他给我打电话，没有客套话，直奔主题说，你们今天发表署名评论，你是不是还要连续发表文章？我说是的，准备再发三篇，回应去年他们对皇甫平文章的批判。他早料到我会这样做，所以用平和的口吻对我说，老周啊，你们就先发今天这篇，下面不要再发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还未结束，他的谈话记录正在整理，党内还没有正式传达，我们就慢点发评论吧！我一听书记这么说，就立即表态，好的，我们不再发了，听你的，服从组织决定。
这样，1992年春节，《解放日报》就只发表一篇宣传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的评论。然而，3月份党中央向全党传达了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精神后，新华社向全国转发了《深圳特区报》长篇通讯《东方风来满眼春》，栩栩如生地传播了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的活动和谈话内容。中央和全国各地报纸纷纷发表自己的言论。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全国、轰动世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出现一个生气勃勃的崭新局面。
从4月份开始，我们又乘胜高扬邓小平思想旗帜，在《解放日报》接连发表由我精心策划和组织的四篇署名为“吉方文”的评论文章：
第一篇是《论走向市场》，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搞市场经济的思想。后来，刘吉同志告诉我，这篇评论被党的十四大报告起草小组选为参考文件。
第二篇我们写了《论加速发展》，集中论述了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这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
第三篇是我们在1991年想写而没有来得及写的：《改革开放姓社不姓资》。文章也被《人民日报》在显著地位全文转载了。
第四篇是《论换脑筋》，阐述了邓小平同志参观首钢谈话时关于“不换脑筋就换人”的精神。我们这篇文章重点论述了要换脑筋的问题，也就是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换计划经济习惯思维。当时《北京日报》全文转载了。
这些情况生动地表明，同一年前发表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时的遭遇大不相同，全国舆论态势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生气蓬勃的加快改革开放的舆论环境，很快在中华大地蔚然形成。
1992年夏季，在上海和全国相继举行的好新闻评奖活动中，皇甫平系列评论文章均以高票获得一等奖。1992年10月，在中共上海市第六届党代会上，我也以高票当选为市委委员。过了几个月，1993年4月，中央就决定调我到人民日报社任副总编辑。
实践证明，在当代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是人心所向，发展市场经济是大势所趋，加快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众望所归，与时俱进不断解放思想是必走之路。从1991年春节到1992年春节，风云变幻，潮流翻滚，我倒是扛住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奋力据理抗争了一番，在新闻生涯中难得体验了一回舆论风波、政治较量的悲喜剧的滋味！
（作者为《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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