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中后期，历经反复曲折的改革、开放路线终呈不可逆转之势，争论多年的市场经济导向被正式肯定。但是，要深入认清"一大二公"极左路线的弊害，要使市场导向不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是非补不可的一课。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再次提出来，依法治国、权力制衡、公民权利等话题，在自由主义话语系统中表达和讨论，比任何其他话语更适当和切题。随着经济、政治體制改革而来的，是矫正社会不公的方式和革新的手段与速度问题，虽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几乎一直指向激进的维度，但借重理性、依靠法律、妥协缓进的自由主义理路给人一种新的启示和希望。
　　近代世界的现代化史，尤其是亚洲一些国家和政权的民主化历程表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并不是同义语，在相当一段时期，反民主的权力完全可以容纳，甚至推行市场运作方式，并从中大获其利，但从长远看，市场经济是瓦解集权制度的基本因素。我们没有把握说，市场必定导致民主，即不能说市场是民主的充分条件，但我们却可以说市场是民主的必要条件。因为自近代以来，还未发现真正的、稳定的民主与市场经济分离的事例，所谓必要而不充分，是说达致民主还需要许多别的努力。市场条件与极不可取的社会状况、政治条件并存，完全有可能，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自由主义者在社会公正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他们反对和矫正不公正的主张是理性、建设性和可行的。简单说来，第一，要搞真市场、真正的自由竞争，要使规则公正，人人遵守，要把权力遂出市场；第二，要依靠法治，完善法制，例如，通过修宪保护合法的私人财产，通过立法缩小贫富差距，依靠法律惩处腐败，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他们不提倡"打土豪、分田地"，他们并不否认人民群体有要求公正的权利，但把重点放在避免革命，防患于未然方面。而我们的左派呢？既诅咒市场，又对法律的普遍性和有效性大加怀疑，除了口号和姿态，他们提不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
　　中国当前的公正问题对所有的思考者都是一个难题。自由主义立场和权力的关系毋宁是，警惕权力而并不天然与权力对立，因为说到底，权力应该是用来保护人民利益的。当然，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从长远和根本上说，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保障言论自由以确保新闻舆论监督，使权力受到约束，才是争取公正的正确途径。在目前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根本区别是，前者诉诸于法治，承认权力在实施公正中的作用，又要大力提防它借此僭越与扩张，而后者诉诸于知识精英为民请命的意识和群众抗议运动，虽然中国的新左派由于并不想真正干点什么，他们的倾向和具体主张不太清楚。
　　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大致与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高潮同步，这对我们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种考验。所谓考验，就是说，是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它，还是像鸵鸟一样回避，甚至以顽固的态度拒斥，对我们并非不是问题。从长期支配我们的意识形态讲，我们观察全球形势时只熟悉一个分析框架，即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但全球范围内的阶级斗争与对抗，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的论断，己不适应目前这个高科技、信息化时代，不适应和平、合作与发展的全球共同目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仍然认为该协定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但他们没有笼而统之地、简单偏颇地说不平等（这样反而不能服人），而是说"实力不均等的伙伴之间的平等本身就是不平等"。认识到这一点，在抱怨不平等之余，更重要的是利用现有格局中的有利因素自己努力，加快发展。
　　进入90年代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受此变化的影响，中国国内情况也发生了微妙而意义深远的变化。现实中各种现象的交错，各种力量的冲击，国外新思潮的涌入，使中国知识界立场和观点相当歧异，总括起来可以说，分歧和对立集中于下列问题：中国目前情况如何，中国未来应当向何处去？不同的看法基于对国情有不同的认识，以及分析的理论框架大不相同。
　　相当一批人的思路和一百年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路一脉相承，在现代化的总纲领之下，包括了对于自由、民主、富强的认同和追求。50年代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使既定的思路丰富了内容，使某些方面更为鲜明、突出。简单说来可以提三点：第一，"一穷二白"的社会主义和"大批资本主义"造成的贫穷落后使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市场经济制度，看到经济的高度计划与集权和政治极权之间的关系，承认市场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第二，"无法无天"、"全面专政"、家长制、一言堂造成的惨剧使人们迫切地呼唤民主与法治；第三，长期不断，以各种名目进行的思想清洗和文化批判运动，"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真理观造成的学术萎靡、文化凋零使人向往一种多元文化局面。凡此种种，都与以前的导向一致，即反省、批判自己的传统（除了几千年的旧传统、大传统，述有几十年的小传统、新传统）；继续面向世界，学习先进，分享人类共同的文明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