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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美术报》曾刊载浙江大学教授黄河清的一篇文章《中国“当代艺术”没有中国性》，引起艺术界的争鸣。文中提到“博伊斯曾表演给人洗脚，中国第一届现代艺术大展上也有人表演洗脚；博伊斯建议将柏林墙增高5厘米，中国就有人表演‘把无名山增高1米’……”
从“85美术新潮”开始，在所谓反传统和“仿西”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当代艺术一度脱离自己的土壤，割断了自身的文脉。
经历了近30年的自我认知和觉醒后，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开始重新考问当代艺术价值，在作品中强化中国特有的艺术符号和核心价值观。
著名批评家、策展人陈孝信曾提出，中国当代艺术要有自身鲜明的文化个性，就必须有一条明晰的文脉。中国传统艺术蕴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积淀，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等都紧紧联结着中华文明的文脉，而中国的当代艺术也应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和独特的文化风格。
在国家大剧院里，一组名为《颂》的陶瓷雕塑是多个通身白色、嘴唇红艳的人形；在国家博物馆里，一整块墙面由形态各异的小件陶瓷填充，取名《涅槃》；在韩国麦粒音乐馆的音乐厅里，一件巨幅陶瓷装饰壁画十分惹眼。这些极具观赏性的作品冲击着观众对陶瓷的传统认识，它们均出自景德镇陶瓷艺术家朱乐耕之手。
韩国麦粒美术馆馆长洪正吉对朱乐耕如此评价：“他的作品虽然具有很强的现代性，但他艺术的根还是深扎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现代的，但又是真正中国的。”
无论艺术表现形式如何前卫，浓重、地道的中国国粹味道没有丢失。像朱乐耕这样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冬龄作为书法家，将自己最新的系列作品命名为“乱书”。他的“乱”，打破了传统书法的规则束缚，又创造了当代中国水墨艺术的新图像。
著名的旅美艺术家蔡国强，以中国传统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作为艺术语言，将中国的山水、园林、都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创作出了震撼海内外的《天梯》、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脚印”等爆破艺术作品。
2016年，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曾在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上表示，“沿着艺术史的路径探向传统，又通过创造性思维返身当代，这种在艺术史和当下文化情境中的穿行，几乎形成了一种创作的方式。”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丰富的生产生活，造就了我们取之不竭的艺术传承与创新资源，中国当代艺术完全可以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
在建筑界，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澍多年来尝试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与乡土建筑的风格融合，他的作品简洁优美，能够唤起人们对传统的记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志杰则致力于将艺术史素材进行当代转换，凭借着对西方古典建筑的理解，他用中国传统竹编工艺制作了古希腊爱奥尼亚柱式。“相映成趣”的是，蜚声世界的荷兰建筑大师雷姆·库哈斯钟情于中国古代的斗拱建筑，他把对中国斗拱的研究成果带到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展出，从国际视角解读中国文化。
中国的新生代艺术家崛起于21世纪初，他们多成长于被电视媒介和舶来娱乐包围的环境，善于在多媒体跨界作品中描绘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现代生活的加速。曹斐是其中的一名活跃分子，创作基地在广州，她曾将过去十几年间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浓缩在“影像珠三角”系列展览中。在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录像作品中，她让“Cosplayer”（角色扮演者们）披着斗篷，穿着闪亮的金属盔甲，在广州的郊野上奔逐。
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曾举办曹斐回顾展，英国伦敦华语视像节也曾举办“曹斐：一场游戏”影展，在国际舞台上，中國艺术家表达着对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当代艺术的思考。艺术世界里的中国语言，为世界带来了新的视角。
当代中国艺术“文脉”的兴旺需要开掘、归纳、概括和阐发。“文脉”唯有在新时代的艺术时空和语境中搏动起来，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
喻红，陈丹青口中那位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榜单上绕不开的英雄，最得意的油画作品《游园惊梦》极富时代穿透感，“将梦境、真实、爱情、生死等都糅在一起”。
喻红《游园惊梦》的灵感来源，是当年北京郊区一个废弃的公园。公园建筑破败，池塘里的荷花却恣意生长，这种强烈的对比触发了喻红的创作冲动，她将环境、新闻素材和古代故事串联在一起，构筑出了新的意象。“刻舟求剑”“盲人摸象”“水中捞月”“俄罗斯飞机失事”“叙利亚难民儿童”，在一个废弃的中式园林中套叠出了时代鲜红的印记。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认为，“笔墨”当随时代。“从历史的角度看，艺术的高峰没有唯一性。就好像唐宋的山水画已经达到了高峰，但元明清仍然各有各的精彩，到了清朝还出现了石涛、八大这样的大师。我们再回头看黄宾虹的画，他的笔墨功夫又和石涛、八大有很大不同”。
但这种跟随，并不意味着丢弃传统。传统艺术创作一直在随时代而发生变化，但“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切要推翻重来。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有高峰的存在，就否定了继续朝前走的意义。
从“85美术新潮”开始，在所谓反传统和“仿西”思潮的影响下，中国当代艺术一度脱离自己的土壤，割断了自身的文脉。
经历了近30年的自我认知和觉醒后，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开始重新考问当代艺术价值，在作品中强化中国特有的艺术符号和核心价值观。
是现代的，但又是真正中国的
著名批评家、策展人陈孝信曾提出，中国当代艺术要有自身鲜明的文化个性，就必须有一条明晰的文脉。中国传统艺术蕴藏着五千年文明古国深厚的文化积淀，绘画、书法、音乐、舞蹈、戏曲、园林、建筑雕塑、工艺美术等都紧紧联结着中华文明的文脉，而中国的当代艺术也应具有鲜明的民族形式和独特的文化风格。
在国家大剧院里，一组名为《颂》的陶瓷雕塑是多个通身白色、嘴唇红艳的人形；在国家博物馆里，一整块墙面由形态各异的小件陶瓷填充，取名《涅槃》；在韩国麦粒音乐馆的音乐厅里，一件巨幅陶瓷装饰壁画十分惹眼。这些极具观赏性的作品冲击着观众对陶瓷的传统认识，它们均出自景德镇陶瓷艺术家朱乐耕之手。
韩国麦粒美术馆馆长洪正吉对朱乐耕如此评价：“他的作品虽然具有很强的现代性，但他艺术的根还是深扎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是现代的，但又是真正中国的。”
无论艺术表现形式如何前卫，浓重、地道的中国国粹味道没有丢失。像朱乐耕这样的艺术家还有很多。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冬龄作为书法家，将自己最新的系列作品命名为“乱书”。他的“乱”，打破了传统书法的规则束缚，又创造了当代中国水墨艺术的新图像。
著名的旅美艺术家蔡国强，以中国传统四大发明之一的火药作为艺术语言，将中国的山水、园林、都市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联系，创作出了震撼海内外的《天梯》、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脚印”等爆破艺术作品。
2016年，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曾在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上表示，“沿着艺术史的路径探向传统，又通过创造性思维返身当代，这种在艺术史和当下文化情境中的穿行，几乎形成了一种创作的方式。”
为世界带来新的视角
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古老中国的深刻变化和13亿中国人民丰富的生产生活，造就了我们取之不竭的艺术传承与创新资源，中国当代艺术完全可以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
在建筑界，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王澍多年来尝试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与乡土建筑的风格融合，他的作品简洁优美，能够唤起人们对传统的记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志杰则致力于将艺术史素材进行当代转换，凭借着对西方古典建筑的理解，他用中国传统竹编工艺制作了古希腊爱奥尼亚柱式。“相映成趣”的是，蜚声世界的荷兰建筑大师雷姆·库哈斯钟情于中国古代的斗拱建筑，他把对中国斗拱的研究成果带到了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上展出，从国际视角解读中国文化。
中国的新生代艺术家崛起于21世纪初，他们多成长于被电视媒介和舶来娱乐包围的环境，善于在多媒体跨界作品中描绘全球化浪潮下中国现代生活的加速。曹斐是其中的一名活跃分子，创作基地在广州，她曾将过去十几年间珠三角地区的发展浓缩在“影像珠三角”系列展览中。在具有魔幻现实主义风格的录像作品中，她让“Cosplayer”（角色扮演者们）披着斗篷，穿着闪亮的金属盔甲，在广州的郊野上奔逐。
美国纽约现代美术馆曾举办曹斐回顾展，英国伦敦华语视像节也曾举办“曹斐：一场游戏”影展，在国际舞台上，中國艺术家表达着对中国社会变迁与中国当代艺术的思考。艺术世界里的中国语言，为世界带来了新的视角。
随时代律动
当代中国艺术“文脉”的兴旺需要开掘、归纳、概括和阐发。“文脉”唯有在新时代的艺术时空和语境中搏动起来，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
喻红，陈丹青口中那位中国当代女性艺术家榜单上绕不开的英雄，最得意的油画作品《游园惊梦》极富时代穿透感，“将梦境、真实、爱情、生死等都糅在一起”。
喻红《游园惊梦》的灵感来源，是当年北京郊区一个废弃的公园。公园建筑破败，池塘里的荷花却恣意生长，这种强烈的对比触发了喻红的创作冲动，她将环境、新闻素材和古代故事串联在一起，构筑出了新的意象。“刻舟求剑”“盲人摸象”“水中捞月”“俄罗斯飞机失事”“叙利亚难民儿童”，在一个废弃的中式园林中套叠出了时代鲜红的印记。
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画院院长许钦松认为，“笔墨”当随时代。“从历史的角度看，艺术的高峰没有唯一性。就好像唐宋的山水画已经达到了高峰，但元明清仍然各有各的精彩，到了清朝还出现了石涛、八大这样的大师。我们再回头看黄宾虹的画，他的笔墨功夫又和石涛、八大有很大不同”。
但这种跟随，并不意味着丢弃传统。传统艺术创作一直在随时代而发生变化，但“变化”并不意味着一切要推翻重来。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有高峰的存在，就否定了继续朝前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