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中國人一生要辦103個證件，常用的有70多個，辦證需要提交戶口簿37次，身份證要提交73次。相信很多中國人也印象深刻，在填表的時候總要填“身份”及“民族”，大概沒有什麼人在填寫的時候有輕鬆之感。
　　“如果一個人在社會中所擁有的權利和義務取決於他先天和後天所具有的身份，這種社會就可以稱為身份社會”，有學者如此概括。其實，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基於血緣宗族關係之上的極為發達的身份社會，身份等級是形成一切社會關係的基礎。
　　1950年6月14日，劉少奇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作了《關於土地改革問題的報告》，強調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劃分農村中的階級成分，是一件複雜而又極其重要的工作，各級領導機關必須根據中央人民政府頒佈的決定認真地加以處理。”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則專門制定了《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關於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補充規定（草案）》，這兩個文件不僅對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和工人五大基本階級成分的內涵和區分作出規定，而且對富裕中農、反動富農、破產地主、貧民、知識分子、遊民、宗教職業者、農村工商業家、漁民、國民黨政府的各級負責官吏、革命軍人、小手工業者、自由職業者、小商和小販、資本家、開明士紳、惡霸等的階級成分，也作出了詳細界定。
　　隨後，全國各地農村都進行了劃分階級的工作。1952年底，隨著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農村人口都有了自己的階級成分以及家庭出身。1957年後，人們逐漸在政治上基本被劃分為三個不同的群體：一是“革命階級”，包括工人、貧農、下中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家屬等；二是中間階級，包括中農、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宗教職業者、小手工業者、小商、小販等；三是“階級敵人”，包括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資本家、走資派等。這三大群體分別享有不同的政治地位、政治權利、社會聲譽和人生際遇，尤其是後者，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都要受到衝擊，甚至成為打擊對象。這樣，階級成分就具有了政治身份的意義。
　　之後，這種政治身份鎖衍生的“家庭出身”，則幾乎讓大部分家庭家破人亡。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家庭出身演變為“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以高幹子弟為首的學生紅衛兵自稱是“紅五類”，即來自革命幹部、革命烈士、革命軍人、工人和農民家庭的子女。他們的對立面是“黑五類”，即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後來又加上資本家和走資派的子女，稱為“黑七類”。一旦成分被確認劃分，一生命運則被註定了，難再有翻生之機。
　　在建國初始，也並不存在所謂的戶籍制度。而是在計劃經濟的荒謬思維下，為了防止大量農民自由進入城鎮，給城市發展帶來一系列問題而產生的。自1953年起，中共中央、政務院（國務院）數次發佈有關規定，開始從糧食供應、就業、戶口等方面限制農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自此，城鎮戶口與糧食開始掛鉤，戶籍權益開始顯現。因此，隨著統購統銷制度的完善、城鄉戶籍制度的確立，全國人民被牢固地劃分為城市、農村二元戶籍身份。政治身份體系賦予人們不同的政治地位、政治參與權利、社會聲譽甚至不同的機遇，戶籍身份基本規定了城鄉可以從事的職業、可以定居的地方、可以享有的國家福利以及為國家應盡的義務。這些身份所具有的先賦性、代際承繼性特點，從根基上決定了整個社會呈現身份社會的面貌。
　　民族身份劃分就更不知所謂，就像階級成份劃分一樣，中國的民族劃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是斯大林極權主義的遺產。斯大林對民族的定義是：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的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共同心理素質這四個基本特徵的穩定共同體。他的這一定義是中國民族劃分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理論基礎和官方民族政策的指導思想。
　　在這種隨意劃分階級、民族的治理方式下，城鄉矛盾、民族矛盾愈演愈烈。借鑒歷史進程教訓，就不難理解其原因。大惡魔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曾寫道：“雅利安人的最大對立面就是猶太人。”因此，希特勒把猶太人看作是世界的敵人，一切邪惡事物的根源，一切災禍的根子，人類生活秩序的破壞者。這些觀點成了希特勒後來屠殺數百萬猶太人，企圖滅絕猶太人的理論依據。
　　中國元朝時期實行的種族歧視政策也客觀上加快了皇朝滅亡。從成吉思汗開始，將天下百姓強行分為蒙古人、色目人（西夏、吐蕃、大理國民）、漢人、南人（南宋亡國奴）四個階層。每一任皇帝都大搞種族歧視，其他隸屬國君主必須無條件服從他的意志。比較典型的是元朝的科舉，分左右兩榜，蒙古人和色目人考右榜，漢人和南人考左榜，難易程度有別。就這樣，在種族矛盾和腐敗政治的交織作用下，元朝統治維持不到一百年，就灰飛煙滅了。
　　不得不提的還有印度的種姓制度。印度有四個種姓的劃分，最高的種姓是婆羅門Brāhmana，是掌握祭祀文教的僧侶階級到後來婆羅門也可以當國王；其次是剎帝利Ksatriya，是掌握軍政的國王和武士階級；其次是吠舍Vaisya，是商人、手工業者，也有從事農耕的農民階級；最下的種姓是首陀羅Sūdra，是農人、牧人、僕役和奴隸。前三者是雅利安人，後者是非雅利安人。各種姓有它的世襲的職業，不許被婚姻混亂，尤其嚴禁首陀羅和別的種姓混亂。種姓制度不僅訂在法律裡面，而且神聖不可動搖地規定在宗教教義和教條中。儘管印度獨立已將近六十年，種姓制度卻仍在阻礙印度現代化的步伐。
　　因此，破除身份制度、戶籍制度帶來的種種惡果，是由野蠻國家走向文明國家的基礎。先拿“老大哥”俄羅斯來說，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國家政策發生了一系列變化，其中之一就是於1996年起開始發放新的全俄統一的公民身份證，而新證件上最大的變化就是取消了從1934年起設置的“民族”欄。之所以取消公民身份證上的“民族”欄，主要與其從強調民族平等向人權、公民權高於民族權利、走公民社會構建之路的轉變密切相關。而取消身份證上的“民族”欄就是為了體現對個人權利、公民權利的尊重，是構建新型俄羅斯公民社會的重要舉措之一。
　　美國則更簡單，連身份證都沒有。只有3個證件，不同程度起到了身份證的作用。一是駕駛證。二是護照。三是社會安全號。羅斯福新政期間，他為了建立社會保障系統，提出為每一個有工作的人員，建立一個社會安全賬號。設想一出，立刻遭到了“隱私派”激烈反對。最後，羅斯福向國會妥協並保證：這個號碼僅僅用於社會保險，一定不會用於身份標識的領域，並且會被保密，這個提案才最終在國會通過。社會安全號碼由9位數字組成，前三位數字和申請所在地的郵政編碼有關，最後四位數按數序排列，中間兩位數是組合數字，分奇數和偶數組合。到美國留學、工作或訪問的中國人，首先要申請一個社會安全號碼，然後才能申請任何其他證件。而駕駛執照也通常扮演著身份證的角色。無論是買汽車、辦保險，還是到銀行開戶頭、炒股票，都要出示駕駛執照。由於駕駛執照是唯一隨身攜帶的有照片的身份文件，因此，如果沒有駕駛執照，就會感到極大的不便。不過，美國是聯邦國家，每州的駕駛執照都不相同，從一個州搬到另一個州居住，必須更換駕駛執照。因此在美國，唯一伴隨終身的就是社會安全號碼，可謂是“一個ID走遍全國”。
　　有意思的還有英國。在中國看來，身份證制度是一種常見的人口管理方式，但它卻始終不能讓英國人買賬。經歷近一百年的討論，英國人始終容不下一紙身份證。在英國，當護照、駕照等證件承載了大部分身份認證和人口管理的功能時，身份證未免已成為了額外的負擔。因此，卡梅倫政府提交議會的第一部法案就是廢除身份證制度的法規，理由是八年來英國政府已經為身份證制度耗資2.5億英鎊，但是官員表示取消這一制度意味著政府在未來10年可以節約8億英鎊開支。總之，廢除身份證制度對英國人來說“好處多多”。
　　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說：團結穩定是福，分裂動亂是禍。然而，團結穩定的根本就在於人人平等受尊重，人人都有創造出彩人生的機會。而分裂動亂則相反，身份制度、戶籍制度、民族制度這些陳舊迂腐的制度管理，不利於民族團結、穩定，必須堅決廢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