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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二元对立是文学结构主义的核心思想之一，在文学评论理论中二元对立的运用有着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红字》作为美国杰出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代表作，以女主人公海斯特·白兰的感情史为主线，细致入微地描写了十六世纪清教统治下黑暗压抑的世界以及当时人们的思想活动。本文通过应用二元对立理论分析小说中善与恶、犯罪与救赎、反抗与压迫等对立体，从不同角度探讨霍桑对人性的思考。
【关键词】 霍桑 ;《红字》;结构主义;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1-0013-02
结构主义者认为文学是一个系统，在文学作品背后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结构，能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实现理性的认知。结构主义在文学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就是试图剥去文学纷繁的外衣，找到隐藏其中的复杂内在机制，从而揭示作品的本质，这其中都离不开二元对立的思想主线。二元对立是生活中常见的思维方式，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提出了灵魂和肉体的对立理论。“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基础，我们通过成对的概念来构建结构，从其中找出存在有对立、有联系关系的特征，从而达到构建结构的目的。”[1]借助两个概念之间的对立关系，加深对其中每一个观念的理解，“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同时在两个独特的层面上来理解这个世界。首先是在深层结构层面上，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二元对立原则。”[2]这种相互支撑，相互印证的关系，保证了文学作品的立体与饱满，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我们解读文学作品时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
一、善与恶的二元对立
善和恶是一对矛盾的词语，却在小说中海斯特的丈夫罗杰 · 齐灵渥斯身上得到结合，年老体衰，“身材矮小，肩膀一高一低”的他与海斯特之间没有爱情，只是妄想娶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来掩盖肉体的缺陷。恪守清教教义的他将妻子视为私有财产，在他看来妻子与别人相爱就是偷了他的东西，为了找出妻子通奸的对象，不惜混入教会摸清所有人的底细，敏锐的他很快发现了真相，他不择手段地对牧师进行精神迫害。怨恨逐渐侵蚀了齐灵渥斯的内心，复仇成了生活的全部。最终牧师痛苦死去，与此同时，齐灵渥斯也顿时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在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中走向灭亡。正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容侵犯”和对妻子的物化的宗教教义使他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为他的复仇披上了道德的外衣，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罪人”，最后走向灭亡。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教主义道德的伪善。但这样一个“魔鬼的化身”也有善良的一面，体现在他对珠儿的爱。珠儿是海斯特和牧师丁梅斯代尔禁忌爱情的结晶，和他毫无血缘关系，但在小说的结尾，他却把丰厚的遗产留给了珠儿。无论这一行為是出于忏悔还是人性的善良，都为他赢得了“道德自新”的机会。这种或善或恶的二元对立让他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二、罪恶与救赎的二元对立
贯穿小说始终的红字“A”，最初代表着清教社会中最严重的罪行。年轻美貌的海丝特在父亲的逼迫下嫁给了一个年迈的老学究，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婚姻，实际上她对丈夫只有婚约没有爱情。移居北美的途中，海斯特先期到达，时过两年，其丈夫却杳无音信，传说他遭遇海难早已葬身鱼腹。孤独的海丝特逐渐和年轻俊美的牧师相爱并生下私生女珠儿，教会得知此事公开审判海斯特，恪守清教教义的法官最终以通奸罪名将海斯特送进监狱。
清教徒信奉加尔文主义，主张“命定论”和“因信得救”，认为每个人都有“原罪”，罪恶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通过受难的方式才能得到灵魂的救赎。海斯特与牧师的爱情正如《圣经》中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都犯有原罪。禁忌的爱给海斯特带来的是终生佩戴足以灼伤她的红字。在刑满释放后仍为世人所排斥，她与珠儿相依为命，凭借自己的手工劳动来补贴家用，面对自我忏悔和外界非议的双重折磨，一个人坚强地去承受，她从不乞求任何人的帮助，也从未吝啬过对穷苦乡邻的接济，用善行和美德救赎灵魂。对她来说，珠儿是她精神的寄托，也是她和牧师禁忌之爱的结晶，无时不刻地提醒着她的罪恶。珠儿的形象具有复杂的象征含义，珠儿的名字意为珍宝，恰如《圣经》在新约中“天国又好像买卖人，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3]这里没有描述天国的具体样子，但人们会视它为最珍稀的珠宝，为了得到它愿意用所有的财产换取。在整部小说中，珠儿的象征含义是随着情节发展不断变化的，故事一开始，珠儿是“魔鬼的孩子”，象征着海斯特与牧师在清教社会中犯下的严重罪行，后来母亲视珠儿为至宝，细心照料她长大，充满活力的珠儿足以突破任何宗教、社会的束缚，直至小说结尾，珠儿代表“天使”成为希望的象征。
实际上，海斯特的救赎从她挑起抚养珠儿的重担就已经开始，她从犯罪、认罪、救赎到成长受尽了屈辱与磨难。美国文学批评家亨利 · 詹姆斯曾评论到：“霍桑对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这两个人热烈相爱的事实尚属一般兴趣，真正吸引他的是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两个人的道德光景。”[4]海斯特最终完成了救赎，由此，霍桑有力地批判了清教狭隘的道德观对人性的束缚，同时表达了作者的普世价值观以及同情弱者的人文关怀。
三、反抗与压迫的二元对立
主张改革的清教徒因不满英国国教的专制腐败而受到詹姆斯一世迫害迁往北美，他们抱着创造人间乐土的理想，企图建立一个“纯净”的注重精神与道德的乌托邦。清教徒掌管殖民地，建立起政教合一严密的宗教治理体制，将宗教教义视为法律，违背者被视为异教徒，面临严重的刑罚。
海斯特有过三次公开反抗，第一次是当教会以通奸罪公开审判海斯特时，面对众人的谩骂非议以及法官咄咄逼人的审问，她宁可忍受百般羞辱，为了保护丁梅斯代尔始终不肯供出他的名字，独自一人扛下一切。海斯特爱上博学多才又年轻的牧师是正常人性的回归，她认为这段恋情合情合理，应该勇敢抗争奋力捍卫，追求真爱是人类的本性使然。“在这群清教徒中，假如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妇人，她那美丽如画的服饰和神采，以及她怀中的婴孩，自然回想起圣母的形象。”[5]清教对女性有极其严格的约束，要求女性严守贞洁，海斯特因触犯教规中最深重的罪行而公开受审，她非但没有为即将面临的严惩而感到痛苦，反而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作者把她描绘成圣母的形象，这无疑是对清教虚伪性的无声反抗。第二次是当教会企图把珠儿夺走时，她据理力争，捍卫扶养女儿的权利。第三次是海斯特与牧师在森林里互诉心肠，当她发现丁梅斯代尔饱受精神折磨时，决定揭露罗杰·齐灵渥斯就是他的原配丈夫，受到丈夫的威胁才隐瞒了这个秘密，并劝牧师和她一起逃离这里。海斯特有着对宗教压迫的大胆斗争，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对思想自由和幸福的不懈追求，都体现了海丝特对美好的人性的追求以及她对清教的反抗。 不同于海斯特的反抗，牧师的内心始终有着矛盾的两面，一方面是对爱情和幸福的向往，另一方面是对严厉的宗教教规的畏惧。多年来，研究神学并没有让他做到对人生的超然，反而使他陷入犹豫、痛苦、矛盾之中。白天他是令人崇拜的神圣牧师，夜晚，他是独自忏悔的罪人，他彻夜祈祷，用烙铁在自己胸前烙出一个鲜红的“A”字来获得短暂的心灵宽慰。对宗教的虔诚成为他精神上的枷锁使他日夜承受心灵拷问，终日惶恐不安。最终在公众面前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倒在了布道坛上走向“向罪而死”的极端，成为清教教义的牺牲品。作者通过对牧师内心激烈斗争的描写，把清教主义的压迫性以及伪善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从牧师的人生结局来看，反映的只是当时浓厚的清教主义社会下对人性扭曲的冰山一角，人们恪守清教教义，压抑本性，抑制真实情感。宗教禁忌体系越发达，就越有可能扭曲人性，压制人自然的欲望，把人的精神变得消极与极端，从而产生社会和个人的各种冲突，这也是小说中人物悲剧的根源。霍桑对清教主义进行了无形批判和谴责，表达了对人性自然回归的強烈愿望。
四、结语
霍桑身处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代，他追求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世界，但又因祖先世代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又无法彻底否定清教戒律，他的思想是矛盾的，这些激起了他对人性与道德伦理的强烈反思。小说《红字》脉络清晰，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以伦理道德为主线串起了不同人物，构建了小说的伦理结构，反映了作者对道德的思考。通过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善与恶，犯罪与救赎等对立体，展现清教统治下人物内心的思想冲突和当时婚姻、法律、道德的各个方面，启发读者去探寻小说的主题。小说的解读随着不同时代、不同角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正是《红字》广为流传和欣赏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罗伊丝 · 泰森.当代批评理论实用指南[M].赵国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283.
[2]阿雷恩 · 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陶东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4.
[3]莫特玛 · 阿德勒（Alder M.J.），查尔斯 · 范多伦（Van Doren G.）.西方思想宝库[M].周汉林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4]童明.美国文学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03.
[5]卢敏.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小说类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关键词】 霍桑 ;《红字》;结构主义;二元对立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1-0013-02
结构主义者认为文学是一个系统，在文学作品背后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结构，能对文学作品进行深层次的挖掘，实现理性的认知。结构主义在文学领域中的应用主要就是试图剥去文学纷繁的外衣，找到隐藏其中的复杂内在机制，从而揭示作品的本质，这其中都离不开二元对立的思想主线。二元对立是生活中常见的思维方式，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就提出了灵魂和肉体的对立理论。“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的基础，我们通过成对的概念来构建结构，从其中找出存在有对立、有联系关系的特征，从而达到构建结构的目的。”[1]借助两个概念之间的对立关系，加深对其中每一个观念的理解，“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能同时在两个独特的层面上来理解这个世界。首先是在深层结构层面上，在这里，起作用的是二元对立原则。”[2]这种相互支撑，相互印证的关系，保证了文学作品的立体与饱满，二元对立是结构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之一，也是我们解读文学作品时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
一、善与恶的二元对立
善和恶是一对矛盾的词语，却在小说中海斯特的丈夫罗杰 · 齐灵渥斯身上得到结合，年老体衰，“身材矮小，肩膀一高一低”的他与海斯特之间没有爱情，只是妄想娶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来掩盖肉体的缺陷。恪守清教教义的他将妻子视为私有财产，在他看来妻子与别人相爱就是偷了他的东西，为了找出妻子通奸的对象，不惜混入教会摸清所有人的底细，敏锐的他很快发现了真相，他不择手段地对牧师进行精神迫害。怨恨逐渐侵蚀了齐灵渥斯的内心，复仇成了生活的全部。最终牧师痛苦死去，与此同时，齐灵渥斯也顿时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在精神世界的极度空虚中走向灭亡。正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容侵犯”和对妻子的物化的宗教教义使他站在了道德制高点，为他的复仇披上了道德的外衣，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罪人”，最后走向灭亡。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清教主义道德的伪善。但这样一个“魔鬼的化身”也有善良的一面，体现在他对珠儿的爱。珠儿是海斯特和牧师丁梅斯代尔禁忌爱情的结晶，和他毫无血缘关系，但在小说的结尾，他却把丰厚的遗产留给了珠儿。无论这一行為是出于忏悔还是人性的善良，都为他赢得了“道德自新”的机会。这种或善或恶的二元对立让他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展现了人性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二、罪恶与救赎的二元对立
贯穿小说始终的红字“A”，最初代表着清教社会中最严重的罪行。年轻美貌的海丝特在父亲的逼迫下嫁给了一个年迈的老学究，这是一种不对等的婚姻，实际上她对丈夫只有婚约没有爱情。移居北美的途中，海斯特先期到达，时过两年，其丈夫却杳无音信，传说他遭遇海难早已葬身鱼腹。孤独的海丝特逐渐和年轻俊美的牧师相爱并生下私生女珠儿，教会得知此事公开审判海斯特，恪守清教教义的法官最终以通奸罪名将海斯特送进监狱。
清教徒信奉加尔文主义，主张“命定论”和“因信得救”，认为每个人都有“原罪”，罪恶是与生俱来的，只有通过受难的方式才能得到灵魂的救赎。海斯特与牧师的爱情正如《圣经》中亚当与夏娃偷食禁果，都犯有原罪。禁忌的爱给海斯特带来的是终生佩戴足以灼伤她的红字。在刑满释放后仍为世人所排斥，她与珠儿相依为命，凭借自己的手工劳动来补贴家用，面对自我忏悔和外界非议的双重折磨，一个人坚强地去承受，她从不乞求任何人的帮助，也从未吝啬过对穷苦乡邻的接济，用善行和美德救赎灵魂。对她来说，珠儿是她精神的寄托，也是她和牧师禁忌之爱的结晶，无时不刻地提醒着她的罪恶。珠儿的形象具有复杂的象征含义，珠儿的名字意为珍宝，恰如《圣经》在新约中“天国又好像买卖人，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3]这里没有描述天国的具体样子，但人们会视它为最珍稀的珠宝，为了得到它愿意用所有的财产换取。在整部小说中，珠儿的象征含义是随着情节发展不断变化的，故事一开始，珠儿是“魔鬼的孩子”，象征着海斯特与牧师在清教社会中犯下的严重罪行，后来母亲视珠儿为至宝，细心照料她长大，充满活力的珠儿足以突破任何宗教、社会的束缚，直至小说结尾，珠儿代表“天使”成为希望的象征。
实际上，海斯特的救赎从她挑起抚养珠儿的重担就已经开始，她从犯罪、认罪、救赎到成长受尽了屈辱与磨难。美国文学批评家亨利 · 詹姆斯曾评论到：“霍桑对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这两个人热烈相爱的事实尚属一般兴趣，真正吸引他的是在随后漫长的岁月中两个人的道德光景。”[4]海斯特最终完成了救赎，由此，霍桑有力地批判了清教狭隘的道德观对人性的束缚，同时表达了作者的普世价值观以及同情弱者的人文关怀。
三、反抗与压迫的二元对立
主张改革的清教徒因不满英国国教的专制腐败而受到詹姆斯一世迫害迁往北美，他们抱着创造人间乐土的理想，企图建立一个“纯净”的注重精神与道德的乌托邦。清教徒掌管殖民地，建立起政教合一严密的宗教治理体制，将宗教教义视为法律，违背者被视为异教徒，面临严重的刑罚。
海斯特有过三次公开反抗，第一次是当教会以通奸罪公开审判海斯特时，面对众人的谩骂非议以及法官咄咄逼人的审问，她宁可忍受百般羞辱，为了保护丁梅斯代尔始终不肯供出他的名字，独自一人扛下一切。海斯特爱上博学多才又年轻的牧师是正常人性的回归，她认为这段恋情合情合理，应该勇敢抗争奋力捍卫，追求真爱是人类的本性使然。“在这群清教徒中，假如有一个罗马天主教徒，他看到了这个美丽的妇人，她那美丽如画的服饰和神采，以及她怀中的婴孩，自然回想起圣母的形象。”[5]清教对女性有极其严格的约束，要求女性严守贞洁，海斯特因触犯教规中最深重的罪行而公开受审，她非但没有为即将面临的严惩而感到痛苦，反而给人一种从容不迫的感觉，作者把她描绘成圣母的形象，这无疑是对清教虚伪性的无声反抗。第二次是当教会企图把珠儿夺走时，她据理力争，捍卫扶养女儿的权利。第三次是海斯特与牧师在森林里互诉心肠，当她发现丁梅斯代尔饱受精神折磨时，决定揭露罗杰·齐灵渥斯就是他的原配丈夫，受到丈夫的威胁才隐瞒了这个秘密，并劝牧师和她一起逃离这里。海斯特有着对宗教压迫的大胆斗争，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对思想自由和幸福的不懈追求，都体现了海丝特对美好的人性的追求以及她对清教的反抗。 不同于海斯特的反抗，牧师的内心始终有着矛盾的两面，一方面是对爱情和幸福的向往，另一方面是对严厉的宗教教规的畏惧。多年来，研究神学并没有让他做到对人生的超然，反而使他陷入犹豫、痛苦、矛盾之中。白天他是令人崇拜的神圣牧师，夜晚，他是独自忏悔的罪人，他彻夜祈祷，用烙铁在自己胸前烙出一个鲜红的“A”字来获得短暂的心灵宽慰。对宗教的虔诚成为他精神上的枷锁使他日夜承受心灵拷问，终日惶恐不安。最终在公众面前坦白了自己的罪行，倒在了布道坛上走向“向罪而死”的极端，成为清教教义的牺牲品。作者通过对牧师内心激烈斗争的描写，把清教主义的压迫性以及伪善性展现得淋漓尽致。从牧师的人生结局来看，反映的只是当时浓厚的清教主义社会下对人性扭曲的冰山一角，人们恪守清教教义，压抑本性，抑制真实情感。宗教禁忌体系越发达，就越有可能扭曲人性，压制人自然的欲望，把人的精神变得消极与极端，从而产生社会和个人的各种冲突，这也是小说中人物悲剧的根源。霍桑对清教主义进行了无形批判和谴责，表达了对人性自然回归的強烈愿望。
四、结语
霍桑身处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时代，他追求更加美好，更加理想的世界，但又因祖先世代都是虔诚的清教徒，又无法彻底否定清教戒律，他的思想是矛盾的，这些激起了他对人性与道德伦理的强烈反思。小说《红字》脉络清晰，带有浓厚的宗教意识，以伦理道德为主线串起了不同人物，构建了小说的伦理结构，反映了作者对道德的思考。通过二元对立的视角看待善与恶，犯罪与救赎等对立体，展现清教统治下人物内心的思想冲突和当时婚姻、法律、道德的各个方面，启发读者去探寻小说的主题。小说的解读随着不同时代、不同角度的变化而变化，这也正是《红字》广为流传和欣赏的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罗伊丝 · 泰森.当代批评理论实用指南[M].赵国新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283.
[2]阿雷恩 · 鲍尔德温.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M].陶东风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34.
[3]莫特玛 · 阿德勒（Alder M.J.），查尔斯 · 范多伦（Van Doren G.）.西方思想宝库[M].周汉林译.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
[4]童明.美国文学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03.
[5]卢敏.美国浪漫主义时期小说类型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