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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独行”， 意即人的志行异于常人，超出常态，语出《礼记·儒行》：“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韩愈《伯夷颂》：“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
但是，“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处世态度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被认同。最近某校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某教师爱茶，办公桌抽屉里总有她喜爱的佳茗，但她居然爱到进教室上课，也会带上一杯新沏的茶，每讲完一段，或者趁同学回答问题时，会端起杯子抿上几口。学生们见怪不怪，反而很喜欢她，因为她的课确实讲得好，可是新来的校长却认为“教室不是茶馆”，此举“并非小事”，会“分散学生注意力”，而这位“茶客”又不愿意接受“整改”，于是只好提前退休。
事实上，每个人身上都有其独特的一面，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其实都有想表露而不敢表露的东西，但往往被自己刻意地扼制了，尤其是在思想受到钳制的年代。一个开放和多元的社会，注重人的个性和尊严，其自由度和宽容度会越来越大，这样，特立独行者就能被理解和接纳。
我的个性中有较多的独立元素，不愿随波逐流。即使遭人非议、承受心理压力，我也不愿更弦易辙，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从大的方面讲，我并未“逾矩”。还在读大学时我就表现出了“特立独行”的一面。那是“文革”初期，停课搞运动，已是很不理解，还要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师们，我在思想上更是转不过弯来。以我一介书生的性情，根本无法融入“革命”洪流之中，和那些“左派”们格格不入，精神备受煎熬，大有度日如年之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短短数月，我便借“革命大串联”之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饱览名山大川、古都边城，不仅疗治了运动初期的冲击带给我的心理创伤（我曾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苗子”），还使我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超脱。迷恋于派别斗争和静坐绝食的“革命派”们后来虽对我羡慕不已，但当时我却饱受他们的侧目和诟病，好在我并不在乎，不需要他们的理解。几十年后同学聚会，大家还说起我当年的惊人之举。一位女同学很感慨地对我说，她这一辈子，缺少的就是特立独行的勇气和精神。的确，“特立独行”并非恣意妄为、我行我素，重要的是应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
回顾40余年的粉笔生涯，我是把“特立独行不逾矩”当做自己的人生哲学的。
上公开课，我奉行的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原则；写文章，我奉行的则是“宁可孤独地拾遗补阙，也不愿随风从众”的哲学；在面临人生选择时，也常常不按常规出牌，奉行“岂能尽如人意，但求不失自我”那一套——年轻时，因写了几篇文章，《新疆日报》要调我这个中学语文教师去当记者，许多人好生羡慕，以为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是我不想去，并在省里一次中学语文教学的年会上说“为什么现在报社里缺人，就能随意到学校来调人，而学校里缺教师，却没有人到报社去调人呢”，弄得人家很不高兴。调回上海之后，二期课改需编写新的教材，主编是上海知名大学的教授兼领导，他们邀请我当副主编，有朋友说，这可是个“里程碑式的”工作，但还是被我拒绝了，我觉得自己是不很善于按别人的意图和指令去编写什么东西的。
做出以上的种种选择，倒不在于自己有多高明，而只是在意识深处把个人兴趣和精神的自由快乐看得比虚名、比金钱物质更重要一些而已。
作文教学的研究和改革，是我一生的追求，我又深知，习惯于人云亦云、循规蹈矩，是搞不出什么研究和改革的名堂的。语文教师批改学生作文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我却来了一个“基本不批改学生作文”的怪招。这似乎是失职，是不负责任，但我确实是这样做的。这一“特立独行”之举基于以下的思考和探索：
批改作文是语文教师最头痛的事。两周一次作文，教两个班的话，批改时间少说也得七八个小时。一些专家早就不赞成精批细改，耗神费时而又难见成效。况且，教师根据个人喜好把每篇作文改得体无完肤，也不符合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理念。
我在年级组里倡导了这样的做法：每次作文后，第一步先由教师筛选出写得较好的几篇，在此基础上，再遴选出整个年级的若干最佳者。第二步由我对这些作文适当润色。第三步将其印发给每位学生，当堂阅读思考。第四步让学生寻找差距，发表读后感想，交流写作的感悟。第五步，再由教师总结。此种做法，深受年级老师的欢迎，它不但节省了大量时间，而且带来以下好处：第一，刺激了学生的表现欲和竞争意识，使他们写作积极性大增。第二，学生对写作之道有了自己主动的感悟。因为刚写过同样题目的作文，又有范文的比照，自己的不足和短处便可立显，对如何才能写好作文，则有了新认识。第三，增强了写作信心。每次同学们都能读到从全年级600余篇作文中选出的风格各异的佳作，有的学生因作文多次被印发而“成名”，有的看到身边的人也能如此妙笔而深受鼓舞。第四，提升了教师的教学能力。有的教师发现自己所要讲的，原来学生都已理解，而学生的有些感悟却是自己未曾想到的。大家对写作教学的切磋和交流比以前要密切和深入。有的教师发现自己眼光不准，辨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佳作；有的教师则认识到自己在写作上并不比学生有优势，再也不能老生常谈和越俎代庖了。
我根据教学实践写了篇《作文基本上不批改，行吗？》发表在《新民晚报》上，有人说，这是独辟蹊径，是一条全新的改革思路。这和我“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行事方式有关。语文教师居然可以不批改作文，这次尝试开始时确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但最终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来有些学校还照着去做。
一位名人说，学校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教师自身队伍的整体平庸，因为人才是要靠人才去发现和培养的。我总感到现在的同行，尤其是年轻人，似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缺少个性，更别说是特立独行了。在我内心深处，对那些行为怪异、脾气乖张同时又有着渊博学识、纯真性情的大师们，是很向往、很崇拜的。
如夏丏尊虽说也抱怨过做老师，曾撰联云：“不如早死，莫作先生。”尤嫌不够，还加以补充：“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然而，牢骚归牢骚，他教书认真，造诣深厚，学生喜欢他。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因为“肥肥胖胖，笑起来犹如弥陀菩萨”，所以学生称之为“夏木瓜”，夏丏尊也受之怡然。
梁实秋回忆梁启超上课，说他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了！”接下来非常投入地讲古诗，“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有时又“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每当讲课，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课者则大呼过瘾。
徐志摩的诗人风度是有名的。据卞之琳回忆：“他给我们在课堂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做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徐志摩有时干脆把课堂移到室外，让学生躺于草坪之上，看白云，听鸟语，和他一起在自然之中畅游诗国。
……
如此独具魅力的课，如今早已成为绝唱。大师们全身心地投入于其所精通的学术领域，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能有所醒悟和发现，才显示出一种真实的自然，看起来不谙世故，但惟其如此，才不受世俗的影响，保持着一份清纯，显出了别样的可爱。今天有谁敢说“不如早死，莫作先生”？有谁会在课堂掩面、顿足、狂笑、叹息？有谁会在上课时带学生躺于草坪之上？如有，至少会被视为精神上出了毛病吧。
我想，如果我们的校园里，一切都“合乎规范”，万事皆不能稍有“出格”，任何特立独行与异想天开均在排斥之列，又何来青春的气息和创造的活力？又何能彰显其个人的才德情志？正如郁达夫所说，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者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而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的人。
那位爱品茶的女教师的行为还谈不上什么“特立独行”，仅是稍异于常人而已，但却像是犯了大忌。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应复旦大学之聘，提出每饭必备一鳖的熊十力，还有在北京大学授课完毕，一定要校方提供牛奶解渴疗饥的林琴南，以及和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而被称为“三不来教授” 的黄侃等，如果生活在今天，岂能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已如潮水般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所以特立独行就显得尤为可贵。央视的李咏曾说“如今的社会，没有比个性更重要的事了，如果不坚持个性，就会迷失在群体的平庸里。所以，无论如何，请你坚持自己的个性：这句话不止是说给别人的，同时也是别人对我最大的要求和忠告”。在主持人中，从穿着打扮到表情举止，李咏恐怕算是颇有个性的了，但正因为独特，才使他在人才济济的央视脱颖而出。对教师来说，生活态度和学术（艺术）追求，个性癖习和教学风格，原本就是融为一体的。丧失了个性、锐气、锋芒、浪漫，也就没有了光彩，势必就会陷入平庸，教学个性、教学艺术也就无从谈起。
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我国历史上有的是特立独行的人——从“朝闻道，夕死可矣”“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的孔子，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到《史记》中所描写的像荆轲之类的侠义悲剧英雄，从任性放浪、旷逸不羁的“竹林七贤”，到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潇洒浪漫的李白……他们有着对“道”的诚挚信仰，有着对现世生活的热爱，他们自由舒展的个性与对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铸就了豁达潇洒、达观豪迈的别样人生，无不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特立独行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人生境界。
那位爱饮茶的女教师不得不提前退休的事，令人惋惜遗憾。温家宝总理提出要让人活得有尊严，我想，只要在“不逾矩”的前提下，是否应当宽容地对待特立独行的教师，甚至容纳他们的某些缺陷。须知，这样才能使他们活得更具尊严，迸发出创造精神。
退休之后，一些学校、网站以高薪聘我讲课，有个大款愿出巨资让我给其爱女定期辅导语文，我都未能从命。“返聘”已是当下退休人员的主流选择，虽条件优厚，但我还是延续了惯有的“特立独行”而拒之，因为我只想在晚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更不想以健康去换金钱。有位老友退休后到处应聘，说不去上课就会感到无聊之极，结果不到70岁就病逝了。病重时，我去看他，他对我说，以前他不理解我的“拒聘”，现在理解了。他叹息自己这一辈子就没有享受过人生，最后挣的那些钱也已毫无意义。他还说我活得快活，就是因为特立独行，择善而行。他将“特立独行”和人生幸福联系起来，这是我以前所未能想到的。不过我想，夏丏尊、梁实秋、徐志摩他们是不会有职业倦怠的，他们在个性张扬、情感宣泄中得到的是为师的幸福。
（责 编 流 水）
但是，“特立独行”的行为方式、处世态度在现实生活中往往难以被认同。最近某校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某教师爱茶，办公桌抽屉里总有她喜爱的佳茗，但她居然爱到进教室上课，也会带上一杯新沏的茶，每讲完一段，或者趁同学回答问题时，会端起杯子抿上几口。学生们见怪不怪，反而很喜欢她，因为她的课确实讲得好，可是新来的校长却认为“教室不是茶馆”，此举“并非小事”，会“分散学生注意力”，而这位“茶客”又不愿意接受“整改”，于是只好提前退休。
事实上，每个人身上都有其独特的一面，每个人的潜意识里其实都有想表露而不敢表露的东西，但往往被自己刻意地扼制了，尤其是在思想受到钳制的年代。一个开放和多元的社会，注重人的个性和尊严，其自由度和宽容度会越来越大，这样，特立独行者就能被理解和接纳。
我的个性中有较多的独立元素，不愿随波逐流。即使遭人非议、承受心理压力，我也不愿更弦易辙，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从大的方面讲，我并未“逾矩”。还在读大学时我就表现出了“特立独行”的一面。那是“文革”初期，停课搞运动，已是很不理解，还要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师们，我在思想上更是转不过弯来。以我一介书生的性情，根本无法融入“革命”洪流之中，和那些“左派”们格格不入，精神备受煎熬，大有度日如年之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短短数月，我便借“革命大串联”之机，走遍了大半个中国。饱览名山大川、古都边城，不仅疗治了运动初期的冲击带给我的心理创伤（我曾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苗子”），还使我在精神上获得了一种超脱。迷恋于派别斗争和静坐绝食的“革命派”们后来虽对我羡慕不已，但当时我却饱受他们的侧目和诟病，好在我并不在乎，不需要他们的理解。几十年后同学聚会，大家还说起我当年的惊人之举。一位女同学很感慨地对我说，她这一辈子，缺少的就是特立独行的勇气和精神。的确，“特立独行”并非恣意妄为、我行我素，重要的是应建立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之上。
回顾40余年的粉笔生涯，我是把“特立独行不逾矩”当做自己的人生哲学的。
上公开课，我奉行的是“人无我有，人有我新”的原则；写文章，我奉行的则是“宁可孤独地拾遗补阙，也不愿随风从众”的哲学；在面临人生选择时，也常常不按常规出牌，奉行“岂能尽如人意，但求不失自我”那一套——年轻时，因写了几篇文章，《新疆日报》要调我这个中学语文教师去当记者，许多人好生羡慕，以为这是求之不得的事，可是我不想去，并在省里一次中学语文教学的年会上说“为什么现在报社里缺人，就能随意到学校来调人，而学校里缺教师，却没有人到报社去调人呢”，弄得人家很不高兴。调回上海之后，二期课改需编写新的教材，主编是上海知名大学的教授兼领导，他们邀请我当副主编，有朋友说，这可是个“里程碑式的”工作，但还是被我拒绝了，我觉得自己是不很善于按别人的意图和指令去编写什么东西的。
做出以上的种种选择，倒不在于自己有多高明，而只是在意识深处把个人兴趣和精神的自由快乐看得比虚名、比金钱物质更重要一些而已。
作文教学的研究和改革，是我一生的追求，我又深知，习惯于人云亦云、循规蹈矩，是搞不出什么研究和改革的名堂的。语文教师批改学生作文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我却来了一个“基本不批改学生作文”的怪招。这似乎是失职，是不负责任，但我确实是这样做的。这一“特立独行”之举基于以下的思考和探索：
批改作文是语文教师最头痛的事。两周一次作文，教两个班的话，批改时间少说也得七八个小时。一些专家早就不赞成精批细改，耗神费时而又难见成效。况且，教师根据个人喜好把每篇作文改得体无完肤，也不符合尊重学生主体地位的理念。
我在年级组里倡导了这样的做法：每次作文后，第一步先由教师筛选出写得较好的几篇，在此基础上，再遴选出整个年级的若干最佳者。第二步由我对这些作文适当润色。第三步将其印发给每位学生，当堂阅读思考。第四步让学生寻找差距，发表读后感想，交流写作的感悟。第五步，再由教师总结。此种做法，深受年级老师的欢迎，它不但节省了大量时间，而且带来以下好处：第一，刺激了学生的表现欲和竞争意识，使他们写作积极性大增。第二，学生对写作之道有了自己主动的感悟。因为刚写过同样题目的作文，又有范文的比照，自己的不足和短处便可立显，对如何才能写好作文，则有了新认识。第三，增强了写作信心。每次同学们都能读到从全年级600余篇作文中选出的风格各异的佳作，有的学生因作文多次被印发而“成名”，有的看到身边的人也能如此妙笔而深受鼓舞。第四，提升了教师的教学能力。有的教师发现自己所要讲的，原来学生都已理解，而学生的有些感悟却是自己未曾想到的。大家对写作教学的切磋和交流比以前要密切和深入。有的教师发现自己眼光不准，辨不清什么才是真正的佳作；有的教师则认识到自己在写作上并不比学生有优势，再也不能老生常谈和越俎代庖了。
我根据教学实践写了篇《作文基本上不批改，行吗？》发表在《新民晚报》上，有人说，这是独辟蹊径，是一条全新的改革思路。这和我“特立独行”的个性和行事方式有关。语文教师居然可以不批改作文，这次尝试开始时确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嫌，但最终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来有些学校还照着去做。
一位名人说，学校教育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教师自身队伍的整体平庸，因为人才是要靠人才去发现和培养的。我总感到现在的同行，尤其是年轻人，似乎是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缺少个性，更别说是特立独行了。在我内心深处，对那些行为怪异、脾气乖张同时又有着渊博学识、纯真性情的大师们，是很向往、很崇拜的。
如夏丏尊虽说也抱怨过做老师，曾撰联云：“不如早死，莫作先生。”尤嫌不够，还加以补充：“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然而，牢骚归牢骚，他教书认真，造诣深厚，学生喜欢他。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因为“肥肥胖胖，笑起来犹如弥陀菩萨”，所以学生称之为“夏木瓜”，夏丏尊也受之怡然。
梁实秋回忆梁启超上课，说他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了！”接下来非常投入地讲古诗，“有时掩面，有时顿足，有时狂笑，有时叹息”，有时又“涕泗交流之中张口大笑了”。“每当讲课，先生大汗淋漓，状极愉快”，听课者则大呼过瘾。
徐志摩的诗人风度是有名的。据卞之琳回忆：“他给我们在课堂讲英国浪漫派诗，特别是讲雪莱，眼睛朝着窗外，或者对着天花板，实在是自己在做诗，天马行空，天花乱坠，大概雪莱就是化在这一片空气里了。”徐志摩有时干脆把课堂移到室外，让学生躺于草坪之上，看白云，听鸟语，和他一起在自然之中畅游诗国。
……
如此独具魅力的课，如今早已成为绝唱。大师们全身心地投入于其所精通的学术领域，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境界。只有在那种境界中，才能有所醒悟和发现，才显示出一种真实的自然，看起来不谙世故，但惟其如此，才不受世俗的影响，保持着一份清纯，显出了别样的可爱。今天有谁敢说“不如早死，莫作先生”？有谁会在课堂掩面、顿足、狂笑、叹息？有谁会在上课时带学生躺于草坪之上？如有，至少会被视为精神上出了毛病吧。
我想，如果我们的校园里，一切都“合乎规范”，万事皆不能稍有“出格”，任何特立独行与异想天开均在排斥之列，又何来青春的气息和创造的活力？又何能彰显其个人的才德情志？正如郁达夫所说，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者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而天才就是那些具有常人所没有的思想的人。
那位爱品茶的女教师的行为还谈不上什么“特立独行”，仅是稍异于常人而已，但却像是犯了大忌。我们可以想象，当年应复旦大学之聘，提出每饭必备一鳖的熊十力，还有在北京大学授课完毕，一定要校方提供牛奶解渴疗饥的林琴南，以及和校方约定，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而被称为“三不来教授” 的黄侃等，如果生活在今天，岂能有他们的立足之地！
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世俗化的价值观已如潮水般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以至于这种价值优势已经取得可以指点江山、臧否人物的霸权地位，所以特立独行就显得尤为可贵。央视的李咏曾说“如今的社会，没有比个性更重要的事了，如果不坚持个性，就会迷失在群体的平庸里。所以，无论如何，请你坚持自己的个性：这句话不止是说给别人的，同时也是别人对我最大的要求和忠告”。在主持人中，从穿着打扮到表情举止，李咏恐怕算是颇有个性的了，但正因为独特，才使他在人才济济的央视脱颖而出。对教师来说，生活态度和学术（艺术）追求，个性癖习和教学风格，原本就是融为一体的。丧失了个性、锐气、锋芒、浪漫，也就没有了光彩，势必就会陷入平庸，教学个性、教学艺术也就无从谈起。
事实上，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我国历史上有的是特立独行的人——从“朝闻道，夕死可矣”“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的孔子，到“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颜回，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屈原，到《史记》中所描写的像荆轲之类的侠义悲剧英雄，从任性放浪、旷逸不羁的“竹林七贤”，到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一生好入名山游”的潇洒浪漫的李白……他们有着对“道”的诚挚信仰，有着对现世生活的热爱，他们自由舒展的个性与对人生意义的追求结合到一起，铸就了豁达潇洒、达观豪迈的别样人生，无不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特立独行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人格，一种不是刻意包裹与修饰自己，以迎合世俗生活的人生风格，一种有着丰富的精神追求的人生境界。
那位爱饮茶的女教师不得不提前退休的事，令人惋惜遗憾。温家宝总理提出要让人活得有尊严，我想，只要在“不逾矩”的前提下，是否应当宽容地对待特立独行的教师，甚至容纳他们的某些缺陷。须知，这样才能使他们活得更具尊严，迸发出创造精神。
退休之后，一些学校、网站以高薪聘我讲课，有个大款愿出巨资让我给其爱女定期辅导语文，我都未能从命。“返聘”已是当下退休人员的主流选择，虽条件优厚，但我还是延续了惯有的“特立独行”而拒之，因为我只想在晚年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更不想以健康去换金钱。有位老友退休后到处应聘，说不去上课就会感到无聊之极，结果不到70岁就病逝了。病重时，我去看他，他对我说，以前他不理解我的“拒聘”，现在理解了。他叹息自己这一辈子就没有享受过人生，最后挣的那些钱也已毫无意义。他还说我活得快活，就是因为特立独行，择善而行。他将“特立独行”和人生幸福联系起来，这是我以前所未能想到的。不过我想，夏丏尊、梁实秋、徐志摩他们是不会有职业倦怠的，他们在个性张扬、情感宣泄中得到的是为师的幸福。
（责 编 流 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