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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20世纪90年代,赛尼在长期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贫困、风险和重建模型(简称IRR模型),IRR模型虽然在解决非自愿性移民安置问题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对如何安置非自愿性移民提供了方向和思路,但是本文认为,IRR模型存在一系列的缺陷。正因为如此,本文从非自愿性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分配入手,提出了一个基于移民安置控制权分配的规范分析框架,该框架揭示出影响非自愿性移民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因素,进而为实现非自愿性移民的可持续安置提供了思路,同时它可以弥补IRR模型的缺陷。借助这一分析框架所得到的一个结论是:受影响人口主导的安置过程或者移民安置机构主导的安置过程只不过是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中集中分布的两个必然推论,也是两个特例,更常见的情形是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分散式分布于受影响人口与移民安置机构之间,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移民安置模式。
关键词 非自愿性移民;IRR模型;移民安置控制权
中图分类号 F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5-0076-06
如何安置因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所引致的非自愿性移民,一直是实际工作者和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塞尼(M.Cenea)在长期从事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性移民安置的贫困(Impoverish)、风险(Risk)和重建(Reconstruction)模型,简称为IRR模型[1]。它的提出对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和重建一般规律的理解是深有裨益的,它对指导非自愿性移民安置的实践工作也很有借鉴意义。但是这个理论框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表现在IRR模型只是一个描述性的理论分析模型;对非自愿性移民安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解决载体的确定不明确;它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中国的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工作是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实施的背景和环境不同于完全市场经济的背景和环境。鉴于此,本文从非自愿性移民安置控制权分配的角度入手,提出了移民安置控制权分配模型,以指导移民安置的实践工作。
1 IRR模型的解读
在IRR模型中,塞尼将其模型建立在风险、贫困和重建三个核心概念之上,通过这三个概念揭示出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和重建过程中将会引起的内部风险。根据IRR模型,非自愿性移民生活水平恢复和重建中主要的贫困风险有八个,即丧失土地、失业、失去房屋、边缘化、食物没有保障、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失去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的权利、社会解体。因此,非自愿性移民生活水平的恢复和提高过程,主要是防范上述八类贫困风险发生的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基于对移民贫困风险系统的预测分析,IRR模型从土地开发,就业,住房重建,食物供应,健康恢复,移民社会组织结构的重构,移民社会的整合等方面构造了移民重建的总体战略[2],通过制定相应的重建战略并适当分配资源,来控制和规避非自愿性移民安置与重建过程的各种风险。总的来讲,IRR模型的意义在于:
第一,它为观察和研究非自愿性移民提供了新的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非自愿性移民的研究工作以一些个别事例为基础,移民安置工作被当成工程建设次要的负作用来处理,对移民的安置问题,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处理,移民安置工作依据经验进行。IRR模型揭示了移民可能面对的风险,从而为规避这种风险提供了可能。
第二,它克服了传统项目风险研究的缺陷。传统的项目分析方法主要是评估项目投资收益率,通过敏感性分析来估计项目中各主要变量发生变化时,项目投资决策指标产生的影响程度而确定项目的可行性,而把移民可能带来的贫困风险一般被看作是间接风险,在项目分析中不予考虑。IRR模型则将项目给移民带来的贫困风险纳入项目的风险分析之中,并且提出保障措施,设计出了风险保护的社会安全机制。
IRR模型在理论和实践应用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1)在非自愿性移民安置中,IRR模型将各种社会损失引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中来,起到了完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作用,但是要对社会损失进行精确的、经济上的度量是非常困
难的,尤其是社会经济损失中的精神损失部分。IRR模型用8个风险变量来衡量所有的社会损失,但是这8个变量的强度分析很困难,IRR模型也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和解决机制。
因此,IRR模型只是一个成功的、描述性的理论分析模型。
(2)对非自愿性移民安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受影响人口的申诉和抱怨等问题)解决载体的确定问题不明确。以IRR模型为理论基础的世界银行非自愿性移民安置政策规定,移民安置机构负责整个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的编制、实施和监测[3]。但是,从移民安置机构本身也是一个利益主体出发,它是一个“经济人”。不能仅仅从道德上希望移民安置机构照顾好受影响人口的利益,并寄予良好的愿望,而忽视了移民安置机构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可能谋求自身利益的“自利”的机会主义倾向。这种情况在实践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在河南省公路二期项目中,移民安置机构将向世界银行承诺的房屋补偿标准在实施中降低了20%～40%,在世界银行移民监督代表团发现这一情况后,移民安置机构将补偿差价退还给了受影响人口[4],移民安置机构在此安置过程中通过降低补偿标准而实现了节省安置成本的目的,所以说,移民安置机构并不总是值得信任的。
(3)虽然该模型提出了非自愿性移民分析的框架,并有一些成熟的结论,但是勿庸置疑的是这些研究分析的背景基本上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其研究的结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是否具有通用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对中国而言,中国的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工作是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实施的背景和环境不同于完全市场经济的背景和环境。因此,探讨和建立起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非自愿性移民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理论,并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2 非自愿性移民安置控制权分配的分析
2.1 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含义
从本质上讲,非自愿性移民的搬迁、安置和重建过程,也是一个搬迁安置契约的制定、完善和实施过程。这种契约关系表现在:①移民安置机构和受影响家庭在搬迁之前,会对移民安置过程中的各种损失进行初步估价、对补偿价格进行确定、对移民安置中的时间和资金支付进度进行安排,在实际动迁时会达成口头或者书面契约。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项目业主单位是企业而不是一个政府行政单位,项目业主单位的安置和拆迁行为是企业行为。企业与移民之间关于拆迁有关的活动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契约制定过程。
从有关各方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得出,移民安置中各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由于移民安置过程涉及到的是事关受影响人口切身利益和命运的重大利益调整的问题,因此谁拥有调整过程中的安置控制权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当哪一方拥有移民安置控制权时,它就能用这种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移民安置控制权将影响移民安置过程中参与各方事后的既得利益状态。当移民安置机构拥有全部移民安置控制权时,移民安置机构不给受影响人口任何补偿也是理所当然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乌干达,一项森林建设工程使得35 000人在未得到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被当地政府官员强制性地驱赶出了森林。在临近乌干达的另一个东非国家,为了加快森林项目的进程,受影响人口居住地村庄甚至被毁之一炬[5],在这两个案例中,移民安置机构拥有全部移民安置控制权,并将其控制权使用到了淋漓尽致的极限,非自愿性移民损失严重,他们在享受到工程项目所带来的利益之前,已经一无所有了。
但是,初始合约并不是持续稳态的,随着移民安置中参与人之间谈判对比力量关系的变化,合约的内容可以作边际调整。
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受影响人口之间通过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手段会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共同的利益和可以采取的行动。这种相互学习和相互启发的方式提高了受影响人口的知识水平,存在的共同利益会促使他们采取集体行动,内部学习的形成和发展降低了信息的成本,导致受影响人口的谈判能力的提高并有效地显示出来,进而迫使理性的移民安置机构承认和尊重受影响人口的移民安置控制权的要求。其结果是受影响人口通过分享一部分移民安置控制权而使自身的利益有所改善。移民安置的控制权便由集中走向分散分布,初始集中的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契约得到了修正。
移民安置的初始合约在本期边际调整结束之后,并不会就此静止,边际调整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行下去,这使得移民安置机构所拥有的控制权不断减少,而受影响人口所拥有的控制权不断增加,当到达图2的C点时,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之间利益分配过程形成了均衡状态,控制权在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之间得到了最优配置。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安排达到最优,最优的移民安置控制权开始形成,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相应和相对地获得了各自最大的效应和利益。因此,现实地看,移民安置控制权的集中分布仅存在于一些极端情形,更一般的情形是移民安置控制权分散地分布于移民安置的各参与方之中。每个参与方拥有的份额则取决于参与人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和由此形成的结果。
当达到了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后,会不会出现受影响人口采取机会主义的倾向而侵占移民安置机构的利益的情况,例如,通过举行游行、示威等手段施加压力提出超出安置之外的要求。从理论上讲,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移民安置控制权的效率状况图形将在图2所示的最优点C点后随时间继续发展而变差。但是,实际上,作为强势的移民安置机构作为资金的提供方,必然会对移民的安置重新进行成本评价,最终的结果是项目的重新调整。这样,博弈的对立双方将会解体,受影响人口的额外要求也将不会得到满足(例如,在世界银行贷款内蒙古托克托电厂项目中,有一个运煤铁路线路兴建的子项目,受影响人口知道铁路线路的走向后,在线路上修建了一些简陋的茅棚,以有利于自己获取财产补偿,安置机构在考察后,将铁路线路进行了改线,受影响人口的希望也就落空了,这样,受影响人口的机会主义行为不会得到实际的利益)。因此,博弈的结果如果形成了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后,这种最优的状况一般会得到保持,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实际演变情况将如图3所示。
因此,从理论上讲,在正常状况下,只要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之间可以无限的和长期的博弈下去,那么移民安置控制权的不断边际调整将会使移民安置控制权趋近于最优状态,每个参与人在该状态下都得了他应该得到的。
上述分析框架存在的条件是:
第一,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都是理性的,这将保证,他们在博弈时采取合作式博弈,而非对抗性博弈,同时,还会保证这对谈判体系能够维持而不是破裂。第二,不会出现项目终止或者移民安置资金不到位等非正常状况,这将保证他们之间会长期合作下去。
上述条件将确保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安排具有相对稳定性、边际持续修正的特点。
当然,上述条件只是在一种理想状态。前面阐述的也是在一个理想化的空间中讨论移民安置中最优移民控制权的形成过程。在现实中,移民安置过程不会提供一个期限甚至趋向于无穷的时间来实现契约的不断边际调整,一般在半年或者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之间就要协调和协商好而搬迁到新的处所,让出土地空间以利于工程项目的建设进程。因此,上述模型要进行修正,修正的目标是增加变量以利于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的尽快形成,以使得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形成过程能够匹配相对短的移民时间安排。因为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形成后,移民可以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移民安置控制权来最大化地维护自身的利益。短期内的经济利益可以成为受影响人口“移得出”的良好润滑剂,而中长期内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受影响人口生产能力的形成,则是受影响人口在安置区“安得稳”的基本条件,进而为受影响人口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移民的生活质量,实现“能致富”的目标创造出条件,也即是实现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过程。
3 结论及启示
3.1 结论
综上所述,RCR模型可以实现对IRR模型的修正,并且能够实现非自愿性移民可持续安置与发展的目标。原因在于:
(1)IRR模型中的社会损失,事实上非常难于度量,以IRR模型8个风险变量为特征的社会损失信息零散地分布于各个受影响人口之中,并且对于不同类型人的影响各不相同,例如,富有人口的失业损失与贫困人口的失业损失对富人与穷人的影响之间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若是由移民安置机构来收集这些信息,则可能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收集信息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过高,最后没有实际操作价值。因此,当由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来实现社会损失的信息显示时,将使问题变得相对简单些。RCR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市场机制,当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就安置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契约约定时,受影响人口已经将各种社会损失包含在了谈判的过程中,达成的合约从一定的程度上讲一定是包含直接物质损失和间接社会损失的合约。因此,社会损失的度量在谈判的过程中也就解决了。
(2)RCR模型本身就是一个控制权安排的机制,而且,通过该模型所形成的是相对最优的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安排,因此,它可以实现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安排和优化问题。
(3)RCR形成的协议可以实现非自愿性移民可持续安置与发展的目标。受影响人口与安置机构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将反映受影响人口的自愿性倾向,因此,可以实现受影响人口“移得出”的目的,受影响人口将会主动执行协议,迁离出项目受影响的区域;而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将保障受影响人口所获取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可以在短期内吸引受影响人口“移得出”,并在长期内为受影响人口形成生产能力,实现“安得稳”打下基础,并最终实现受影响人口“能致富”的目标。因此,RCR模型过程中形成的协议可以实现非自愿性移民可持续安置与发展的目标。
3.2 RCR模型的启示
以上关于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的分析框架,可以逻辑一致或内生地解释非自愿性移民的安置和发展问题。借助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看出,受影响人口主导的安置过程或者移民安置机构主导的安置过程只不过是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中集中分布的两个必然推论,也是两个特例而已,更常见的情形是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分散式分布于受影响人口与移民安置机构之间,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移民安置模式。一般而言,当移民安置机构完全主导安置过程时,一般会造成受影响人口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受损,而这正是当前各种拆迁和征用过程中,抱怨和申诉成为社会问题焦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对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形成过程与因素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启示一:非自愿性移民中信息的公开是移民安置的核心和出发点。
在移民过程中,不同角色主体对于移民安置控制权的绝对拥有必然导致对另一方利益的受损和侵害。当移民安置机构集中拥有移民安置控制权时,它可以宣称将为受影响人口谋取福利,但是这种宣称是脆弱的,没有制度保障的单方面约定是不稳定的,这也是中国非自愿性移民安置过程中诸多问题(包括受影响人口上访、游行和各种极端行为)产生的根源。因此,必须从制度和实践上吸纳受影响人口参与到安置过程中去,让他们了解移民安置政策的形成过程、安置的进程、程序、目标,公开各项与安置有关的信息,消除他们的疑虑,让安置过程摊在阳光下,接受各方面的检验。
启示二:移民安置中博弈各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造成各种机会主义倾向,进而影响移民安置效率的主要原因。
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如前文所述,受影响人口作为弱势群体和群体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是移民安置信息的接受方,也是信息不对称的主要原因。要保障受影响人口的利益,就必须对受影响群体这一主体进行重新的塑造,将受影响人口组织起来,进行移民安置和生产技能的培训,加强受影响群众团结的教育和集体主义的意识培养,同时,通过生产技能的培养,增强受影响群众生产潜力的开发,为现实生产能力的形成打下基础,最终实现受影响人口“移得出、安得稳、能致富”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目标。
(编辑:李 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M M Cenea. 风险、保障和重建:一种移民安置模型[J].河海大学学报, 2002,(6):1～15.[M M Cenea. Risk,Security and Recontruction: Model of Resettlement[J].Journal of Hehai University, 2002,(6):1～15.]
[2]段跃芳. IRR模型及其对中国非自愿移民安置的现实意义[J]. 三峡大学学报, 2002,(11):44.[Duan Yuefang. IRR Model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a's Practice[J].Journal of Sanxia University,2002,(11):44.]
[3]世界银行. 非自愿移民——业务者政策OP4.12及附件&世行程序BP4.12[R]. 2002,6:8.[World Bank. Involuntary Policy OP4. 12&BP4. 12[R].2002,6:8.]
[4]邹幼兰. 世界银行移民政策在中国的实践[A]. 移民与社会发展[C].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 44.[Zou Youlan. World Bank Resettlement Policy in China's Practice[A]. Resettle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C]. Nanjing:Hehai University Press,2002:44 ]
[5]钟水映等. 工程性移民安置理论与实践[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6.[Zhong Shuiying et a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velopmengInduced Resettlement[M].Beijing: Science Press,2003.6.]
关键词 非自愿性移民;IRR模型;移民安置控制权
中图分类号 F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9)05-0076-06
如何安置因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所引致的非自愿性移民,一直是实际工作者和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塞尼(M.Cenea)在长期从事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非自愿性移民安置的贫困(Impoverish)、风险(Risk)和重建(Reconstruction)模型,简称为IRR模型[1]。它的提出对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和重建一般规律的理解是深有裨益的,它对指导非自愿性移民安置的实践工作也很有借鉴意义。但是这个理论框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表现在IRR模型只是一个描述性的理论分析模型;对非自愿性移民安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解决载体的确定不明确;它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中国的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工作是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实施的背景和环境不同于完全市场经济的背景和环境。鉴于此,本文从非自愿性移民安置控制权分配的角度入手,提出了移民安置控制权分配模型,以指导移民安置的实践工作。
1 IRR模型的解读
在IRR模型中,塞尼将其模型建立在风险、贫困和重建三个核心概念之上,通过这三个概念揭示出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和重建过程中将会引起的内部风险。根据IRR模型,非自愿性移民生活水平恢复和重建中主要的贫困风险有八个,即丧失土地、失业、失去房屋、边缘化、食物没有保障、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失去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的权利、社会解体。因此,非自愿性移民生活水平的恢复和提高过程,主要是防范上述八类贫困风险发生的过程。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基于对移民贫困风险系统的预测分析,IRR模型从土地开发,就业,住房重建,食物供应,健康恢复,移民社会组织结构的重构,移民社会的整合等方面构造了移民重建的总体战略[2],通过制定相应的重建战略并适当分配资源,来控制和规避非自愿性移民安置与重建过程的各种风险。总的来讲,IRR模型的意义在于:
第一,它为观察和研究非自愿性移民提供了新的思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非自愿性移民的研究工作以一些个别事例为基础,移民安置工作被当成工程建设次要的负作用来处理,对移民的安置问题,既没有明确的目标,也没有足够的财力来处理,移民安置工作依据经验进行。IRR模型揭示了移民可能面对的风险,从而为规避这种风险提供了可能。
第二,它克服了传统项目风险研究的缺陷。传统的项目分析方法主要是评估项目投资收益率,通过敏感性分析来估计项目中各主要变量发生变化时,项目投资决策指标产生的影响程度而确定项目的可行性,而把移民可能带来的贫困风险一般被看作是间接风险,在项目分析中不予考虑。IRR模型则将项目给移民带来的贫困风险纳入项目的风险分析之中,并且提出保障措施,设计出了风险保护的社会安全机制。
IRR模型在理论和实践应用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1)在非自愿性移民安置中,IRR模型将各种社会损失引入到成本—收益分析中来,起到了完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作用,但是要对社会损失进行精确的、经济上的度量是非常困
难的,尤其是社会经济损失中的精神损失部分。IRR模型用8个风险变量来衡量所有的社会损失,但是这8个变量的强度分析很困难,IRR模型也没有提出更进一步的解决方案和解决机制。
因此,IRR模型只是一个成功的、描述性的理论分析模型。
(2)对非自愿性移民安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受影响人口的申诉和抱怨等问题)解决载体的确定问题不明确。以IRR模型为理论基础的世界银行非自愿性移民安置政策规定,移民安置机构负责整个移民安置行动计划的编制、实施和监测[3]。但是,从移民安置机构本身也是一个利益主体出发,它是一个“经济人”。不能仅仅从道德上希望移民安置机构照顾好受影响人口的利益,并寄予良好的愿望,而忽视了移民安置机构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可能谋求自身利益的“自利”的机会主义倾向。这种情况在实践中也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在河南省公路二期项目中,移民安置机构将向世界银行承诺的房屋补偿标准在实施中降低了20%～40%,在世界银行移民监督代表团发现这一情况后,移民安置机构将补偿差价退还给了受影响人口[4],移民安置机构在此安置过程中通过降低补偿标准而实现了节省安置成本的目的,所以说,移民安置机构并不总是值得信任的。
(3)虽然该模型提出了非自愿性移民分析的框架,并有一些成熟的结论,但是勿庸置疑的是这些研究分析的背景基本上是建立在完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其研究的结论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社会经济环境中是否具有通用性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对中国而言,中国的非自愿性移民安置工作是政府主导的,移民安置实施的背景和环境不同于完全市场经济的背景和环境。因此,探讨和建立起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非自愿性移民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理论,并对实践起到指导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2 非自愿性移民安置控制权分配的分析
2.1 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含义
从本质上讲,非自愿性移民的搬迁、安置和重建过程,也是一个搬迁安置契约的制定、完善和实施过程。这种契约关系表现在:①移民安置机构和受影响家庭在搬迁之前,会对移民安置过程中的各种损失进行初步估价、对补偿价格进行确定、对移民安置中的时间和资金支付进度进行安排,在实际动迁时会达成口头或者书面契约。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项目业主单位是企业而不是一个政府行政单位,项目业主单位的安置和拆迁行为是企业行为。企业与移民之间关于拆迁有关的活动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契约制定过程。
从有关各方的关系是一种契约关系出发,我们可以得出,移民安置中各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由于移民安置过程涉及到的是事关受影响人口切身利益和命运的重大利益调整的问题,因此谁拥有调整过程中的安置控制权就变得至关重要了。当哪一方拥有移民安置控制权时,它就能用这种权利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移民安置控制权将影响移民安置过程中参与各方事后的既得利益状态。当移民安置机构拥有全部移民安置控制权时,移民安置机构不给受影响人口任何补偿也是理所当然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乌干达,一项森林建设工程使得35 000人在未得到任何经济补偿的情况下,被当地政府官员强制性地驱赶出了森林。在临近乌干达的另一个东非国家,为了加快森林项目的进程,受影响人口居住地村庄甚至被毁之一炬[5],在这两个案例中,移民安置机构拥有全部移民安置控制权,并将其控制权使用到了淋漓尽致的极限,非自愿性移民损失严重,他们在享受到工程项目所带来的利益之前,已经一无所有了。
但是,初始合约并不是持续稳态的,随着移民安置中参与人之间谈判对比力量关系的变化,合约的内容可以作边际调整。
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受影响人口之间通过相互交流和沟通的手段会使他们逐渐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挑战、共同的利益和可以采取的行动。这种相互学习和相互启发的方式提高了受影响人口的知识水平,存在的共同利益会促使他们采取集体行动,内部学习的形成和发展降低了信息的成本,导致受影响人口的谈判能力的提高并有效地显示出来,进而迫使理性的移民安置机构承认和尊重受影响人口的移民安置控制权的要求。其结果是受影响人口通过分享一部分移民安置控制权而使自身的利益有所改善。移民安置的控制权便由集中走向分散分布,初始集中的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契约得到了修正。
移民安置的初始合约在本期边际调整结束之后,并不会就此静止,边际调整会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进行下去,这使得移民安置机构所拥有的控制权不断减少,而受影响人口所拥有的控制权不断增加,当到达图2的C点时,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之间利益分配过程形成了均衡状态,控制权在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之间得到了最优配置。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安排达到最优,最优的移民安置控制权开始形成,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相应和相对地获得了各自最大的效应和利益。因此,现实地看,移民安置控制权的集中分布仅存在于一些极端情形,更一般的情形是移民安置控制权分散地分布于移民安置的各参与方之中。每个参与方拥有的份额则取决于参与人之间讨价还价的能力和由此形成的结果。
当达到了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后,会不会出现受影响人口采取机会主义的倾向而侵占移民安置机构的利益的情况,例如,通过举行游行、示威等手段施加压力提出超出安置之外的要求。从理论上讲,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则移民安置控制权的效率状况图形将在图2所示的最优点C点后随时间继续发展而变差。但是,实际上,作为强势的移民安置机构作为资金的提供方,必然会对移民的安置重新进行成本评价,最终的结果是项目的重新调整。这样,博弈的对立双方将会解体,受影响人口的额外要求也将不会得到满足(例如,在世界银行贷款内蒙古托克托电厂项目中,有一个运煤铁路线路兴建的子项目,受影响人口知道铁路线路的走向后,在线路上修建了一些简陋的茅棚,以有利于自己获取财产补偿,安置机构在考察后,将铁路线路进行了改线,受影响人口的希望也就落空了,这样,受影响人口的机会主义行为不会得到实际的利益)。因此,博弈的结果如果形成了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后,这种最优的状况一般会得到保持,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实际演变情况将如图3所示。
因此,从理论上讲,在正常状况下,只要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之间可以无限的和长期的博弈下去,那么移民安置控制权的不断边际调整将会使移民安置控制权趋近于最优状态,每个参与人在该状态下都得了他应该得到的。
上述分析框架存在的条件是:
第一,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都是理性的,这将保证,他们在博弈时采取合作式博弈,而非对抗性博弈,同时,还会保证这对谈判体系能够维持而不是破裂。第二,不会出现项目终止或者移民安置资金不到位等非正常状况,这将保证他们之间会长期合作下去。
上述条件将确保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安排具有相对稳定性、边际持续修正的特点。
当然,上述条件只是在一种理想状态。前面阐述的也是在一个理想化的空间中讨论移民安置中最优移民控制权的形成过程。在现实中,移民安置过程不会提供一个期限甚至趋向于无穷的时间来实现契约的不断边际调整,一般在半年或者一年左右的时间内,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之间就要协调和协商好而搬迁到新的处所,让出土地空间以利于工程项目的建设进程。因此,上述模型要进行修正,修正的目标是增加变量以利于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的尽快形成,以使得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形成过程能够匹配相对短的移民时间安排。因为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形成后,移民可以利用自身所拥有的移民安置控制权来最大化地维护自身的利益。短期内的经济利益可以成为受影响人口“移得出”的良好润滑剂,而中长期内的经济利益,尤其是受影响人口生产能力的形成,则是受影响人口在安置区“安得稳”的基本条件,进而为受影响人口通过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善与产业结构的调整,提升移民的生活质量,实现“能致富”的目标创造出条件,也即是实现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的过程。
3 结论及启示
3.1 结论
综上所述,RCR模型可以实现对IRR模型的修正,并且能够实现非自愿性移民可持续安置与发展的目标。原因在于:
(1)IRR模型中的社会损失,事实上非常难于度量,以IRR模型8个风险变量为特征的社会损失信息零散地分布于各个受影响人口之中,并且对于不同类型人的影响各不相同,例如,富有人口的失业损失与贫困人口的失业损失对富人与穷人的影响之间的差别是不言而喻的。若是由移民安置机构来收集这些信息,则可能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收集信息的成本(包括时间成本)过高,最后没有实际操作价值。因此,当由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来实现社会损失的信息显示时,将使问题变得相对简单些。RCR模型本身就是一个市场机制,当移民安置机构与受影响人口就安置问题进行讨价还价的契约约定时,受影响人口已经将各种社会损失包含在了谈判的过程中,达成的合约从一定的程度上讲一定是包含直接物质损失和间接社会损失的合约。因此,社会损失的度量在谈判的过程中也就解决了。
(2)RCR模型本身就是一个控制权安排的机制,而且,通过该模型所形成的是相对最优的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安排,因此,它可以实现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安排和优化问题。
(3)RCR形成的协议可以实现非自愿性移民可持续安置与发展的目标。受影响人口与安置机构在平等的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将反映受影响人口的自愿性倾向,因此,可以实现受影响人口“移得出”的目的,受影响人口将会主动执行协议,迁离出项目受影响的区域;而最优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将保障受影响人口所获取利益的最大化,这种利益可以在短期内吸引受影响人口“移得出”,并在长期内为受影响人口形成生产能力,实现“安得稳”打下基础,并最终实现受影响人口“能致富”的目标。因此,RCR模型过程中形成的协议可以实现非自愿性移民可持续安置与发展的目标。
3.2 RCR模型的启示
以上关于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的分析框架,可以逻辑一致或内生地解释非自愿性移民的安置和发展问题。借助这一分析框架,我们可以看出,受影响人口主导的安置过程或者移民安置机构主导的安置过程只不过是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中集中分布的两个必然推论,也是两个特例而已,更常见的情形是移民安置控制权的分散式分布于受影响人口与移民安置机构之间,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移民安置模式。一般而言,当移民安置机构完全主导安置过程时,一般会造成受影响人口一定程度上的利益受损,而这正是当前各种拆迁和征用过程中,抱怨和申诉成为社会问题焦点的主要原因之一。
基于对移民安置控制权安排形成过程与因素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启示一:非自愿性移民中信息的公开是移民安置的核心和出发点。
在移民过程中,不同角色主体对于移民安置控制权的绝对拥有必然导致对另一方利益的受损和侵害。当移民安置机构集中拥有移民安置控制权时,它可以宣称将为受影响人口谋取福利,但是这种宣称是脆弱的,没有制度保障的单方面约定是不稳定的,这也是中国非自愿性移民安置过程中诸多问题(包括受影响人口上访、游行和各种极端行为)产生的根源。因此,必须从制度和实践上吸纳受影响人口参与到安置过程中去,让他们了解移民安置政策的形成过程、安置的进程、程序、目标,公开各项与安置有关的信息,消除他们的疑虑,让安置过程摊在阳光下,接受各方面的检验。
启示二:移民安置中博弈各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是造成各种机会主义倾向,进而影响移民安置效率的主要原因。
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如前文所述,受影响人口作为弱势群体和群体本身所固有的缺陷,是移民安置信息的接受方,也是信息不对称的主要原因。要保障受影响人口的利益,就必须对受影响群体这一主体进行重新的塑造,将受影响人口组织起来,进行移民安置和生产技能的培训,加强受影响群众团结的教育和集体主义的意识培养,同时,通过生产技能的培养,增强受影响群众生产潜力的开发,为现实生产能力的形成打下基础,最终实现受影响人口“移得出、安得稳、能致富”的可持续安置和发展目标。
(编辑:李 琪)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M M Cenea. 风险、保障和重建:一种移民安置模型[J].河海大学学报, 2002,(6):1～15.[M M Cenea. Risk,Security and Recontruction: Model of Resettlement[J].Journal of Hehai University, 2002,(6):1～15.]
[2]段跃芳. IRR模型及其对中国非自愿移民安置的现实意义[J]. 三峡大学学报, 2002,(11):44.[Duan Yuefang. IRR Model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China's Practice[J].Journal of Sanxia University,2002,(11):44.]
[3]世界银行. 非自愿移民——业务者政策OP4.12及附件&世行程序BP4.12[R]. 2002,6:8.[World Bank. Involuntary Policy OP4. 12&BP4. 12[R].2002,6:8.]
[4]邹幼兰. 世界银行移民政策在中国的实践[A]. 移民与社会发展[C].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 44.[Zou Youlan. World Bank Resettlement Policy in China's Practice[A]. Resettlement and Social Development[C]. Nanjing:Hehai University Press,2002:44 ]
[5]钟水映等. 工程性移民安置理论与实践[M].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3.6.[Zhong Shuiying et al.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evelopmengInduced Resettlement[M].Beijing: Science Press,2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