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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波
出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评委评语】
如果有人质疑摄影是不是一种现代艺术，《高波》（1-4卷）可以提供一种参考答案。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可能是人如何回应在当下语境中的各种认同和质疑。通过不同人物影像的排列、重叠和混杂，视点在游移和确认的徘徊中会产生各种复杂的表象，甚至被称之为“具有仪式感的替代时刻”：影像的皱褶在提供意义的缩影时，同时又具有以视觉分割和形式暴力为代价的开放性，通过摄影的装置化生产一种现代性的视觉张力。
—陈卫星
让- 吕克·蒙特罗索先生（JLM）与高波的（GB）对话
JLM ： 在您现在的作品里，表现形式上是朝着影像装置和当代艺术的，摄影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了，您个人怎么看这种变化？
GB ： 您知道，杜尚起初是画画的，很学院派那种，他到了晚年几乎什么都不做了。在这两种状态之间他搞了个“现成品”，还弄成了20 世纪最惊世骇俗最重要的跟艺术有关的作品。对我来讲杜尚他绝对是一个榜样。一直以来我都在拒绝进入到某种体系里，某种技巧性或风格化当中。我只是关注我喜欢什么，不管它到底是不是摄影，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干着我弄的那些个玩意儿，这么干也的确让我很开心。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材料和技术上去自我限定。我总是不把自己当成个职业摄影家，把摄影师当成是我的职业，更无法当一个报道摄影家，一个时尚或肖像摄影师！
让我感觉我都可以是也不仅仅是。曼·雷内心里想的也会是这样的吧。好像这些年我的创作的确是更偏向影像装置，越来越远离了经典摄影，曾经是我最早用来干活的摄影方式。我也不完全地清楚，或许只针对的只是当下或就一个阶段吧？目前，我还想再给这个阶段一些时间去搭建新的堤岸。我也很想去触碰色彩，去和色彩进行较量，就算仅仅是与色彩中的黑色也罢，对于我这将会是全新的开始。
JLM ： 西藏在您的作品中占有很重要位置。您和阿兰·福莱歇的电影也是在还不完全被外界了解，同时也不容易前往的那个地区拍摄。是什么让您与西藏建立起了那种自然的关系？
GB ： 那时候我还年轻，中国与外界还处在很封闭的阶段。大学每年的冬季和夏季都会有两个长假，我太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离开我生活了太久的这个环境。那个时候想去外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选择了去中国西藏。人们通常一说到西藏就是多么艰苦又多么难去等等，这些恰恰都是我想要的，也正是这些让我决定上路。我就是想去体验，第一次就这么去了。当时是借的两台照相机，一台是我老师的，另一台是我一个朋友的，我就出发了。在那里拍了好多胶卷，回来后，晚上在大学宿舍里自己冲洗那些胶卷。这次的西藏之行对我的确是很重要，可我总觉得第一次的结果应该说是比较失败的，我后来三番五次地再去肯定跟这个有关。从此西藏成了我冥思的场所，后来一有什么新的想法我就想再回到那里去实现了它，那个地方给予我的就像是催化剂，也像是显像液。不是像劳森伯格第一次到中国做展览时他也去了西藏，当时问他为什么要去西藏搞个展览，他的回答是：为了到达那个海拔高度，为了把我的作品放到高处……
JLM ： 您怎么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变化？您在中国当下的艺术舞台上处在一个什么样位置？
GB ： 我曾经对我所处的1980 年代的当代艺术非常感兴趣，现在的东西我很少关注了，但对一些年轻艺术家搞的东西除外。现在的作品已经很难找到刚开始那些年很有冲劲儿很鲜活的感觉了。那时候我们搞艺术就是为了摆脱那个已经封闭太久的社会，也是为了自赎。那个时代的东西曾经是非常鲜活有力量的，艺术首先是来自身心的渴望，但今天我感觉事情全都变了。当代艺术不仅仅是在中国，到处都在国际化，都跟钱发生着关联。现在艺术的目标就是奔着市场化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大感兴趣了。我自己造了一个新名词叫“裸思者laostist ”，这个词是英文老子和迷失（lost）的合并，可以理解为“败下阵的老子”（老子在四川方言里也被用作“我”）。感觉我是整个都被金钱的诱惑是唯一驱动力的社会给边缘化了。但不是说我很伤感，我的工作避开了那种市场逻辑，反而，我倒是很开心。
JLM ： 您跟雅昌，CONTRASTO（意大利出版社）和欧洲摄影博物馆同时要联合出版几本画册，其中还包括一本很重要的签名版限量艺术家手工书。一本书对一件作品尤其是对您的作品会有哪些意义？
GB ： 到目前我的作品只出版过两本书，还有另一本是1998 年为建筑师贝聿铭做的书。这次合作能让我好好梳理和归档自1985 年开始的所有创作。从书的装帧上就能看出来，这些书也更偏向文献资料整理，不是那种回顾式的大全集画册。这也是为什么在设计理念上选择把文字和图片完全分开，更像是文獻档案夹而非作品全集类那种大画册。如果读者需要一把进入我作品的钥匙，他们可以翻开《文本索引》那本，从里面的评论和文字部分去找。这些书当然对我很重要，它们又跟我的过去产生了联系。我在大学里是学平面设计的，而且就是书籍装帧设计，一直以来，在我这里它都是很重要的。我那年给贝聿铭做的那本书，在德国还很幸运地得过一个看似不那么容易得到的奖。
（节选自《让-吕克·蒙特罗索先生（JLM）与高波的（GB） 对话录》，让-吕克·蒙特罗索是欧洲摄影博物馆馆长，也是高波在该馆展出时的特约联合策展人。《高波》（1-4卷）文献作品集，为2017年2月8日-4月9日法国巴黎欧洲摄影博物馆题为“GAO BO 高波/谨献Les OFFRANDES”作品展览特别出版。《高波》（1-4卷）法英版由北京雅昌艺术图书有限公司、Contrasto出版社（意大利）、欧洲摄影博物馆（法国）联合出版。中英版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参与出版。）
出版：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年12月
【评委评语】
如果有人质疑摄影是不是一种现代艺术，《高波》（1-4卷）可以提供一种参考答案。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可能是人如何回应在当下语境中的各种认同和质疑。通过不同人物影像的排列、重叠和混杂，视点在游移和确认的徘徊中会产生各种复杂的表象，甚至被称之为“具有仪式感的替代时刻”：影像的皱褶在提供意义的缩影时，同时又具有以视觉分割和形式暴力为代价的开放性，通过摄影的装置化生产一种现代性的视觉张力。
—陈卫星
让- 吕克·蒙特罗索先生（JLM）与高波的（GB）对话
JLM ： 在您现在的作品里，表现形式上是朝着影像装置和当代艺术的，摄影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了，您个人怎么看这种变化？
GB ： 您知道，杜尚起初是画画的，很学院派那种，他到了晚年几乎什么都不做了。在这两种状态之间他搞了个“现成品”，还弄成了20 世纪最惊世骇俗最重要的跟艺术有关的作品。对我来讲杜尚他绝对是一个榜样。一直以来我都在拒绝进入到某种体系里，某种技巧性或风格化当中。我只是关注我喜欢什么，不管它到底是不是摄影，我一直都是这么干的，干着我弄的那些个玩意儿，这么干也的确让我很开心。我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材料和技术上去自我限定。我总是不把自己当成个职业摄影家，把摄影师当成是我的职业，更无法当一个报道摄影家，一个时尚或肖像摄影师！
让我感觉我都可以是也不仅仅是。曼·雷内心里想的也会是这样的吧。好像这些年我的创作的确是更偏向影像装置，越来越远离了经典摄影，曾经是我最早用来干活的摄影方式。我也不完全地清楚，或许只针对的只是当下或就一个阶段吧？目前，我还想再给这个阶段一些时间去搭建新的堤岸。我也很想去触碰色彩，去和色彩进行较量，就算仅仅是与色彩中的黑色也罢，对于我这将会是全新的开始。
JLM ： 西藏在您的作品中占有很重要位置。您和阿兰·福莱歇的电影也是在还不完全被外界了解，同时也不容易前往的那个地区拍摄。是什么让您与西藏建立起了那种自然的关系？
GB ： 那时候我还年轻，中国与外界还处在很封闭的阶段。大学每年的冬季和夏季都会有两个长假，我太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了，离开我生活了太久的这个环境。那个时候想去外国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所以，我就选择了去中国西藏。人们通常一说到西藏就是多么艰苦又多么难去等等，这些恰恰都是我想要的，也正是这些让我决定上路。我就是想去体验，第一次就这么去了。当时是借的两台照相机，一台是我老师的，另一台是我一个朋友的，我就出发了。在那里拍了好多胶卷，回来后，晚上在大学宿舍里自己冲洗那些胶卷。这次的西藏之行对我的确是很重要，可我总觉得第一次的结果应该说是比较失败的，我后来三番五次地再去肯定跟这个有关。从此西藏成了我冥思的场所，后来一有什么新的想法我就想再回到那里去实现了它，那个地方给予我的就像是催化剂，也像是显像液。不是像劳森伯格第一次到中国做展览时他也去了西藏，当时问他为什么要去西藏搞个展览，他的回答是：为了到达那个海拔高度，为了把我的作品放到高处……
JLM ： 您怎么看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变化？您在中国当下的艺术舞台上处在一个什么样位置？
GB ： 我曾经对我所处的1980 年代的当代艺术非常感兴趣，现在的东西我很少关注了，但对一些年轻艺术家搞的东西除外。现在的作品已经很难找到刚开始那些年很有冲劲儿很鲜活的感觉了。那时候我们搞艺术就是为了摆脱那个已经封闭太久的社会，也是为了自赎。那个时代的东西曾经是非常鲜活有力量的，艺术首先是来自身心的渴望，但今天我感觉事情全都变了。当代艺术不仅仅是在中国，到处都在国际化，都跟钱发生着关联。现在艺术的目标就是奔着市场化去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大感兴趣了。我自己造了一个新名词叫“裸思者laostist ”，这个词是英文老子和迷失（lost）的合并，可以理解为“败下阵的老子”（老子在四川方言里也被用作“我”）。感觉我是整个都被金钱的诱惑是唯一驱动力的社会给边缘化了。但不是说我很伤感，我的工作避开了那种市场逻辑，反而，我倒是很开心。
JLM ： 您跟雅昌，CONTRASTO（意大利出版社）和欧洲摄影博物馆同时要联合出版几本画册，其中还包括一本很重要的签名版限量艺术家手工书。一本书对一件作品尤其是对您的作品会有哪些意义？
GB ： 到目前我的作品只出版过两本书，还有另一本是1998 年为建筑师贝聿铭做的书。这次合作能让我好好梳理和归档自1985 年开始的所有创作。从书的装帧上就能看出来，这些书也更偏向文献资料整理，不是那种回顾式的大全集画册。这也是为什么在设计理念上选择把文字和图片完全分开，更像是文獻档案夹而非作品全集类那种大画册。如果读者需要一把进入我作品的钥匙，他们可以翻开《文本索引》那本，从里面的评论和文字部分去找。这些书当然对我很重要，它们又跟我的过去产生了联系。我在大学里是学平面设计的，而且就是书籍装帧设计，一直以来，在我这里它都是很重要的。我那年给贝聿铭做的那本书，在德国还很幸运地得过一个看似不那么容易得到的奖。
（节选自《让-吕克·蒙特罗索先生（JLM）与高波的（GB） 对话录》，让-吕克·蒙特罗索是欧洲摄影博物馆馆长，也是高波在该馆展出时的特约联合策展人。《高波》（1-4卷）文献作品集，为2017年2月8日-4月9日法国巴黎欧洲摄影博物馆题为“GAO BO 高波/谨献Les OFFRANDES”作品展览特别出版。《高波》（1-4卷）法英版由北京雅昌艺术图书有限公司、Contrasto出版社（意大利）、欧洲摄影博物馆（法国）联合出版。中英版由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参与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