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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两国是两个最大的一般商品“供给者”，而不是“需求者”
2006年年末，“豪华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平静收场。对话的议题全面且深入，但至今为止，市场注意到，此次对话的实质不在“经济战略”的范围之内，在未来中美两国之间经济交往中的深层问题，均未达成“共识”。
众所周知，如果从全球经济战略上考虑问题，那么中美两国，是两个最大的一般商品的供给者，而不是需求者。对此，中美之间的最大问题，是由谁来提供新一轮的发展需求。此次对话的所谓议题，尽管表面上令人眼花缭乱，但无论是“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还是“保护知识产权”，都无法脱离这一本质。
首先，市场开放，扩大需求，并非始于今日，而是始自伊战之后。特别是过去两年，需求的收窄，经济的萎缩，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已经消费不起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均处于持续性的收敛周期。
据世行最新预测：未来20年内，发展中的“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GDP总和，或将超过G7(或G11)多国集团。最迟到2042年，中国经济或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G7集团内部，也许只有美国还能保留在“前七”，最悲观的预测是，连日本也难以幸免。
其次，由于美元的走弱，全球经济失衡有扩大的可能，包括中国在内的商品供给者利益将因此受到损害。中国有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正如历史上的类似时期一样，以往曾经“华丽”的美元，正在步入暮年，然后慢慢地“死去”。
那么，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呢？这需要重建国际经济秩序。反之，中国在市场层面率先沽空美元，美国也不可能从中受益。
鉴于历史的教训，中美双方始终疑虑重重：因为自由且开放的市场经济必定有其残酷的一面。同为“供给者”，无论中美，双方不会相信自己是“自由贸易制度”面前被迫接受损失的一方。
近五年来，美国对中国工业产品征收的关税，从中国入世之前的平均42%下降到平均2.5%；中国对美国也同样如此。美国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重启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美国的问题在于，如何赶在欧盟与日本之前，对中国进一步开放自身的高端产品。
其三，最近几年，由于安然案以及世通事件的影响，美国以萨奥法案“抬高”了本国资本市场的进入门槛，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转向伦敦、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新兴市场。据业界统计，2006年，仅在香港发行的新股就达到59家，集资总额大约达到4000亿港元。香港已经取代纽约成为新的最大的新股发行市场。
事实上，没有了美国市场，全球的新股发行反而创出历史新高——2006年融资规模最大的两家公司都在中国，一是中国工商银行，一是中国银行。香港因此完成了2006年全球资本市场发行总额的18%(股票交易总额的19%)，纽交所仅占12%；纳斯达克的份额更低，降到了6%。
目前，港股市值已经超过12万亿港元。由于港币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其所吸引美元性质的流动性金融资产已经超过5800亿美元。
当然了，利率只是资金的价格，汇率才是购买力的价格——问题是美国绝无可能在“放弃强势美元”的同时寄期望于“改善以美元为支撑的全球贸易体系”。从长期来看，中美之间必须达成的“底线共识”，只是美元最终应当贬到哪里，才算“到位”，才是美元的真实价格。
这样的共识，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讨论前提，双方才可以坦诚地继续交换看法，并制定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时间表，而非“对饮”又浓又苦的“功夫茶”。个人看法，只有中美双方同时增大投资与消费，全球经济才有转机。
小时候，我听故乡的乡亲们说过，喝“功夫茶”的最高境界，其实是在河边的码头，工头们坐在岸边阴凉处泡茶，工友们扛着上百斤的麻袋经过时喝上两杯。都是一身臭汗的，腾出一只手，在衣服上擦干，蹲下，喝完，再费力地站起来接着干活——为了喝上一杯“蚕豆”大小的功夫茶，不惜流上一大海碗的汗。
过去的码头是暴利行业，具有特许垄断色彩，经常黑吃黑地群殴。每当这种时候，码头工人都会守在自家地盘，大家围着一小壶茶，若无其事地喝。群殴的由头，不是“上次某某踹了我的码头，砍了我兄弟，这笔账怎么算”，而是“上次某某来我码头闹事，搞碎了我的茶具”。这样大家都有台阶下，尽管刀光剑影，杀机四伏，但一个能够照顾双方面子的建议，总被欣然接受——只要他的血管里，流的还是红色的血液。
在小小的一壶茶里，亚当·斯密的“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至今犹有余音绕梁，令人回味不已。同样的道理，中美之间，眼下最需要的是战略合作，而不是战略制衡，我们寄望于明天。“毕竟，明天会是新的一天(米切尔：《飘》)。”
2006年年末，“豪华版”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平静收场。对话的议题全面且深入，但至今为止，市场注意到，此次对话的实质不在“经济战略”的范围之内，在未来中美两国之间经济交往中的深层问题，均未达成“共识”。
众所周知，如果从全球经济战略上考虑问题，那么中美两国，是两个最大的一般商品的供给者，而不是需求者。对此，中美之间的最大问题，是由谁来提供新一轮的发展需求。此次对话的所谓议题，尽管表面上令人眼花缭乱，但无论是“市场开放”、“人民币汇率”还是“保护知识产权”，都无法脱离这一本质。
首先，市场开放，扩大需求，并非始于今日，而是始自伊战之后。特别是过去两年，需求的收窄，经济的萎缩，是不争的事实。世界已经消费不起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均处于持续性的收敛周期。
据世行最新预测：未来20年内，发展中的“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的GDP总和，或将超过G7(或G11)多国集团。最迟到2042年，中国经济或与美国并驾齐驱，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动力；G7集团内部，也许只有美国还能保留在“前七”，最悲观的预测是，连日本也难以幸免。
其次，由于美元的走弱，全球经济失衡有扩大的可能，包括中国在内的商品供给者利益将因此受到损害。中国有1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正如历史上的类似时期一样，以往曾经“华丽”的美元，正在步入暮年，然后慢慢地“死去”。
那么，如果人民币不断升值呢？这需要重建国际经济秩序。反之，中国在市场层面率先沽空美元，美国也不可能从中受益。
鉴于历史的教训，中美双方始终疑虑重重：因为自由且开放的市场经济必定有其残酷的一面。同为“供给者”，无论中美，双方不会相信自己是“自由贸易制度”面前被迫接受损失的一方。
近五年来，美国对中国工业产品征收的关税，从中国入世之前的平均42%下降到平均2.5%；中国对美国也同样如此。美国已经没有任何理由重启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美国的问题在于，如何赶在欧盟与日本之前，对中国进一步开放自身的高端产品。
其三，最近几年，由于安然案以及世通事件的影响，美国以萨奥法案“抬高”了本国资本市场的进入门槛，但正如大家所看到的那样，结果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转向伦敦、法兰克福、香港、新加坡以及其他新兴市场。据业界统计，2006年，仅在香港发行的新股就达到59家，集资总额大约达到4000亿港元。香港已经取代纽约成为新的最大的新股发行市场。
事实上，没有了美国市场，全球的新股发行反而创出历史新高——2006年融资规模最大的两家公司都在中国，一是中国工商银行，一是中国银行。香港因此完成了2006年全球资本市场发行总额的18%(股票交易总额的19%)，纽交所仅占12%；纳斯达克的份额更低，降到了6%。
目前，港股市值已经超过12万亿港元。由于港币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其所吸引美元性质的流动性金融资产已经超过5800亿美元。
当然了，利率只是资金的价格，汇率才是购买力的价格——问题是美国绝无可能在“放弃强势美元”的同时寄期望于“改善以美元为支撑的全球贸易体系”。从长期来看，中美之间必须达成的“底线共识”，只是美元最终应当贬到哪里，才算“到位”，才是美元的真实价格。
这样的共识，才是解决具体问题的讨论前提，双方才可以坦诚地继续交换看法，并制定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时间表，而非“对饮”又浓又苦的“功夫茶”。个人看法，只有中美双方同时增大投资与消费，全球经济才有转机。
小时候，我听故乡的乡亲们说过，喝“功夫茶”的最高境界，其实是在河边的码头，工头们坐在岸边阴凉处泡茶，工友们扛着上百斤的麻袋经过时喝上两杯。都是一身臭汗的，腾出一只手，在衣服上擦干，蹲下，喝完，再费力地站起来接着干活——为了喝上一杯“蚕豆”大小的功夫茶，不惜流上一大海碗的汗。
过去的码头是暴利行业，具有特许垄断色彩，经常黑吃黑地群殴。每当这种时候，码头工人都会守在自家地盘，大家围着一小壶茶，若无其事地喝。群殴的由头，不是“上次某某踹了我的码头，砍了我兄弟，这笔账怎么算”，而是“上次某某来我码头闹事，搞碎了我的茶具”。这样大家都有台阶下，尽管刀光剑影，杀机四伏，但一个能够照顾双方面子的建议，总被欣然接受——只要他的血管里，流的还是红色的血液。
在小小的一壶茶里，亚当·斯密的“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至今犹有余音绕梁，令人回味不已。同样的道理，中美之间，眼下最需要的是战略合作，而不是战略制衡，我们寄望于明天。“毕竟，明天会是新的一天(米切尔：《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