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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能按照时间行走的路线，绘制一个村庄曾有过的物象，也只能以主观的视角，描述与地图上某个点关联的故事。
先被勾画出轮廓的，是村南叫作“园”的地方，那是原先的菜园和树园。
坐在毛驴车上的一个钟头里，我常常疑惑于生产队当时为什么把菜园选在离村子这么远的地方，以至于单干后的户家为了浇那几畦白菜，将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路上。当我在菜畦尽头的高高河堤爬上爬下、惊喜于荆条墩下的大蜗牛时，父亲还没有与人合伙承包比菜畦更远的那片梨树园，我的想象，也只停留于河堤对岸的另一个村庄。
记不清是第几茬梨成熟的时候，我坐在装满香面梨雪花梨的毛驴车上，跟着父母走到了村子更南的村庄。单调的吆喝声，在陌生街道渐低了下去，剪枝打药摘梨的那双大手，拿起一个超大的雪花梨，叹息着几分钱之低的价格却无人问津。不能停歇的车轮继续前行，沿着街道走向下一个村庄，离家愈远的我，在害怕迷路的恐惧里一次次询问着回家的时间，在那张焦急又失望的脸上，在天色渐暗中，总也得不到准确的答复。
面对西屋炕上地下的小山一样梨堆，年幼的我只是当作了菜畦尽头的河堤，只想到了走村串巷的新鲜，却忽略了大人一遍遍翻捡着梨堆时的疲累表情，却只顾着享受吃不完的美味，在大人吃着舍不得扔掉的烂梨时，专捡没有半点腐斑的香面梨解馋。满屋吃不完的梨，是“园”与梨树园的最深味觉嗅觉记忆，在此之后，这段记忆就开始淡化、不再延续———既要忙着管理梨树、卖梨，又要奔劳在十多亩庄稼地里，因为实在忙不过来，父母只好忍痛放弃了梨树园。我不知道承包梨树园的那几年赚没赚钱、赚多赚少，但多少年后父亲对外人说起刚刚单干时的那段经历时，还是颇为自豪，那已成为他自己的魄力与能力的证明。
还是那辆装满大梨的小拉车，停在地图上叫作“供销社”的旁边，车上是醒好的面团和冒着热气的馃子。
当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常常是在馃子摊后面的筒子房里。叫醒我的，有时是父亲“当当当”在板上切着剂子的声音，有时是沿着铁锅溢飘的油烟呛鼻味道，或是买馃子的人与父母打招呼、攥着钱推让的声音。等买馃子的人走远后，母亲总是埋怨着父亲的傻大方，把一大捆馃子白白送人了；父亲有时又反过来埋怨母亲，每次秤杆都已经高高的了，实诚的母亲还要再给人家搭上一两根。
在我印象中，炸馃子的买卖干了不短的时间，因为每天递到眼前的早饭，都是一个灌了鸡蛋的“炸老虎”，我自己不记得吃早饭时的表情，按父亲的话说，我后来一看见馃子就直咧嘴。就是从那时起，我吃“顶”了馃子，到今天也不再吃一口。我吃“顶”了，父亲的累却没有受够，当他看到在原来自己摊位的地方，在即将关门的“供销社”旁边，又架起一个新馃子摊时，话语中总是带着遗憾与眼热：要不是你妈妈眼不行，受不了油烟，咱家继续干下去也能挣不少钱。新馃子摊前那个操着外地口音的我们称呼“二奶奶”的麻利人，快速忙碌的一双手，在父亲眼中像个搂钱的耙子。
我无法判别到底是母亲还是父亲的原因，让我们家不能通过卖馃子赚到大钱。母亲的理由是，父亲炸出的馃子总是不起眼，品相不好看谁来买啊；好不容易有来买的，又经常白送，照这样还怎么赚钱？父亲在言语上无法反驳母亲，但在行动上还不死心，与亲戚搭伙，将馃子摊转移到了百里之外富裕起来的渔村。在那一年里，我除了再次吃“顶”了渤海湾的“石榴黄”大螃蟹，父亲除了落下风湿腰痛的毛病，只剩下母亲的重复埋怨，埋怨着父亲又白白受了一年累；我想，这样的结局，也是父亲自己傻大方的性格所致吧。
我从村北学校小跑回家的路线，与父亲从村东厂子快步回家的路线，在地图上形成垂直交叉的点，这个点所处位置，是当时村中最热闹繁华的十字路口。
我在小学里年年考第一的荣耀，父亲与别人一同干起了第一家棉纱厂的荣耀，共同成为父亲在村里炫耀的资本。我想，父亲最值得炫耀的，不是那个小厂子的规模，它太小了，只是原来生产队的一排三四间小土房；也不是分到家里多少块布头，那些布头后来全部甩卖后也没卖多少钱；他用夸张语气最想告诉别人的，是最先走到了距村庄达数千里之远的大都市，塘沽，广州，这两个与港口、与对外开放联结在一起的名字，在我的心中，在没有走出过村庄的庄稼人眼中，充满了远不可及的神秘。
当年的我，明知父亲每次出门回来的描述里都有夸张成份，卻也在有限的想象力里，不得不选择相信每个细节。比如有一个细节，让我对外面城市的印象久未改变：父亲与同伴坐火车到达广州时，冷冻海鲜已融湿了纸箱，害怕海鲜变质的两个土里土气的外乡人，抱着纸箱心急火燎地穿行在装束新潮的都市人之间，一不小心，纸箱蹭到了某个人的衣角；此人当即怒目而视。父亲说到这里的时候，脸上露出似是发生了极其重大突发事件的惊恐，继而又描述着两个人对防止事态扩大采取的果断措施：父亲赶紧掏出一张百元大钞，用这张大钞擦拭着貌似价值昂贵的衣料，同伴也不住地说着道歉的话。我在听着这样的描述时，并未听出父亲语气里的卑微，他所要传达的意思，应该是他作为一个在外闯荡多年的买卖人所独具的应变能力，这种能力是村里大多数没见过世面的人所不具备的。
父亲从广州给我捎回来的那件防寒服，也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沉浸在小伙伴们的艳羡目光里。平常母亲是舍不得让我穿的，只有出门、过年的时候，母亲才从柜子里拿出来，给我套在棉袄的外面。一年又一年，防寒服口袋处的破口，露出了里面薄薄的纤维棉，又被母亲缝好，接着让我穿。但我又不愿穿了，不只是衣服破了、小了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小伙伴们这时也已穿上了防寒服，是他们的父母从乡里集市买来的。
正当我想更清晰地遥望和追赶父亲所到达的远方，上了岁数的父亲，又返回小村；此时他在这张地图上所到达的最远处，只是村北桥头处的枣树园。
坐着车或开着车返回城里，路过那片枣园的时候，总会想起没有种上枣树之前这片庄稼地的样子，但怎么也记不清楚原本属于自己家的那二亩地所在位置，只能记起每次下地时，小拉车都要先经过一道长长的下坡路，路两边是浅浅的水洼。父亲应该是记得那块地的具体方位，即便现在那条长长土路的两边、包括河堤的斜坡上，都种满了高高低低密密匝匝的枣树。
从村南的梨园到村北的枣园，对于父亲不只是路途方向与远近的改变，更是身份的转变；父亲还是干着剪枝、打药的活计，但现在已成一名打工者。此时承包这片枣树园的人，用不着再像父亲当年那样，既忙活着果树的管理，又抢收着地里的庄稼，既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操心着结果后的销售，还忧烦于烂掉的比卖掉的还要多；此时的承包者，更像个真正老板的样子，管理着上百亩的园子，忙时有几十人在园子里打工，枣的销路也不用愁，成熟时有人上门来收购。
顺从着身份转换的父亲，很满足于这份离家如此之近的工作，干起活来比原先在自己树园里更卖力气，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就让他感觉已经很对着住自己付出的劳累；而且，能有这样一份守着家的“高报酬”工作，不知令多少同龄的老人们眼馋。父亲有着自知自明：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去外面打工谁要啊？但也毕竟身体大不如前，尤其是盛夏时穿着厚衣背着药水机子在密不透风的园子里十天半月地打药，是远远超出他身体负荷的，却也从未听到过一句抱怨，他用来防止中暑的秘方就是，衣袋里总是装着好几瓶藿香正气水。父亲对于一份不用出村的工作的珍惜，远远超过县城里我对自己工作的珍惜。
当我以现在的五间砖房为地图原点的时候，父亲也把始终不愿走远的老宅三间南房，作为他行走路线的最早坐标，那也是他们那代人的共同原点。当在外漂泊的家族老人回村探望的时候，就由父亲作为导游，领着他们辨认着更早那张地图上的每个标识，包括只剩下一块空宅基的结婚时住过的南房，还有纵横相连的仅容两个人擦肩而过的窄窄胡同，以及空无一人的已经倒塌和即将倒塌的邻近土房小院。
每当这时，我也意识到，自己所绘制的村庄地图，只是自己在村庄生活轨迹的短短呈现，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那些标识，我只知道一个大概的轮廓，甚至一无所知。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
先被勾画出轮廓的，是村南叫作“园”的地方，那是原先的菜园和树园。
坐在毛驴车上的一个钟头里，我常常疑惑于生产队当时为什么把菜园选在离村子这么远的地方，以至于单干后的户家为了浇那几畦白菜，将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路上。当我在菜畦尽头的高高河堤爬上爬下、惊喜于荆条墩下的大蜗牛时，父亲还没有与人合伙承包比菜畦更远的那片梨树园，我的想象，也只停留于河堤对岸的另一个村庄。
记不清是第几茬梨成熟的时候，我坐在装满香面梨雪花梨的毛驴车上，跟着父母走到了村子更南的村庄。单调的吆喝声，在陌生街道渐低了下去，剪枝打药摘梨的那双大手，拿起一个超大的雪花梨，叹息着几分钱之低的价格却无人问津。不能停歇的车轮继续前行，沿着街道走向下一个村庄，离家愈远的我，在害怕迷路的恐惧里一次次询问着回家的时间，在那张焦急又失望的脸上，在天色渐暗中，总也得不到准确的答复。
面对西屋炕上地下的小山一样梨堆，年幼的我只是当作了菜畦尽头的河堤，只想到了走村串巷的新鲜，却忽略了大人一遍遍翻捡着梨堆时的疲累表情，却只顾着享受吃不完的美味，在大人吃着舍不得扔掉的烂梨时，专捡没有半点腐斑的香面梨解馋。满屋吃不完的梨，是“园”与梨树园的最深味觉嗅觉记忆，在此之后，这段记忆就开始淡化、不再延续———既要忙着管理梨树、卖梨，又要奔劳在十多亩庄稼地里，因为实在忙不过来，父母只好忍痛放弃了梨树园。我不知道承包梨树园的那几年赚没赚钱、赚多赚少，但多少年后父亲对外人说起刚刚单干时的那段经历时，还是颇为自豪，那已成为他自己的魄力与能力的证明。
还是那辆装满大梨的小拉车，停在地图上叫作“供销社”的旁边，车上是醒好的面团和冒着热气的馃子。
当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常常是在馃子摊后面的筒子房里。叫醒我的，有时是父亲“当当当”在板上切着剂子的声音，有时是沿着铁锅溢飘的油烟呛鼻味道，或是买馃子的人与父母打招呼、攥着钱推让的声音。等买馃子的人走远后，母亲总是埋怨着父亲的傻大方，把一大捆馃子白白送人了；父亲有时又反过来埋怨母亲，每次秤杆都已经高高的了，实诚的母亲还要再给人家搭上一两根。
在我印象中，炸馃子的买卖干了不短的时间，因为每天递到眼前的早饭，都是一个灌了鸡蛋的“炸老虎”，我自己不记得吃早饭时的表情，按父亲的话说，我后来一看见馃子就直咧嘴。就是从那时起，我吃“顶”了馃子，到今天也不再吃一口。我吃“顶”了，父亲的累却没有受够，当他看到在原来自己摊位的地方，在即将关门的“供销社”旁边，又架起一个新馃子摊时，话语中总是带着遗憾与眼热：要不是你妈妈眼不行，受不了油烟，咱家继续干下去也能挣不少钱。新馃子摊前那个操着外地口音的我们称呼“二奶奶”的麻利人，快速忙碌的一双手，在父亲眼中像个搂钱的耙子。
我无法判别到底是母亲还是父亲的原因，让我们家不能通过卖馃子赚到大钱。母亲的理由是，父亲炸出的馃子总是不起眼，品相不好看谁来买啊；好不容易有来买的，又经常白送，照这样还怎么赚钱？父亲在言语上无法反驳母亲，但在行动上还不死心，与亲戚搭伙，将馃子摊转移到了百里之外富裕起来的渔村。在那一年里，我除了再次吃“顶”了渤海湾的“石榴黄”大螃蟹，父亲除了落下风湿腰痛的毛病，只剩下母亲的重复埋怨，埋怨着父亲又白白受了一年累；我想，这样的结局，也是父亲自己傻大方的性格所致吧。
我从村北学校小跑回家的路线，与父亲从村东厂子快步回家的路线，在地图上形成垂直交叉的点，这个点所处位置，是当时村中最热闹繁华的十字路口。
我在小学里年年考第一的荣耀，父亲与别人一同干起了第一家棉纱厂的荣耀，共同成为父亲在村里炫耀的资本。我想，父亲最值得炫耀的，不是那个小厂子的规模，它太小了，只是原来生产队的一排三四间小土房；也不是分到家里多少块布头，那些布头后来全部甩卖后也没卖多少钱；他用夸张语气最想告诉别人的，是最先走到了距村庄达数千里之远的大都市，塘沽，广州，这两个与港口、与对外开放联结在一起的名字，在我的心中，在没有走出过村庄的庄稼人眼中，充满了远不可及的神秘。
当年的我，明知父亲每次出门回来的描述里都有夸张成份，卻也在有限的想象力里，不得不选择相信每个细节。比如有一个细节，让我对外面城市的印象久未改变：父亲与同伴坐火车到达广州时，冷冻海鲜已融湿了纸箱，害怕海鲜变质的两个土里土气的外乡人，抱着纸箱心急火燎地穿行在装束新潮的都市人之间，一不小心，纸箱蹭到了某个人的衣角；此人当即怒目而视。父亲说到这里的时候，脸上露出似是发生了极其重大突发事件的惊恐，继而又描述着两个人对防止事态扩大采取的果断措施：父亲赶紧掏出一张百元大钞，用这张大钞擦拭着貌似价值昂贵的衣料，同伴也不住地说着道歉的话。我在听着这样的描述时，并未听出父亲语气里的卑微，他所要传达的意思，应该是他作为一个在外闯荡多年的买卖人所独具的应变能力，这种能力是村里大多数没见过世面的人所不具备的。
父亲从广州给我捎回来的那件防寒服，也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沉浸在小伙伴们的艳羡目光里。平常母亲是舍不得让我穿的，只有出门、过年的时候，母亲才从柜子里拿出来，给我套在棉袄的外面。一年又一年，防寒服口袋处的破口，露出了里面薄薄的纤维棉，又被母亲缝好，接着让我穿。但我又不愿穿了，不只是衣服破了、小了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小伙伴们这时也已穿上了防寒服，是他们的父母从乡里集市买来的。
正当我想更清晰地遥望和追赶父亲所到达的远方，上了岁数的父亲，又返回小村；此时他在这张地图上所到达的最远处，只是村北桥头处的枣树园。
坐着车或开着车返回城里，路过那片枣园的时候，总会想起没有种上枣树之前这片庄稼地的样子，但怎么也记不清楚原本属于自己家的那二亩地所在位置，只能记起每次下地时，小拉车都要先经过一道长长的下坡路，路两边是浅浅的水洼。父亲应该是记得那块地的具体方位，即便现在那条长长土路的两边、包括河堤的斜坡上，都种满了高高低低密密匝匝的枣树。
从村南的梨园到村北的枣园，对于父亲不只是路途方向与远近的改变，更是身份的转变；父亲还是干着剪枝、打药的活计，但现在已成一名打工者。此时承包这片枣树园的人，用不着再像父亲当年那样，既忙活着果树的管理，又抢收着地里的庄稼，既付出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操心着结果后的销售，还忧烦于烂掉的比卖掉的还要多；此时的承包者，更像个真正老板的样子，管理着上百亩的园子，忙时有几十人在园子里打工，枣的销路也不用愁，成熟时有人上门来收购。
顺从着身份转换的父亲，很满足于这份离家如此之近的工作，干起活来比原先在自己树园里更卖力气，一千多块钱的工资，就让他感觉已经很对着住自己付出的劳累；而且，能有这样一份守着家的“高报酬”工作，不知令多少同龄的老人们眼馋。父亲有着自知自明：像我这么大年纪的，去外面打工谁要啊？但也毕竟身体大不如前，尤其是盛夏时穿着厚衣背着药水机子在密不透风的园子里十天半月地打药，是远远超出他身体负荷的，却也从未听到过一句抱怨，他用来防止中暑的秘方就是，衣袋里总是装着好几瓶藿香正气水。父亲对于一份不用出村的工作的珍惜，远远超过县城里我对自己工作的珍惜。
当我以现在的五间砖房为地图原点的时候，父亲也把始终不愿走远的老宅三间南房，作为他行走路线的最早坐标，那也是他们那代人的共同原点。当在外漂泊的家族老人回村探望的时候，就由父亲作为导游，领着他们辨认着更早那张地图上的每个标识，包括只剩下一块空宅基的结婚时住过的南房，还有纵横相连的仅容两个人擦肩而过的窄窄胡同，以及空无一人的已经倒塌和即将倒塌的邻近土房小院。
每当这时，我也意识到，自己所绘制的村庄地图，只是自己在村庄生活轨迹的短短呈现，在此之前，在此之后，那些标识，我只知道一个大概的轮廓，甚至一无所知。
———选自中国西部散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