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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学文学出身的人，我之所以会对吴寿彭先生感兴趣纯属偶然。虽然他是国内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最重要的中文译者，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陆续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形而上学》（1959）、《政治学》（1966）、《动物志》（1979）等译著，可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对他所知甚少。当然，我对亚里士多德并不陌生，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文学系文学理论课程的“基础知识”，我在本科时就已读过，后来我从南大研究生毕业到交大从事文艺理论课程的教学时，这本书也是必讲的内容，所以，我对《诗学》的译者罗念生等人也早有所知。但多年来文学系有个通病，那就是举凡谈到古今中外的学者或诗人，往往只谈其在文学上的观点或作品而不及其余，因此，多年来，我对亚里士多德的了解也只限于《诗学》。
2007年秋，我从交大人文学院调到了同济人文学院工作，环境变了，身边的朋友也变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交往的人中由学文学的人居多变成了学哲学的人居多了。我和其中的几个学哲学的朋友还一起搞了个读书小组，坚持读了很久的柏拉图。我这才不仅对柏拉图及其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也知道了吴寿彭先生。但真正让我对他产生兴趣的是之后当我在网上查找其相关资料时，忽然发现他竟然是交大机械工程系毕业的。对于曾在交大任教了13年的我来说，在感到亲切的同时，也对他的经历好奇了起来。因为此前我在交大工作时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而且以今天的眼光看，我们是很难想象一个工科学生会从事哲学著作的翻译的。可当我向读书小组的哲学系的朋友们询问吴寿彭更多的情况时，他们却语焉不详。这让我更加好奇，因为别的那些从事西方哲学著作翻译的老一代学者都声名在外，如我们所读的柏拉图著作的译者，不管是浙大的严群，还是中央大学的陈康，以及南大的郭斌和张竹明等都略知一二，唯独对吴寿彭的生平付之阙如。而吴先生本人留下的著作也屈指可数，除了那几本亚里士多德的译著外，我只找到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11月刚出版的编年体古典诗集《大树山房诗集》，当时因手头的事情比较多，翻了翻就放到一边了。可没想到，等我今天再拿起这本书时，六七年已经过去了。
吴寿彭1906年生于无锡，号润畲，1918年考入南洋公学附中，1926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29年曾赴日游历，之后在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工作，抗战军兴，他又任职于政府机构，1939年至浙西工作，这本诗集即得名于他当年在天目山所居之屋。1946年，他转任于浙江海塘工程处，常住嘉兴，1949年再至青岛从事化工及有色金属冶炼工作，并终老于斯。从1957年起，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从事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工作，直至1987年病故，他未再至其他单位工作。这或许是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因为他不像我提到的那几位柏拉图的译者，或在大学任教，或在研究所任职，总有学生代为传扬其事迹，故易为人所知。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曾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供职，在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并且还是1933年12月25日“复兴社”在南昌成立的“中国文化学会”中的骨干分子。尽管今天人们已能客观并公正地看待吴寿彭的此段历史，但吴寿彭却为此付出了代价。1955年6月他因此入狱，次年2月后才得以释放。因受此事件拖累，一直到1978年，他的译著才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得以出版和重印。但吴寿彭不乏知音，他在交大读书时因与费孝通的哥哥费振东是同学，故与费孝通也颇为相熟。而费对其相知甚深，两人长年互通有无。直到1999年，已届90高龄的费孝通还充满深情地谈到这位青年时的老友：“还有一个是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他翻译的，他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我叫他稀有金属（中国没有几个），叫吴寿彭。他自然科学也懂，诗也写得好。是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我很佩服他，一直到后来我都同他联系的。”[1]而同为吴寿彭好友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与其分别30年后，当1981年夏知其仍在世间时曾言：“得知吴寿彭兄还在世的消息非常高兴。只要他还活着，对于中国文化定会有贡献。”[2]
这就是所谓的英雄相惜，而无论是费孝通把吴寿彭戏称为“稀有金属”，还
是徐复观认为其活着“对于中国文化定会有贡献”，都是基于对他深入地了解所发的肺腑之言。只不过前者是基于对其能力的认可，后者是对其志向的认同。当然， 对于吴寿彭本人来说，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作为国内最早从希腊语系统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者之一，吴寿彭可谓筚路蓝缕，有许多经他翻译厘定的词义现已成为通行之专名，如“共和政体”“平民政体”等，对于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早有方家评述，本文亦无须多言。而且，他的译文不仅准确生动，流畅自然，还颇有古雅之风。如《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曾引希西沃图《作业与时令》一诗来说明先民由家庭而社会的发展过程，吴寿彭特地用格调高古的四言诗的形式将其翻译出来，“先营家室，以其安妻。爰畜牧牛，以曳其犁（《政治学》仅引此四句）。奚奴相呼，群从春畦。日出而作，日暮而栖。霜露既滋，爰治甓瓻。四季徂迁，足饱蒸糜。人而怠荒，食储终亏。民生在勤，勤则不饥。”[3]
读来让人对先民胼手胝足的生活油然而生出一种质朴的感动，显然，若无诗才，难成此译。而吴寿彭就是个诗人，数十年来，他弦歌不绝，这从他晚年手订的《大树山房诗集》便可见一斑。从1926年他大学毕业起，直至1987年去世，几乎每年都有吟咏。故徐复观直言其诗，“兄诗由宋诗转出，自成一家之高格。”[4]当是知言。
书与人
而我觉得，吴寿彭的亚里士多德翻译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对原文所作的堪称详尽的笺疏。他的注释的格式一般先引书中希腊原词，对其进行训诂，然后再引申开去对其词性变化及后世的变体做出细致梳理。如他在《政治学》中对“公民”（Polites，波里德）的注释22引出对其词根Polis的解释（下文中拉丁文为希腊文转写）： “波里”（polis）这字在荷马史诗中都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Demos）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Aoropolis），雅典人常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Asty）。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 拉丁语status，英语state，德语staat，法语etat，字根出于sto（“站立”），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的意义是“立场”或“形态”。拉丁语civitas字根出自cio（“召集”），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civis是“受征召者”，即“公民—战士”，许多战士集合起来所组成的只能是军队或战斗团体。这些名词，作为政治术语，称为近代邦国，都同“polis”渊源相异。汉文在《五经》和《说文》中以“国”为“郊内的都邑”，“邦”为“封境”，这同“波里”的字源和文义却相近似；但“波里”的内容又同中国古代和秦汉以后的“邦”“国”，都不相同。近世以citystate（“城邦”）译“波里”较旧译state为“邦”“国”比较合适。[5]
接下来，吴寿彭又讨论了由“波里”所滋生的多个名词和形容词的意义，而这个注释也变成了一篇言简意赅的论文。由此可见他对书中注释的用力之深，而他的心血和洞见也就以这样的形式点点滴滴地遍布在每一页的注释之中。而吴寿彭不仅是亚里士多德专家，也是柏拉图专家。因为要真正地理解亚里士多德，首先就要了解柏拉图，而吴寿彭对柏拉图可谓是信手拈来。如他因《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于“主奴关系”源于强权的讨论，在注释中特地引出法律是出于“强权”或基于“自然”的争议，并指出柏拉图的对话如《普罗塔戈拉》《蒂迈欧》及《理想国》中相关章节对此的讨论。[6]当然，注释中类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吴寿彭对柏拉图“理念”的中文译名探讨即为一例。他认为此前的诸多译名如“观念”“概念”“理性”或“理念”等词，虽然陈康先生在《巴曼尼得斯》中因考虑到希腊原词出于动词“观看”，由视觉联想为“相”。但是吴认为原词“本义为观看，亦为认识；而柏拉图此字实已脱离观感而专重认识；故旧译实无大误”。同时，他还由此将亚里士多德对此概念的使用分别翻译为“意式”与“通式”，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式”字乃“取义于老子为天下式一语中的式字义”。[7]从而让人对亚里士多德的此一概念理解更深。
实际上，吴寿彭不仅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的哲人的思想了如指掌，他对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皆烂熟于胸，另兼对中国传统文化相知甚深，这才让他在翻译时既能做到举一反三，又尽可能用中文“言以及义”。如他在谈到希腊人只愿意将奴隶这个名称用在“野蛮人（外邦人）”之时，在注释中解说道，“希腊人称非希腊人为‘吧尔吧’（barbaros）人，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外邦人’（gentiles）。希罗多德：《希腊波斯战争史》（Herodotus，historiae）卷二158页说，埃及人称非埃及人为‘异舌’，即‘异语之人’，也好像中国古代黄河流域各族
称吴楚味南蛮为‘鴂舌’之人。阿里斯多芳：《群鸟》（Aristophanes，avibus）119页：戴胜以希腊语教‘异邦鸟’，各鸟既习希腊语，就自称为‘希腊鸟’。随后，希腊人鄙视外邦人，以‘吧尔吧里哥’作为‘野蛮的’形容词（约在公元前第五第四世纪间始流行），而视波斯、意大利、黑海两岸欧亚各民族都是‘野蛮民族’。罗马兴起后也相承而称罗马和希腊以外各族为‘野蛮人’（barbaries）。”[8]而在谈到财富时，他又引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前言对“财富”的定义即来自亚里士多德之论述。[9]于旁征博引中尽显其深厚的学养和洞见。
此前，我也曾试着译过欧美的几本理论书籍，常生译事艰难之感，有时觉得甚至比创作更甚，因为创作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化为文字即可，而翻译却是“一仆二主”，既要忠于原文，也要晓谕读者，二者若有一方偏离，难免会动辄得咎。而吴寿彭之所以不辞艰辛献身于亚里士多德的翻译工作，自然有其志向。早在1933年，他就在发起成立“中国文化学会” 的《缘起》中称：“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没落，无可挽救，唯有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西洋的物质主义，不过是一尚未成教之生活形态而已，唯苏联企图依此而造成一物质主义之新教，这企图，自身之前途犹未定，假定苏联能一时地造成此物质主义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国可成为是这新教之最后的抗争者，而苏联这企图，实少有完成之可能。”[10]姑且不谈他对现实的预测有无偏差，但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拳拳之心却可见一斑，这也是为何费孝通称他为“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的原因。对国家独立富强及民族兴旺发达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事情，他选择亚里士多德就有这个想法在里面，“中国直至明末，知识分子才接触到古希腊的学术著作。徐光启、李之藻等在翻译西方天算书籍之后，已对亚氏著作进行诵习，并准备做大规模介绍西学的工作。但清初的读书人又回到中国的故纸堆中。西方学术介绍工作没有人后继，亚氏崇尚理想而又切务实物，这种精神原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早做一番针砭。明清间人倘读得这些书籍，这比我们现代中国人应更有实益，现在我们将是主要地作为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学案来考察这些译文。”[11]
当然，这是从大的方面来理解吴寿彭竭尽心力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原因，从小的方面讲，这也与他个人的性情有关。正如他所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那段哲学缘于“惊异”的著名的文字所言：“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12] 这段话实可看作吴寿彭的夫子自道。他这一生中，虽历经坎坷，但其由科学而文学而哲学，勤学不辍，永不止息，支持他的就有这种对“自然万物”的“惊异”的求知精神，想“脱出愚蠢”的精神。当然，因为他所处的特殊的时代及其情境，他在从事这些工作时，大多时候并未获得“人生的必需品”或“使人快乐安逸的事物”。1947年，他曾有《麦基维利》（即马基雅维利）一首：“故国分崩瓦犹全，花城书记最翩翩。未能富贵成兼善，去垦荒山谷底田。苦雨苗滋豆麦鲜，离骚意绪世无传。晚来洗净泥污脚，慵整衣冠语昔闲。”[13]因此，在工作之余写诗、翻译也可看作他在那个年代里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选择。但是，吴寿彭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之人。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悲喜，乃至电影新片等都在他的编年体诗集中有所反映。1982年，他有《青年女钢琴家顾圣婴逝世十六周年》一诗，特引小提琴家唐韵言“文革”语：“不是儿戏，不是圣歌，而是魔鬼的颤音。”[14]而吴寿彭之所以能身在浊世而不闭于世，亦如其前译亚氏文中所言，“只因人本自由。”
吴寿彭知识渊博，所思所想，又岂止译书一事！如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方的种族经济及文化的交流就有自己独特的观点。1983年，他的《南徐（京口）陈理章兄久客燕京归老榆次赠别》中有诗云：“何以君今独北回，几番伧父说南宋。”他自注其诗，由“伧”之声训至其源流，一一考订，并由此勾勒出华夏旧族从西周姬姓分封开始向南向东播散，后又自六朝、唐天宝、宋靖康等节点，逐渐由黄河至江淮巴蜀再至珠江南诏。至于黄河流域却被突厥、契丹、辽、金、女真等“中国外来胡人及西北支族”留居一千余年，直到辛亥之后，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一趋势才得以逆转，“北方久执胜算的武力”才被南方也即华夏旧族压倒，南方的学校和工业，北迁西移。与之同时，久居南方的华夏旧族也在千余年后重返祖地，回归黄河流域，如大批的来自南方的知识分子在北方工作和生育子女就是一例。而这势必在各方面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吴认为南方之所以能够重回北方，是因为清朝中叶后，“江左，岭南，得西欧风气之先，科学知识与技能，及工商经营，埥假而超于黄河旧族”所致。而从吴的这个观点可以看出他的视野之开阔，立意之高远。他并没有简单地把1949年后东南沿海地区的高校及文化机构的北迁西进看作是新政权政治上的需要，而是以更为宏阔的眼光将其看作一种文化及种族上的变动。所谓“千载莫论胜负，漫成胡汉相亲”[15]，只是遗憾的是，他已自知，以自己的精力，不可能再对此进行研究了，“但日觉岁月流逝，才力已不能表达这样的命意。估计此后的年纪，已不能再补充史学、考古、民族学等各方面的知识，来完善这一页的章句”。[16]写这句话时，吴已经是77岁的高龄了。
1981年，吴寿彭在青岛的好友徐一贯因病辞世。徐与吴乃交大同学，曾同窗八年，感情深挚。1980年9月19日，吴寿彭突患高血压，徐曾于当夜守护，故此刻他难抑悲痛，写下了《哀一贯逝世》：“同舍沪淞八载整，投艰壮岁几偕行。时当风雨鸡鸣候，慰意清寥鹿梦并。忧喜畴能循倚伏，卷舒自得见分明。一哀何乃侵斯疾，谁更余年共旅程。”[17]其实，徐亦坎坷一世。这位“五卅”时曾被巡捕房逮捕的爱国学生，后投身电力事业，曾任职青岛电厂等，但他在1957年即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亦遭批斗，1979年方平反。吴寿彭物伤其类，故有此一叹。岁月如流。6年后，吴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的《天象论宇宙论》等译稿时遽然去世。
不过，如今虽斯人已逝，但其所开启的“旅程”却并未结束，至今依然有无数后学时时与先生携手同温亚氏精义。相信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从先生游者亦会不绝于途。孔子云：“吾道不孤。”大概用这句话来形容吴寿彭先生之名山事业，当亦恰切。
注释
[1]摘自《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2]吴寿彭：《大树山房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页。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页；同[2]，第152页。
[4]同[2]，第245页。
[5]同[3]，第110页。
[6]同[3]，第11页。
[7]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
[8]同[3]，第17页。
[9]同[3]，第24页。
[10]转引自网站：http：//netclass.csu.edu.cn/NCourse/hep010/ke/ke07/07CK/chenshi/chensjzqz10-01.html。
[1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6页。
[12]同上，第5页。
[13]同[2]，第115页。
[14]同[2]，第246页。
[15]同[2]，第236页。
[16]同[2]，第248页。
[17]同[2]，第243页。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2007年秋，我从交大人文学院调到了同济人文学院工作，环境变了，身边的朋友也变了，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我交往的人中由学文学的人居多变成了学哲学的人居多了。我和其中的几个学哲学的朋友还一起搞了个读书小组，坚持读了很久的柏拉图。我这才不仅对柏拉图及其思想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有了更多的了解，从而也知道了吴寿彭先生。但真正让我对他产生兴趣的是之后当我在网上查找其相关资料时，忽然发现他竟然是交大机械工程系毕业的。对于曾在交大任教了13年的我来说，在感到亲切的同时，也对他的经历好奇了起来。因为此前我在交大工作时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名字，而且以今天的眼光看，我们是很难想象一个工科学生会从事哲学著作的翻译的。可当我向读书小组的哲学系的朋友们询问吴寿彭更多的情况时，他们却语焉不详。这让我更加好奇，因为别的那些从事西方哲学著作翻译的老一代学者都声名在外，如我们所读的柏拉图著作的译者，不管是浙大的严群，还是中央大学的陈康，以及南大的郭斌和张竹明等都略知一二，唯独对吴寿彭的生平付之阙如。而吴先生本人留下的著作也屈指可数，除了那几本亚里士多德的译著外，我只找到一本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8年11月刚出版的编年体古典诗集《大树山房诗集》，当时因手头的事情比较多，翻了翻就放到一边了。可没想到，等我今天再拿起这本书时，六七年已经过去了。
吴寿彭1906年生于无锡，号润畲，1918年考入南洋公学附中，1926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即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29年曾赴日游历，之后在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测量队工作，抗战军兴，他又任职于政府机构，1939年至浙西工作，这本诗集即得名于他当年在天目山所居之屋。1946年，他转任于浙江海塘工程处，常住嘉兴，1949年再至青岛从事化工及有色金属冶炼工作，并终老于斯。从1957年起，他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从事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工作，直至1987年病故，他未再至其他单位工作。这或许是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因为他不像我提到的那几位柏拉图的译者，或在大学任教，或在研究所任职，总有学生代为传扬其事迹，故易为人所知。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曾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供职，在20世纪30年代初参加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并且还是1933年12月25日“复兴社”在南昌成立的“中国文化学会”中的骨干分子。尽管今天人们已能客观并公正地看待吴寿彭的此段历史，但吴寿彭却为此付出了代价。1955年6月他因此入狱，次年2月后才得以释放。因受此事件拖累，一直到1978年，他的译著才在胡乔木的直接关心下，得以出版和重印。但吴寿彭不乏知音，他在交大读书时因与费孝通的哥哥费振东是同学，故与费孝通也颇为相熟。而费对其相知甚深，两人长年互通有无。直到1999年，已届90高龄的费孝通还充满深情地谈到这位青年时的老友：“还有一个是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商务印书馆出的亚里士多德的书都是他翻译的，他是直接从希腊文翻译的，我叫他稀有金属（中国没有几个），叫吴寿彭。他自然科学也懂，诗也写得好。是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我很佩服他，一直到后来我都同他联系的。”[1]而同为吴寿彭好友的“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在与其分别30年后，当1981年夏知其仍在世间时曾言：“得知吴寿彭兄还在世的消息非常高兴。只要他还活着，对于中国文化定会有贡献。”[2]
这就是所谓的英雄相惜，而无论是费孝通把吴寿彭戏称为“稀有金属”，还
是徐复观认为其活着“对于中国文化定会有贡献”，都是基于对他深入地了解所发的肺腑之言。只不过前者是基于对其能力的认可，后者是对其志向的认同。当然， 对于吴寿彭本人来说，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作为国内最早从希腊语系统翻译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译者之一，吴寿彭可谓筚路蓝缕，有许多经他翻译厘定的词义现已成为通行之专名，如“共和政体”“平民政体”等，对于他在这方面的贡献，早有方家评述，本文亦无须多言。而且，他的译文不仅准确生动，流畅自然，还颇有古雅之风。如《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曾引希西沃图《作业与时令》一诗来说明先民由家庭而社会的发展过程，吴寿彭特地用格调高古的四言诗的形式将其翻译出来，“先营家室，以其安妻。爰畜牧牛，以曳其犁（《政治学》仅引此四句）。奚奴相呼，群从春畦。日出而作，日暮而栖。霜露既滋，爰治甓瓻。四季徂迁，足饱蒸糜。人而怠荒，食储终亏。民生在勤，勤则不饥。”[3]
读来让人对先民胼手胝足的生活油然而生出一种质朴的感动，显然，若无诗才，难成此译。而吴寿彭就是个诗人，数十年来，他弦歌不绝，这从他晚年手订的《大树山房诗集》便可见一斑。从1926年他大学毕业起，直至1987年去世，几乎每年都有吟咏。故徐复观直言其诗，“兄诗由宋诗转出，自成一家之高格。”[4]当是知言。
书与人
而我觉得，吴寿彭的亚里士多德翻译最为人称道的还是他对原文所作的堪称详尽的笺疏。他的注释的格式一般先引书中希腊原词，对其进行训诂，然后再引申开去对其词性变化及后世的变体做出细致梳理。如他在《政治学》中对“公民”（Polites，波里德）的注释22引出对其词根Polis的解释（下文中拉丁文为希腊文转写）： “波里”（polis）这字在荷马史诗中都指堡垒或卫城，同“乡郊”（Demos）相对。雅典的山巅卫城“阿克罗波里”（Aoropolis），雅典人常常简称为“波里”，堡垒周遭的市区称“阿斯托”（Asty）。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一个“波里”，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 拉丁语status，英语state，德语staat，法语etat，字根出于sto（“站立”），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的意义是“立场”或“形态”。拉丁语civitas字根出自cio（“召集”），这个动词变成名词时，civis是“受征召者”，即“公民—战士”，许多战士集合起来所组成的只能是军队或战斗团体。这些名词，作为政治术语，称为近代邦国，都同“polis”渊源相异。汉文在《五经》和《说文》中以“国”为“郊内的都邑”，“邦”为“封境”，这同“波里”的字源和文义却相近似；但“波里”的内容又同中国古代和秦汉以后的“邦”“国”，都不相同。近世以citystate（“城邦”）译“波里”较旧译state为“邦”“国”比较合适。[5]
接下来，吴寿彭又讨论了由“波里”所滋生的多个名词和形容词的意义，而这个注释也变成了一篇言简意赅的论文。由此可见他对书中注释的用力之深，而他的心血和洞见也就以这样的形式点点滴滴地遍布在每一页的注释之中。而吴寿彭不仅是亚里士多德专家，也是柏拉图专家。因为要真正地理解亚里士多德，首先就要了解柏拉图，而吴寿彭对柏拉图可谓是信手拈来。如他因《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对于“主奴关系”源于强权的讨论，在注释中特地引出法律是出于“强权”或基于“自然”的争议，并指出柏拉图的对话如《普罗塔戈拉》《蒂迈欧》及《理想国》中相关章节对此的讨论。[6]当然，注释中类似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吴寿彭对柏拉图“理念”的中文译名探讨即为一例。他认为此前的诸多译名如“观念”“概念”“理性”或“理念”等词，虽然陈康先生在《巴曼尼得斯》中因考虑到希腊原词出于动词“观看”，由视觉联想为“相”。但是吴认为原词“本义为观看，亦为认识；而柏拉图此字实已脱离观感而专重认识；故旧译实无大误”。同时，他还由此将亚里士多德对此概念的使用分别翻译为“意式”与“通式”，而且，他进一步指出“式”字乃“取义于老子为天下式一语中的式字义”。[7]从而让人对亚里士多德的此一概念理解更深。
实际上，吴寿彭不仅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古希腊的哲人的思想了如指掌，他对古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乃至欧洲文化皆烂熟于胸，另兼对中国传统文化相知甚深，这才让他在翻译时既能做到举一反三，又尽可能用中文“言以及义”。如他在谈到希腊人只愿意将奴隶这个名称用在“野蛮人（外邦人）”之时，在注释中解说道，“希腊人称非希腊人为‘吧尔吧’（barbaros）人，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外邦人’（gentiles）。希罗多德：《希腊波斯战争史》（Herodotus，historiae）卷二158页说，埃及人称非埃及人为‘异舌’，即‘异语之人’，也好像中国古代黄河流域各族
称吴楚味南蛮为‘鴂舌’之人。阿里斯多芳：《群鸟》（Aristophanes，avibus）119页：戴胜以希腊语教‘异邦鸟’，各鸟既习希腊语，就自称为‘希腊鸟’。随后，希腊人鄙视外邦人，以‘吧尔吧里哥’作为‘野蛮的’形容词（约在公元前第五第四世纪间始流行），而视波斯、意大利、黑海两岸欧亚各民族都是‘野蛮民族’。罗马兴起后也相承而称罗马和希腊以外各族为‘野蛮人’（barbaries）。”[8]而在谈到财富时，他又引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前言对“财富”的定义即来自亚里士多德之论述。[9]于旁征博引中尽显其深厚的学养和洞见。
此前，我也曾试着译过欧美的几本理论书籍，常生译事艰难之感，有时觉得甚至比创作更甚，因为创作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化为文字即可，而翻译却是“一仆二主”，既要忠于原文，也要晓谕读者，二者若有一方偏离，难免会动辄得咎。而吴寿彭之所以不辞艰辛献身于亚里士多德的翻译工作，自然有其志向。早在1933年，他就在发起成立“中国文化学会” 的《缘起》中称：“我等不信某一般人之以中国文化为已完全没落，无可挽救，唯有倾心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反之，我等相信，中国文化终将历西洋文化之一番激荡而为再一度之发扬。……西洋的物质主义，不过是一尚未成教之生活形态而已，唯苏联企图依此而造成一物质主义之新教，这企图，自身之前途犹未定，假定苏联能一时地造成此物质主义之新教，我等仍相信中国可成为是这新教之最后的抗争者，而苏联这企图，实少有完成之可能。”[10]姑且不谈他对现实的预测有无偏差，但其中对中国文化的拳拳之心却可见一斑，这也是为何费孝通称他为“表现中国士大夫的一个人”的原因。对国家独立富强及民族兴旺发达一直是他念兹在兹的事情，他选择亚里士多德就有这个想法在里面，“中国直至明末，知识分子才接触到古希腊的学术著作。徐光启、李之藻等在翻译西方天算书籍之后，已对亚氏著作进行诵习，并准备做大规模介绍西学的工作。但清初的读书人又回到中国的故纸堆中。西方学术介绍工作没有人后继，亚氏崇尚理想而又切务实物，这种精神原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早做一番针砭。明清间人倘读得这些书籍，这比我们现代中国人应更有实益，现在我们将是主要地作为文化史上最重要的学案来考察这些译文。”[11]
当然，这是从大的方面来理解吴寿彭竭尽心力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原因，从小的方面讲，这也与他个人的性情有关。正如他所翻译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那段哲学缘于“惊异”的著名的文字所言：“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一个有所迷惑与惊异的人，每自愧愚蠢（因此神话所编录的全是怪异，凡爱好神话的人也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12] 这段话实可看作吴寿彭的夫子自道。他这一生中，虽历经坎坷，但其由科学而文学而哲学，勤学不辍，永不止息，支持他的就有这种对“自然万物”的“惊异”的求知精神，想“脱出愚蠢”的精神。当然，因为他所处的特殊的时代及其情境，他在从事这些工作时，大多时候并未获得“人生的必需品”或“使人快乐安逸的事物”。1947年，他曾有《麦基维利》（即马基雅维利）一首：“故国分崩瓦犹全，花城书记最翩翩。未能富贵成兼善，去垦荒山谷底田。苦雨苗滋豆麦鲜，离骚意绪世无传。晚来洗净泥污脚，慵整衣冠语昔闲。”[13]因此，在工作之余写诗、翻译也可看作他在那个年代里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选择。但是，吴寿彭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进小楼成一统”之人。终其一生，他都没有放弃对现实的关注，不管是国家大事，还是个人悲喜，乃至电影新片等都在他的编年体诗集中有所反映。1982年，他有《青年女钢琴家顾圣婴逝世十六周年》一诗，特引小提琴家唐韵言“文革”语：“不是儿戏，不是圣歌，而是魔鬼的颤音。”[14]而吴寿彭之所以能身在浊世而不闭于世，亦如其前译亚氏文中所言，“只因人本自由。”
吴寿彭知识渊博，所思所想，又岂止译书一事！如他对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方的种族经济及文化的交流就有自己独特的观点。1983年，他的《南徐（京口）陈理章兄久客燕京归老榆次赠别》中有诗云：“何以君今独北回，几番伧父说南宋。”他自注其诗，由“伧”之声训至其源流，一一考订，并由此勾勒出华夏旧族从西周姬姓分封开始向南向东播散，后又自六朝、唐天宝、宋靖康等节点，逐渐由黄河至江淮巴蜀再至珠江南诏。至于黄河流域却被突厥、契丹、辽、金、女真等“中国外来胡人及西北支族”留居一千余年，直到辛亥之后，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之后，这一趋势才得以逆转，“北方久执胜算的武力”才被南方也即华夏旧族压倒，南方的学校和工业，北迁西移。与之同时，久居南方的华夏旧族也在千余年后重返祖地，回归黄河流域，如大批的来自南方的知识分子在北方工作和生育子女就是一例。而这势必在各方面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吴认为南方之所以能够重回北方，是因为清朝中叶后，“江左，岭南，得西欧风气之先，科学知识与技能，及工商经营，埥假而超于黄河旧族”所致。而从吴的这个观点可以看出他的视野之开阔，立意之高远。他并没有简单地把1949年后东南沿海地区的高校及文化机构的北迁西进看作是新政权政治上的需要，而是以更为宏阔的眼光将其看作一种文化及种族上的变动。所谓“千载莫论胜负，漫成胡汉相亲”[15]，只是遗憾的是，他已自知，以自己的精力，不可能再对此进行研究了，“但日觉岁月流逝，才力已不能表达这样的命意。估计此后的年纪，已不能再补充史学、考古、民族学等各方面的知识，来完善这一页的章句”。[16]写这句话时，吴已经是77岁的高龄了。
1981年，吴寿彭在青岛的好友徐一贯因病辞世。徐与吴乃交大同学，曾同窗八年，感情深挚。1980年9月19日，吴寿彭突患高血压，徐曾于当夜守护，故此刻他难抑悲痛，写下了《哀一贯逝世》：“同舍沪淞八载整，投艰壮岁几偕行。时当风雨鸡鸣候，慰意清寥鹿梦并。忧喜畴能循倚伏，卷舒自得见分明。一哀何乃侵斯疾，谁更余年共旅程。”[17]其实，徐亦坎坷一世。这位“五卅”时曾被巡捕房逮捕的爱国学生，后投身电力事业，曾任职青岛电厂等，但他在1957年即被打成“右派”，“文革”中亦遭批斗，1979年方平反。吴寿彭物伤其类，故有此一叹。岁月如流。6年后，吴在整理亚里士多德的《天象论宇宙论》等译稿时遽然去世。
不过，如今虽斯人已逝，但其所开启的“旅程”却并未结束，至今依然有无数后学时时与先生携手同温亚氏精义。相信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从先生游者亦会不绝于途。孔子云：“吾道不孤。”大概用这句话来形容吴寿彭先生之名山事业，当亦恰切。
注释
[1]摘自《南方周末》2005年4月28日。
[2]吴寿彭：《大树山房诗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页。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6页；同[2]，第152页。
[4]同[2]，第245页。
[5]同[3]，第110页。
[6]同[3]，第11页。
[7]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6页。
[8]同[3]，第17页。
[9]同[3]，第24页。
[10]转引自网站：http：//netclass.csu.edu.cn/NCourse/hep010/ke/ke07/07CK/chenshi/chensjzqz10-01.html。
[11]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66页。
[12]同上，第5页。
[13]同[2]，第115页。
[14]同[2]，第246页。
[15]同[2]，第236页。
[16]同[2]，第248页。
[17]同[2]，第243页。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