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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孩子内心都潜藏着英雄情结，当英雄恰好是同龄人时，这种敬佩之心往往更甚。于连、张嘎、贞德、潘冬子……这些文学影视作品中的少年英雄形象每每出现都会引来孩子们的掌声与喝彩。言及少年英雄，笔者首先想到幼时曾反复阅读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1]。它成书于1953年，是一部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以自己的一双儿女、苏联卫国战争英雄姐弟卓娅（卓娅·阿纳托利耶夫娜·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和舒拉（亚历山大·阿纳托利耶维奇·科斯莫杰米扬斯基）为原型写就的传记体小说。这一部由战争亲历者所创作的小说不啻为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中的经典，值得每一个对历史怀有敬畏与好奇的读者细细品阅。
1954年这本书首次被译介进入中国时，曾引起巨大反响。随着战争渐远与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逐渐被遗忘。正值纪念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浪潮高涨之际，我们有义务为孩子们重新梳理历史，并将那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全方面客观地展现给他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正是一部能够承担此种责任的作品。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在书中回顾了卓娅和舒拉生前一幕幕生活场景，字里行间洋溢着怀念和爱意——对亲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祖国苏维埃的爱；这一涵盖“亲情”“友情”“理想”等主题的成长故事浸润着化自悲痛的力量，卓娅和舒拉的事迹与精神鼓舞教育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战争、阅读与成长
诞生于特定时代的作品出于政治或其他需要，有时不免会将角色与情节过分渲染，于是读者便怀疑能否找到现实中的原型：战争年代里的少年儿童都是如此样板化、符号化吗？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难道这些主人公从一出生起就有了很强的阶级斗争意识吗？而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的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则与同时代描写少年英雄的作品相异，她由小见大地书写两个孩子的生活，将其与卫国战争前后的社会变化结合，引领读者进入那个血与火的时代。
出生于唐波夫省白杨村的卓娅与舒拉姐弟是再寻常不过的孩子，他们与博学而受人敬仰的父亲、耐心且温和的母亲及会讲数不清的童话故事的外祖父母生活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从铃兰与矢车菊遍地的草原上的白杨村，到森林蓊郁、河流湍急的西伯利亚叶尼塞，再到首都莫斯科，卓娅和舒拉的童年与他们的朋友玩伴很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和丈夫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以温柔又不失严格的方式教育一双子女，他们带孩子们徒步穿过森林冒险，放任他们在自然中享受发现与探秘的快乐，也引导卓娅和舒拉阅读并思考。
纵观全书，我们能够发现，陪伴卓娅和舒拉成长的，除了亲人、伙伴与西伯利亚壮美广袤的自然风光，作用更显著、更不可忽视的就是文学与艺术——这是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笔下卓娅与舒拉的成长之线。书籍始终是卓娅与舒拉成长的助力，父亲和母亲对于知识的渴求、对于文学与艺术的热爱感染了卓娅和舒拉，两人耳濡目染，养成了有问题就向书籍去寻求答案的习惯。生活中伴随孩子们的书籍种类不断变化，与他们的成长节奏吻合：幼时卓娅和舒拉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听他讲托尔斯泰的童话；上小学后，孩子们在母亲的帮助下轮流朗读希腊神话和俄罗斯民间童话；家庭读书会上最受欢迎的是普希金的诗歌和作家盖达尔的小说，卓娅和舒拉一遍一遍地读《远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秘密》，两个孩子激动地争论着书中的情节；受母亲影响，卓娅读起了《牛虻》，这是她受到感染并立志投身于卫国战争的开始；母亲和舒拉为病中的卓娅送去《蓝碗》和《鼓手的命运》作为鼓励，卓娅反复品读思索后与同在疗养院的盖达尔交谈，明白了“幸福是什么”；接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了解他的生平和命运对于卓娅具有重大意义，他成了“她的行为和思想的最高尺度”；卓娅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和《哈姆雷特》为自己写下最后的告别，舒拉出征前反复抄录着歌颂加斯泰洛将军的诗歌……无独有偶，擅长绘画的舒拉笔下的风景人物也在不断变化，卓娅随口哼起的民歌中对于祖国的眷恋益发鲜明。每一本书的出现都是一个特殊的成长节点，两个少年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与重视贯穿小说始终，这种日常生活的实感让卓娅与舒拉从历史课本上的英雄影像变成了更富有亲近感、音容笑貌栩栩如生的读者同龄人。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显然并非刻意去安排回忆的片段，但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却不断出现，如同线索般巧妙地穿起了卓娅和舒拉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俄罗斯是诗歌的民族，在文学作品熏染中成长的卓娅和舒拉拥有着萃取自民族精华的浪漫与乐观。他们所喜爱的、反复阅读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如同一个贯穿始终的阅读链，见证两个少年的成长，阐释卓娅与舒拉精神动力和正义感的来源。在战争的阴影逐渐弥散的时候，他们读书、看报，不只是为了了解时事资讯，更是为了延续与生俱来的习惯，又如同以民族的精神无声宣告：敌人和战争永远无法真正地打败我们，只要我们还活着，便能够为祖国而战，直到将所有侵略者都驱逐出这片土地。在俄罗斯文学编织而成的精神旗帜引领下，卓娅和舒拉先后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以阅读之线贯穿卓娅与舒拉的成长，同时也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成长过程发生于卫国战争前后真实的历史事件。小说并不像许多基于宏大叙事或革命主题的作品一般过度渲染革命狂热氛围，而是用回忆的笔触平和地描绘着一个最贴近真实的莫斯科，叙述卫国战争来临前及发生后民众生活的改变：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而在红场举行的盛大的游行与庆典；前往北极科考的“切柳斯金号”触冰被困，党和政府成立船员救援委员会，两个月后“切柳斯金号”全体船员被救出；1935年春天莫斯科修成并开通了地下铁道；苏联人民声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毫无疑问，在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看来，共同亲历这些特殊时刻、特殊事件使得卓娅与舒拉更加成熟并善于思考。小说中对于这些事件的描述宛如一幅长卷，它与记录卓娅与舒拉成长的阅读之线融合后，读者便能由此回望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的社会生活图景，并触摸到两位少年主人公成长的每一个节点。
对于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来说，不论历史给予卓娅和舒拉怎样的荣誉，他们于她而言，首先是女儿与儿子。卓娅与舒拉是一对曾经真实存在的姐弟，并非革命宏大叙事文本中的样板，而是有血有肉、会哭会笑，有时顽皮耍赖恶作剧、有时安静沉思着的少年人。母亲注视着卓娅和舒拉的成长，时而又翻动卓娅的日记本与舒拉的素描簿，于是读者瞧见了倔强直率从不服输的卓娅、热血英勇多才多艺的舒拉，固执又爱教训人的卓娅、莽撞且以自我为中心的舒拉，坚守原则宁可得罪人也不轻易交友的卓娅、外向热情人缘极好的舒拉……成人在观察着儿童，也在同步参与着儿童的生活。作为作者代言的母亲角色既是卓娅和舒拉故事的叙述者，又是参与人，因而阅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读者无论选择倾向于卓娅、舒拉还是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会生出心理上的认同。正因如此，作者虽站在成人立场上来写卓娅与舒拉，却并不会让儿童读者产生距离感。相反，小读者会像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一样好奇：卓娅会因为给里吉亚·伊凡诺夫娜补课就不和大家一起去听音乐会吗？舒拉挣来的第一份薪水会给妈妈和姐姐买什么呢？ 在小说里，卓娅和舒拉不再是贴着民族英雄标签的木偶，而重又被还原成了两个独立鲜活的生命。对于社会、自然和整个世界，两个少年有自己的看法与考量。在他们眼中，父亲博学多识，母亲温柔却有主见；教俄语和文学课的薇拉·谢尔盖叶夫娜教员是“有趣、从容、富于情感又坚守原则的人”；营火边给孩子们讲列宁和夏伯阳师团往事的娜佳父亲，亲切憨厚，令人发自心底地尊敬；同住在疗养院的作家盖达尔，思想深刻而幽默，连堆雪人都“是真的像孩童那样很专心很钟情地在做”……在硝烟迫近时，卓娅在日记中借俄罗斯传说《伊利亚·木罗米茨》和摘录的名言警句思考理想、真理、人生，舒拉则在画册中反复描绘自己想象中的战争——前所未见的蓝天，银色的橄榄树，红色的山和被太阳晒焦了、被战壕豁穿了、被炸弹炸烂了、被共和国的战士的热血浸湿了的土地。在这反复的思索与争论中，两个孩子脱去了稚嫩与懵懂，思想变得深邃，个性越发独立，不再事事倚赖母亲和老师的指引——他们逐渐长成了母亲的骄傲、家庭的顶梁柱和进步的爱国青年。借由卓娅的日记和舒拉的画册，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从有关卓娅和舒拉的回忆里复述着两个少年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思考的方式。这正如一面镜子的两边，镜中是少年所看见的成人世界（那背后折射着他们对于自己的理解），镜外则是成人所见到的他们。这不可谓不是一种奇妙的互补，于是卓娅和舒拉变得更加丰满、有血有肉——他们不是单纯的符号，不是贴满了口号的标杆，而是生活在师长朋友之间、苏维埃土地上真实的少年。
战火中的成人礼
战争并非突然爆发，而是早有预谋地逐渐侵染。在幼时对战争有了初步印象的卓娅与舒拉最终无可避免地与战争正面遭遇，他们听见防空警报在彻夜嘶鸣，看到炸弹毁掉了心爱的母校，闻得到迫近的硝烟与血腥气味。这一场野心昭彰的法西斯侵略容不得任何一步退让，尚年轻的卓娅和舒拉飞快地成长——他们必须成熟，必须做好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准备去为保卫祖国而战，必须直面战争。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并未因这残酷的战争夺走了她的儿女而选择回避，相反，她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写出了自己的一切痛苦、悲伤，写出了苏维埃必胜的信念。与卓娅和舒拉一样，她也要直面战争，并以自己的方式“为和平这一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成长是痛的，而战争年代的成长又格外痛苦。在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笔下，战争之残酷与人性之纯真互相映衬。卓娅和舒拉的成长通过亲情、友谊、爱国、理想等主题呈现于读者面前，个性与思想的逐渐成熟与战争的由隐到显、由远及近达成时间轴上的吻合。
身为母亲，作者着墨最多的是亲情这一蕴含着最温热情感的主题。家带给孩子们温暖和影响深远的人生教育，却又无法阻止战争带来的别离之痛，这催动卓娅与舒拉从无忧无虑的孩童日渐成熟，更多地思考未来与理想。至于更为鲜明、贯穿始终的姐弟情深，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给出了种种描写与暗示：他们一起长大，一起入学，一同工作，“他们总是这样互相维护”，虽然“卓娅指出舒拉的错误时，他还是对她发火”，但两人却从未远离；卓娅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为题作文，舒拉便将他与姐姐共同阅读并想象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为流放政治犯的生活绘诸笔端；舒拉上了劳动战线，卓娅就去往敌后；卓娅承受德寇酷刑后英勇就义，舒拉在为她报仇之后也在哥尼斯堡殉国……姐姐卓娅无疑有着向“一个有用的人”成长的自觉，弟弟舒拉受此影响也渐渐由粗枝大叶的倔小子变成了沉稳而英勇的战士。如果说在卓娅牺牲之前舒拉尚是一个对能够上战场满怀热情、对于敌人战斗充满向往的少年，那么在姐姐死讯传来之后，舒拉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男子汉，成为家中的主心骨和母亲的依靠。他向母亲隐瞒姐姐牺牲的消息，安慰母亲，但又在国家召唤的时候毅然拒绝了母亲的挽留：“好妈妈，你想想，你想想那些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都在信中说：我们一定要为卓娅报仇。卓娅的英勇事迹鼓励了那么多人走向战场，而我作为卓娅的亲弟弟，我还有什么理由留在家里呢？”（《走向复仇》）这一对姐弟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仿佛命运早已写定他们必将永远在同样的道路上并肩而行。战争使舒拉失去了自幼从未分离的姐姐，使母亲失去了一双儿女，但这份亲情并非就此消逝、无处安放，而是演变成了更深厚的怀念并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融为一体。科斯莫杰米扬斯基一家正是千千万万战争中家庭的缩影，亲人之间的牵绊越多、彼此的情意越深重，战争的无情与冰冷便越发鲜明。
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而言，爱情显然是成长之中不可避免的主题；但将少年们席卷其中的时代却并不允许他们分太多精力与热情给爱情。这并不意味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避讳谈论爱情：舒拉向母亲朗诵卓娅在学校舞会上收到的情诗，三人捧腹大笑（《新年祝词》）；卓娅“眼含微笑，双颊泛红”地在毕业晚会上与一个青年低语谈心；卓娅和伊娜热烈讨论她们所认同、向往的爱情（《晚会，爱情》）……作为情窦初开的少年，这一切再正常不过。然而，与战争和国家命运相比，个人的一切又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个体的情感很快随着战火的迫近而转为了更深刻的“爱恋”——苏维埃之恋，这灼烫的情感使卓娅痛苦地叫喊：“他们践踏着什么样的土地呀！”对于祖国的热爱烙在灵魂深处，流淌在血液中，催促着卓娅和舒拉与同学们纷纷行动，时刻准备为祖国献出一切：他们帮助邻居修筑防空壕，缝制军装和其他军需用品，送应召入伍的亲友参军；舒拉与男孩子们相约一同前往劳动战线，又与卓娅前往战士工厂做车床学徒；因为始终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多，卓娅应工厂号召参加护士班培训，又加入了游击队……在外敌的威胁下整个苏维埃都燃烧起来，卓娅与舒拉成了无数战士中的最平凡的个体，他们眼中是不灭的斗志与果决，在各自的岗位上战斗着；同样作为亲历者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在两个孩子忠诚而热忱的成长回忆中充满爱意地回望苏维埃的每一寸土地，书写着卓娅和舒拉、每一个卓娅与舒拉、所有卓娅与舒拉们对于祖国苏维埃的眷恋与热爱。这升华过后的苏维埃之恋更加有力，比淹没于时代浪潮中的私人化情感更能标志一个少年由幼稚到成熟的转变。值得提到的是，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在记叙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回忆时，视野的重心放置于两位少年主人公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对于祖国的热爱，而淡化了发生在卫国战争时期的那些不光彩、不名誉的行为（譬如克鲁勃科夫的叛变，尽管卓娅正是被这位曾经的小组成员出卖而牺牲，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只将其一笔带过），毫无保留地宣泄着对于敌人的憎恨——“可他们呢？他们是什么？他们不是人，甚至连野兽都不如，他们是法西斯匪徒，是吃人的魔鬼……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连他们的坟墓，也成了全人类最憎恨、最厌恶的土堆”（《卓娅是胜利者》）——除时代气氛影响外，这也是作者身为在战争中失却亲生子女的母亲、战争受害者的呼喊。 与爱国相伴而生的是成长的另一重要主题，即理想。自幼受到的教育让姐弟两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卓娅想成为丹娘·索罗马哈，舒拉则为加斯泰洛式的英雄所吸引。在与学校教员、作家盖达尔、共青团区委书记等人的交往和讨论中，姐弟两人的理想越发坚定，同时又以自己的理想感染身边的同学，使得参与到“理想讨论”中的少年越来越多。卓娅的牺牲使得她和丹娘一样成为祖国和人民铭记着的英雄，而舒拉意识到自己的义务，他的志向也从最初的“成为列宾那样了不起的画家”转为一名坦克手。丹娘和加斯泰洛是富有民族特质的英雄形象，同时也是文化隐喻的符号，暗示着典型俄罗斯少年卓娅和舒拉将于战争中献身的命运。随着年龄增长，姐弟两人分别经历了“卓娅——丹娘——苏维埃”和“舒拉——加斯泰洛——苏维埃”的精神转变。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讲述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同样也讲述着丹娘和加斯泰洛、讲述着无数青年战士的成长历程，他们的共同内核即是无法磨灭的爱国主义理想。
友谊也是不可或缺的主题。卓娅和舒拉像所有少年一样，与同学和朋友争执、误会，彼此的友谊或许会因立场见解不同而出现短暂细微的波动，但很快这些少年们就能够判断出到底怎样才是正确的做法。此外，作家盖达尔和卓娅的忘年交给人以启迪，卓娅与克拉娃、鲍里斯等人的革命友情又在一次次惊险激烈的战斗中加深，舒拉和战友们毫无保留地相互信任、彼此掩护着突入敌阵……硝烟战火中结成的友谊更加纯粹，蕴含着人性本质的纯真。
明确了目的的少年们成长着，越发近似他们希求的模样，比从前成熟、稳重，拥有了更多美好的品质，最终使命却是与战争那冰冷的车轮碰撞。一个个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生命渐次消逝，而卓娅与舒拉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分子，如此对比更让人深觉战争之惨烈、法西斯之丑恶。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以战争亲历者与受害者的身份毫不留情地痛斥战争的发动者和侵略者，这不仅是一个母亲的怒吼，更是一个时代的谴责与历史的警训。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或许从不曾想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问世后会宛如一股澎湃浪潮迅速席卷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的国家与人民竞相传颂，并最终成为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的经典。正如她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我来讲述我的孩子们的故事……他们为了保卫劳动和幸福，为了自由，为了祖国的独立而在和法西斯的斗争中牺牲了”，讲述卓娅与舒拉如何从平凡的俄罗斯少年成长为苏维埃的英雄儿女，是为了“为这个伟大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写这本书我既愉快，也痛苦，回忆起往事，我好像又重新手扶着摇篮摇着幼小的卓娅，怀抱着三岁的舒拉……看见他俩在一起活泼可爱地成长，充满了希望。”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不是文学工作者，她的本意也并非要赋予《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很强的文学性；实际上，在作者的假设中这部传记体小说的纪念意义和教育功能要远重于它的文学价值。因此，尽管以深沉饱满的情感注视着与卓娅和舒拉有关的回忆并讲述了两位少年英雄完整的成长过程，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的这一书写却是无意识的——创作动机是一位母亲的思念与决心，但这位母亲本人并非一个自觉的成长书写人。
非自觉，或曰无意识的书写，直接导致小说临近尾声时情感的集中爆发。自卓娅牺牲往后，作者的立场更加鲜明，情感也越发锋利。这是一位母亲对女儿的追念与痛惜，也是千万个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家庭的痛哭与控诉。到舒拉殉国之时，这种情感已经到达了巅峰，完全扭曲了迄今为止既有的平和与镇定，沉浸其中的读者便被激落了同仇敌忾的泪水。这是情有可原的——从这一处开始，这部小说自身固有的传记特质渐渐消解，而为散文式汹涌澎湃的情感宣泄所取代。对此，作者自述：“以后需要叙述的事情越少，我就愈感痛苦，愈明显地接近不可避免的结局，我就愈难找到适当的语言。”对于应该忠实于事实而非情感的传记体小说来说，这是一种不受控制的越轨；但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以母亲的身份著书的特殊性决定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价值并不能简单地用固有标准进行评判。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拒绝在小说中表露任何一丝对于侵略者的同情，以冷眼看待战败的、“低着头，不敢面对这残酷的现实”的德国人。这是所有亲历战争者对于战争的厌恶与抗拒：对于夺走他们的亲人、家园、安乐生活的罪魁祸首，难道还有什么话好说吗？不同于非战争年代或战后反思的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人道主义关怀及悲悯谅解，这双刃剑般冷利的态度正是战争时期文学作品独有的特征。这分明的立场对少年儿童读者来说倒有一种吸引力，他们无须进行太过复杂的思考便很容易为作者的呼喊倾诉所感染，进而为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深深打动。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拥有丰富的语文教学经验并热爱文学，然而无意识书写这一特质仍使得《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没能得到结构上的妥善处理。在讲述了舒拉殉国始末后，整部小说几乎是立刻就结束了。相对于作品开始时的细水长流、渐次显露，结尾的戛然而止便显得生硬而突兀，使得整部作品前后结构失衡，未免有烂尾之嫌。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应当这样考虑：对于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而言，随着战争结束到来的是两个孩子长眠沙场的噩耗。卓娅与舒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与千万兄弟姐妹一起换来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夙愿终了，身为母亲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深知这一点，因此不再花费笔墨叙述自己在失去子女之后的悲痛，而代之以怀念和含泪的微笑。这正是英雄所期望的，也正是英雄母亲应有的姿态。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当下意义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很难对战争有切肤之感，但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眼中所见的战争之残酷，却让不曾亲历战争的我们痛心动容。小说中没有富丽的辞藻，也不存在精心设计的结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以近乎白描的手法讲述故事，平静的文字下是对往日美好生活的追念、对子女的哀悼、对祖国的热爱、对非正义战争的痛恨。文学性的缺失并不能掩盖《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价值，它本身所具有的民族特质、时代特色和教育意义都是这本小说成为经典并长久流传的原因。当读到最后一章，看着胜利到来的那一刻人们欢呼歌唱，再随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回想起舒拉的话——“妈妈，你是怎样想象胜利到来的那一刻呀？你说它是在什么时候？一定是在春天！……如果是在冬天，那么冰封的大地上，一定孕育着一片更美丽的花朵！”此时，我们怎能不热泪盈眶呢？ 创作背景决定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拥有很鲜明的政治立场，但小说翔实生动而富有细节，这就避免了战争和革命这样宏大的主题让读者读来感到生硬或尴尬。在文化交流冲击中，我国的少年儿童开始不断接触到不同于本国的、西方的意识形态。《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使得他们有所参照，而不至于轻易迷失在异意识形态的话语洪流中。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苏联解体之后不同的学派对于苏维埃政权、共产主义、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不同阐释会否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想要了解那段历史的儿童的好奇心；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作为一种辅助文本，帮助还原曾经存在的苏维埃政权下的社会生活，让有兴趣的孩子们一窥当时的风貌，并开发出新的视野和角度。
此外，随着商品经济大潮涌起，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腐败风气有所滋长，部分人人生目标、价值取向模糊，祖国前途、人民利益、人类命运似乎被置诸脑后——这类风气于儿童成长不利。值此社会呼唤着正能量的时刻，重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便很有必要。作为一本弘扬英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青少年读物，《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儿童教育方面的意义也不容忽视。故事叙述中穿插着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和丈夫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教育经验，主张对待儿童要鼓励提问、鼓励思考，用引导思考代替单纯地发号施令，并抽时间多陪伴；同样，书中浸润着作者看待人生、理想、人际关系和战争的态度，而这些观点在当下看来并不过时。
相较于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相继涌现的当代儿童文学佳作如《火印》《我和爷爷是战友》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无疑算是“古董级”作品，其作者也并不具备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小说。这位善良坚强的母亲笔下一切欢笑、泪水、仇恨、信念都异乎寻常得真实，尽可能地还原了一个呼唤英雄、创造英雄的时代，而卓娅和舒拉正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的代表。卓娅牺牲的时候才刚刚过了十八岁生日，某种意义上说，她永远是个孩子。但她对于祖国、对于青年们的意义，却已经是一个有着成熟思想与坚定信念、浴过火与血的苏维埃女儿了。舒拉也是如此。卓娅和舒拉姐弟不仅作为苏维埃的英雄被人们铭记，也同样是儿童文学艺术形象长廊中不可磨灭的闪光的星子。他们驻守在文学与历史的天穹上，与众多可爱的、可敬的少年英杰们一起，感动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从过去，到永恒。
注释
[1][苏]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苏卓兴、陶薰仁、毛蔚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Lyubov Kosmodemyanskaya： Story of Zoya and Shur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3.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
1954年这本书首次被译介进入中国时，曾引起巨大反响。随着战争渐远与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逐渐被遗忘。正值纪念中国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浪潮高涨之际，我们有义务为孩子们重新梳理历史，并将那场席卷世界的战争全方面客观地展现给他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正是一部能够承担此种责任的作品。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在书中回顾了卓娅和舒拉生前一幕幕生活场景，字里行间洋溢着怀念和爱意——对亲人的爱、对朋友的爱、对祖国苏维埃的爱；这一涵盖“亲情”“友情”“理想”等主题的成长故事浸润着化自悲痛的力量，卓娅和舒拉的事迹与精神鼓舞教育着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战争、阅读与成长
诞生于特定时代的作品出于政治或其他需要，有时不免会将角色与情节过分渲染，于是读者便怀疑能否找到现实中的原型：战争年代里的少年儿童都是如此样板化、符号化吗？他们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难道这些主人公从一出生起就有了很强的阶级斗争意识吗？而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的小说《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则与同时代描写少年英雄的作品相异，她由小见大地书写两个孩子的生活，将其与卫国战争前后的社会变化结合，引领读者进入那个血与火的时代。
出生于唐波夫省白杨村的卓娅与舒拉姐弟是再寻常不过的孩子，他们与博学而受人敬仰的父亲、耐心且温和的母亲及会讲数不清的童话故事的外祖父母生活在“十月革命”之后的苏联。从铃兰与矢车菊遍地的草原上的白杨村，到森林蓊郁、河流湍急的西伯利亚叶尼塞，再到首都莫斯科，卓娅和舒拉的童年与他们的朋友玩伴很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身为教育工作者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和丈夫阿纳托利·彼得洛维奇以温柔又不失严格的方式教育一双子女，他们带孩子们徒步穿过森林冒险，放任他们在自然中享受发现与探秘的快乐，也引导卓娅和舒拉阅读并思考。
纵观全书，我们能够发现，陪伴卓娅和舒拉成长的，除了亲人、伙伴与西伯利亚壮美广袤的自然风光，作用更显著、更不可忽视的就是文学与艺术——这是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笔下卓娅与舒拉的成长之线。书籍始终是卓娅与舒拉成长的助力，父亲和母亲对于知识的渴求、对于文学与艺术的热爱感染了卓娅和舒拉，两人耳濡目染，养成了有问题就向书籍去寻求答案的习惯。生活中伴随孩子们的书籍种类不断变化，与他们的成长节奏吻合：幼时卓娅和舒拉坐在父亲的膝盖上听他讲托尔斯泰的童话；上小学后，孩子们在母亲的帮助下轮流朗读希腊神话和俄罗斯民间童话；家庭读书会上最受欢迎的是普希金的诗歌和作家盖达尔的小说，卓娅和舒拉一遍一遍地读《远方》《革命军事委员会》《军事秘密》，两个孩子激动地争论着书中的情节；受母亲影响，卓娅读起了《牛虻》，这是她受到感染并立志投身于卫国战争的开始；母亲和舒拉为病中的卓娅送去《蓝碗》和《鼓手的命运》作为鼓励，卓娅反复品读思索后与同在疗养院的盖达尔交谈，明白了“幸福是什么”；接触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了解他的生平和命运对于卓娅具有重大意义，他成了“她的行为和思想的最高尺度”；卓娅引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和《哈姆雷特》为自己写下最后的告别，舒拉出征前反复抄录着歌颂加斯泰洛将军的诗歌……无独有偶，擅长绘画的舒拉笔下的风景人物也在不断变化，卓娅随口哼起的民歌中对于祖国的眷恋益发鲜明。每一本书的出现都是一个特殊的成长节点，两个少年对文学艺术的热爱与重视贯穿小说始终，这种日常生活的实感让卓娅与舒拉从历史课本上的英雄影像变成了更富有亲近感、音容笑貌栩栩如生的读者同龄人。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显然并非刻意去安排回忆的片段，但影响深远的文学作品却不断出现，如同线索般巧妙地穿起了卓娅和舒拉的童年与少年时代。俄罗斯是诗歌的民族，在文学作品熏染中成长的卓娅和舒拉拥有着萃取自民族精华的浪漫与乐观。他们所喜爱的、反复阅读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如同一个贯穿始终的阅读链，见证两个少年的成长，阐释卓娅与舒拉精神动力和正义感的来源。在战争的阴影逐渐弥散的时候，他们读书、看报，不只是为了了解时事资讯，更是为了延续与生俱来的习惯，又如同以民族的精神无声宣告：敌人和战争永远无法真正地打败我们，只要我们还活着，便能够为祖国而战，直到将所有侵略者都驱逐出这片土地。在俄罗斯文学编织而成的精神旗帜引领下，卓娅和舒拉先后义无反顾地走向战场。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以阅读之线贯穿卓娅与舒拉的成长，同时也忠实地记录了这一成长过程发生于卫国战争前后真实的历史事件。小说并不像许多基于宏大叙事或革命主题的作品一般过度渲染革命狂热氛围，而是用回忆的笔触平和地描绘着一个最贴近真实的莫斯科，叙述卫国战争来临前及发生后民众生活的改变：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而在红场举行的盛大的游行与庆典；前往北极科考的“切柳斯金号”触冰被困，党和政府成立船员救援委员会，两个月后“切柳斯金号”全体船员被救出；1935年春天莫斯科修成并开通了地下铁道；苏联人民声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毫无疑问，在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看来，共同亲历这些特殊时刻、特殊事件使得卓娅与舒拉更加成熟并善于思考。小说中对于这些事件的描述宛如一幅长卷，它与记录卓娅与舒拉成长的阅读之线融合后，读者便能由此回望卫国战争时期苏联的社会生活图景，并触摸到两位少年主人公成长的每一个节点。
对于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来说，不论历史给予卓娅和舒拉怎样的荣誉，他们于她而言，首先是女儿与儿子。卓娅与舒拉是一对曾经真实存在的姐弟，并非革命宏大叙事文本中的样板，而是有血有肉、会哭会笑，有时顽皮耍赖恶作剧、有时安静沉思着的少年人。母亲注视着卓娅和舒拉的成长，时而又翻动卓娅的日记本与舒拉的素描簿，于是读者瞧见了倔强直率从不服输的卓娅、热血英勇多才多艺的舒拉，固执又爱教训人的卓娅、莽撞且以自我为中心的舒拉，坚守原则宁可得罪人也不轻易交友的卓娅、外向热情人缘极好的舒拉……成人在观察着儿童，也在同步参与着儿童的生活。作为作者代言的母亲角色既是卓娅和舒拉故事的叙述者，又是参与人，因而阅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读者无论选择倾向于卓娅、舒拉还是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这三者中的任何一个，都会生出心理上的认同。正因如此，作者虽站在成人立场上来写卓娅与舒拉，却并不会让儿童读者产生距离感。相反，小读者会像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一样好奇：卓娅会因为给里吉亚·伊凡诺夫娜补课就不和大家一起去听音乐会吗？舒拉挣来的第一份薪水会给妈妈和姐姐买什么呢？ 在小说里，卓娅和舒拉不再是贴着民族英雄标签的木偶，而重又被还原成了两个独立鲜活的生命。对于社会、自然和整个世界，两个少年有自己的看法与考量。在他们眼中，父亲博学多识，母亲温柔却有主见；教俄语和文学课的薇拉·谢尔盖叶夫娜教员是“有趣、从容、富于情感又坚守原则的人”；营火边给孩子们讲列宁和夏伯阳师团往事的娜佳父亲，亲切憨厚，令人发自心底地尊敬；同住在疗养院的作家盖达尔，思想深刻而幽默，连堆雪人都“是真的像孩童那样很专心很钟情地在做”……在硝烟迫近时，卓娅在日记中借俄罗斯传说《伊利亚·木罗米茨》和摘录的名言警句思考理想、真理、人生，舒拉则在画册中反复描绘自己想象中的战争——前所未见的蓝天，银色的橄榄树，红色的山和被太阳晒焦了、被战壕豁穿了、被炸弹炸烂了、被共和国的战士的热血浸湿了的土地。在这反复的思索与争论中，两个孩子脱去了稚嫩与懵懂，思想变得深邃，个性越发独立，不再事事倚赖母亲和老师的指引——他们逐渐长成了母亲的骄傲、家庭的顶梁柱和进步的爱国青年。借由卓娅的日记和舒拉的画册，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从有关卓娅和舒拉的回忆里复述着两个少年看待世界的眼光和思考的方式。这正如一面镜子的两边，镜中是少年所看见的成人世界（那背后折射着他们对于自己的理解），镜外则是成人所见到的他们。这不可谓不是一种奇妙的互补，于是卓娅和舒拉变得更加丰满、有血有肉——他们不是单纯的符号，不是贴满了口号的标杆，而是生活在师长朋友之间、苏维埃土地上真实的少年。
战火中的成人礼
战争并非突然爆发，而是早有预谋地逐渐侵染。在幼时对战争有了初步印象的卓娅与舒拉最终无可避免地与战争正面遭遇，他们听见防空警报在彻夜嘶鸣，看到炸弹毁掉了心爱的母校，闻得到迫近的硝烟与血腥气味。这一场野心昭彰的法西斯侵略容不得任何一步退让，尚年轻的卓娅和舒拉飞快地成长——他们必须成熟，必须做好随时都有可能牺牲的准备去为保卫祖国而战，必须直面战争。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并未因这残酷的战争夺走了她的儿女而选择回避，相反，她写出了战争的残酷，写出了自己的一切痛苦、悲伤，写出了苏维埃必胜的信念。与卓娅和舒拉一样，她也要直面战争，并以自己的方式“为和平这一伟大事业做出贡献”。
成长是痛的，而战争年代的成长又格外痛苦。在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笔下，战争之残酷与人性之纯真互相映衬。卓娅和舒拉的成长通过亲情、友谊、爱国、理想等主题呈现于读者面前，个性与思想的逐渐成熟与战争的由隐到显、由远及近达成时间轴上的吻合。
身为母亲，作者着墨最多的是亲情这一蕴含着最温热情感的主题。家带给孩子们温暖和影响深远的人生教育，却又无法阻止战争带来的别离之痛，这催动卓娅与舒拉从无忧无虑的孩童日渐成熟，更多地思考未来与理想。至于更为鲜明、贯穿始终的姐弟情深，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给出了种种描写与暗示：他们一起长大，一起入学，一同工作，“他们总是这样互相维护”，虽然“卓娅指出舒拉的错误时，他还是对她发火”，但两人却从未远离；卓娅以“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为题作文，舒拉便将他与姐姐共同阅读并想象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身为流放政治犯的生活绘诸笔端；舒拉上了劳动战线，卓娅就去往敌后；卓娅承受德寇酷刑后英勇就义，舒拉在为她报仇之后也在哥尼斯堡殉国……姐姐卓娅无疑有着向“一个有用的人”成长的自觉，弟弟舒拉受此影响也渐渐由粗枝大叶的倔小子变成了沉稳而英勇的战士。如果说在卓娅牺牲之前舒拉尚是一个对能够上战场满怀热情、对于敌人战斗充满向往的少年，那么在姐姐死讯传来之后，舒拉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男子汉，成为家中的主心骨和母亲的依靠。他向母亲隐瞒姐姐牺牲的消息，安慰母亲，但又在国家召唤的时候毅然拒绝了母亲的挽留：“好妈妈，你想想，你想想那些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都在信中说：我们一定要为卓娅报仇。卓娅的英勇事迹鼓励了那么多人走向战场，而我作为卓娅的亲弟弟，我还有什么理由留在家里呢？”（《走向复仇》）这一对姐弟是紧紧连在一起的，仿佛命运早已写定他们必将永远在同样的道路上并肩而行。战争使舒拉失去了自幼从未分离的姐姐，使母亲失去了一双儿女，但这份亲情并非就此消逝、无处安放，而是演变成了更深厚的怀念并与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融为一体。科斯莫杰米扬斯基一家正是千千万万战争中家庭的缩影，亲人之间的牵绊越多、彼此的情意越深重，战争的无情与冰冷便越发鲜明。
对正处于青春期的少年而言，爱情显然是成长之中不可避免的主题；但将少年们席卷其中的时代却并不允许他们分太多精力与热情给爱情。这并不意味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避讳谈论爱情：舒拉向母亲朗诵卓娅在学校舞会上收到的情诗，三人捧腹大笑（《新年祝词》）；卓娅“眼含微笑，双颊泛红”地在毕业晚会上与一个青年低语谈心；卓娅和伊娜热烈讨论她们所认同、向往的爱情（《晚会，爱情》）……作为情窦初开的少年，这一切再正常不过。然而，与战争和国家命运相比，个人的一切又显得如此微不足道，个体的情感很快随着战火的迫近而转为了更深刻的“爱恋”——苏维埃之恋，这灼烫的情感使卓娅痛苦地叫喊：“他们践踏着什么样的土地呀！”对于祖国的热爱烙在灵魂深处，流淌在血液中，催促着卓娅和舒拉与同学们纷纷行动，时刻准备为祖国献出一切：他们帮助邻居修筑防空壕，缝制军装和其他军需用品，送应召入伍的亲友参军；舒拉与男孩子们相约一同前往劳动战线，又与卓娅前往战士工厂做车床学徒；因为始终认为自己做得不够多，卓娅应工厂号召参加护士班培训，又加入了游击队……在外敌的威胁下整个苏维埃都燃烧起来，卓娅与舒拉成了无数战士中的最平凡的个体，他们眼中是不灭的斗志与果决，在各自的岗位上战斗着；同样作为亲历者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在两个孩子忠诚而热忱的成长回忆中充满爱意地回望苏维埃的每一寸土地，书写着卓娅和舒拉、每一个卓娅与舒拉、所有卓娅与舒拉们对于祖国苏维埃的眷恋与热爱。这升华过后的苏维埃之恋更加有力，比淹没于时代浪潮中的私人化情感更能标志一个少年由幼稚到成熟的转变。值得提到的是，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在记叙与这一主题相关的回忆时，视野的重心放置于两位少年主人公和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对于祖国的热爱，而淡化了发生在卫国战争时期的那些不光彩、不名誉的行为（譬如克鲁勃科夫的叛变，尽管卓娅正是被这位曾经的小组成员出卖而牺牲，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也只将其一笔带过），毫无保留地宣泄着对于敌人的憎恨——“可他们呢？他们是什么？他们不是人，甚至连野兽都不如，他们是法西斯匪徒，是吃人的魔鬼……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连他们的坟墓，也成了全人类最憎恨、最厌恶的土堆”（《卓娅是胜利者》）——除时代气氛影响外，这也是作者身为在战争中失却亲生子女的母亲、战争受害者的呼喊。 与爱国相伴而生的是成长的另一重要主题，即理想。自幼受到的教育让姐弟两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卓娅想成为丹娘·索罗马哈，舒拉则为加斯泰洛式的英雄所吸引。在与学校教员、作家盖达尔、共青团区委书记等人的交往和讨论中，姐弟两人的理想越发坚定，同时又以自己的理想感染身边的同学，使得参与到“理想讨论”中的少年越来越多。卓娅的牺牲使得她和丹娘一样成为祖国和人民铭记着的英雄，而舒拉意识到自己的义务，他的志向也从最初的“成为列宾那样了不起的画家”转为一名坦克手。丹娘和加斯泰洛是富有民族特质的英雄形象，同时也是文化隐喻的符号，暗示着典型俄罗斯少年卓娅和舒拉将于战争中献身的命运。随着年龄增长，姐弟两人分别经历了“卓娅——丹娘——苏维埃”和“舒拉——加斯泰洛——苏维埃”的精神转变。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讲述着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同样也讲述着丹娘和加斯泰洛、讲述着无数青年战士的成长历程，他们的共同内核即是无法磨灭的爱国主义理想。
友谊也是不可或缺的主题。卓娅和舒拉像所有少年一样，与同学和朋友争执、误会，彼此的友谊或许会因立场见解不同而出现短暂细微的波动，但很快这些少年们就能够判断出到底怎样才是正确的做法。此外，作家盖达尔和卓娅的忘年交给人以启迪，卓娅与克拉娃、鲍里斯等人的革命友情又在一次次惊险激烈的战斗中加深，舒拉和战友们毫无保留地相互信任、彼此掩护着突入敌阵……硝烟战火中结成的友谊更加纯粹，蕴含着人性本质的纯真。
明确了目的的少年们成长着，越发近似他们希求的模样，比从前成熟、稳重，拥有了更多美好的品质，最终使命却是与战争那冰冷的车轮碰撞。一个个年轻而富有活力的生命渐次消逝，而卓娅与舒拉不过是其中小小的一分子，如此对比更让人深觉战争之惨烈、法西斯之丑恶。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以战争亲历者与受害者的身份毫不留情地痛斥战争的发动者和侵略者，这不仅是一个母亲的怒吼，更是一个时代的谴责与历史的警训。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或许从不曾想过《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问世后会宛如一股澎湃浪潮迅速席卷世界各地，为反法西斯联盟的国家与人民竞相传颂，并最终成为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的经典。正如她在本书序言中所说，“我来讲述我的孩子们的故事……他们为了保卫劳动和幸福，为了自由，为了祖国的独立而在和法西斯的斗争中牺牲了”，讲述卓娅与舒拉如何从平凡的俄罗斯少年成长为苏维埃的英雄儿女，是为了“为这个伟大的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写这本书我既愉快，也痛苦，回忆起往事，我好像又重新手扶着摇篮摇着幼小的卓娅，怀抱着三岁的舒拉……看见他俩在一起活泼可爱地成长，充满了希望。”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不是文学工作者，她的本意也并非要赋予《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以很强的文学性；实际上，在作者的假设中这部传记体小说的纪念意义和教育功能要远重于它的文学价值。因此，尽管以深沉饱满的情感注视着与卓娅和舒拉有关的回忆并讲述了两位少年英雄完整的成长过程，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的这一书写却是无意识的——创作动机是一位母亲的思念与决心，但这位母亲本人并非一个自觉的成长书写人。
非自觉，或曰无意识的书写，直接导致小说临近尾声时情感的集中爆发。自卓娅牺牲往后，作者的立场更加鲜明，情感也越发锋利。这是一位母亲对女儿的追念与痛惜，也是千万个在战争中失去了亲人的家庭的痛哭与控诉。到舒拉殉国之时，这种情感已经到达了巅峰，完全扭曲了迄今为止既有的平和与镇定，沉浸其中的读者便被激落了同仇敌忾的泪水。这是情有可原的——从这一处开始，这部小说自身固有的传记特质渐渐消解，而为散文式汹涌澎湃的情感宣泄所取代。对此，作者自述：“以后需要叙述的事情越少，我就愈感痛苦，愈明显地接近不可避免的结局，我就愈难找到适当的语言。”对于应该忠实于事实而非情感的传记体小说来说，这是一种不受控制的越轨；但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以母亲的身份著书的特殊性决定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价值并不能简单地用固有标准进行评判。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拒绝在小说中表露任何一丝对于侵略者的同情，以冷眼看待战败的、“低着头，不敢面对这残酷的现实”的德国人。这是所有亲历战争者对于战争的厌恶与抗拒：对于夺走他们的亲人、家园、安乐生活的罪魁祸首，难道还有什么话好说吗？不同于非战争年代或战后反思的作品中所流露出的人道主义关怀及悲悯谅解，这双刃剑般冷利的态度正是战争时期文学作品独有的特征。这分明的立场对少年儿童读者来说倒有一种吸引力，他们无须进行太过复杂的思考便很容易为作者的呼喊倾诉所感染，进而为卓娅与舒拉的故事深深打动。
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拥有丰富的语文教学经验并热爱文学，然而无意识书写这一特质仍使得《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没能得到结构上的妥善处理。在讲述了舒拉殉国始末后，整部小说几乎是立刻就结束了。相对于作品开始时的细水长流、渐次显露，结尾的戛然而止便显得生硬而突兀，使得整部作品前后结构失衡，未免有烂尾之嫌。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或许应当这样考虑：对于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而言，随着战争结束到来的是两个孩子长眠沙场的噩耗。卓娅与舒拉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与千万兄弟姐妹一起换来了卫国战争的胜利，夙愿终了，身为母亲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深知这一点，因此不再花费笔墨叙述自己在失去子女之后的悲痛，而代之以怀念和含泪的微笑。这正是英雄所期望的，也正是英雄母亲应有的姿态。
《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当下意义
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很难对战争有切肤之感，但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眼中所见的战争之残酷，却让不曾亲历战争的我们痛心动容。小说中没有富丽的辞藻，也不存在精心设计的结构，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以近乎白描的手法讲述故事，平静的文字下是对往日美好生活的追念、对子女的哀悼、对祖国的热爱、对非正义战争的痛恨。文学性的缺失并不能掩盖《卓娅和舒拉的故事》的价值，它本身所具有的民族特质、时代特色和教育意义都是这本小说成为经典并长久流传的原因。当读到最后一章，看着胜利到来的那一刻人们欢呼歌唱，再随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回想起舒拉的话——“妈妈，你是怎样想象胜利到来的那一刻呀？你说它是在什么时候？一定是在春天！……如果是在冬天，那么冰封的大地上，一定孕育着一片更美丽的花朵！”此时，我们怎能不热泪盈眶呢？ 创作背景决定了《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拥有很鲜明的政治立场，但小说翔实生动而富有细节，这就避免了战争和革命这样宏大的主题让读者读来感到生硬或尴尬。在文化交流冲击中，我国的少年儿童开始不断接触到不同于本国的、西方的意识形态。《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或许能够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使得他们有所参照，而不至于轻易迷失在异意识形态的话语洪流中。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苏联解体之后不同的学派对于苏维埃政权、共产主义、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不同阐释会否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想要了解那段历史的儿童的好奇心；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就作为一种辅助文本，帮助还原曾经存在的苏维埃政权下的社会生活，让有兴趣的孩子们一窥当时的风貌，并开发出新的视野和角度。
此外，随着商品经济大潮涌起，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腐败风气有所滋长，部分人人生目标、价值取向模糊，祖国前途、人民利益、人类命运似乎被置诸脑后——这类风气于儿童成长不利。值此社会呼唤着正能量的时刻，重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便很有必要。作为一本弘扬英雄精神和爱国主义的青少年读物，《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在儿童教育方面的意义也不容忽视。故事叙述中穿插着柳鲍娃·齐莫菲耶夫娜和丈夫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教育经验，主张对待儿童要鼓励提问、鼓励思考，用引导思考代替单纯地发号施令，并抽时间多陪伴；同样，书中浸润着作者看待人生、理想、人际关系和战争的态度，而这些观点在当下看来并不过时。
相较于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相继涌现的当代儿童文学佳作如《火印》《我和爷爷是战友》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无疑算是“古董级”作品，其作者也并不具备自觉的文学创作意识。但不可否认，这是一部非常具有教育意义的小说。这位善良坚强的母亲笔下一切欢笑、泪水、仇恨、信念都异乎寻常得真实，尽可能地还原了一个呼唤英雄、创造英雄的时代，而卓娅和舒拉正是那个时代成长起来的优秀青年的代表。卓娅牺牲的时候才刚刚过了十八岁生日，某种意义上说，她永远是个孩子。但她对于祖国、对于青年们的意义，却已经是一个有着成熟思想与坚定信念、浴过火与血的苏维埃女儿了。舒拉也是如此。卓娅和舒拉姐弟不仅作为苏维埃的英雄被人们铭记，也同样是儿童文学艺术形象长廊中不可磨灭的闪光的星子。他们驻守在文学与历史的天穹上，与众多可爱的、可敬的少年英杰们一起，感动并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少年儿童——从过去，到永恒。
注释
[1][苏]柳·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苏卓兴、陶薰仁、毛蔚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Lyubov Kosmodemyanskaya： Story of Zoya and Shura， Foreign Languages Publishing House： Moscow， 1953.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郎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