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日，关于北京某著名高校发布慈善法专家建议稿的事情频繁见诸报端，而在此之前已有六套建议稿先后发布。此外，全国人大在去年开展了对全国各地慈善实践和立法情况的调研，笔者也参加了其中一次讨论。由这些迹象看来，我们离慈善法草案出台的时间已然是不远了。
　　但问题是，现在出台慈善法是否恰到其时？笔者以为，时机未到。理由如下：
　　第一，中国慈善研究界对慈善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很多重要且艰深的问题都未能作出全面深入的了解和研究。而慈善法又是一部宏观的、对慈善领域影响巨大的总则性上位法，其出台必须基于对慈善领域全面透彻的了解之上。因此，现在出台慈善法是不合时宜的。
　　以公众十分关心的慈善组织商业活动为例。参照世界通行立法例，慈善组织的商业活动可以分为两大种：直接商业行为和间接商业行为，而前者又可被进一步细分为单独商业行为和商业合作行为，后者则可以被分为积极投资行为和消极投资行为。那么，问题是，这些商业行为在中国慈善领域中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哪类商业行为是中国慈善组织所偏好的？哪一种商业行为将成为未来的主要趋势，需要重点加以规范？中国慈善组织的商业行为是否与外国存在区别，其特点在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中国现有的研究中是没有解答的。据我所知，全国人大也没有获取相关数据。那么，照此出台的慈善法的实际作用又有几何？委实令人担忧。
　　同类的情况也见于募捐领域。按照世界通行立法例，其对募捐行为的规定十分精细化。比如，针对募捐行为的信息披露规则，就有一套十分详尽而完整的规则。其通常会结合信息的敏感度，适用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Opt-in/Opt-out）规则。而在此之下，又有关于隐私信息披露通知（Privacy Notice）的详细规定。而综观中国各地的立法例，对这些规则的运用情况是令人遗憾的。那么，人大立法的情况又将如何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第二，慈善领域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不适合出台划定界限的法律。出于对行业冷静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目前中国的公益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很多事情都处于探索和尝试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出台一部全国性的慈善法，将很多界限都划定清楚，只会将这些探索和尝试的可能性全部抹杀。由此，中国慈善领域就难有创新和发展的空间了。
　　诚然，目前慈善领域中乱象丛生，的确需要法律制度来加以规制，但这完全可以借助民政部的规章或各地的条例来完成。相比全国性的大法，部门规章或地方条例要灵活得多，适于试错。而且，其层级较低，对很多细节性问题也能作出精细化的规定。假以时日，待到民政部和各地对慈善领域的情况摸得比较透了，部门规章或地方条例的试错过程结束了，启动全国性的慈善法立法进程的时机才真正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