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记者走进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现高密市夏庄镇平安庄村），迎面扑来的乡村气息里夹杂着人们对诺奖的痴狂。
　　在这个只有803口人的小村落，人们已然习惯往来如织的陌生人。记者才踏上胶河大栏桥，一位年迈的老者就主动上前指路：“莫言旧居是挂红灯笼那户，他父亲的居所向南走。”
　　晚秋的风吹得莫言旧居前的杨树哗哗响，村庄还沉浸在“莫言热”的余温里。每隔几分钟，就有新的车辆停在莫言的旧居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驻足观望，拍照留念，希望在这一亩三分地里找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非凡故事，或许是因为来的人太多，莫言旧居的一面围墙已被踩塌。
　　在旧居旁空地上晒玉米的袁大爷见证了这股“莫言热”：“我们村就火过两次，上次是因为《红高粱》，这一次是因为那个什么奖。前几天，我听村里的方老头说，这里要弄成旅游区，种一万亩红高粱，我们村总共才两千多亩地……”袁大爷蹙蹙眉，继续滔滔不绝。
　　莫言的文学源泉正是村里这些能说能侃的老人，他们收录了人间百态，也促成了这场“文学的胜利”。当然，同样是莫言的胜利。
　　有句老话说得在理：每个成功男人的身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女人。莫言的妻子杜钦兰就是这样的女人。只是当莫言旧居前的胶河成为名噪一时的“旅游胜地”时，杜钦兰的故乡——陈家屋子村前的小河，如同这个女人无怨无悔的付出一样，还在静静流淌，润物无声。
　　嫁给“希特勒”
　　1953年，杜钦兰出生在平安庄村4里外的陈家屋子村。作为家中长姐，杜钦兰分担家务重担，还帮忙照顾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弟弟杜钦成回忆，长他三岁的姐姐对弟妹照顾有加，尤其在闹饥荒的那些年，她总把挖到的野菜留给弟妹，自己却老说早就吃够了。
　　为了照顾家里，杜钦兰读到小学五年级就终止了学业，并帮着家里将杜钦成供到高中。而后，在高密县城棉花厂工作的姨父把杜钦兰介绍进了厂子里，成为莫言的工友。那时她和莫言并不熟，只是常听其他工友开玩笑：“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的头发是右边向左边分的，一个是希特勒，一个就是管谟业（莫言本名）。”
　　1976年，在经过四次工农兵体检后，21岁的工人莫言成功搭上了当兵的末班车，成为山东龙口部队的大龄新兵。那个年代，农民羡慕工人，工人羡慕士兵。杜钦兰的姨父早早瞄上办事牢靠的莫言，后又得知他入伍的消息，欢喜得不得了。托关系、找媒人，把杜钦兰和莫言凑成了一对。
　　第三年初秋，高粱红了一茬又一茬，莫言特地请假回家办喜宴。那时结婚流行三件套：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莫言备好了自行车和缝纫机，却没买手表。长期不在家的他，贴心地为家人添置了一台青岛“海燕”牌的收音机，还将喜字贴满了两个村庄和迎亲的小道。喜字映红了杜钦兰的脸，她身着新衣，一脸期待地坐上自行车的后座。陈家屋子村慢慢被甩在身后，新的村落、新的家庭正等待着她的加入。
　　“以夫为天”的女人
　　北方的村落里，常能看到这样的中老年夫妻：老爷子背着手大步向前，妻子低眉顺眼紧随在后。“并肩”不是常有的姿态，尤其在老一辈的情感故事里，大都有“以夫为天”的故事梗概。杜钦兰也在这般“仰视”下，开始了她的婚姻生活。
　　从嫁入管家的第一天起，杜钦兰就没闲着。管家的其他男人都在外工作，而婚后不到一周，自家的莫言也被召回部队。家里的10余亩田地、一家十几口人的衣食住行全由女人操心。繁杂的家庭劳动累垮了莫言的母亲，杜钦兰主动揽下照顾婆婆的工作。
　　她忙得不可开交，连回娘家都没有时间。只有莫言从部队回来，杜钦兰才乐呵呵地腾出时间陪他，唤他“拐”（“管”的山东方言音），还煮上他最爱吃的饺子。
　　莫言每年回家一次，呆的时间也不长。每每送别，杜钦兰都跟在他身后，一直送一直走，期盼着胶河上的大栏桥能再长些；1981年有了女儿管笑笑后，她就抱上女儿默默地脚跟脚，直到莫言催促她回去。
　　莫言并不似其他农村男人那般重男轻女，他疼爱女儿，每次归家，都带着重重的行囊，里面塞满给妻子和女儿的礼物：美味的食物、童话书和连环画等等。妻子微笑着为他接风洗尘，女儿蹦蹦跳跳地掏着行囊里的礼物，这般幸福的画面背后，暗藏着莫言一辈子的愧疚。他曾愤言，这是他做得最卑鄙的事。
　　1986年，杜钦兰怀上了第二胎。此时计划生育政策正如火如荼地推行。刚升为排级干部的莫言，深感忧虑，好不容易走出农村，万不想因为超生而失去军籍。
　　他立马回到老家劝服妻子，杜钦兰眼巴巴地望着他，但并没提出异议。她又跟在他身后，一步一步地不情愿地挪动着，最终还是怔怔地走进莫言姑姑管贻兰（小说《蛙》的人物原型）所在的乡村医院。曾经接生过莫言和管笑笑的管贻兰，结束了这个孩子的生命。杜钦兰没说一句怨言，但管贻兰看到她满面是泪。
　　杜钦兰流产后不久，县里奖给莫言一台洗衣机。莫言心里没有半丝喜悦，种在心底的巨大阴影演化成作品《蛙》里荒唐的农村生育史。
　　坚守南关大队
　　1988年，为了方便女儿读书，杜钦兰搬离了平安庄村，来到高密县城。
　　此时，电影《红高粱》正走红，莫言身在北京部队。杜钦兰随不了军，便在高密南关大队（现天坛路26号）买了一处地皮，还叫来弟弟杜钦成，盖好温馨的农家小院。在这个家庭，杜钦兰似乎更像主心骨，操持着家里的一切。
　　南关大队的村民比较排外，杜钦兰路过邻居孙秀宗家门前，总能听到她和大队里的妇女们一起絮叨她家的各种传言。杜钦兰不好言语，就瞪眼望望，她们立即停了嘴。不善言辞的杜钦兰自此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在院里种上莫言爱吃的各种小菜，等待他归来。
　　管笑笑也同样期盼着。莫言回家很少说话，但对女儿却十分关心。
　　一次，莫言正在家里写稿。女儿隔着窗户叫他：“爸爸，我想学自行车。”莫言立即放下手里的文章，陪着女儿去练车。刚上车，管笑笑不敢发力，莫言牢牢护住自行车鼓励：“笑笑，别害怕，眼睛往前看，有爸爸扶着，绝对不会摔着。”“你保证不松手？”“我保证。”莫言的承诺让管笑笑越骑越快，再停不下来，直到莫言追上去用手紧紧抓住自行车的后座，汗涔涔地上气不接下气：“爸爸跟你保证过，就一定不会松手。” 　　可这样的陪伴并不多，当久未归家的莫言迈入家门，连家犬都认不得了。它狂吠着，还咬了莫言几口。杜钦兰急忙从房里追出来，厉声唤着狗名，又查看莫言的伤口。不一会儿，她一脸歉疚地跑出去，找来大队上的打狗队带走狗。笑笑哭着阻拦，可杜钦兰却斩钉截铁地摇头。莫言不忍女儿伤心，劝阻着：“留下它吧，都养这么多年了。”杜钦兰想了想，又心疼地看看莫言，心一横：“还是不要了。”在这个女人心里，莫言就是天，只要是对他不利的，统统丢弃。
　　家庭纽带
　　1993年，莫言母亲一病不起，杜钦兰一直守在病榻前，可终究未能留住她。远在北京的莫言一路飞车险些出了车祸，一到家，他就跪在母亲跟前，豆大的眼泪直直地滴在地上。她蹲在他身旁，耷拉着头，跟他一块儿哀伤。
　　莫言最大的遗憾是未能侍奉在父母左右，她一直努力地替他弥补。尤其是后来，莫言每周六都要打电话问候老父亲，杜钦兰会提醒或代劳，硬是一次也没落下。
　　媳妇、妻子、母亲，杜钦兰游刃有余地扮演着各种家庭角色，维系着家庭的和谐稳定。难怪莫言老说：“我的成功不在写作上，而是有个幸福的家庭。”
　　1996年，莫言把杜钦兰和女儿都接到了北京平安里。而后的一年，莫言从部队转业，专职写作。莫言说：“写作时，我是个皇帝。”他不单在小说里呼风唤雨，在家庭里也享受着皇帝般的待遇。杜钦兰承包了他所有的生活琐事，还附带增值服务。莫言想念家乡，杜钦兰就专门制作家乡的咸菜干、豆腐干满足他的味蕾，还操着乡音给他细述故乡的老事，激发他创作的灵感。
　　管笑笑有什么问题也向杜钦兰求助。2002年，管笑笑写了自己的处女作《一只反刍的狗》，但却一直羞于拿给作家父亲看。杜钦兰知道后，一字一行地读完了整本书，并将其推荐给莫言。巧合的是，杜钦兰给的评价竟和莫言的如出一辙。
　　只有小学文化的杜钦兰，凭着对家人的关爱，硬是制造出一些文学细胞，用来品读莫言和女儿的作品。
　　诺奖的另一个功臣
　　从饱受赞誉的《红高粱》到备受质疑的《丰乳肥臀》，再从获红楼梦奖的《生死疲劳》到获茅盾文学奖的《蛙》，莫言度过了“把好人当坏人写”和“把坏人当好人写”的阶段，到了现如今的“把自己当个罪人写”。
　　思辨的过程中，有一点一直没变：小说里总有女性至上的感觉，好像女人是包容一切、创造一切的。就像杜钦兰一样。
　　有人曾问过莫言怎么评价这位贤妻，他轻描淡写地答非所问：“母亲在，母亲第一。”这个不善表达情感的北方男人，终究没有说出杜钦兰在自己心中的重要分量。而杜钦兰，却仍旧如新婚时一般，亲昵地叫他“拐”，扬言“大作家有什么了不得，还不是顿顿回来吃我包的饺子！”
　　50岁后的莫言更加恋旧，每年秋天，他都会回到高密老家寻根，还在高密县城的翰林苑小区买了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可不管到哪儿，他都离不开杜钦兰。
　　今年8月，莫言又一次回到老家，杜钦兰也带着管笑笑一岁的女儿一诺一起住在高密家中。10月11日，莫言凭借“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的作品特点，成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莫言一举成为中国文学的功臣，而莫言的功臣，是那个朴实、勤劳、带点土气的杜钦兰。她依旧默默无言地跟着他东奔西走，照顾他的生活起居。在离家前，她再一次扫除了莫言的后顾之忧——邀来自家小妹照顾外孙女。，还把她们的生活安排得妥妥帖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