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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许多城市文学研究者的服中，17年时期几乎是一个空白，同样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性质的讨论中，17年时期也被认为是现代性最为缺乏的时期之一。认真考查17年时期的文学作品，发现不仅关于城市的书写大量存在，而且其现代性较其它时期更为突出，整体上呈现为一种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相交融的悖论状态。
关键词：17年文学；城市想象；激进现代性；反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1.027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在学者们的争论中已基本达成共识，在这一共识之下，学者们又几乎一致地认为，50年代至70年代的当代文学是现代性最为缺乏的文学。与这种认识具有内在关联的是，城市文学的研究者们也大多认为，在这段时期内城市文学几乎是一个空白，其间虽然也出现过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品，像《上海的早晨》、《我们夫妇之间》、《初春的早晨》等，也被认为是对城市生活的否定性书写，因而也算不得城市文学。这些持论者以今律古，以现今高度商品化、物化、甚至异化的城市生活为标准来确认昔日城市的隐遁和城市文学的缺席。这段时期真的是城市文学的空白期吗?“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正是因为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现代性的缺乏导致了城市文学的缺席，那么我们就从现代性的视角来认真做一番探究。限于阅读的范围，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书写。
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庞大复杂的理论术语，对其作条分缕析的梳理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对这一理论的借用建立在诸多学者对其达成的共识之上。因为经过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吉登斯、伊格尔顿等几代人的研究，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含义已经有了一个基本一致的认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理念，诸如理性、主体、启蒙、平等、自由、民族国家等，被得到确认并被人们广泛接受。具体到50年代至70年的中国现代性状况，笔者认为，以汪晖的表述最为确当。汪晖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作为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总体描述，其中的“反现代性”是反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其“现代性”则正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断裂式超越，在于对现代性基本价值的尊崇，在于其发展逻辑的典型的现代性特征——线性时间观，启蒙精神，理性原则，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这些现代性特征同样表现在17年文学的城市想象中。但这只是17年城市文学的一个方面。现代性作为对世界历史现代化运动的静态表述，现代性叙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其逻辑起点应该是“人”的解放，是将人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满足人的各种正当欲求。正是在压抑主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及主体感性欲求上，17年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又表现出了反现代性的一面。
一、二元对立，永远向前的激进现代性思维
激进的现代性一直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叙事展开的主要方式，尽管这其中也不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声音。这种状况是由中国的后发现代性历史境遇所决定的。在整个世纪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旨归的现代化追求中，我们一方面要以西方为范本，一方面还要赶超他们，避免重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暴露的弊端。还有王道乐土的梦想，天下失落的焦虑，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及其在苏联的初步实现。这一切共同激发了整个民族的激进情怀。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显示出的巨大生机和活力，更使革命的浪漫主义成为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激进的现代性叙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开，觉醒／蒙昧、个体／群体(阶级)、进步／落后、革命／反动、光明／黑暗、理想／现实等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几乎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叙事规范。一直深受认识论美学支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也会呈现出激进的现代性特征。就城市文学而言，它体现在题材的选择，情节模式的构设，人物形象刻画和小说语言等各个方面。
在新中国领导人的眼里，“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的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科技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工业化推动机械化，最终也能为消灭“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一种对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反映在城市文学创作上就是大写工业题材，城市生活中最本质、最重要的就是工业生产、工人的劳动和斗争。对城市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具有改变社会性质的伟大意义，城市文学自然也少不了对这一过程充满激情的书写，这种书写中展示的生活面貌完全符合“启蒙导师”的预计和设想。城市的建设和继续革命是城市左翼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因此在书写城市现实生活的同时，回溯城市的黑暗历史和革命先烈在城市中的斗争生活，追怀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为现实中的城市建设和斗争寻找历史的支点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这又正成为17年文学作品想象城市历史的主要图景。
城市想象文本中讲述的许多故事，广泛涉及城市建设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孤立地看，这其中有许多是新颖动人的，但如果将这些故事组成连贯的图景就不难发现，它们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革命理念与个体情欲等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人情事理涵盖的诸多方面都抽象、简化为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书写。有人曾将这些作品依据情节内容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写好人好事的，表现的是一种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第二种写科学实验或技术革新的，反映的是革新与保守的矛盾；第三种是写人们如何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描写的是人同自然的矛盾；第四种是写阶级斗争的，展示的是“两个阶级”人与人的矛盾。一些短小的作品只写一种或两种矛盾，而一些长篇则将多种矛盾编织在一起。
在这些对立的“二元”中必然存在着主导性的一元，正是在“这一元”上寄托着作家的启蒙意识和向前迈进的渴望。陆文夫的那些受到茅盾好评的短篇小说。多写一种或两种矛盾，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子。艾芜(《百炼成钢》)和草明(《火车头》、《乘风破浪》)的长篇，则多是将上述四种矛盾纠结在一起，最终呈现出围绕某一问题、事件展开“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构模式。
叙事上的二元对立还表现在情节展开的今昔对比上。父辈的英勇斗争与艰难处境与新一代工人的幸福生活，旧城市的悲惨黑暗与新城市的幸福光明都构成鲜明的对比，将城市革命与建设加以浪漫化的想象。这类作品很多，像《幸福的别离》、《一家人》、《龙须沟》、《年青的一代》、《海港》等作品都是。在将城市的革命史与家族史达合的讲述中，城市与家族的过去和现在被依照革命的必然逻辑连接起来。这种连接常常是通过一位或几位家庭长辈来完成的。在作品中他们常常以痛说革命家史的方式出现，以延续城市的革命斗争传统，警示和教育青年不忘革命精神，继续革命。他们承担着意识形态训导员的责任。
这类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常安排成 阵线分明的两组。当然也有处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人物”，但“中间状态”通常不是叙述者的目的，中间人物设置在情节上的功能通常是提供一个“先进”人物与“落后”人物较量的平台，中间人物的转变(进步或堕落)才是叙事终止的地方。在先进、落后和中间(暂时的中间)这三类人物中，人物的思想性格、言行举止也因为这种人物价值的预先设定而判然有别。
作家创作中这种看取城市人物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战争思维逻辑，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思维逻辑。这种二元对立的激进思维逻辑，使得无论哪种形式的话语表述都必须遵循着这种非此即彼的方法论，城市生活中人物和人物的关系充满了斗争性。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师徒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上下级之间莫不如此，即使个体自身也要“灵魂深处闹革命”。
许多城市文本都写到了不断进行自我思想斗争的人物形象，需要改造的人物自不必说，即使是一号主人公、英雄人物也都有着在思想上自我纯化的冲动。似乎总有一种理想的“完人”状态在前方召唤着他们。丈夫花心，做妻子的还自我检讨在思想上没帮丈夫把好关；落后分子搞破坏，英雄人物检讨自己工作不细致，方法不正确，总觉得没有达到理想的“革命完整人”的境界，不断进行近乎自虐式的反省。“反省”的日常化甚至使“反省人”自己也慢慢麻木了。工厂整风中，刘明智(《乘风破浪》)在工人面前检讨自己的错误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淡笑风生，令宋紫峰深为羡慕。许多小说中常会出现这样的语句——“革命正未有穷期”，常会描绘这样的画面——主人公迈着矫健的步伐向远方走去。革命的尽头在哪里，远方又是何处，这是不需要深究的，作家要表现的就是那种亢奋焦灼，永远向前的精神状态。
二元对立的革命主导性话语对城市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在于催生出一种体现现代理性精神的现代性文学语言。持这种语言的叙述主体或叙述人是全知全能的，身担启蒙导师的重任，或以启蒙导师的代言人自居，仿佛拥有不证自明的对社会、历史和人生评判的权力，也有按照某种预设的道德理想和社会蓝图改造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权力。这种理性色彩浓厚的语言在文本中要么出于叙述人口中，要么出于英雄人物口中，很多情况下，作家是借英雄人物之口来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些话通常带有点明主题的意思。《年青的一代》中，萧继业与林育生作朋友间的谈话，但以一声“同志”开始。便改变了谈话的性质，言语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真理在握的气势，在措词中几乎将林育生的留在上海的个人想法与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同一时期及“文革”中的许多文本中还经常出现诸如“我们工人阶级”。“我们大众”，“我们人民群众”等称谓。其实。这些都只是虚拟的概念，缺乏实体，不过是一种源自现代性本质观念的想像共同体，是为了某一目的而制造出的语言暴力罢了。
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言，这样一种话语模式，这样想象城市的方式表达了政治激进派这样的意图：规范社会生活的观念方式和行为方式。赋予没有枪声，没有炮声的生存环境以严重的阶级斗争性质，提升日常生活的宏大政治含义，因而实现把个体的一切(生活行为的和情感心理的空间)都加以组织的设想。
二、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中的反现代性特质
建国后采取的激进现代性战略，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促进了国家的迅速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够完整，是以牺牲另一部分现代性价值为代价的。它压抑了人的物欲、情欲等正常的感性欲求，在集体与个人，公与私的绝对二元对立思维中。常常要求后者绝对地服从前者，极大地压制了个体选择的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又表现出一种反现代性、反人性的特征。城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价值道德、义化意识形态的全面超越构想中，城市当然成为需要着重改造的场域。无论是在改造和建设城市的具体实践中，还是在配合这种改造和建设的文学书写中，与激进现代性相伴随的反现代性较之农村都更加突出。
在建国之初对《我们夫妇之问》进行批评的众多文章中，李克拿到稿费后计划“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淇淋”的个人打算，便成为批评的焦点之一。作家在安排情节时，将它与妻子家乡发了大水，很多人衣食无着的事实并置。妻子与我对稿费的不同处置，批评者认为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政治态度。《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那个陈喜由扔掉布袜子，改穿花袜子，到最后重新换上布袜子的著名细节，也明确地表明了个人的物质生活与身体及其表述具有了政治的公共意义，不再是纯粹的私人生活。
以上海城市为背景，在20世纪60年代的话剧调演中与《霓虹灯下的哨兵》齐名的是《年青的一代》。这个剧本中的革命烈士遗孤林育生伪造医生证明，就是为了留在上海，他向夏倩如描述留在上海的未来生活是这样的：“白天一起上班，晚上回来就听听音乐，看看小说，读读诗，看看电影，星期天上公园，或者找几个朋友聊聊天。”这种现代生活本是现代性发展中的应有之义，也是革命者向全国人民许下的美好愿景。但革命的话语中还有一条“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林育生对舒适生活的个人追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相抵牾。因此他的留城愿望，连同他为了庆祝女友生日而买的罐头、点心和连衣裙一起，都被帖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受到批判。
17年时期城市想象中对情欲的表现，集中体现在出现于“百花时代”的几部表现爱情生活的作品中。《红豆》、《美丽》、《小巷深处》、《在悬崖上》这儿部作品，在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下。打破了许多人为的壁障，抓位爱情生活的特点，较好地揭示了新的都市市民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他们在经典的文学史叙述中通常被归纳为一组“表现人性、人情的作品”。事实上，这只是一种中性的文学史表述。细读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如其说它们是对人性人情的颂扬，不如说它们表现的正是对人性人情，对情欲的规训和压抑。
广受研究者关注的《在悬崖上》，虽然非常真实细致地写出了“我”在妻子与加丽亚之间的感情摇摆，讲述的是人的情欲满足这样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但整篇小说的叙事指向却很明确：加丽亚是不可信的，只是一个欲望的陷阱。唯有妻子是“我”情感的最后依靠。“我”最终将对加丽亚的爱欲确认为“资产阶级感情趣味”而加以完全否定。《美丽》中季玉洁与有妇之夫的秘书长同志之间的爱情，虽然炽烈，但最终熄灭于党支部书记的质疑之中。情感这一本是个人的隐私却不得不暴露在党组织的严密监控之下，这不能说不是对主体性的严重戕杀。如果说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封建家长制曾使无数女性丧失了爱情，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使女性成为玩物，那么组织对个人爱情的干涉难道不是一种对人的新的桎梏?
对于建国以来写爱情生活的作品，批评家黄秋耘曾归纳出这样几种类型：“见面就谈发明创造”式的爱情，“扭扭捏捏，一笑就走”式的爱情，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爱我不?”式的爱情，“由于工作需要而屡误佳期”式的爱情，“三过家门而不入”式的爱情等等。这种归纳敏锐地切中了当时爱情创作的流弊。在作家们的笔下，爱情已经失去了固有的缠绵悱恻的内涵，与事业、革命、建设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对恋爱对象的选择也不是纯属个人的私性问题，而是处在整个社会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和氛围的束缚与监控之下，任何“出轨”的个人欲求，都难以在城市空间留存，也难以进入关于城市的文学表达。
17年文学城市想象对个体感性欲求的排斥，对个体价值实现的阻遏与规约，还与私性生活时间与空间的隐匿想象一同展开。新中国的建立在保障工人和城市其它公职人员的劳动权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8小时工作日广泛实行，工人表面上有充足的私人生活时间。但事实上，这些时间常常并不能随着人们的意愿自由地支配，本来应该属于个体的私人时间也表现出公共的意义。我们看到，在许多文本中，私人时间如何被利用正是作品的焦点之一。
丛深在谈到创作《千万不要忘记》时，就曾指出，该剧“还提出了如何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一天有24小时怎么安排?戏里让我们看到把8小时工作安排好，还不能保证不出问题。除了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最后8小时怎样安排?安排得不好，就会出去打野鸭子就会受到姚母的影响”。可见，如何安排主人公的私人时间正是当时作家在想象城市生活时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表现城市生活的工人题材中，几乎所有正面人物、先进人物、英雄人物都在“8小时以外”仍然工作，连吃饭时也是在想着工作。《上海的早晨》中的汤阿英在“8小时以外”，经常在厂子开会学习，让丈夫张学海在家带孩子，为此招致婆婆和丈夫的不满。
激进现代性对私性生活的瓦解还体现在对城市空间的叙述上。城市的空间形态本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街巷里弄、家庭居室、工厂车间、政府大楼、办公场所、影剧院、体育场等公众休闲娱乐场所。17年文学中的城市空间想象要么回避街巷里弄、家庭居室等更具私人性的空间，要么着重突出这些空间的国家公共意义。许多小说和剧本的情节就安排在车间和办公室发生，高耸的外滩楼房，宏伟的工厂，忙碌的车间，是小说叙事和舞台说明里常常特别交待的，这为人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极具公共意义的空间背景。即使城市文本中的空间真正涉及到私人居室，也多处理为客厅。这样既可以突出公共性事务，同时也可避免因生活琐事可能导致的日常性生活内容的纠葛。家庭客厅的功能并非是日常生活的，在那里几乎不安排与生活起居有关的情节，它常常具备了会议室的功能。《年青的一代》和《锻炼》等话剧涉及对青年人的阶级教育的情节就都安排在客厅。
有意味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公共现代性对个体从思想到身体，从时间到空间的全面进入和占领，在很多文本中是主人公尤其是那些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主动要求和自主行为，这显示了意识形态驯化的成功。《乘风破浪》里李忠祥看见美丽的花朵，就会想起他们的“铁牛”来。“这几乎是他这几年来养成的习惯，心中一快活，就立刻想起自己的那个高炉”。他的头脑、思维中也无个体存身的角落。在《上海的早晨》里，为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鼓动起工人揭发各种丑恶现象的积极性，汤阿英将自己被朱慕堂强奸的事情讲了出来，由被动到主动，由小范围试讲到在千人大会上反复宣讲，还被钟佩文编成故事传播。一个女人最羞耻的私人往事转眼便成了能给当事人带来莫大光荣的履历。而由自暴隐私带来的家庭震荡因为党的干部秦妈妈出现，却能被迅速消弭于无形。
这样，为了革命的需要，女性身体的隐私也可被组合到宏大的革命叙事中来。而作为个体，在强大的社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染之下，在体验了个体价值追求中被外化于整个集体与社会的孤独之后，常常会由最初的挣扎、抵制慢慢转向盲从和迎合，直到最后，完全信服地将个体生活的一切都交给组织，交给党，成为革命这座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成为“现代性”这个怪兽脚下的牺牲品。至此，激进现代性的发展便最终走向了现代性的反面——从“神权”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重新走上了反人性的异化道路。
正是因为城市文学的研究者们常常只注意到了17年城市书写中反现代性的一面，忽略了对隐藏在这种反现代性背后的“激进现代性”特征的认识，忽略了对由这种激进现代性特征所制约的城市书写中题材选择、情节模式构设、人物形象刻画及小说语言特征的研究，他们轻率地以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型城市文学为标准来否定17年的城市文学的存在，这种认识是不够全面的。17年城市文学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悖论状况，是时代文化语境与当代文学体制等多方面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深受认识论美学支配的17年城市文学，不可能逃脱被裹挟进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超越性梦想之中的宿命。17年文学中的农村想象与城市书写是同质的，而文革文学不过是对17年文学的继承和“恶性”发展。在现代性语境下，具体辨析17年城市文学的复杂面貌，必将有利于加深对自身，对城市文学。以及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
(责任编辑 曾毅生)
关键词：17年文学；城市想象；激进现代性；反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09.01.027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格在学者们的争论中已基本达成共识，在这一共识之下，学者们又几乎一致地认为，50年代至70年代的当代文学是现代性最为缺乏的文学。与这种认识具有内在关联的是，城市文学的研究者们也大多认为，在这段时期内城市文学几乎是一个空白，其间虽然也出现过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品，像《上海的早晨》、《我们夫妇之间》、《初春的早晨》等，也被认为是对城市生活的否定性书写，因而也算不得城市文学。这些持论者以今律古，以现今高度商品化、物化、甚至异化的城市生活为标准来确认昔日城市的隐遁和城市文学的缺席。这段时期真的是城市文学的空白期吗?“解铃还须系铃人”，既然正是因为50年代至70年代文学现代性的缺乏导致了城市文学的缺席，那么我们就从现代性的视角来认真做一番探究。限于阅读的范围，本文的研究对象仅限于十七年文学中的城市书写。
源自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庞大复杂的理论术语，对其作条分缕析的梳理不是本文的任务，本文对这一理论的借用建立在诸多学者对其达成的共识之上。因为经过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哈贝马斯、吉登斯、伊格尔顿等几代人的研究，学术界对现代性的含义已经有了一个基本一致的认识，现代性的一些基本理念，诸如理性、主体、启蒙、平等、自由、民族国家等，被得到确认并被人们广泛接受。具体到50年代至70年的中国现代性状况，笔者认为，以汪晖的表述最为确当。汪晖的“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作为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的总体描述，其中的“反现代性”是反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而其“现代性”则正在于对资本主义的断裂式超越，在于对现代性基本价值的尊崇，在于其发展逻辑的典型的现代性特征——线性时间观，启蒙精神，理性原则，以及二元对立的思维特征。这些现代性特征同样表现在17年文学的城市想象中。但这只是17年城市文学的一个方面。现代性作为对世界历史现代化运动的静态表述，现代性叙事在世界范围内的展开，其逻辑起点应该是“人”的解放，是将人从“神”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恢复人的主体性地位，满足人的各种正当欲求。正是在压抑主体的自我价值实现及主体感性欲求上，17年文学中的城市想象又表现出了反现代性的一面。
一、二元对立，永远向前的激进现代性思维
激进的现代性一直是20世纪中国历史叙事展开的主要方式，尽管这其中也不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声音。这种状况是由中国的后发现代性历史境遇所决定的。在整个世纪以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为旨归的现代化追求中，我们一方面要以西方为范本，一方面还要赶超他们，避免重复西方现代化过程中已经暴露的弊端。还有王道乐土的梦想，天下失落的焦虑，马克思主义为人类描绘的共产主义理想蓝图及其在苏联的初步实现。这一切共同激发了整个民族的激进情怀。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显示出的巨大生机和活力，更使革命的浪漫主义成为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激进的现代性叙事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展开，觉醒／蒙昧、个体／群体(阶级)、进步／落后、革命／反动、光明／黑暗、理想／现实等二元对立的叙述模式几乎构成了整个社会的叙事规范。一直深受认识论美学支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反映，必然也会呈现出激进的现代性特征。就城市文学而言，它体现在题材的选择，情节模式的构设，人物形象刻画和小说语言等各个方面。
在新中国领导人的眼里，“就国家社会而言，现代化即是工业化，工业化为其他一切的现代化的基础，如果中国工业化了，则教育、科技和其他社会制度，自然会跟着现代化”。工业化推动机械化，最终也能为消灭“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打下坚实的基础。这样一种对社会现代化发展规律的认识反映在城市文学创作上就是大写工业题材，城市生活中最本质、最重要的就是工业生产、工人的劳动和斗争。对城市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具有改变社会性质的伟大意义，城市文学自然也少不了对这一过程充满激情的书写，这种书写中展示的生活面貌完全符合“启蒙导师”的预计和设想。城市的建设和继续革命是城市左翼革命发展的历史必然，因此在书写城市现实生活的同时，回溯城市的黑暗历史和革命先烈在城市中的斗争生活，追怀革命斗争的艰辛历程，为现实中的城市建设和斗争寻找历史的支点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这又正成为17年文学作品想象城市历史的主要图景。
城市想象文本中讲述的许多故事，广泛涉及城市建设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孤立地看，这其中有许多是新颖动人的，但如果将这些故事组成连贯的图景就不难发现，它们将个人与集体、公与私、革命理念与个体情欲等历史和现实生活中人情事理涵盖的诸多方面都抽象、简化为二元对立模式进行书写。有人曾将这些作品依据情节内容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写好人好事的，表现的是一种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第二种写科学实验或技术革新的，反映的是革新与保守的矛盾；第三种是写人们如何不怕困难，艰苦奋斗的，描写的是人同自然的矛盾；第四种是写阶级斗争的，展示的是“两个阶级”人与人的矛盾。一些短小的作品只写一种或两种矛盾，而一些长篇则将多种矛盾编织在一起。
在这些对立的“二元”中必然存在着主导性的一元，正是在“这一元”上寄托着作家的启蒙意识和向前迈进的渴望。陆文夫的那些受到茅盾好评的短篇小说。多写一种或两种矛盾，就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例子。艾芜(《百炼成钢》)和草明(《火车头》、《乘风破浪》)的长篇，则多是将上述四种矛盾纠结在一起，最终呈现出围绕某一问题、事件展开“两条道路斗争”的结构模式。
叙事上的二元对立还表现在情节展开的今昔对比上。父辈的英勇斗争与艰难处境与新一代工人的幸福生活，旧城市的悲惨黑暗与新城市的幸福光明都构成鲜明的对比，将城市革命与建设加以浪漫化的想象。这类作品很多，像《幸福的别离》、《一家人》、《龙须沟》、《年青的一代》、《海港》等作品都是。在将城市的革命史与家族史达合的讲述中，城市与家族的过去和现在被依照革命的必然逻辑连接起来。这种连接常常是通过一位或几位家庭长辈来完成的。在作品中他们常常以痛说革命家史的方式出现，以延续城市的革命斗争传统，警示和教育青年不忘革命精神，继续革命。他们承担着意识形态训导员的责任。
这类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也常安排成 阵线分明的两组。当然也有处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人物”，但“中间状态”通常不是叙述者的目的，中间人物设置在情节上的功能通常是提供一个“先进”人物与“落后”人物较量的平台，中间人物的转变(进步或堕落)才是叙事终止的地方。在先进、落后和中间(暂时的中间)这三类人物中，人物的思想性格、言行举止也因为这种人物价值的预先设定而判然有别。
作家创作中这种看取城市人物的思维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战争思维逻辑，是一种政治斗争的思维逻辑。这种二元对立的激进思维逻辑，使得无论哪种形式的话语表述都必须遵循着这种非此即彼的方法论，城市生活中人物和人物的关系充满了斗争性。夫妻之间，恋人之间，师徒之间，父子之间，朋友之间，上下级之间莫不如此，即使个体自身也要“灵魂深处闹革命”。
许多城市文本都写到了不断进行自我思想斗争的人物形象，需要改造的人物自不必说，即使是一号主人公、英雄人物也都有着在思想上自我纯化的冲动。似乎总有一种理想的“完人”状态在前方召唤着他们。丈夫花心，做妻子的还自我检讨在思想上没帮丈夫把好关；落后分子搞破坏，英雄人物检讨自己工作不细致，方法不正确，总觉得没有达到理想的“革命完整人”的境界，不断进行近乎自虐式的反省。“反省”的日常化甚至使“反省人”自己也慢慢麻木了。工厂整风中，刘明智(《乘风破浪》)在工人面前检讨自己的错误就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一样，淡笑风生，令宋紫峰深为羡慕。许多小说中常会出现这样的语句——“革命正未有穷期”，常会描绘这样的画面——主人公迈着矫健的步伐向远方走去。革命的尽头在哪里，远方又是何处，这是不需要深究的，作家要表现的就是那种亢奋焦灼，永远向前的精神状态。
二元对立的革命主导性话语对城市文学创作的影响还在于催生出一种体现现代理性精神的现代性文学语言。持这种语言的叙述主体或叙述人是全知全能的，身担启蒙导师的重任，或以启蒙导师的代言人自居，仿佛拥有不证自明的对社会、历史和人生评判的权力，也有按照某种预设的道德理想和社会蓝图改造社会、历史和人生的权力。这种理性色彩浓厚的语言在文本中要么出于叙述人口中，要么出于英雄人物口中，很多情况下，作家是借英雄人物之口来说自己想说的话，这些话通常带有点明主题的意思。《年青的一代》中，萧继业与林育生作朋友间的谈话，但以一声“同志”开始。便改变了谈话的性质，言语中有一种居高临下，真理在握的气势，在措词中几乎将林育生的留在上海的个人想法与党和人民对立起来。同一时期及“文革”中的许多文本中还经常出现诸如“我们工人阶级”。“我们大众”，“我们人民群众”等称谓。其实。这些都只是虚拟的概念，缺乏实体，不过是一种源自现代性本质观念的想像共同体，是为了某一目的而制造出的语言暴力罢了。
正如洪子诚先生所言，这样一种话语模式，这样想象城市的方式表达了政治激进派这样的意图：规范社会生活的观念方式和行为方式。赋予没有枪声，没有炮声的生存环境以严重的阶级斗争性质，提升日常生活的宏大政治含义，因而实现把个体的一切(生活行为的和情感心理的空间)都加以组织的设想。
二、现代民族国家宏大叙事中的反现代性特质
建国后采取的激进现代性战略，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中促进了国家的迅速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够完整，是以牺牲另一部分现代性价值为代价的。它压抑了人的物欲、情欲等正常的感性欲求，在集体与个人，公与私的绝对二元对立思维中。常常要求后者绝对地服从前者，极大地压制了个体选择的自由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而在另一个维度上又表现出一种反现代性、反人性的特征。城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在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价值道德、义化意识形态的全面超越构想中，城市当然成为需要着重改造的场域。无论是在改造和建设城市的具体实践中，还是在配合这种改造和建设的文学书写中，与激进现代性相伴随的反现代性较之农村都更加突出。
在建国之初对《我们夫妇之问》进行批评的众多文章中，李克拿到稿费后计划“买一双皮鞋，买一条纸烟，看一次电影，吃一次冰淇淋”的个人打算，便成为批评的焦点之一。作家在安排情节时，将它与妻子家乡发了大水，很多人衣食无着的事实并置。妻子与我对稿费的不同处置，批评者认为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和政治态度。《霓虹灯下的哨兵》中那个陈喜由扔掉布袜子，改穿花袜子，到最后重新换上布袜子的著名细节，也明确地表明了个人的物质生活与身体及其表述具有了政治的公共意义，不再是纯粹的私人生活。
以上海城市为背景，在20世纪60年代的话剧调演中与《霓虹灯下的哨兵》齐名的是《年青的一代》。这个剧本中的革命烈士遗孤林育生伪造医生证明，就是为了留在上海，他向夏倩如描述留在上海的未来生活是这样的：“白天一起上班，晚上回来就听听音乐，看看小说，读读诗，看看电影，星期天上公园，或者找几个朋友聊聊天。”这种现代生活本是现代性发展中的应有之义，也是革命者向全国人民许下的美好愿景。但革命的话语中还有一条“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林育生对舒适生活的个人追求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相抵牾。因此他的留城愿望，连同他为了庆祝女友生日而买的罐头、点心和连衣裙一起，都被帖上了资产阶级的标签，受到批判。
17年时期城市想象中对情欲的表现，集中体现在出现于“百花时代”的几部表现爱情生活的作品中。《红豆》、《美丽》、《小巷深处》、《在悬崖上》这儿部作品，在当时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下。打破了许多人为的壁障，抓位爱情生活的特点，较好地揭示了新的都市市民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他们在经典的文学史叙述中通常被归纳为一组“表现人性、人情的作品”。事实上，这只是一种中性的文学史表述。细读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如其说它们是对人性人情的颂扬，不如说它们表现的正是对人性人情，对情欲的规训和压抑。
广受研究者关注的《在悬崖上》，虽然非常真实细致地写出了“我”在妻子与加丽亚之间的感情摇摆，讲述的是人的情欲满足这样一个亘古常新的话题。但整篇小说的叙事指向却很明确：加丽亚是不可信的，只是一个欲望的陷阱。唯有妻子是“我”情感的最后依靠。“我”最终将对加丽亚的爱欲确认为“资产阶级感情趣味”而加以完全否定。《美丽》中季玉洁与有妇之夫的秘书长同志之间的爱情，虽然炽烈，但最终熄灭于党支部书记的质疑之中。情感这一本是个人的隐私却不得不暴露在党组织的严密监控之下，这不能说不是对主体性的严重戕杀。如果说封建社会的道德观、封建家长制曾使无数女性丧失了爱情，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方式使女性成为玩物，那么组织对个人爱情的干涉难道不是一种对人的新的桎梏?
对于建国以来写爱情生活的作品，批评家黄秋耘曾归纳出这样几种类型：“见面就谈发明创造”式的爱情，“扭扭捏捏，一笑就走”式的爱情，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爱我不?”式的爱情，“由于工作需要而屡误佳期”式的爱情，“三过家门而不入”式的爱情等等。这种归纳敏锐地切中了当时爱情创作的流弊。在作家们的笔下，爱情已经失去了固有的缠绵悱恻的内涵，与事业、革命、建设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对恋爱对象的选择也不是纯属个人的私性问题，而是处在整个社会一整套意识形态话语和氛围的束缚与监控之下，任何“出轨”的个人欲求，都难以在城市空间留存，也难以进入关于城市的文学表达。
17年文学城市想象对个体感性欲求的排斥，对个体价值实现的阻遏与规约，还与私性生活时间与空间的隐匿想象一同展开。新中国的建立在保障工人和城市其它公职人员的劳动权益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8小时工作日广泛实行，工人表面上有充足的私人生活时间。但事实上，这些时间常常并不能随着人们的意愿自由地支配，本来应该属于个体的私人时间也表现出公共的意义。我们看到，在许多文本中，私人时间如何被利用正是作品的焦点之一。
丛深在谈到创作《千万不要忘记》时，就曾指出，该剧“还提出了如何安排和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一天有24小时怎么安排?戏里让我们看到把8小时工作安排好，还不能保证不出问题。除了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最后8小时怎样安排?安排得不好，就会出去打野鸭子就会受到姚母的影响”。可见，如何安排主人公的私人时间正是当时作家在想象城市生活时关注的问题之一。在表现城市生活的工人题材中，几乎所有正面人物、先进人物、英雄人物都在“8小时以外”仍然工作，连吃饭时也是在想着工作。《上海的早晨》中的汤阿英在“8小时以外”，经常在厂子开会学习，让丈夫张学海在家带孩子，为此招致婆婆和丈夫的不满。
激进现代性对私性生活的瓦解还体现在对城市空间的叙述上。城市的空间形态本来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街巷里弄、家庭居室、工厂车间、政府大楼、办公场所、影剧院、体育场等公众休闲娱乐场所。17年文学中的城市空间想象要么回避街巷里弄、家庭居室等更具私人性的空间，要么着重突出这些空间的国家公共意义。许多小说和剧本的情节就安排在车间和办公室发生，高耸的外滩楼房，宏伟的工厂，忙碌的车间，是小说叙事和舞台说明里常常特别交待的，这为人物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极具公共意义的空间背景。即使城市文本中的空间真正涉及到私人居室，也多处理为客厅。这样既可以突出公共性事务，同时也可避免因生活琐事可能导致的日常性生活内容的纠葛。家庭客厅的功能并非是日常生活的，在那里几乎不安排与生活起居有关的情节，它常常具备了会议室的功能。《年青的一代》和《锻炼》等话剧涉及对青年人的阶级教育的情节就都安排在客厅。
有意味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公共现代性对个体从思想到身体，从时间到空间的全面进入和占领，在很多文本中是主人公尤其是那些先进人物、英雄人物的主动要求和自主行为，这显示了意识形态驯化的成功。《乘风破浪》里李忠祥看见美丽的花朵，就会想起他们的“铁牛”来。“这几乎是他这几年来养成的习惯，心中一快活，就立刻想起自己的那个高炉”。他的头脑、思维中也无个体存身的角落。在《上海的早晨》里，为了配合“三反”、“五反”运动，鼓动起工人揭发各种丑恶现象的积极性，汤阿英将自己被朱慕堂强奸的事情讲了出来，由被动到主动，由小范围试讲到在千人大会上反复宣讲，还被钟佩文编成故事传播。一个女人最羞耻的私人往事转眼便成了能给当事人带来莫大光荣的履历。而由自暴隐私带来的家庭震荡因为党的干部秦妈妈出现，却能被迅速消弭于无形。
这样，为了革命的需要，女性身体的隐私也可被组合到宏大的革命叙事中来。而作为个体，在强大的社会文化氛围的长期熏染之下，在体验了个体价值追求中被外化于整个集体与社会的孤独之后，常常会由最初的挣扎、抵制慢慢转向盲从和迎合，直到最后，完全信服地将个体生活的一切都交给组织，交给党，成为革命这座巨大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成为“现代性”这个怪兽脚下的牺牲品。至此，激进现代性的发展便最终走向了现代性的反面——从“神权”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重新走上了反人性的异化道路。
正是因为城市文学的研究者们常常只注意到了17年城市书写中反现代性的一面，忽略了对隐藏在这种反现代性背后的“激进现代性”特征的认识，忽略了对由这种激进现代性特征所制约的城市书写中题材选择、情节模式构设、人物形象刻画及小说语言特征的研究，他们轻率地以20世纪80年代甚至90年代以后出现的新型城市文学为标准来否定17年的城市文学的存在，这种认识是不够全面的。17年城市文学现代性与反现代性的悖论状况，是时代文化语境与当代文学体制等多方面合力相互作用的结果。深受认识论美学支配的17年城市文学，不可能逃脱被裹挟进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超越性梦想之中的宿命。17年文学中的农村想象与城市书写是同质的，而文革文学不过是对17年文学的继承和“恶性”发展。在现代性语境下，具体辨析17年城市文学的复杂面貌，必将有利于加深对自身，对城市文学。以及对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认识。
(责任编辑 曾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