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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政治哲学，重视“君”“亲”“师”的现实功用，为政者，既是“作之君”，领导于民，也是“作之师”，教化于民，同时也承担“作之亲”的责任，养育于民。以“作之亲”的人伦道德恢复人本价值的基本人生观，进而实现由道德伦理推动政治伦理的良性发展。
关键词：作之君 作之亲 作之师 完善人格 修身立命 管理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7-0239-02
中国文化推崇圣人治世，其原因在于，圣人重视修身立命和自我人格的完善。在这基础上，人们接受圣贤教育，重视心性德行的修养，而儒家特别提出“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以此衍生中国深广的传统文化和文明，“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万物的本源。“君者”不仅代表国家的管理者，也是贤善人格的象征。在中国文化认知上，把领导国家社会的称为“君道”；把辅助国家社会管理的归为“臣道”；而居于两者之间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基业的，则被我们尊崇为“师道”；以“大家长”的身份培养和帮助子女，以“孝亲”为己任，赡养亲人，扩而充之，人与人之间，具足平等心，称之为“作之亲”和“事亲”之道。
一、在管理中如何“作之君”
我国封建时期，文化基础建立在宗族观念上。在行政管理层面，国家将土地、人口等生存资源分封给宗亲管理，国家机构的行政开支依靠分封的诸侯国缴纳赋税。士、农、工、商各司其职。此时，社会的管理方法上主要采用“礼制”和“乐制”。《礼记·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又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绝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乐”的规范与“礼”的内容相配合。这一阶段的管理方式，注重人的生命观、价值观，根本在于注重人的道德和人格修养。“礼”和“乐”的精神内涵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按照这种精神去生活，人人各安其职，国家社会必然安定太平。反之，如果人们逾越了这种传统管理规范，势必造成动乱。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而带来的诸侯争霸割据就是这一问题的真实表现，忽视了“作之君”的道德精神内涵。汉唐时期，由于民族长期处于动荡环境，经济凋敝，百业待兴。“作之君”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家元气。这一阶段较为显著的管理方式依然是完善人格修养。汉朝的特色是“举孝廉”。也可以说是用“孝”“廉”的精神管理社会，进一步引导人性向良善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可以实现自我管理的人格标准。在现实管理中，将“作之君”的德行和责任融入管理实践，以居仁由义之心引导人们将看待问题的视角从“对立”转向“平等”，以“一元之心”来看待和处理问题，用“礼”和“信”来获得信任和尊重，领导者首先以“内观”之心反观自己，将善政与善教相结合，人们都看自己的心，而非外求，以道德和智慧的善巧和方法来管理和教化，人们沉默的内心会变得可接受和柔软，降低显性和隐形的矛盾问题，达到“零冲突”的管理氛围。所以“作之君”是在“仁”的基础上进行管理，在个人层面上“仁者”修身自立，在社会层面“仁者”以德性立他，在国家层面上“仁者”以“仁政”立国。
二、在管理中如何“作之师”
《论语》中以“三人行，必有我师”表达了孔子对“师者”的敬畏之情。唐朝学者韩愈在《师说》中论述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西方学者葛拉西安说与可师者为友。《史记·礼书》载文：“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可见“师者”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教育作用和积极的管理作用。我们应遵循圣贤之教。从上古三代来看，在禅让制政体下，尧培养了舜、舜又培养了大禹，天子起于庶民。国家是天下人的，也需要天下人参与和管理。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管理者所具备的各项品质。为了达到理想的国家管理者的品格，尧、舜、禹这三代圣君，都经历过长年累月的社会历练，而最终得到人民的推举而成为国家管理者。管理关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是人事关系的综合。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管理者的作用在实际生活的运用上一直都在发挥着应有的价值。传统的定义上，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乃至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家族关系，都渗透着“师道”的精神。在管理层面上，“作之师”通过教育来实现管理的目的。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传播知识。知识增长在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在破坏我们的生存基础。例如石化燃料的使用，导致了大气污染，环境恶化；现代化工具的发明运用，也在加速生态的失衡；基因技术的滥用导致生育问题。从对传统文化认知的观念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思想文明的退步。在中国传统文化认知上，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人性，回归到教育的根本，以培养恢復人的人性本然和完善人的人格修养为基业，所以“师者”作之以何？首先，社会公众意志和国家导向要继承文化传统，重视传统的应世价值。其次，加大教育投入，开放学术研究。教育是国之大计。国家有良好的教育体系才能造福全民族。第三， 继续改革开放，创建民主体制。改革开放、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这是中国与世界接轨，改变现有国情的必经之路。第四，将领导者视为师者，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的道德素养，通过“作之师”的教育使人们具有开阔的眼界和系统的传统知识积累，从管理层到基层注重心性德行的培养，将传统思想智慧与当代管理方式相结合来促使社会秩序规范有序，采用传统师道精神去培养人的内在心性，以修身之学来完善人格，这应该是管理之道的最高精神追求。所以时代的发展需要具有师道精神和民族责任感的人来担负起国家振兴和人民的福祉。
三、在当代管理中如何“作之亲”
“作之亲”是人家庭中需履行的基本义务，是维系社会关系的根本需要。人的生存空间主要在家庭和社会。家庭观念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强调“爱”，并依照宗教“爱”的精神创建社会行为规范。爱是西方主流社会所倡导的社会价值观，是维系家庭关系的主要方法。例如在美国文化中，父母照顾未成年子女被认为是爱的表现，尊重子女的隐私也是爱的表现。“爱”的价值观，从信仰到日常行为一以贯之，而这种西方“作之亲”的观念和方式也在困扰着美国社会。因为子女一旦结婚，就需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这样自然造成沟通减少和关怀的降低，产生家庭的分离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悌”的观念一直在持续作用。“作之亲”的表现形式是孝道。“作之亲”在家庭生活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管理作用。其一是实践孝道，其二是养生送死。孝悌能够很好地维系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关系。孝是对父母的敬爱和侍奉，悌是兄弟姐妹友爱之情。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孝悌的观念，并认为“孝悌”是修身齐家的主要表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是爱的付出，儿女孝养父母是养生以孝之道。所以事亲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方式。依照传统的说法，为人子女应该具备“知时”“知医”“知地理”的修养。另外，中国文化对“生死”问题看得很大。认为生死是人生大事。孟子认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为人子女不能对生身父母服丧三年，以反报父母三年怀抱之恩，是不孝的，“作之亲”完成这两个方面的修养，家庭伦理规范才能够建立。有了家庭规范的人伦之道，社会国家的治理才会井然有序。“作之亲”在社会层面的延续，最重要的体现是人们的恻隐之心。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古代，“养老”一词的内涵是代表农业经济社会的稳固，“善养老”则代表社会经济的富泽和安定，如果全社会遵守和敬畏传统的人伦观，当看到其他的老人、小孩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以恻隐之心的立场出发，给予帮助，使老弱妇孺都有所依，“作之亲”的精神将以善德之心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
参考文献：
[1]万丽华，蓝旭.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顾剑.管理伦理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张蕊
关键词：作之君 作之亲 作之师 完善人格 修身立命 管理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7-0239-02
中国文化推崇圣人治世，其原因在于，圣人重视修身立命和自我人格的完善。在这基础上，人们接受圣贤教育，重视心性德行的修养，而儒家特别提出“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以此衍生中国深广的传统文化和文明，“天地者，生之本也。”天地是一切万物的本源。“君者”不仅代表国家的管理者，也是贤善人格的象征。在中国文化认知上，把领导国家社会的称为“君道”；把辅助国家社会管理的归为“臣道”；而居于两者之间以传承民族文化为基业的，则被我们尊崇为“师道”；以“大家长”的身份培养和帮助子女，以“孝亲”为己任，赡养亲人，扩而充之，人与人之间，具足平等心，称之为“作之亲”和“事亲”之道。
一、在管理中如何“作之君”
我国封建时期，文化基础建立在宗族观念上。在行政管理层面，国家将土地、人口等生存资源分封给宗亲管理，国家机构的行政开支依靠分封的诸侯国缴纳赋税。士、农、工、商各司其职。此时，社会的管理方法上主要采用“礼制”和“乐制”。《礼记·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又说：“夫礼者所以定亲疏，绝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乐”的规范与“礼”的内容相配合。这一阶段的管理方式，注重人的生命观、价值观，根本在于注重人的道德和人格修养。“礼”和“乐”的精神内涵是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按照这种精神去生活，人人各安其职，国家社会必然安定太平。反之，如果人们逾越了这种传统管理规范，势必造成动乱。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而带来的诸侯争霸割据就是这一问题的真实表现，忽视了“作之君”的道德精神内涵。汉唐时期，由于民族长期处于动荡环境，经济凋敝，百业待兴。“作之君”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家元气。这一阶段较为显著的管理方式依然是完善人格修养。汉朝的特色是“举孝廉”。也可以说是用“孝”“廉”的精神管理社会，进一步引导人性向良善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可以实现自我管理的人格标准。在现实管理中，将“作之君”的德行和责任融入管理实践，以居仁由义之心引导人们将看待问题的视角从“对立”转向“平等”，以“一元之心”来看待和处理问题，用“礼”和“信”来获得信任和尊重，领导者首先以“内观”之心反观自己，将善政与善教相结合，人们都看自己的心，而非外求，以道德和智慧的善巧和方法来管理和教化，人们沉默的内心会变得可接受和柔软，降低显性和隐形的矛盾问题，达到“零冲突”的管理氛围。所以“作之君”是在“仁”的基础上进行管理，在个人层面上“仁者”修身自立，在社会层面“仁者”以德性立他，在国家层面上“仁者”以“仁政”立国。
二、在管理中如何“作之师”
《论语》中以“三人行，必有我师”表达了孔子对“师者”的敬畏之情。唐朝学者韩愈在《师说》中论述道：“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西方学者葛拉西安说与可师者为友。《史记·礼书》载文：“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可见“师者”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巨大的教育作用和积极的管理作用。我们应遵循圣贤之教。从上古三代来看，在禅让制政体下，尧培养了舜、舜又培养了大禹，天子起于庶民。国家是天下人的，也需要天下人参与和管理。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有管理者所具备的各项品质。为了达到理想的国家管理者的品格，尧、舜、禹这三代圣君，都经历过长年累月的社会历练，而最终得到人民的推举而成为国家管理者。管理关系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是人事关系的综合。小到家庭、大到国家，管理者的作用在实际生活的运用上一直都在发挥着应有的价值。传统的定义上，君臣关系、父子关系、夫妻关系乃至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家族关系，都渗透着“师道”的精神。在管理层面上，“作之师”通过教育来实现管理的目的。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传播知识。知识增长在一方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另一方面也在破坏我们的生存基础。例如石化燃料的使用，导致了大气污染，环境恶化；现代化工具的发明运用，也在加速生态的失衡；基因技术的滥用导致生育问题。从对传统文化认知的观念来看，科学技术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是思想文明的退步。在中国传统文化认知上，教育的最高目的是培养人性，回归到教育的根本，以培养恢復人的人性本然和完善人的人格修养为基业，所以“师者”作之以何？首先，社会公众意志和国家导向要继承文化传统，重视传统的应世价值。其次，加大教育投入，开放学术研究。教育是国之大计。国家有良好的教育体系才能造福全民族。第三， 继续改革开放，创建民主体制。改革开放、民主建设和文化建设，这是中国与世界接轨，改变现有国情的必经之路。第四，将领导者视为师者，从根本上改善人们的道德素养，通过“作之师”的教育使人们具有开阔的眼界和系统的传统知识积累，从管理层到基层注重心性德行的培养，将传统思想智慧与当代管理方式相结合来促使社会秩序规范有序，采用传统师道精神去培养人的内在心性，以修身之学来完善人格，这应该是管理之道的最高精神追求。所以时代的发展需要具有师道精神和民族责任感的人来担负起国家振兴和人民的福祉。
三、在当代管理中如何“作之亲”
“作之亲”是人家庭中需履行的基本义务，是维系社会关系的根本需要。人的生存空间主要在家庭和社会。家庭观念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西方强调“爱”，并依照宗教“爱”的精神创建社会行为规范。爱是西方主流社会所倡导的社会价值观，是维系家庭关系的主要方法。例如在美国文化中，父母照顾未成年子女被认为是爱的表现，尊重子女的隐私也是爱的表现。“爱”的价值观，从信仰到日常行为一以贯之，而这种西方“作之亲”的观念和方式也在困扰着美国社会。因为子女一旦结婚，就需要离开父母独立生活。这样自然造成沟通减少和关怀的降低，产生家庭的分离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孝悌”的观念一直在持续作用。“作之亲”的表现形式是孝道。“作之亲”在家庭生活中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管理作用。其一是实践孝道，其二是养生送死。孝悌能够很好地维系子女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关系。孝是对父母的敬爱和侍奉，悌是兄弟姐妹友爱之情。儒家思想历来重视孝悌的观念，并认为“孝悌”是修身齐家的主要表现。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是爱的付出，儿女孝养父母是养生以孝之道。所以事亲是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方式。依照传统的说法，为人子女应该具备“知时”“知医”“知地理”的修养。另外，中国文化对“生死”问题看得很大。认为生死是人生大事。孟子认为：“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为人子女不能对生身父母服丧三年，以反报父母三年怀抱之恩，是不孝的，“作之亲”完成这两个方面的修养，家庭伦理规范才能够建立。有了家庭规范的人伦之道，社会国家的治理才会井然有序。“作之亲”在社会层面的延续，最重要的体现是人们的恻隐之心。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古代，“养老”一词的内涵是代表农业经济社会的稳固，“善养老”则代表社会经济的富泽和安定，如果全社会遵守和敬畏传统的人伦观，当看到其他的老人、小孩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以恻隐之心的立场出发，给予帮助，使老弱妇孺都有所依，“作之亲”的精神将以善德之心传播到更广泛的人群。
参考文献：
[1]万丽华，蓝旭.孟子[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顾剑.管理伦理学[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张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