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王春，不少读者可能感到陌生，他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他。
　　王春，字千秋，1907年12月30日出生于山西阳城县东四侯村。幼年时代，王春便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常常手不释卷，《三字经》《千字文》《四书集注》等都能过目不忘，被誉为“神童”。在阳城第五高小读书时，全县竞艺会考，他考取头名“状元”，并得到奖励。1923年考入省立第四师范(在长治市)。他还写得一手好文章，被称“王夫子”。
　　1925年，王春加入列宁主义青年团，开始从事学生运动，是第四师范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在罢免腐败校长姚用中的斗争中，四份宣言都是他的手笔。这次学生斗争最终取得胜利，校长姚用中被赶走。1926年，王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阎锡山下令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王春被迫转入地下斗争。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后，他在阳城从事国民教育工作，后来开办抗日义务学校，进行抗日救亡宣传。1936年由牺盟会负责人戎子和等介绍加入牺盟会，随即被派往阳城任特派员。1937年重新入党，1938年任阳城县二区区委书记兼区长，筹粮支前，维持治安，常常日以继夜地工作。后调晋城中心县委，任牺公联委会领导成员兼公道团长，领导群众进行反对日军入侵和保卫抗日政权的斗争。1946年3月，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文艺家联合会常务理事。
　　从1939年到1951年，王春一直从事党的新闻出版工作。新中国成立前，他先后担任过晋东南解放区《黄河日报》主编、华北《新华日报》（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报）编委兼编辑科科长、《抗战生活》杂志主编、《华北文化》杂志总编辑、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兼《新大众》报社社长。党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后，他先后担任北平《大众日报》社社长和全国总工会的机关报《工人日报》社社长。在十多年新闻出版工作中，他为工农大众写下了不少好文章。
　　1951年12月30日，王春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44岁。
　　
　　赵树理的良师益友
　　
　　王春的名字常常和赵树理连在一起，有人甚至把他们比作宋朝的大将孟良、焦赞，说是“孟不离焦，焦不离孟”。这种比喻自然不太确切，但他们的友谊的确是革命队伍中同志关系的典范。
　　赵树理比王春大一岁，但他却一直把王春看作大哥。甚至在文学艺术上取得辉煌成就、成为知名作家以后，赵树理对王春依然以师、兄相待。因为在赵树理成长的过程中，王春的确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工作上给了他很大帮助。
　　第一，王春最早“发现了”赵树理。早在1933年，赵树理在无固定职业的情况下写过一部通俗小说，名叫《蟠龙峪》。小说写了一半，被王春看见了，他说：你以后就这样写下去，这才是革命文艺的路子。他并为此写了一篇理论性的文章予以肯定。经他一“点拨”，赵树理茅塞顿开，于是“发下了宏誓大愿，要为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写点东西”。
　　第二，王春帮赵树理找到了发挥艺术天才的阵地。1939年，王春被任命为《黄河日报》(路东版)主编，便邀赵树理到报社编“山地”副刊。这副刊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鼓词、快板、童谣、故事无所不包，使赵树理“十八般武艺”得以发挥。王春知人善任，赵树理找到了发挥才能的最佳阵地。当时，他们的小报“贴在各县城的街道上，凡认得字的都愿看看，往往弄得路为之堵塞”。
　　1943年，经彭德怀批准，调王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政策研究室工作，赵树理也跟着到了北方局。
　　在北方局这段时间，王春和赵树理一起下乡、一道收集素材，成就了赵树理的名著《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第三，王春和赵树理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同封建文化和反对大众化、通俗化的文人进行斗争。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山根据地的群众虽然政治上翻了身，但思想上还受着封建文化的毒害。各种鬼怪神灵影响着人们的头脑，巫婆、神汉在兴风作浪，大量宣传封建迷信的“小本本”还在乡间流传。因此，向封建文化进行斗争是十分迫切的任务。王春、赵树理都是这方面的闯将，他们坚持要用通俗的新作品占领封建文化的阵地。但当时一些文人瞧不上他们这一套，认为通俗化的作品“庸俗”“登不得大雅之堂”。
　　1942年1月，太行区根据地举行过一次文化人座谈会，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邓小平、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都参加了。会上，赵树理在朗读乡间流传的旧唱本“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祸灾……”后说道：我们应当起而应战，写出新的通俗作品，打垮它……但赵树理的意见遭到有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群众是落后的”，“群众语言写不出伟大作品来”。
　　


　　这时候，王春旗帜鲜明地站在赵树理一边。他发言的题目就是《继续向封建文化夺取阵地》。他列举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宣传封建迷信的小册子，然后说：这些小册子，“深入、普及、无孔不入，俯拾即是，而且其思想久已深入人心”，但是，我们却一向不干涉这些事，甚至以为新文化运动应该不涉及这些“低级的”事情。
　　王春、赵树理从实际出发，讲了反封建任务之迫切，讲了通过大众化、通俗化作品为群众服务之必要，呼唤文化界同志转变对群众的态度，写出为群众欢迎的作品来。
　　尽管有人反对大众化、通俗化，但王春、赵树理却毫不动摇。他们坚信自己的路子，并用实际行动探索和实践新文化的方向。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根据地，他们的路子才得以认可。
　　第四，王春始终关注着赵树理的学习和提高。在第四师范学习时，王春就经常借一些进步书刊给赵树理看，而且每借一本书还要向他指出应关注的重点。赵树理成了作家以后，王春仍然关心他、指点他，认为他读世界名著太少，而且总是看得太慢，这影响他眼界的扩大和观察能力的提高。
　　第五，王春第一个向全国读者介绍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相继出版后，赵树理的名字很响亮了，但读者并不了解他的经历。当时有不少传说，有的说他是“吹鼓手出身”，有人说他“在戏班里呆过”。这时候，又是王春出来，写了《赵树理是怎样成为作家的?》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复刊号(当时在河北省平山县出版)上，后被1949年1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简要、准确地介绍了赵树理，至今还是一篇赵树理研究的权威文章。
　　
　　在山沟里实践大众化、通俗化
　　
　　抗日战争后期，王春调到华北新华书店任总编辑。
　　当时处于战争环境，华北新华书店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番号“洛阳部”）。和现在的新华书店不同，这个书店是编书、写书、印刷、发行“一条龙”。书店编辑部聚集着包括冯诗云、赵树理在内的一大批“秀才”。书店办了多种通俗刊物，影响最大的要数《新大众》。这时候，王春便更有意识地实践大众化、通俗化的方针了。
　　《新大众》的主要读者是区村干部、中小学教师。因为是办给农村读者看的，王春要求编辑部同志写的东西都要通俗化、口语化，他自己也带头写这方面的文章。从农村读者的实际出发，《新大众》在形式上力求做到生动、活泼，辟有“天下大事”“有问必答”“大众信箱”“自修学校”“读者俱乐部”等栏目，并经常用快板、民谣、诗歌、谚语等形式进行宣传。《新大众》特别重视和群众的联系，每期杂志的通讯员来稿都要占到三分之二，王春要求通讯员“话怎样说，稿就怎样写，写别字，写得不通顺，都不怕”。
　　《新大众》有2000多名通讯员，对他们的来信，有一个时期编辑部几乎做到了每信必复。对不会写作或手头没有写作材料的，先鼓励他们反映群众中存在的各种问题；有些稿子写得不清楚，就反复请他们补充材料，有的稿子补充三四次材料，才拿来合在一起重新编写。稿子不能用也要给他们写信说明理由。有的通讯员工作忙时甚至几个月不来稿，编辑部照样写信和他们联系，照样帮他们解决困难和问题。
　　我们几个人就是这时候先后调到华北新华书店在王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王春给我们讲写作的基本知识，鼓励我们“从看书到写书”。在豆大的油灯下给通讯员写信的情景，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新大众》办了两年多，很受农村读者喜爱。晋冀鲁豫边区党政领导人薄一波为杂志题词：“《新大众》两年来受到工农兵的热烈欢迎。希望你们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1947年12月11日，为适应形势发展，《新大众》杂志改为《新大众》报。王春为社长，冯诗云为总编辑。
　　同杂志一样，王春、冯诗云要求《新大众》报的全部稿件力求做到口语化。不仅一般的稿件要求短小精悍，就连新华社发的中央各种政策甚至毛泽东同志的文章，也都经过编辑的摘要和改写。如毛主席写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全文约1万字、8个部分，《新大众》报摘录为2000字，突出了打倒蒋介石和土地改革等4个部分。再如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全文约9000字、5个部分，《新大众》报也摘录成2000字，放在一个版上。这里说的改写不是一般的摘要、压缩，而是编者对文件消化后用自己的语言重新写。极少数的文件如《中国土地法大纲》，是全文照登，然后王春再分章进行“拆讲”。这种大胆的尝试也许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收到的效果却是不容置疑的。
　　《新大众》报没有发过板起面孔讲大道理的文章，它的评论多半是针对当时农村实际工作中的问题，一文一事，开门见山，尖锐泼辣。赵树理当时一面在基层参加土改，一面把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写成文章。《新大众》报最初4期，他就写了《我们执行土地法不许地主富农管》《穷苦人要学当家》《休想钻法令空子》《谁也不要有特权》等5篇文章和一篇快板《为啥要组贫农团》。这些文章很受欢迎。“有问必答”，同样是《新大众》报最受读者欢迎的栏目之一。由于土地改革深入展开，报上解答这方面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五花八门，十分具体，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如何划成分?演员算什么成分?贫农当过伪军，成分变不变?长过杨梅疮的人有没有公民资格?光棍参了军，土地怎么办?地主媳妇从娘家带来的东西该不该没收?寡妇没结婚养了孩子，在哪里分土地?中农自愿拿出房子，现在又想要回去行不行?等等。有关政策性的问题常常请边区政府有关部门解答，这些解答在当地农村几乎具有法律效力。
　　因为通俗易懂，宣传政策不走样，《新大众》报在人口不足500万的太行根据地发行量达到4.6万多份，并且大都是自费订阅。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是王春实践大众化、通俗化的丰硕成果。
　　在王春领导下，华北新华书店还为工农兵出版了多种图书。据统计，从1943年9月到1948年5月编辑出版的图书有上百种，几千万字之多。这些书成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广大读者丰富的精神食粮。作为编辑部的负责人，王春既编又写，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他工作一丝不苟，经他出版的书很难见到错别字。
　　
　　编辑出版晋冀鲁豫版《毛泽东选集》
　　
　　在华北新华书店工作期间，王春还做过一件重要工作，就是编辑、出版《毛泽东选集》。这件事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1945年党的“七大”以后，晋冀鲁豫中央局就有了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想法，并得到薄一波的支持。具体组织工作在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指导下进行，他委托华北新华书店总编辑王春组织编辑部、经理部、印刷厂职工负责完成。
　　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首先是选稿不易。当时，中央局宣传部掌握的材料有限，除了毛主席著作一些单行本以外，主要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1941年编印的《六大以来（上、下）》和1943年编印的《两条路线（上、下）》，再就是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报刊上登载的有关报道中选，任务十分艰巨。在编辑过程中，曾考虑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六大”以来的文件精神，计划选些背景材料作附录，但在中央局审查时大都去掉了。有些文件非常重要，但没有公开发表过，经过几番送审，多次变化，最后决定“内部发行”。
　　其次，当时正是战争时期，根据地物资匮乏，印刷条件很差。书店的采购人员曾冒着生命危险，克服重重困难，到国民党统治区采购印刷物资。印刷出版最难的一道工序是烫金，书店印刷厂没有这方面的技术工人，最后还是设法从冀鲁豫革命根据地请来一位叫田崎的日本人，才帮助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田崎从军前是印刷工人，做过烫金工作，参加侵华战争中被我军所俘，后又参加了革命工作。
　　编印这部《毛泽东选集》，校对工作也十分艰巨。这项工作是王春亲自完成的。我们从《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4期相关文章中看到，华北新华书店当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现存清样本都是由工务处的职工江波装订成册的，共9大本。同时还发现了当时王春最后校对的版本，共1035页、96万字。29天的校样每天都有王春的签名。当时连电灯都没有，可以想见王春是如何艰苦工作的。
　　1948年5月中旬，这部《毛泽东选集》正式出版了，大字、精装、封面烫金，美观大方。在各方面条件均很困难的山沟里，能够编印出这样高水平的《毛泽东选集》来，实属不易。
　　王春的工作得到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宣传部和办公厅的表扬和奖励。表扬信的全文是：
　　王春、史育才、冯诗云同志并转新华书店诸同志：
　　你们在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制版、装订及搜集材料，为《毛泽东选集》的出版工作中，均尽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满意的成绩，这种工作精神的成果，应该得到党的奖励，除发给奖金十万元之外，特再函告。望继续努力！
　　致布尔塞维克敬礼！
　　中央局宣传部、办公厅
　　1948年4月3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2004年第4期，曾刊出文章介绍晋冀鲁豫中央局版《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情况。文中说：“这部选集被认为是新中国建立之前出版的各种版本《毛泽东选集》中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编辑最合理、装帧最精美、错讹最少的。”
　　文章还特别指出“王春对晋冀鲁豫版《毛泽东选集》的问世，所费的精力和作出的贡献，都是最大的”。
　　
　　春蚕到死丝方尽
　　
　　1949年1月，古都北平解放。2月4日，《新大众》报停刊。3月上旬，新大众报社的人员由河北平山县进入北平城。先办《大众日报》，3月15日创刊。7月15日改为《工人日报》，王春为社长，冯诗云为总编辑。
　　进城办报，自然遇到很多困难。但由于王春长期坚持大众化、通俗化的方针，并培养了一批熟悉业务的队伍，仍很快适应了新的形势。这时候，王春可真是大忙人。他是北平军管会委员兼新闻处负责人，经常到外面开会。他又是报社的一把手，每天要看许多稿子，还要自己写东西。
　　为宣传中苏友好，1949年他写了《中苏友谊史话》，在报上连载；为配合抗美援朝斗争，1950年他写了《美国侵华史话》(连载40讲)。职工们在学习中提出一些问题，报社编辑常请他回答，公开见报。他还建议针对职工的思想问题在报上开辟了“一日一谈”专栏，并带头写开门见山的小文章。他思想敏锐，知识渊博，写东西快。常见他用毛笔写出评论，直接送排字房，排出小样稍加修改，第二天便见报了。
　　王春身体不太好，常常闹病。战争期间缺医少药，他带病工作；进城后工作多，担子重，依然顾不上休息。他常常捂着肚子听汇报，写文章。1951年，他被调到工人出版社任社长。当时，他正在专心编一本浅显易懂、专为工农群众用的《大众字典》。据赵树理回忆，王春在编这本《大众字典》时非常投入，“往往对着一个字坐夜，好像一个老和尚在那里参禅悟道”。可惜文稿尚未过半，肝癌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王春去世后，全国总工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他立了墓碑，永远纪念这位为党的宣传事业勤劳不息、积劳成疾、英年早逝的新闻工作者。
　　( 责编 韵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