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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油画作品归入“东韵”卷;而把国画作品编至“西语”册，由此，东韵，西语，毋宁说是形式上的对比，不如说是心灵上的碰撞。因此也就跨越了画材、媒介，跨越了画种、题目，表现出黄阿忠作为东方艺术家一生孜孜以求的丹青美梦。
提起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黄阿忠，绘画圈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正如姜建忠所说的那样：“阿忠南人北相，好交友，铁嘴，善斗笑，喜热闹，爱围棋，通书画，烟瘾大，五音稍逊，然擅喝酒。且尚有酒胆，常常为了朋友先把自己放倒，然后露出可爱的一面。”当然，黄阿忠的可爱，不仅是在生活中有着艺术家强烈的个性与天真，同时，他那中西交融、诗意盎然的油画、国画作品，也无不透着可爱、纯真与美好。
作为著名画家，黄阿忠在上海是幸福的。因为上海的画坛是比较安静的，艺术本来就是安静的。画家在画室听着音乐，喝着好茶，有时遇到对手还会杀一盘昏天黑地的棋，自得其乐。他们悠闲而坚忍地守望在架上，画着属于自已喜好的题材，用着上海人的方式去处理画面和解决画面中所出现的问题。自信、从容，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梦想。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他们需要的只是做梦，而不是从梦中醒来。他们是一群喜欢在自己领地里做梦的人，做最好的自己！他们是一些不服从时间命令的人，他们只与自己的内心保持一致。也许，与时间无关才能超越时代。
然而，黄阿忠毕竟是有走出画室的那股闯劲的。6月初夏，年过花甲的他亲自带着大大小小160余幅作品，来到了北京，展出于中国美术馆。海上才子“进京赶考”，其心情自然是感慨万千。毋庸置疑，几十年来，黄阿忠对于油画静物、风景等有着精深的研究，打造了独特的风格和个人的绘画语言，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面貌;同时，他跨界研习中国画，其“荷花”引人注目，近年来，在“山水”的创作中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还写有一手好文章，其文字流畅，文笔清新，同样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这一名为“东韵西语”的展览，可看出画家在艺术探索上的感懷和野心。“东韵”者，乃取东方之精气、趣味、神韵等;“西语”者，则为西方的表现、构成、节奏等等。在黄阿忠看来，中西融合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叠加组合，而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自然体悟和时代使然。更有意思的是，他将油画作品归入“东韵”卷;而把国画作品编至“西语”册，由此，东韵，西语，毋宁说是形式上的对比，不如说是心灵上的碰撞。因此也就跨越了画材、媒介，跨越了画种、题目，表现出黄阿忠作为东方艺术家一生孜孜以求的丹青美梦。
花甲一觉丹青梦
《新民周刊》：近年来，上海画坛在平静中蕴含张力，于低调中体现格调。因此无论作品还是画家本人，都渐渐走出地域的局限，去开拓更大的格局。从之前的海派美术进京展，到香港巡展、美国巡展等等，可以说阿忠老师的作品作为当代海派画坛的中坚力量与代表人物，几乎都参加了，也收获了不少好评。在此基础上，你更是努力而坚定地走出了更大的一步，赴北京举办个人画展。你是如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黄阿忠：到北京办个人画展，是我多年的愿望。早在2005年，我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印象与心象”的大型个展，颇具影响。当时就有记者问我画展结束还有什么新的打算？我就说，希望自己在十年内去北京办个展览。如今，正好十年了，经过一年半的筹备和努力，即将成行。尽管如此，“进京赶考”前，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但我也挺有信心。
这次北京个展由尚辉策展，中国美术馆给了整整三个展览厅。主题名字是“东韵西语”，这也是我的绘画追求。“东韵”包括了100张油画，因为我的油画作品比较强调东方的哲学精神与美学神韵，而“西语”反而是60幅国画，因为我的国画里含有西画中的构成、结构等许多元素。所有的作品一大半是近年来的创作，但也安排了一些各个时期的代表性画作，这样可以为观者勾勒出我绘画生涯的全貌。
《新民周刊》：你出身于一个手工艺者的家庭，从小热爱美术，却一直到青年时期才真正进入专业领域学习，这是为什么？
黄阿忠：绘画是我从小就喜爱的乐趣。但当时并没有条件进入专业画室学习，只能自娱自乐。后来遇到了“文革”，上山下乡去了农场。数年的蹉跎，直到高校恢复招生，终于有机会圆梦，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学习，开始了正规的美术学习。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我的同学们，有些已经离开了美术界，使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坚持的重要性。我画画的道路可以说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一以贯之，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不会因流行而改变，更不会迎合市场的需求。我就是我，始终坚持自己的“丹青梦”，但光有梦想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的实践。如今，一个花甲走过来了，我更加体会到坚持的重要性，坚持之外，还要不断地研究、学习，这样才能进步。这次的北京画展，就是想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东韵：哲学表达
《新民周刊》：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毕业后不久，你于1979年参加了稍早于北京“星星”美展的上海的“十二人展”，此展在当时的上海颇有影响，这也成了你在画坛崭露头角的开始。之后你进入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在执教的同时潜心创作，直至上世纪80、90年代，你迎来了自己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特别是“瓶花”系列，成就了属于你个人的绘画语言与独特风格。在这些精彩的画作中，往往所描绘的花卉说不出品种和名称，只是一些依稀可辨的形状、轮廓，有时就是一团色斑或朦胧的光影。最特别的是，它不是靠写实的方法支撑起来的，而是和相邻的色域、形状、线条一块共同支撑起来，通过色块的平面堆叠，造成了一种绚烂、静谧、诗性的空间。 《新民周刊》：毛时安曾经总结你的国画有三个特点。一是人性。你画荷花画江南画山水，并非无病呻吟，而是想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人文关怀。二是诗性。你是把国画当作诗来写的。因此每一件作品都能让人们生发出诗意和诗情，而且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诗境。三是灵性。你的中国画很空灵，举重若轻，取法古人而自抒胸臆，颇有“无招胜有招”之感，令人欢喜不已。
黄阿忠：有一点可以肯定，油画家画水墨，其状态一定和纯粹的国画家不同。油画家画水墨，并不只我一人而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油画家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关良等人，都已开始关注水墨，也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而后又有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乃至吴作人，也都是以油画家的身份倾心于水墨创作的。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油画家的水墨状态。就看以上列举的艺术前辈，刘海粟画黄山，那些泼墨，泼彩，多少带一点油画味道;如果说徐悲鸿的柳枝喜鹊还保持国画传统的话，那么，他用水墨染成的雄狮和奔马，就是从西洋的结构和造型入手的……
反过来，不少油画同水墨有相似之处，其实，中西绘画是相通的。就说马蒂斯的油画，那些挥洒的充满激情的笔触，那些意象的处理，深得东方之神韵;再看佩梅克的作品，虽是他吸收了印象主义某些画法，但从画面的大块处理，可以看出有点类似水墨墨痕的感觉。还有莫兰迪，那个一辈子画瓶瓶罐罐的意大利画家，有点“八大山人”的意味，让我惊奇的是，在他的艺术馆里的那间堆满其收藏的坛坛罐罐房间中，竟然发现两只中国青花瓷。由此可见，尽管画种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但中西方艺术是互相借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油画家别开了现代水墨的生面，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油画家的水墨状态，又是以自己所开创的水墨语言，而拓展了现代水墨的外延。
20多年来，我用水、墨在宣纸上挥洒自己的感受。我并不去再現栩栩如生的鲜花，也不去如实地描绘江南的黛瓦粉墙。我想通过水墨抒发的只是一种心境，画中的荷花、绿叶、蔓枝和水乡的小船、流水，空蒙的远山等等成了一种借代，这些借代物在规则和不规则之间，在似与不似的组合之中，构成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它们是荷，但似荷非荷，它们是桥，然似桥非桥，它们没有荷花的具体名称;它们没有表明那座桥是在哪里写生的，而只留下象征意义随着梦，随着风飘洒万里。西方的色块和东方的笔痕的交汇和衍生，在这里是一种心灵的写意，在这里是一种形式的寄托。于是也有了一帘风絮的幽香;有了牵衣待话的沉寂;有了斜阳冉冉的灿烂;有了芳草连天的朦胧。也许，这也就是我的一种水墨状态。
提起上海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黄阿忠，绘画圈内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正如姜建忠所说的那样：“阿忠南人北相，好交友，铁嘴，善斗笑，喜热闹，爱围棋，通书画，烟瘾大，五音稍逊，然擅喝酒。且尚有酒胆，常常为了朋友先把自己放倒，然后露出可爱的一面。”当然，黄阿忠的可爱，不仅是在生活中有着艺术家强烈的个性与天真，同时，他那中西交融、诗意盎然的油画、国画作品，也无不透着可爱、纯真与美好。
作为著名画家，黄阿忠在上海是幸福的。因为上海的画坛是比较安静的，艺术本来就是安静的。画家在画室听着音乐，喝着好茶，有时遇到对手还会杀一盘昏天黑地的棋，自得其乐。他们悠闲而坚忍地守望在架上，画着属于自已喜好的题材，用着上海人的方式去处理画面和解决画面中所出现的问题。自信、从容，编织着属于自己的梦想。对于真正的艺术家而言，他们需要的只是做梦，而不是从梦中醒来。他们是一群喜欢在自己领地里做梦的人，做最好的自己！他们是一些不服从时间命令的人，他们只与自己的内心保持一致。也许，与时间无关才能超越时代。
然而，黄阿忠毕竟是有走出画室的那股闯劲的。6月初夏，年过花甲的他亲自带着大大小小160余幅作品，来到了北京，展出于中国美术馆。海上才子“进京赶考”，其心情自然是感慨万千。毋庸置疑，几十年来，黄阿忠对于油画静物、风景等有着精深的研究，打造了独特的风格和个人的绘画语言，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面貌;同时，他跨界研习中国画，其“荷花”引人注目，近年来，在“山水”的创作中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他还写有一手好文章，其文字流畅，文笔清新，同样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
这一名为“东韵西语”的展览，可看出画家在艺术探索上的感懷和野心。“东韵”者，乃取东方之精气、趣味、神韵等;“西语”者，则为西方的表现、构成、节奏等等。在黄阿忠看来，中西融合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叠加组合，而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自然体悟和时代使然。更有意思的是，他将油画作品归入“东韵”卷;而把国画作品编至“西语”册，由此，东韵，西语，毋宁说是形式上的对比，不如说是心灵上的碰撞。因此也就跨越了画材、媒介，跨越了画种、题目，表现出黄阿忠作为东方艺术家一生孜孜以求的丹青美梦。
花甲一觉丹青梦
《新民周刊》：近年来，上海画坛在平静中蕴含张力，于低调中体现格调。因此无论作品还是画家本人，都渐渐走出地域的局限，去开拓更大的格局。从之前的海派美术进京展，到香港巡展、美国巡展等等，可以说阿忠老师的作品作为当代海派画坛的中坚力量与代表人物，几乎都参加了，也收获了不少好评。在此基础上，你更是努力而坚定地走出了更大的一步，赴北京举办个人画展。你是如何做出这样的决定的？
黄阿忠：到北京办个人画展，是我多年的愿望。早在2005年，我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印象与心象”的大型个展，颇具影响。当时就有记者问我画展结束还有什么新的打算？我就说，希望自己在十年内去北京办个展览。如今，正好十年了，经过一年半的筹备和努力，即将成行。尽管如此，“进京赶考”前，心里还是有些忐忑的，但我也挺有信心。
这次北京个展由尚辉策展，中国美术馆给了整整三个展览厅。主题名字是“东韵西语”，这也是我的绘画追求。“东韵”包括了100张油画，因为我的油画作品比较强调东方的哲学精神与美学神韵，而“西语”反而是60幅国画，因为我的国画里含有西画中的构成、结构等许多元素。所有的作品一大半是近年来的创作，但也安排了一些各个时期的代表性画作，这样可以为观者勾勒出我绘画生涯的全貌。
《新民周刊》：你出身于一个手工艺者的家庭，从小热爱美术，却一直到青年时期才真正进入专业领域学习，这是为什么？
黄阿忠：绘画是我从小就喜爱的乐趣。但当时并没有条件进入专业画室学习，只能自娱自乐。后来遇到了“文革”，上山下乡去了农场。数年的蹉跎，直到高校恢复招生，终于有机会圆梦，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学习，开始了正规的美术学习。今天回过头来看，当年我的同学们，有些已经离开了美术界，使我更加深深地体会到坚持的重要性。我画画的道路可以说是“一条道走到黑”的，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一以贯之，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不会因流行而改变，更不会迎合市场的需求。我就是我，始终坚持自己的“丹青梦”，但光有梦想是不够的，还需要不断的实践。如今，一个花甲走过来了，我更加体会到坚持的重要性，坚持之外，还要不断地研究、学习，这样才能进步。这次的北京画展，就是想向大家汇报一下，我的道路是怎样走过来的。
东韵：哲学表达
《新民周刊》：从上海戏剧学院舞美系毕业后不久，你于1979年参加了稍早于北京“星星”美展的上海的“十二人展”，此展在当时的上海颇有影响，这也成了你在画坛崭露头角的开始。之后你进入了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在执教的同时潜心创作，直至上世纪80、90年代，你迎来了自己创作的第一个高峰。特别是“瓶花”系列，成就了属于你个人的绘画语言与独特风格。在这些精彩的画作中，往往所描绘的花卉说不出品种和名称，只是一些依稀可辨的形状、轮廓，有时就是一团色斑或朦胧的光影。最特别的是，它不是靠写实的方法支撑起来的，而是和相邻的色域、形状、线条一块共同支撑起来，通过色块的平面堆叠，造成了一种绚烂、静谧、诗性的空间。 《新民周刊》：毛时安曾经总结你的国画有三个特点。一是人性。你画荷花画江南画山水，并非无病呻吟，而是想表达自己对大自然的人文关怀。二是诗性。你是把国画当作诗来写的。因此每一件作品都能让人们生发出诗意和诗情，而且是来自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诗境。三是灵性。你的中国画很空灵，举重若轻，取法古人而自抒胸臆，颇有“无招胜有招”之感，令人欢喜不已。
黄阿忠：有一点可以肯定，油画家画水墨，其状态一定和纯粹的国画家不同。油画家画水墨，并不只我一人而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油画家刘海粟、徐悲鸿、林风眠、关良等人，都已开始关注水墨，也留下了大量的作品。而后又有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乃至吴作人，也都是以油画家的身份倾心于水墨创作的。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油画家的水墨状态。就看以上列举的艺术前辈，刘海粟画黄山，那些泼墨，泼彩，多少带一点油画味道;如果说徐悲鸿的柳枝喜鹊还保持国画传统的话，那么，他用水墨染成的雄狮和奔马，就是从西洋的结构和造型入手的……
反过来，不少油画同水墨有相似之处，其实，中西绘画是相通的。就说马蒂斯的油画，那些挥洒的充满激情的笔触，那些意象的处理，深得东方之神韵;再看佩梅克的作品，虽是他吸收了印象主义某些画法，但从画面的大块处理，可以看出有点类似水墨墨痕的感觉。还有莫兰迪，那个一辈子画瓶瓶罐罐的意大利画家，有点“八大山人”的意味，让我惊奇的是，在他的艺术馆里的那间堆满其收藏的坛坛罐罐房间中，竟然发现两只中国青花瓷。由此可见，尽管画种不同，表现形式不同，但中西方艺术是互相借鉴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油画家别开了现代水墨的生面，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油画家的水墨状态，又是以自己所开创的水墨语言，而拓展了现代水墨的外延。
20多年来，我用水、墨在宣纸上挥洒自己的感受。我并不去再現栩栩如生的鲜花，也不去如实地描绘江南的黛瓦粉墙。我想通过水墨抒发的只是一种心境，画中的荷花、绿叶、蔓枝和水乡的小船、流水，空蒙的远山等等成了一种借代，这些借代物在规则和不规则之间，在似与不似的组合之中，构成一个有意味的形式。它们是荷，但似荷非荷，它们是桥，然似桥非桥，它们没有荷花的具体名称;它们没有表明那座桥是在哪里写生的，而只留下象征意义随着梦，随着风飘洒万里。西方的色块和东方的笔痕的交汇和衍生，在这里是一种心灵的写意，在这里是一种形式的寄托。于是也有了一帘风絮的幽香;有了牵衣待话的沉寂;有了斜阳冉冉的灿烂;有了芳草连天的朦胧。也许，这也就是我的一种水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