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密切，事关本国长远和眼前利益的“对外宣传”也受到各国的空前重视。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30多年之后，已经成功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文化环境、舆论环境都强烈地影响着——或制约或有助于——我国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回顾我国对外宣传事业的历史，对加强外宣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姚遥博士所著的《新中国对外宣传史》将新中国的国际关系史与对外宣传史并行回顾，以丰富史料和典型案例为依据，勾画了新中国六十多年来对外宣传事业的历史沿革，对“文革”等不同时期的教训和失误也都没有回避，进行了详尽细致的论述与分析，为我国对外宣传的理论研究和软实力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学理参考与实践启发。
　　长久以来，不能不说遗憾的是，“对外宣传”的概念并未能被人们普遍地正确理解，一些外国公众甚至对它有所曲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在词典上，中文的“宣传”被不确切地对应为英文的“Propaganda”一词。“Propaganda”因其在历史上的滥用，意义已演化成“为了自身利益而不惜歪曲事实的一种说教”，与中文“宣传”一词相去甚远。所以在对外宣传领域，为了避免中外译者的误译，从1998年我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时起，就开始用“向世界说明中国”来表达对外宣传的含义和机构的职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也被英译为“State Council Information Office”。另一方面，由于我们自己的传播手段还没有完全适应国际舆论环境的新挑战，“对外宣传”这一中文词汇在国际关系和全球传媒话语体系中还缺乏足够的传播和影响力。
　　姚遥博士在绪论中很清晰地讲解了“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和“公共外交”三个极为相关的概念在我国和西方不同时代的理解差异。他在书中提出，在五、六十年代以前的美国，公共外交的定义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外宣传或对外传播，即通过书刊、广播、电视等手段向外国公众传达本国的政策和价值观，影响外国人对于本国的印象，提升他们对于本国的好感。而近几十年来，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背景下，“公共外交”这一概念的外延不断拓展、内涵不断丰富，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成为对外传播国家形象的新兴主体。也即，各种有机会进行国际交往的社会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和精英人士甚或一般公众承担的公共外交活动开始风生水起了。在中国，公共外交的要义也演化成为：在承担对外宣传职能的政府部门的主导和支持下，公众以自己的故事和体会参与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特别是近年来，这一力量和效果的增强显而易见。
　　对于我国对外宣传、对外传播和由政府承担的公共外交，不同的作者对其内涵或有稍许不同的界定，但是三者的任务和传播的内容大体是相近的。我对中国全球传播战略的描述是：向世界说明真实的中国，传播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促进国际公众的友好舆论，进而影响外国政府对我国的政策；其中，“向世界说明中国”主要包括说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进展，对内、对外的政策，以及回答国际舆论针对中国的问题从而解疑释惑。
　　新中国的对外宣传事业发展到今天，历久弥新。一代又一代外宣工作者始终没有忘记肩负的神圣使命：热爱自己的国家，效忠自己的人民——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很多令人感动的前辈与往事。回眸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激励当下、鼓舞未来。我们看到，受历史因素、东西方差异以及残存的“冷战”思维影响，直至今天，外国对中国的社会制度、社会发展和国人精神面貌的了解不仅不够全面，甚至还有不少误解和曲解。一些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时有偏颇，甚至经常出现虚假消息和谣言。因此，继承与发展对外宣传事业，向世界持之以恒地说明中国，是一项既光荣又艰巨的任务。如何坚持好维护国家利益的内核，同时通过理念创新来突破发展瓶颈，值得我们思考。未来，这项事业还需要更多普通公众的支持和参与，共同探索一个全新的“大外宣”的战略格局。也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学习历史、尊重历史，从历史当中汲取更多的智慧与灵感，让历史激励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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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对外宣传史》简介
　　《新中国对外宣传史》是一部心力之作，作者将新中国的国际关系史与对外宣传史并行回顾，勾画了1949年以来中国建构国际话语权的艰辛历程。全书功底扎实而不失趣味，作者查阅了纷繁浩杂的文献档案，甄选了趣味盎然的历史照片，在一个国际关系不断变化重组、中国领导层依次革新换届、可用的传播媒介竞相大放异彩的时空大背景下，再现了一组组视域宏阔的历史镜头，试图使读者们逐渐了解并最终认同：在新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展史中，面向国际舆论的对外宣传事业，曾经并正在扮演着何等重要的历史角色。
　　在书稿打磨过程中，一些对外宣传领域的老前辈给予重要指导。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国新办原主任赵启正是书稿的第一批读者，并分别从不同角度为该书撰写了序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原主任傅高义（Ezra F. Vogel）通读全书，撰写了《庐山内外观庐山》的双语书评，称赞该书“让我们这些身处‘庐山之外’的外国汉学家有机会真切了解到‘身在此山中’的中国学者们是如何从内部观察新中国的对外宣传的”。
　　作为中国对外宣传的特殊受众，傅高义教授在书中找到了有关自己在哈佛大学的前辈导师、美国汉学翘楚费正清（John K. Fairbank）教授的有趣记述：“二战”期间，作为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主管的费正清，曾有缘结识了周恩来、乔冠华、龚澎等中共驻重庆代表，而正是这些人后来成为新中国对外宣传体制的奠基人。傅高义由此感叹历史的因缘，认为斗转星移，“今天，研究中国的我们这一代洋学者，在《新中国对外宣传史》所呈现的这段历史中发现了别样的回味”。
　　作者姚遥现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本书是他在国内研究及哈佛大学访学期间的成果凝结。在作者看来，以外国受众和国际舆论为目标的“对外宣传”与“公共外交”，其实本身也不断受到外来因素的深刻影响。比如，不可否认的是，“对外宣传”在词源上有着苏联背景，“公共外交”在词源上有着美国背景，体现了中国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国家借鉴与学习的历史因缘。然而，且不管这些名称来源何处，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并应该继续努力的，是赋予类似的国家战略与公众实践以更多的中国内涵，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宣之有效”“交人交心”的对外宣传与公共外交之路。诚如白岩松为该书撰写的导言：
　　“新的世纪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是最令人好奇的谜。回望过去，我们与世界的沟通，有很多成功的经验，却也有太多失败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愿本书像面镜子，照出来路，更照出清晰而坚定的前景，我们正书写着中国与世界间属于明天的历史，不是吗？”
　　作者简介
　　姚遥，中国公共外交协会研究部主任、外交学院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法学、经济学双学士，清华大学大众传播学硕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中美富布赖特项目”联合培养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博士后。长期研究国际关系、公共外交、国家软实力等政策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