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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主张有一个基本理论前提，即强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从来不相信可以在一国单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更不相信可以在落后国家率先实现社会主义。
因此，夺权成功的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与俄国的现实相脱节的情况下，开辟人类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理智上很清楚，在一个90%左右的国民是农业人口、70%以上还是文盲的国家，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和所有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一样，列宁显然也是意志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已陷入灭亡阶段，在落后国家，新社会是可以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来的。因此，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伊始，列宁就宣布说：十月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列宁来说，所谓社会主义，主要就是实现大机器生产条件下的生产社会化。在俄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最具决定意义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二是取消商品经济。
继土地社会化的法令颁布之后，1917年底1918年初，苏维埃政府又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实行国有化、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这些法令并不像后来俄共党史所说，是为了应对战争环境，被迫实行的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恰恰相反，它们更多的其实是旨在利用革命及战争条件，加速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到1920年，苏俄工业实际上就已经全面“国有化”了。
但现实与列宁的预想相距甚远。土地以及工矿企业的国有化之后，大批职员抵制、工人怠工，生产出现了严重下降的局面。彼得格勒当局因此不惜将那些它认为公开拒绝服从革命政府的旧职员定性为“人民的敌人”。但面对客观现实，新政权最后还是不得不暂时委曲求全，用高薪赎买，来换取那些无法淘汰的“旧人物”的妥协与服从。
因为相信经济上的种种复杂情况多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因此，苏维埃新政权很快在全国范围设立了管理总局，全面掌管企业产、供、销的各个环节。
1919年3月，全俄人民委员会首先颁布了全国食品及日用品实行统一消费配给的法令。1920年1月，又发布了撤销银行、废除货币的法令。为满足人们生活所需，各地按照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有过的尝试，开始广泛建立公共食堂，并为儿童、工人、职员、红军及家属提供免费膳食及水、电、住房等。邮电、铁路等免费使用的政策也相继出台。所有这些，都是按照社会主义理想的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的思路，靠政治强力创造出来的。
俄国革命成功后，新政权几乎每一步剥夺富人财富、消灭私有制的措施都顺利实现了，这就更加让列宁产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很快成功的幻想。
1918年4月，即十月革命胜利半年之际，他还谨慎地告诫党内干部说，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两年多以后，他已经公开宣告：俄国实现共产主义（按：指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已经为期不远了。至少，“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了。
经济政策上的种种激进措施，无疑是布尔什维克独裁的结果。但事实上，列宁最初并没有马上否定将俄国引向另一种前途的可能性。
虽然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一样，都是靠武装起义取得的政权，然而十月革命的成功仍旧是多党派合作的结果，布尔什维克主导的新政府也是通过民主选举机制形成的。因此，新政府建立伊始，列宁就权衡形势，主动修改了布尔什维克原定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以争取代表劳动农民群体的社会革命党，特别是其左派代表的支持。
1917年11月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成功当晚，召开了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不足半数，它们虽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政策持有严重异议，却不足以推翻布尔什维克的提案，因此选择了公开退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消极对策。而这样一来，会议选举出的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由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左派代表组成的苏维埃中央权力机构。其中，布尔什维克占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占29名。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希望等待整个社会革命党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暂时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也就得以组建成一党单独执政的新政府——全俄人民委员会，列宁担任了最高领导职务——人民委员会主席。
由于苏维埃民主体制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的局面很难维持，故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也一度积极与各党进行协商，试图说服各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一体合作。但是，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右翼坚持要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政府之外，并要求限制布尔什维克一党政府的权力，而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坚决抵制，此举终未取得成功。列宁等人坚持不妥协的态度，还一度造成了布尔什维克中央领导机构的严重分裂。
这场危机在1917年12月10日意外得以化解。经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推举出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意加入人民委员会，双方的代表人数足以选举组成新政府，因此，民主体制并没有马上土崩瓦解。
当然，列宁等人仍旧坚持苏维埃民主体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十月革命之初，布尔什维克只控制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座城市，它要真想号令全国各级苏维埃，也还非得借助于这个建立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的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不可。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仅公开承诺保证按时组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即立宪会议（沙皇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启动），也公开承诺布尔什维克政府，即人民委员会以及各级苏维埃权力机关，都只是“临时政府”，其最终地位及其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最终都将交由立宪会议来审定批准。
列宁这样做，也是和马恩的观点有关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由无产阶级中的一派来代表和实行。长期以来，列宁也一直在公开批评“少数人专政”的说法。他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新型苏维埃制度优越于过去旧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权掌握在工农政党的手里，人们到时候再也不必通过起义去夺权，只要通过和平的“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 但是，这仅仅是列宁夺权之初的一种空想罢了。
1917年11月，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在全俄展开。11月28日，注意到彼得格勒12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占了7席，列宁非常高调地肯定了立宪会议的作用和意义。
几天后就不然了。选票统计结果，在立宪会议的全部703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只得到175席，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得的404席。加上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等，布尔什维克在整个选举中只得到了四分之一的席位。
能否使布尔什维克在全俄苏维埃代表中占多数，进而控制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其实是列宁是否愿意继续利用旧的民主制度的重要底线。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全面失利的结果，使得列宁不得不改变了他此前对立宪会议的认同态度，全面转向建立一党独裁政策的举措。
他首先下令逮捕了被视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全体领导成员，罪名是他们同“反革命内战有联系”。接着，他以选举程序和代表数量不足为由，反对按原定时间于12月11日召开立宪会议。他并且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命令，要求地方苏维埃必须召回那些不符合其意愿的立法会议代表，重新改选。同时，他还预先发出警告说：“人民利益高于民主机关利益”，“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仍然作了最后的努力。他们同意于1918年1月17日在彼得格勒正式召开立宪会议，希望通过强硬态度促使立宪会议能够通过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有利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党团预先提交了要求承认人民委员会权力地位及其所实施各项措施的议案与声明，自然遭到与会多数代表反对。不仅如此，彼得格勒的工人群众在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下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破坏立宪会议顺利举行的举措。
眼看无法使立宪会议多数代表接受自己的条件，早就有所准备的布尔什维克党团随即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立宪会议，接着政府动用军队强行封闭了召开会议的塔夫利达宫，驱散了坚持不肯离去的代表们。
1月19日，列宁公开宣布废除旧的民主体制。他宣称：“立宪会议和全民投票都是按照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旧模式搞起来的”，它或许可以“统一整个民族的意志，创造狼同羊、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睦共处的条件”，但它“不会带来劳动群众的代表机构”。苏维埃政权“既不要议会，也不要全民投票。它比这些都高”。
2月8日，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结成统一战线，占据了94%的席位。大会批准了人民委员会颁布的所有法令及政策措施，再度赋予了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的合法地位。
苏维埃政府取得合法地位后，1918年4月中旬，集中打击了一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仅莫斯科就有20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地点受到清理，数百人被捕。
6月13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恢复二月革命后曾经被公开废除的死刑。接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将孟什维克、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全数开除出执委会。同时，各地数百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被查封，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地方苏维埃被解散。
7月上旬，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因为无法接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外交政策，对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遭到占据多数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否决。而愤于政府与德国当局签订割让大片领土的“布列斯特条约”，一名社会革命党人恰在会议期间炸死了德国大使。列宁当即下令逮捕了与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数百人，13名被认为与这一刺杀有关者被执行了死刑。列宁紧接着公开宣布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成为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的帮凶”了。
8月30日，又一名有民粹党倾向的青年学生刺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音译为“契卡”）主席乌里茨基。同时，一个有社会革命党倾向的女人刺伤了列宁。苏维埃政府马上宣布用“群众性的红色恐怖”对一切反对派予以打击。据报，几天之内，仅彼得格勒地方肃反委员会就处决了数百人。
从此，布尔什维克在全国苏维埃组织里再也没有竞争对手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三套机构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班子，全都在列宁的主持之下。
很快，布尔什维克中央开始全面接掌各级权力。党的干部被委派到各级权力岗位上去，就连党内原来形式上具有的书记处、组织局向中央全会负责、中央全会向代表大会负责的权力关系，也转变成了列宁主导书记处（1919年俄共八大后又增加了政治局）和组织局，书记处、组织局领导中央全会，而中央全会领导代表大会的逆向结构。自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地位和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政治局面渐次形成了。
为了取得内外战争的胜利和巩固城市政权，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反对富农的旗号下发动了剥夺农民的斗争。
为了确保紧缺的粮食供应，十月革命刚一胜利，苏维埃政府就成立了粮食委员会，当时的征收目标还是富人。但是，俄国能够屯积粮食的“富人”到底只是少数。1918年1月，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出现，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发布了直接针对全体农民的“余粮”征集办法，任何隐匿存粮者均将被枪决。
为了贯彻这一政策，它很快下令解散了受到社会革命党影响的各地农村苏维埃组织，另立由新政府支持的“贫农委员会”，通过原本就缺吃少穿的贫苦农户，配合下乡的武装征粮队进行征粮，并揭发检举有余粮的农户。
由于想要农民拿出自己粮食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列宁甚至明确提出建议，每乡应抓25～30个“富裕农民”做人质，征收达不到预定数量，就拿这些人质抵命。在他看来，农民说到底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的个性就是自私、贪婪，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因此在非常时期只能使用非常手段。
列宁异常大胆的社会主义尝试，效果如何呢？1920年，俄国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战前的七分之一，7万多公里的铁路和全国将近一半的机车车辆不能使用，全国产业工人总人数比战前竟然减少了45%，大批失业工人不得不倒流回农村。 农村的情况自然更加糟糕。大量经济作物较战前缩减了好几倍，粮食产量也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却还要被强征，致使1921～1922年间数千万人陷入严重饥荒，饿病而死的农民在百万之上。
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各地农民暴动蔓延30多个省。用于镇压各地农民暴动的苏俄红军，仅1921年死伤逃亡就超过17万人。且因为一些地方兵力不足，难以靠枪炮取胜，新政权甚至不得不动用了毒气弹。
更为严重的是，各地陆续有军队哗变，加入农民起义。1921年2月28日，当年作为十月革命主力的喀琅施塔得基地的1万多名红军官兵竟也集体发动了兵变。
而最让列宁感到沮丧和绝望的是，几年时间过去了，欧洲革命还遥遥无期。列宁原来极力推进落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上是为了配合世界革命的到来。如今，苏俄却成了“处在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只能“单独干”了。
进入到饥荒已不可收拾的1921年春夏之际，列宁终于不得不承认，革命遭到了“最严重的失败”。为了避免走到各地政权全面瓦解的地步，他果断地停止了一切国有化措施，甚至不惜从原有措施上大步“退却”了。
从一开始，列宁就清楚地说明了退却政策的出发点。他宣称，只要能够保住并巩固革命政权，即使让资本家赚150%、甚至2000%的利润，“我们也在所不惜”。
1921年3月21日，苏维埃政府通过法令，以低税额的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征集制，进而鼓励农民回到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上去。7月，它接连发布法令，允许将已倒闭和无法经营的国营企业租让给合作社及公民个人经营；允许个人自由从事手工业和开办雇工不超过20人的企业。8月，它进一步发出指令，全面恢复货币流通、自由贸易和商品生产。10月，它宣布重建已被解散的国家银行。12月，政府甚至下令将已经收归国有的、雇工在20人以内的小企业，以出租的名义发还给了原业主。同时，还决定向外国资本出租俄国的工矿企业。
这一系列被列宁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措施，全面复辟了商品经济。为了说明如此退让的合理性，列宁重新回到了唯物史观的认识方法上来，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但是，列宁很清楚，革命的共产党人别无出路可寻，只能千方百计继续追求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治上绝不能后退。他的态度依旧十分强硬：“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对这个政权的任何微小的反抗都将被粉碎。”
在被迫进行经济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列宁对国内各种中间或异己力量的动向变得更加敏感，尤其担心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势力会与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再行造反。由此造成的一个因杯弓蛇影而盲目打击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政府强制驱逐大批知识分子出国的所谓“哲学船事件”。
面对1921年的俄国严重饥荒，在高尔基的提议下，部分著名知识分子决定组织非政府组织，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组织及红十字会求援，早就无力应付危机的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允许这些知识分子出面活动。
然而，此举却令列宁等人极其不满，怀疑这些人里通外国，最终不少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在具结不许回国的文书后，被武装押上德国轮船，逐出了境外。被迫自费出境者和被流放国内边远地区者，还不包括在内。
1922年3月，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禁止党内一切派别活动之后，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更进一步通过决议，正式宣布“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自由”，宣称：“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政党。”
1922年11月，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列宁的信心进一步提升起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再度向全国民众许愿，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了。”
1923年1月，躺在病床上的列宁口授了他对苏联未来出路的看法，这就是通过民众自愿合作的办法，来联合与改造广大城乡小私有者。换言之，如果过去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高度工业化的结果，那么现在在他看来，国家支配一切并且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把工人、农民结合起来，就足以改造传统的小农经济，消灭私有制，造成社会主义的基础了。
没有人确切知道列宁的上述说法，是否包含一个重要思想，即俄国可以不等欧洲革命成功，一国成就社会主义。但可以肯定的是，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的改变，定性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后，列宁的思想及其实践已经为其继任者提供了足以修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主张所需要的一切。
一年之后，列宁去世了。面对同样难题的继任者斯大林，没有丝毫的犹豫，很快就选择了“单独干”的更明确的实用主义做法——“一国社会主义”。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因此，夺权成功的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如何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与俄国的现实相脱节的情况下，开辟人类通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全力实施国有化
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理智上很清楚，在一个90%左右的国民是农业人口、70%以上还是文盲的国家，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但是，和所有理想主义的革命者一样，列宁显然也是意志论者。他相信资本主义已陷入灭亡阶段，在落后国家，新社会是可以靠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出来的。因此，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伊始，列宁就宣布说：十月革命就是“社会主义革命”。
对于列宁来说，所谓社会主义，主要就是实现大机器生产条件下的生产社会化。在俄国，要过渡到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最具决定意义的事情有两件：一是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二是取消商品经济。
继土地社会化的法令颁布之后，1917年底1918年初，苏维埃政府又先后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实行国有化、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这些法令并不像后来俄共党史所说，是为了应对战争环境，被迫实行的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恰恰相反，它们更多的其实是旨在利用革命及战争条件，加速实现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到1920年，苏俄工业实际上就已经全面“国有化”了。
但现实与列宁的预想相距甚远。土地以及工矿企业的国有化之后，大批职员抵制、工人怠工，生产出现了严重下降的局面。彼得格勒当局因此不惜将那些它认为公开拒绝服从革命政府的旧职员定性为“人民的敌人”。但面对客观现实，新政权最后还是不得不暂时委曲求全，用高薪赎买，来换取那些无法淘汰的“旧人物”的妥协与服从。
因为相信经济上的种种复杂情况多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造成的，因此，苏维埃新政权很快在全国范围设立了管理总局，全面掌管企业产、供、销的各个环节。
1919年3月，全俄人民委员会首先颁布了全国食品及日用品实行统一消费配给的法令。1920年1月，又发布了撤销银行、废除货币的法令。为满足人们生活所需，各地按照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有过的尝试，开始广泛建立公共食堂，并为儿童、工人、职员、红军及家属提供免费膳食及水、电、住房等。邮电、铁路等免费使用的政策也相继出台。所有这些，都是按照社会主义理想的统一生产和统一分配的思路，靠政治强力创造出来的。
俄国革命成功后，新政权几乎每一步剥夺富人财富、消灭私有制的措施都顺利实现了，这就更加让列宁产生了社会主义革命能很快成功的幻想。
1918年4月，即十月革命胜利半年之际，他还谨慎地告诫党内干部说，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一条漫长的道路”；两年多以后，他已经公开宣告：俄国实现共产主义（按：指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社会已经为期不远了。至少，“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了。
新政府曾经也是民主选举出来的
经济政策上的种种激进措施，无疑是布尔什维克独裁的结果。但事实上，列宁最初并没有马上否定将俄国引向另一种前途的可能性。
虽然十月革命和二月革命一样，都是靠武装起义取得的政权，然而十月革命的成功仍旧是多党派合作的结果，布尔什维克主导的新政府也是通过民主选举机制形成的。因此，新政府建立伊始，列宁就权衡形势，主动修改了布尔什维克原定的土地国有化纲领，以争取代表劳动农民群体的社会革命党，特别是其左派代表的支持。
1917年11月7日，彼得格勒武装起义成功当晚，召开了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由于孟什维克和右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不足半数，它们虽对布尔什维克的激进政策持有严重异议，却不足以推翻布尔什维克的提案，因此选择了公开退出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消极对策。而这样一来，会议选举出的由101人组成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变成了一个主要由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派和社会革命党左派代表组成的苏维埃中央权力机构。其中，布尔什维克占62名，左派社会革命党占29名。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因希望等待整个社会革命党取得一致意见，决定暂时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布尔什维克也就得以组建成一党单独执政的新政府——全俄人民委员会，列宁担任了最高领导职务——人民委员会主席。
由于苏维埃民主体制条件下，布尔什维克一党执政的局面很难维持，故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也一度积极与各党进行协商，试图说服各个社会主义政党能够一体合作。但是，因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右翼坚持要把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在政府之外，并要求限制布尔什维克一党政府的权力，而列宁和托洛茨基等人坚决抵制，此举终未取得成功。列宁等人坚持不妥协的态度，还一度造成了布尔什维克中央领导机构的严重分裂。
这场危机在1917年12月10日意外得以化解。经由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推举出来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同意加入人民委员会，双方的代表人数足以选举组成新政府，因此，民主体制并没有马上土崩瓦解。
当然，列宁等人仍旧坚持苏维埃民主体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在十月革命之初，布尔什维克只控制了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两座城市，它要真想号令全国各级苏维埃，也还非得借助于这个建立在民主选举基础上的全俄苏维埃代表会议不可。
立宪会议风波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不仅公开承诺保证按时组建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即立宪会议（沙皇政府时期就已经开始启动），也公开承诺布尔什维克政府，即人民委员会以及各级苏维埃权力机关，都只是“临时政府”，其最终地位及其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最终都将交由立宪会议来审定批准。
列宁这样做，也是和马恩的观点有关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只能由无产阶级中的一派来代表和实行。长期以来，列宁也一直在公开批评“少数人专政”的说法。他不止一次地公开讲过：新型苏维埃制度优越于过去旧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权掌握在工农政党的手里，人们到时候再也不必通过起义去夺权，只要通过和平的“简单改选”的办法就行了。 但是，这仅仅是列宁夺权之初的一种空想罢了。
1917年11月，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在全俄展开。11月28日，注意到彼得格勒12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占了7席，列宁非常高调地肯定了立宪会议的作用和意义。
几天后就不然了。选票统计结果，在立宪会议的全部703个席位中，布尔什维克只得到175席，远低于社会革命党所获得的404席。加上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等，布尔什维克在整个选举中只得到了四分之一的席位。
能否使布尔什维克在全俄苏维埃代表中占多数，进而控制全国最高权力机关，其实是列宁是否愿意继续利用旧的民主制度的重要底线。立宪会议代表选举全面失利的结果，使得列宁不得不改变了他此前对立宪会议的认同态度，全面转向建立一党独裁政策的举措。
他首先下令逮捕了被视为资产阶级政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全体领导成员，罪名是他们同“反革命内战有联系”。接着，他以选举程序和代表数量不足为由，反对按原定时间于12月11日召开立宪会议。他并且通过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命令，要求地方苏维埃必须召回那些不符合其意愿的立法会议代表，重新改选。同时，他还预先发出警告说：“人民利益高于民主机关利益”，“任何人和任何机关攫取国家政权某种职能的任何尝试，都应视为反革命行动”。
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仍然作了最后的努力。他们同意于1918年1月17日在彼得格勒正式召开立宪会议，希望通过强硬态度促使立宪会议能够通过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有利的决议。
布尔什维克党团预先提交了要求承认人民委员会权力地位及其所实施各项措施的议案与声明，自然遭到与会多数代表反对。不仅如此，彼得格勒的工人群众在社会革命党人的领导下还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政府破坏立宪会议顺利举行的举措。
眼看无法使立宪会议多数代表接受自己的条件，早就有所准备的布尔什维克党团随即发表声明，宣布退出立宪会议，接着政府动用军队强行封闭了召开会议的塔夫利达宫，驱散了坚持不肯离去的代表们。
1月19日，列宁公开宣布废除旧的民主体制。他宣称：“立宪会议和全民投票都是按照资产阶级议会制的旧模式搞起来的”，它或许可以“统一整个民族的意志，创造狼同羊、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和睦共处的条件”，但它“不会带来劳动群众的代表机构”。苏维埃政权“既不要议会，也不要全民投票。它比这些都高”。
2月8日，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会革命党结成统一战线，占据了94%的席位。大会批准了人民委员会颁布的所有法令及政策措施，再度赋予了人民委员会作为中央政府的合法地位。
苏维埃政府取得合法地位后，1918年4月中旬，集中打击了一批俄国无政府主义者，仅莫斯科就有20处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地点受到清理，数百人被捕。
6月13日，苏维埃政府正式宣布恢复二月革命后曾经被公开废除的死刑。接着，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宣布将孟什维克、右派和中派社会革命党的代表全数开除出执委会。同时，各地数百家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被查封，所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占多数的地方苏维埃被解散。
7月上旬，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党团因为无法接受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外交政策，对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遭到占据多数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否决。而愤于政府与德国当局签订割让大片领土的“布列斯特条约”，一名社会革命党人恰在会议期间炸死了德国大使。列宁当即下令逮捕了与会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代表数百人，13名被认为与这一刺杀有关者被执行了死刑。列宁紧接着公开宣布说，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已成为白卫分子、地主和资本家的帮凶”了。
8月30日，又一名有民粹党倾向的青年学生刺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音译为“契卡”）主席乌里茨基。同时，一个有社会革命党倾向的女人刺伤了列宁。苏维埃政府马上宣布用“群众性的红色恐怖”对一切反对派予以打击。据报，几天之内，仅彼得格勒地方肃反委员会就处决了数百人。
从此，布尔什维克在全国苏维埃组织里再也没有竞争对手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三套机构实际上变成了一个班子，全都在列宁的主持之下。
很快，布尔什维克中央开始全面接掌各级权力。党的干部被委派到各级权力岗位上去，就连党内原来形式上具有的书记处、组织局向中央全会负责、中央全会向代表大会负责的权力关系，也转变成了列宁主导书记处（1919年俄共八大后又增加了政治局）和组织局，书记处、组织局领导中央全会，而中央全会领导代表大会的逆向结构。自此，布尔什维克的一党专政地位和以党代政、高度集权的政治局面渐次形成了。
为夺取粮食向农民开战
为了取得内外战争的胜利和巩固城市政权，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在反对富农的旗号下发动了剥夺农民的斗争。
为了确保紧缺的粮食供应，十月革命刚一胜利，苏维埃政府就成立了粮食委员会，当时的征收目标还是富人。但是，俄国能够屯积粮食的“富人”到底只是少数。1918年1月，全国性的粮食危机出现，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发布了直接针对全体农民的“余粮”征集办法，任何隐匿存粮者均将被枪决。
为了贯彻这一政策，它很快下令解散了受到社会革命党影响的各地农村苏维埃组织，另立由新政府支持的“贫农委员会”，通过原本就缺吃少穿的贫苦农户，配合下乡的武装征粮队进行征粮，并揭发检举有余粮的农户。
由于想要农民拿出自己粮食是一件极度困难的事情，列宁甚至明确提出建议，每乡应抓25～30个“富裕农民”做人质，征收达不到预定数量，就拿这些人质抵命。在他看来，农民说到底是小私有者，小私有者的个性就是自私、贪婪，只顾自己不顾国家，因此在非常时期只能使用非常手段。
列宁异常大胆的社会主义尝试，效果如何呢？1920年，俄国的工业生产只相当于战前的七分之一，7万多公里的铁路和全国将近一半的机车车辆不能使用，全国产业工人总人数比战前竟然减少了45%，大批失业工人不得不倒流回农村。 农村的情况自然更加糟糕。大量经济作物较战前缩减了好几倍，粮食产量也只有战前的一半左右，却还要被强征，致使1921～1922年间数千万人陷入严重饥荒，饿病而死的农民在百万之上。
从1920年下半年开始，各地农民暴动蔓延30多个省。用于镇压各地农民暴动的苏俄红军，仅1921年死伤逃亡就超过17万人。且因为一些地方兵力不足，难以靠枪炮取胜，新政权甚至不得不动用了毒气弹。
更为严重的是，各地陆续有军队哗变，加入农民起义。1921年2月28日，当年作为十月革命主力的喀琅施塔得基地的1万多名红军官兵竟也集体发动了兵变。
而最让列宁感到沮丧和绝望的是，几年时间过去了，欧洲革命还遥遥无期。列宁原来极力推进落后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本上是为了配合世界革命的到来。如今，苏俄却成了“处在帝国主义强盗势力的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一个孤岛”，只能“单独干”了。
进入到饥荒已不可收拾的1921年春夏之际，列宁终于不得不承认，革命遭到了“最严重的失败”。为了避免走到各地政权全面瓦解的地步，他果断地停止了一切国有化措施，甚至不惜从原有措施上大步“退却”了。
退一步是为了进两步
从一开始，列宁就清楚地说明了退却政策的出发点。他宣称，只要能够保住并巩固革命政权，即使让资本家赚150%、甚至2000%的利润，“我们也在所不惜”。
1921年3月21日，苏维埃政府通过法令，以低税额的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征集制，进而鼓励农民回到个体经营的生产方式上去。7月，它接连发布法令，允许将已倒闭和无法经营的国营企业租让给合作社及公民个人经营；允许个人自由从事手工业和开办雇工不超过20人的企业。8月，它进一步发出指令，全面恢复货币流通、自由贸易和商品生产。10月，它宣布重建已被解散的国家银行。12月，政府甚至下令将已经收归国有的、雇工在20人以内的小企业，以出租的名义发还给了原业主。同时，还决定向外国资本出租俄国的工矿企业。
这一系列被列宁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措施，全面复辟了商品经济。为了说明如此退让的合理性，列宁重新回到了唯物史观的认识方法上来，解释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文明程度还够不上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
但是，列宁很清楚，革命的共产党人别无出路可寻，只能千方百计继续追求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政治上绝不能后退。他的态度依旧十分强硬：“谁不跟我们站在一起，谁就是反对我们。对这个政权的任何微小的反抗都将被粉碎。”
在被迫进行经济政策调整的情况下，列宁对国内各种中间或异己力量的动向变得更加敏感，尤其担心那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势力会与国际反动势力勾结在一起再行造反。由此造成的一个因杯弓蛇影而盲目打击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政府强制驱逐大批知识分子出国的所谓“哲学船事件”。
面对1921年的俄国严重饥荒，在高尔基的提议下，部分著名知识分子决定组织非政府组织，向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组织及红十字会求援，早就无力应付危机的苏维埃政府不得不允许这些知识分子出面活动。
然而，此举却令列宁等人极其不满，怀疑这些人里通外国，最终不少知识分子及其家属，在具结不许回国的文书后，被武装押上德国轮船，逐出了境外。被迫自费出境者和被流放国内边远地区者，还不包括在内。
1922年3月，继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禁止党内一切派别活动之后，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更进一步通过决议，正式宣布“剥夺一切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集团的自由”，宣称：“俄国共产党是国内唯一合法政党。”
一国社会主义成了唯一出路
1922年11月，新经济政策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列宁的信心进一步提升起来。他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再度向全国民众许愿，说：“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遥远将来了。”
1923年1月，躺在病床上的列宁口授了他对苏联未来出路的看法，这就是通过民众自愿合作的办法，来联合与改造广大城乡小私有者。换言之，如果过去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成是一种高度工业化的结果，那么现在在他看来，国家支配一切并且通过合作社的方式把工人、农民结合起来，就足以改造传统的小农经济，消灭私有制，造成社会主义的基础了。
没有人确切知道列宁的上述说法，是否包含一个重要思想，即俄国可以不等欧洲革命成功，一国成就社会主义。但可以肯定的是，把生产关系而不是生产力的改变，定性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后，列宁的思想及其实践已经为其继任者提供了足以修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主张所需要的一切。
一年之后，列宁去世了。面对同样难题的继任者斯大林，没有丝毫的犹豫，很快就选择了“单独干”的更明确的实用主义做法——“一国社会主义”。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