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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成功的威慑取决于威慑方的决心、能力以及威慑信息的传递。然而事实上，威慑能否取得实效更多地依赖挑战者对威慑方决心和力量的看法，也就是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有效获得信息成为威慑战略的关键所在。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策者出于对声望的崇拜，往往在错误知觉的作用下采取外交應对。本文以二战前英对德外交政策为例，试图分析在错误知觉作用下的威慑实效。
[关键词]威慑；实效；声望；错误知觉；英德外交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7）03-0047-03
威慑作为一种独立的对外战略，其研究和实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变得引人注目。然而，在此前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威慑早已作为一种有效的军事手段服务于试图防止或遏制敌手采取有害于他们最佳利益的王国、帝国和民族国家。例如，1885-1887年的巴尔干危机中，俾斯麦通过采用敌对姿态成功威慑了俄国反对保加利亚的政策。可惜的是，威慑成功的实例似乎鲜见于历史，这一方面是由于成功威慑遏制了敌手的行动，进而使假想的冲突被终止，难以为人们所观察到，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策者出于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在错误知觉的作用下对敌手的意图难以准确把握，最终导致了意料之外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和平主义驱使下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威慑德国的扩张政策上之所以失败，与其对希特勒的错误知觉和判断有着直接的关系，“张伯伦的错误知觉影响了英国的政策与行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假设受制于威慑模型中的不完全理性，决策者在实际外交选择中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出于对敌手实施某项行动可能性的错误知觉，威慑往往难以取得其预期的效果，甚至导致国家处境的恶化。
一、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
依据罗伯特·杰维斯的观点，国际政治中的常见错误知觉可分为四种。首先是决策者往往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如此，任何无意、巧合和偶然的实践都会被视为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其次是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如果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情景，决策者就认为是自己的影响所致，而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会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行动没有关系。第三是愿望思维，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消息。第四是认知失调，当人们在考量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为了保持自己的认知相符，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
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之间存在着不可消解的猜疑和竞争，决策者惯用的伎俩便是掩盖自身的真实意图和国家实力，从而通过出其不意达到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在威慑过程中，无论是威慑者或者是挑战者都有可能释放用以迷惑敌手的情报，张伯伦声称希特勒曾经公开讲：“只要苏台德区的问题一解决，德国即不再有领土要求”。
二、威慑可信性分析
从知觉层次上来看，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可信度时常用的方法有两种。首先是过去行为理论（past action theo-ry）。这种理论认为，一国可信度取决于其遵行和违背承诺的历史，因此，一国决策者通过观察对手的过去来研究其行为模式。与此相反的是趋势分析理论（current calculustheory）认为，可信度来自于决策者对于当下形势的判断，敌手的是否有执行威胁从而达到其目标的能力？敌手所希望获得的利益是否超过其所要付出的代价？可信的威慑只有当利益大于代价时才会成立。
如果整个威慑过程可分为若干阶段，那么这为威慑方提供了一个通过前期努力，向对方证明其威慑将继续存在的绝好机会。鉴于对方前期已经得到了一个教训，前期努力的效果也将愈加明显。并不是说威慑一定要分为几个阶段，而是只有当被威慑的行为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系列行为的一部分时，不断加强的威胁才能比关键时刻完全或不完全实施的威胁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下运作，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使得建立关于决心的声望变成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既然国家安全本质上取决于自助，那么最坏的心态就意味着一国要假设他的敌手是坚定的而盟友则不那么可靠。从而，一国无论在冲突中表现出退让或坚定都不能获得或失去在敌手眼中的声望，因为他的对手总是会假设他是坚定的。此外，在无政府状态下，一国最大的噩梦就是被对手欺骗，而在一场冲突中他的对手又恰恰有很强的动机去欺骗和误导对方。这就使得敌手有可能利用前一次冲突产生的坚定立场的声望从而在此次危机中虚张声势。总而言之，一国在确定敌手的决心时需要非常地小心和谨慎。多数情况下，国家倾向于做一些修辞学上的声明称他们并不相信他国有长久战争的决心，这些声明并不可信，无论他们是否会低估他国的决心，做这样的声明都有利于他们威慑他国或者获得盟友的支持。这更多的只是杰维斯所谓的一种用于影响接受者知觉所发出的信号，并不包含固有的可信性。
三、威慑失效
在讨论威慑失效之前，先引人艾尔斯伯格关于一个女人如何成功地抢劫了位于曼哈顿的银行的例子来说明威慑运行的实际框架。她威胁银行职员说如果不把钱给她的话就拿手上的硫酸（实际上只是一杯水）泼他。艾尔斯伯格指出，这个银行职员并不需要肯定那个女人真的会实行这个威胁，而只是需要评估她有多大的可能性会执行它并且是否会高于艾尔斯伯格所界定的“风险临界（criticalrisk）”，这指的是使银行职员中立于拒绝交出钱财和遵从该女子要求的风险，如果执行的可能性高于风险临界则银行职员遵从，反之则拒绝。这个例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威逼的功效，但我们仍然可以近似地借鉴来考量决策者在具体威慑中是如何做出抉择的。回到上述例子，假如将收银员可能面临的抢劫者分为三类：不会试图做出威胁的人，仅仅做出威胁但并不会真正实施的人以及一旦收银员不把钱交出来就会残忍地实施威胁的人。收银员知道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会做出威胁的那两类人，但这个人是否仅仅是吓唬银行职员？我们直观的感觉认为，既然威胁已经做出，那么就会给银行职员这样一种印象——抢劫者很有可能真的会伤害自己。因此，银行职员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衡量抢劫者真正实行威胁的可能性。假设p代表职员最初估计的抢劫者真正执行威胁的可能性，町代表抢劫者仅仅是通过威吓达到抢劫目的的可能性，m代表某些仅仅是虚张声势的人做出威胁的可能性，m’代表并非口头威胁者做出威胁的可能性，而p’则代表假如抢劫者已经做出威胁并且最终会真正实行的可能性，那么： 因此，假如职员知道m和m’的大小，他就能够判定知道一个人是否是虚张声势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m和m’是分别由两种类型的抢劫者决定的，因此我们认为抢劫者的行为能够影响职员的看法。这就说明了在国际事务中，一国行为的确会对他国的决策者产生知觉上的影响。由于职员无法准确判别出抢劫者的想法，因而想要正确地推断风险临界同威胁实现可能性之间的大小几乎是不可能的。同理，既然对方的意向是威慑战略成功的重要因素，或许我们只能认为威慑能否取得成功有点“听天由命”
威慑失效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既然对对方意向的认知是决策中的关键因素，而这样的认知往往又会出现错误，更糟的是决策者还很难明确对方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可以表明自己原来的认识是错误的。具体来看，张伯伦的个人因素是这场威慑失效原因的重要考量。张伯伦在第一次慕尼黑会谈返回英国后与内阁会谈时就说，如果他不去访问的话，“敌对行动就会立刻开始”，实质上，敌对行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案——之所以没有立刻开始，是因为德国的军事部署还没有到位，张伯伦却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他甚至认为自己给希特勒留下了“最好的印象”，为希特勒曾说张伯伦“是个男子汉”而满意。不得不说，作为政治家的张伯伦对于战争的知觉是相当敏感的，从而造就了其后一系列的不顾一切维系和平的举动，但其出于愿望思维的局限，对于希特勒的野心视而不见，对于自己政治上的直觉以及对于希特勒的影响力的自信几乎到了盲目的地步，曾经有人向他提出希特勒的许多诺言都没有实现，他表示即使如此，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他是对我作出的诺言”。
“英法盟国遏阻德国进攻波兰的努力实际开始于1939年3月，当时在德国部队违反慕尼黑协定占领布拉格之后，英国首相张伯伦认识到希特勒不可信赖，必须用武力威胁来反对。……张伯伦抓紧时间试图建立一个阻止德国人入侵中欧的新堡垒，与土耳其缔结了互援条约，并将提供支持和保护的承诺扩展到希腊和罗马尼亚。至此为止，最重要的行动是1939年3月31日英法两国向波兰保证提供支持。”尽管英国对德国做出了威慑，但已经在此前的慕尼黑协定上充分感受到张伯伦绥靖政策导向的希特勒已然不会就此罢手，将英国的举动视作又一有名无实的外交言辞，悍然入侵波兰，英法盟国威慑德国的战略宣告失败。
卢梭在揭示安全困境时曾说：“许多战争，甚至是进攻性战争，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不切实际的謹慎，而不是试图掠夺他人。”威慑模型中，在估计敌手进攻可能性与自身安全的“风险临界”大小时往往会在错误知觉的作用下产生不正确的判断，迫于常规战争的极端不可预测性，对冲突的严重程度考量容易过高估计，从而导致战争。但不同一般的是，二战前英国主要决策者们受到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等因素的影响，低估了德国扩张政策的野心，一再地退让和纵容，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模式爆发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避免威慑失效带来的重大损失，决策者应当提出一种目标不是太高的政策建议：如果这项建议对敌手的假定是正确的则政策的实施就会产生极大的效益；而假如假定不正确，这项政策也不至于产生难以容忍的代价，即获得一定量的足以威慑的武力，但又不足以发动侵略性进攻，采用防御型的姿态并明确告知对方。威慑战略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有效军事手段，其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自是不言而明，但是作为决策制定者的个人带有不可估计的不理性可能，因而在错误知觉的作用下的威慑战略的实施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
责任编辑：乔咏波
[关键词]威慑；实效；声望；错误知觉；英德外交
[中图分类号]D8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103（2017）03-0047-03
威慑作为一种独立的对外战略，其研究和实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变得引人注目。然而，在此前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威慑早已作为一种有效的军事手段服务于试图防止或遏制敌手采取有害于他们最佳利益的王国、帝国和民族国家。例如，1885-1887年的巴尔干危机中，俾斯麦通过采用敌对姿态成功威慑了俄国反对保加利亚的政策。可惜的是，威慑成功的实例似乎鲜见于历史，这一方面是由于成功威慑遏制了敌手的行动，进而使假想的冲突被终止，难以为人们所观察到，而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策者出于信息的不对称往往在错误知觉的作用下对敌手的意图难以准确把握，最终导致了意料之外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和平主义驱使下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威慑德国的扩张政策上之所以失败，与其对希特勒的错误知觉和判断有着直接的关系，“张伯伦的错误知觉影响了英国的政策与行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产生了重要影响”。所以，我们假设受制于威慑模型中的不完全理性，决策者在实际外交选择中面临极其复杂的国际形势，出于对敌手实施某项行动可能性的错误知觉，威慑往往难以取得其预期的效果，甚至导致国家处境的恶化。
一、国际政治中的错误知觉
依据罗伯特·杰维斯的观点，国际政治中的常见错误知觉可分为四种。首先是决策者往往将对方想象为内部团结一致、令行禁止的行为体。如此，任何无意、巧合和偶然的实践都会被视为精心策划的战略行动。其次是决策者往往过高估计自己的影响力和被影响的程度。如果出现了有利于自己的情景，决策者就认为是自己的影响所致，而一旦出现不利结果，则会认为这是对方的敌意预谋，与自己的行动没有关系。第三是愿望思维，人们在接受信息的时候，总是趋于避开自己不愿听到和看到的事情，总是希望接收到自己愿意听到和看到的消息。第四是认知失调，当人们在考量应该采取一种政策的时候，却发现了许多关于这一政策不妥的意见和评论，为了保持自己的认知相符，人们便寻找理由，以自圆其说。
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各国之间存在着不可消解的猜疑和竞争，决策者惯用的伎俩便是掩盖自身的真实意图和国家实力，从而通过出其不意达到占据优势地位的目的。在威慑过程中，无论是威慑者或者是挑战者都有可能释放用以迷惑敌手的情报，张伯伦声称希特勒曾经公开讲：“只要苏台德区的问题一解决，德国即不再有领土要求”。
二、威慑可信性分析
从知觉层次上来看，分析国际政治中的可信度时常用的方法有两种。首先是过去行为理论（past action theo-ry）。这种理论认为，一国可信度取决于其遵行和违背承诺的历史，因此，一国决策者通过观察对手的过去来研究其行为模式。与此相反的是趋势分析理论（current calculustheory）认为，可信度来自于决策者对于当下形势的判断，敌手的是否有执行威胁从而达到其目标的能力？敌手所希望获得的利益是否超过其所要付出的代价？可信的威慑只有当利益大于代价时才会成立。
如果整个威慑过程可分为若干阶段，那么这为威慑方提供了一个通过前期努力，向对方证明其威慑将继续存在的绝好机会。鉴于对方前期已经得到了一个教训，前期努力的效果也将愈加明显。并不是说威慑一定要分为几个阶段，而是只有当被威慑的行为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一系列行为的一部分时，不断加强的威胁才能比关键时刻完全或不完全实施的威胁发挥更有效的作用。
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国家在一个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下运作，由此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危机感，使得建立关于决心的声望变成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既然国家安全本质上取决于自助，那么最坏的心态就意味着一国要假设他的敌手是坚定的而盟友则不那么可靠。从而，一国无论在冲突中表现出退让或坚定都不能获得或失去在敌手眼中的声望，因为他的对手总是会假设他是坚定的。此外，在无政府状态下，一国最大的噩梦就是被对手欺骗，而在一场冲突中他的对手又恰恰有很强的动机去欺骗和误导对方。这就使得敌手有可能利用前一次冲突产生的坚定立场的声望从而在此次危机中虚张声势。总而言之，一国在确定敌手的决心时需要非常地小心和谨慎。多数情况下，国家倾向于做一些修辞学上的声明称他们并不相信他国有长久战争的决心，这些声明并不可信，无论他们是否会低估他国的决心，做这样的声明都有利于他们威慑他国或者获得盟友的支持。这更多的只是杰维斯所谓的一种用于影响接受者知觉所发出的信号，并不包含固有的可信性。
三、威慑失效
在讨论威慑失效之前，先引人艾尔斯伯格关于一个女人如何成功地抢劫了位于曼哈顿的银行的例子来说明威慑运行的实际框架。她威胁银行职员说如果不把钱给她的话就拿手上的硫酸（实际上只是一杯水）泼他。艾尔斯伯格指出，这个银行职员并不需要肯定那个女人真的会实行这个威胁，而只是需要评估她有多大的可能性会执行它并且是否会高于艾尔斯伯格所界定的“风险临界（criticalrisk）”，这指的是使银行职员中立于拒绝交出钱财和遵从该女子要求的风险，如果执行的可能性高于风险临界则银行职员遵从，反之则拒绝。这个例子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威逼的功效，但我们仍然可以近似地借鉴来考量决策者在具体威慑中是如何做出抉择的。回到上述例子，假如将收银员可能面临的抢劫者分为三类：不会试图做出威胁的人，仅仅做出威胁但并不会真正实施的人以及一旦收银员不把钱交出来就会残忍地实施威胁的人。收银员知道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会做出威胁的那两类人，但这个人是否仅仅是吓唬银行职员？我们直观的感觉认为，既然威胁已经做出，那么就会给银行职员这样一种印象——抢劫者很有可能真的会伤害自己。因此，银行职员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衡量抢劫者真正实行威胁的可能性。假设p代表职员最初估计的抢劫者真正执行威胁的可能性，町代表抢劫者仅仅是通过威吓达到抢劫目的的可能性，m代表某些仅仅是虚张声势的人做出威胁的可能性，m’代表并非口头威胁者做出威胁的可能性，而p’则代表假如抢劫者已经做出威胁并且最终会真正实行的可能性，那么： 因此，假如职员知道m和m’的大小，他就能够判定知道一个人是否是虚张声势对他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m和m’是分别由两种类型的抢劫者决定的，因此我们认为抢劫者的行为能够影响职员的看法。这就说明了在国际事务中，一国行为的确会对他国的决策者产生知觉上的影响。由于职员无法准确判别出抢劫者的想法，因而想要正确地推断风险临界同威胁实现可能性之间的大小几乎是不可能的。同理，既然对方的意向是威慑战略成功的重要因素，或许我们只能认为威慑能否取得成功有点“听天由命”
威慑失效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既然对对方意向的认知是决策中的关键因素，而这样的认知往往又会出现错误，更糟的是决策者还很难明确对方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就可以表明自己原来的认识是错误的。具体来看，张伯伦的个人因素是这场威慑失效原因的重要考量。张伯伦在第一次慕尼黑会谈返回英国后与内阁会谈时就说，如果他不去访问的话，“敌对行动就会立刻开始”，实质上，敌对行动——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方案——之所以没有立刻开始，是因为德国的军事部署还没有到位，张伯伦却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他甚至认为自己给希特勒留下了“最好的印象”，为希特勒曾说张伯伦“是个男子汉”而满意。不得不说，作为政治家的张伯伦对于战争的知觉是相当敏感的，从而造就了其后一系列的不顾一切维系和平的举动，但其出于愿望思维的局限，对于希特勒的野心视而不见，对于自己政治上的直觉以及对于希特勒的影响力的自信几乎到了盲目的地步，曾经有人向他提出希特勒的许多诺言都没有实现，他表示即使如此，但是“这次不同了，这次他是对我作出的诺言”。
“英法盟国遏阻德国进攻波兰的努力实际开始于1939年3月，当时在德国部队违反慕尼黑协定占领布拉格之后，英国首相张伯伦认识到希特勒不可信赖，必须用武力威胁来反对。……张伯伦抓紧时间试图建立一个阻止德国人入侵中欧的新堡垒，与土耳其缔结了互援条约，并将提供支持和保护的承诺扩展到希腊和罗马尼亚。至此为止，最重要的行动是1939年3月31日英法两国向波兰保证提供支持。”尽管英国对德国做出了威慑，但已经在此前的慕尼黑协定上充分感受到张伯伦绥靖政策导向的希特勒已然不会就此罢手，将英国的举动视作又一有名无实的外交言辞，悍然入侵波兰，英法盟国威慑德国的战略宣告失败。
卢梭在揭示安全困境时曾说：“许多战争，甚至是进攻性战争，都是出于自我保护的不切实际的謹慎，而不是试图掠夺他人。”威慑模型中，在估计敌手进攻可能性与自身安全的“风险临界”大小时往往会在错误知觉的作用下产生不正确的判断，迫于常规战争的极端不可预测性，对冲突的严重程度考量容易过高估计，从而导致战争。但不同一般的是，二战前英国主要决策者们受到认知相符、诱发定势、历史包袱等因素的影响，低估了德国扩张政策的野心，一再地退让和纵容，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我们现今所看到的模式爆发产生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为了避免威慑失效带来的重大损失，决策者应当提出一种目标不是太高的政策建议：如果这项建议对敌手的假定是正确的则政策的实施就会产生极大的效益；而假如假定不正确，这项政策也不至于产生难以容忍的代价，即获得一定量的足以威慑的武力，但又不足以发动侵略性进攻，采用防御型的姿态并明确告知对方。威慑战略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有效军事手段，其在外交实践中的作用自是不言而明，但是作为决策制定者的个人带有不可估计的不理性可能，因而在错误知觉的作用下的威慑战略的实施往往难以取得预期的成果。
责任编辑：乔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