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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人结社与科举选官制度的确立密切相关，明代文人结社风气达到鼎盛。《明代文人结社考》是李玉栓副教授在优秀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的，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考录全面，文献翔实；结构严谨，体例完备；态度审慎，考订细致；守旧出新，稳中求进。
关键词： 文人结社 《明代文人结社考》 成就表现
文人结社风气兴于隋唐，与科举选官制度的确立密切相关。至明一代，文人结社风气达到鼎盛，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巨、种类之繁，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并肩。结社不仅成为明代文人生活的重要部分，还直接制约明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及群体心态。正因如此，对明代文人结社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重，成为明代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自明末清初以降三百七十余年间，记述描写、考订整理、剖析研究明代文人结社的著述不胜枚举，仅民国以后的专著就有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朱倓《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初版）、（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党和复社》（同朋舍1996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第1版）等。近年来致力于这一领域的何宗美教授亦出版过多部著作：《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公安派结社考论》（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版）、《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第1版）、《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人民出版社2011年3第1版）等，成果不可谓不丰。
在这些成果当中，关于“明代文人结社到底有多少”这一最基础的问题，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答案在不断改变。上世纪30年代，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钩索出明清之际的社事129个，40年代郭绍虞考订出明代文人集团177个①，这一数据为学界沿用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李圣华在郭氏基础上，增辑晚明社事97个②，紧接着何宗美提出超过300个之说③，至2011年何宗美又在《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中以编年形式辑考出明代文人结社680余个（含元末），将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一大步。新近出版的李玉栓副教授的《明代文人结社考》（中华书局2013年7月版）在全面考察、细心爬梳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答案。该书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周密考证明代文人结社情况，大量翻检明人诗文集、明人年谱、地方志乘及相关史料、笔记、杂传、墓铭等各类原始文献，搜罗爬剔，披沙拣金，共考得明代文人结社930个，这是迄今为止对明代文人结社最翔实的统计结果。该书是作者在优秀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其研究成就可称后出转精，其后来居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考录全面，文献翔实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明代文人结社所做的最全面的一次考录。从时间上看，本书所收社事活动涵盖整个明代，即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到南明永历三十七年（1683）台湾郑克塽降清，共计316年间的大小社事活动，本书都细加搜考。从空间看，本书所收社事几乎遍布整个明朝版图（广西除外），甚至连郑氏统治的台湾地区和清室管辖的吉林地区的社事也有所考及。再从类型看，本书以创社宗旨、活动内容和社事功能为依据，将明代的文人结社分为赋诗、研文、怡老、宗教、讲学、其他等六种类型，其中除讲学类结社因其数量众多、性质复杂而未予专门收录外，其余各种类型的社事都做了分类辑考。与此前已有成果相比，本书对于明代文人结社的考录显然更全面，搜考的社事数量更多。书末所列《征引与参考文献》涉及相关古籍700余种，可见本书的考录文献范围之广，也可看出作者所下的考录工夫之深。
二、结构严谨，体例完备
本书不仅将明代文人结社的总体数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能将所考社事有机组织形成一个整体，使读者能够对明代文人结社有更宏观、更清晰的认识。本书以明代历史发展为顺序，依据文人社事推进的特点，将明代文人结社分为明前期（1368-1487）、明中期（1488-1572）、明后期（1573-1644）和南明时期（1645-1683）四个阶段，每个阶段设为一章，依次排列，非常清楚地反映明代文人结社的大致走势。在每一章内，依据该期社事状况，按数量由多到少排列结社类别，每一类别设为一节，从中可以看出各期社事的主要特点。在每一节内，再依据社事发生的时间先后予以排列，反映各类结社的历时发展状况。本书虽然考录的社事数量很多，但结构很严谨，既不是流水账式的呆板罗列，又没有散乱随意之感。不仅如此，本书在搜考社事时，对于收录标准、社事分类、结社命名乃至资料使用等，都有明确的界定和通盘考虑，充分体现作者对于明代文人结社的宏观理解和整体把握能力。此外，本书还有多张附表，如将社事时间大致可考的结社按年编系，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年表》；依据《明史·地理志》，将社址可考之社事按照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进行统计，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地域分布表》；对性质可考之社事进行统计，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分期与分类统计表》；将结社时间难以确考的社事按音序排列，制成《明代文人结社补录》等，这些附表不仅自身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而且是对正文的重要补充与进一步丰富，其记载内容与正文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全书既经脉分明又浑然一体。
三、态度审慎，考订细致
本书在事实考订、材料援引等方面多经反复推敲方下论断，用语稳当，体现出较为审慎的学术态度。在资料的使用上，本书涉猎文献虽多，但有着明确的使用原则：“博采兼收”、“取前舍后”、“原始呈现”。对于文献记载非常丰富的结社，尽量广采众家之说，以窥其全貌；对于文献记载前后抵牾的结社，尽量以时人记载为准，而舍弃后人资料，在找不到时人记载的情况下，本着先记为主、后记为辅的原则对资料加以辨别使用；对于文献记载很少的结社，尽量将所见资料以原生态形式保留于文中，以俟来者补正。这种广收、慎取、开放的文献使用原则既符合本书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又是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循的基本治学理念。在具体的内容表述方面，本书细致入微的考辨随处可见，如对“北郭十友”与“北郭十才子”的辨析；对王世贞、李攀龙诸人所结之社并不沿袭钱谦益、朱彝尊等人的“七子社”旧说，而是依据具体史料仅称为“六子社”；对赵介参与南园诗社、蓝田参与海岱诗社等一些历来存有疑窦之事细加考辨；对清初以来缠杂不清的有关复社成员的记载文献进行梳理，整理成三个系统六种著作；以复社为中心，将明末清初关系复杂的众多结社绘成图表，使人一目了然，等等。澄清这些问题既需要查阅大量原始文献，又需要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及方法才有可能拓展，形成见解。此外，在社事考订过程中，本书还为数千明代文人撰有小传，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一则明代社事繁盛，涉及文人数量众多、工作量很大，二则大量人物姓名、字号、里籍、履历、著述等都需要借助各种方志、传记、史料、墓铭及工具书等，进行广泛查阅、仔细比对和反复核校，非如此难以完成人物信息的准确定位。 四、守旧出新，稳中求进
本书绍续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的研究路径，采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对明代文人结社进行全面考核﹑辨订，治学方法极为正统，而研究结果意义很重大。本书围绕明代文人结社的事实进行考订，通过翻阅大量第一手资料，广泛涉猎，旁征博引，力争将每一家结社的社长、社员、社约、社时、社所、社会等具体问题考证清楚，尽量勾勒出它们的原始状貌，对于一些前人研究过的结社也不是尽信其言，而是依据所见文献考其真伪，正其讹误，做了许多补充和纠误。作者博而求实，重视证据，文风踏实，不尚空谈浮说，这与乾嘉学派推崇的汉学精神一脉相承。作者历经八年，不断积累和补充，最终完成这部著作，是在真做学问，做的也是真学问，对于一个活在当下、难以躲避各种困惑及诱惑的青年学者来说尤为难得。本书的研究结果将考订出来的明代文人结社数量提高到930个，并根据掌握的资料在《后记》中提出了“千数以上”的说法，文献翔实，结论可靠，切实推进了相关研究。明代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鼎盛期，明代文人结社已不是个别区域或个别时段的社会现象，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雅集活动，而是一种与政治党争、八股选文、讲学思潮、文学流派、宗教风气及节日风俗等都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勾连朝野、影响国势及大局兴衰的重大活动。长期以来治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社会史、风俗史等都必然涉及文人结社，本书研究成果可以为这些研究的拓展提供更坚实的文献及论述基础。
当然，本书有一些尚待完善之处，如所考社事虽有一定的排序原则，文末附有按时间、地域、类型编成的表格，但是由于明代结社的数量繁多，读者在阅读时仍然会感到不方便，若以结社人物为线索再编一份索引以供读者查阅，则会更便利。又如，由于本书为作者一人独立完成，时间有限，查阅明代文献的范围尽管已经很广，但仍比较有限，因此所考订出的“930个”这一数据肯定不是明代文人结社的最终数量，正如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言，还有相当数量的社事尚未涉及，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掘，相信这一数据将会被不断刷新。此外，受作者设计的整体研究规划的限制，本书的特长在于考据翔实，而义理辨析比较薄弱，这在以后研究中有待补足，我们期待着本书作者能在文人结社这个领域再出成果、多出成果。
注释：
①参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本文最初发表于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后编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参李圣华《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拾遗》，载《文教资料》2001年第1期；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附录一《晚明文人结社简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参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一章附录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代文人结社考”（09YJC751002）。
关键词： 文人结社 《明代文人结社考》 成就表现
文人结社风气兴于隋唐，与科举选官制度的确立密切相关。至明一代，文人结社风气达到鼎盛，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巨、种类之繁，没有任何一个朝代可以并肩。结社不仅成为明代文人生活的重要部分，还直接制约明代文人的生活方式及群体心态。正因如此，对明代文人结社的研究一直为学界所重，成为明代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自明末清初以降三百七十余年间，记述描写、考订整理、剖析研究明代文人结社的著述不胜枚举，仅民国以后的专著就有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朱倓《明季社党研究》（商务印书馆1945年初版）、（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东林党和复社》（同朋舍1996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译本第1版）等。近年来致力于这一领域的何宗美教授亦出版过多部著作：《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版）、《公安派结社考论》（重庆出版社2005年第1版）、《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续编》（中华书局2006年第1版）、《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人民出版社2011年3第1版）等，成果不可谓不丰。
在这些成果当中，关于“明代文人结社到底有多少”这一最基础的问题，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深入，答案在不断改变。上世纪30年代，谢国桢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钩索出明清之际的社事129个，40年代郭绍虞考订出明代文人集团177个①，这一数据为学界沿用至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李圣华在郭氏基础上，增辑晚明社事97个②，紧接着何宗美提出超过300个之说③，至2011年何宗美又在《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中以编年形式辑考出明代文人结社680余个（含元末），将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一大步。新近出版的李玉栓副教授的《明代文人结社考》（中华书局2013年7月版）在全面考察、细心爬梳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答案。该书充分吸收已有研究成果，周密考证明代文人结社情况，大量翻检明人诗文集、明人年谱、地方志乘及相关史料、笔记、杂传、墓铭等各类原始文献，搜罗爬剔，披沙拣金，共考得明代文人结社930个，这是迄今为止对明代文人结社最翔实的统计结果。该书是作者在优秀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的，其研究成就可称后出转精，其后来居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考录全面，文献翔实
本书是迄今为止对明代文人结社所做的最全面的一次考录。从时间上看，本书所收社事活动涵盖整个明代，即从明太祖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建立明朝到南明永历三十七年（1683）台湾郑克塽降清，共计316年间的大小社事活动，本书都细加搜考。从空间看，本书所收社事几乎遍布整个明朝版图（广西除外），甚至连郑氏统治的台湾地区和清室管辖的吉林地区的社事也有所考及。再从类型看，本书以创社宗旨、活动内容和社事功能为依据，将明代的文人结社分为赋诗、研文、怡老、宗教、讲学、其他等六种类型，其中除讲学类结社因其数量众多、性质复杂而未予专门收录外，其余各种类型的社事都做了分类辑考。与此前已有成果相比，本书对于明代文人结社的考录显然更全面，搜考的社事数量更多。书末所列《征引与参考文献》涉及相关古籍700余种，可见本书的考录文献范围之广，也可看出作者所下的考录工夫之深。
二、结构严谨，体例完备
本书不仅将明代文人结社的总体数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且能将所考社事有机组织形成一个整体，使读者能够对明代文人结社有更宏观、更清晰的认识。本书以明代历史发展为顺序，依据文人社事推进的特点，将明代文人结社分为明前期（1368-1487）、明中期（1488-1572）、明后期（1573-1644）和南明时期（1645-1683）四个阶段，每个阶段设为一章，依次排列，非常清楚地反映明代文人结社的大致走势。在每一章内，依据该期社事状况，按数量由多到少排列结社类别，每一类别设为一节，从中可以看出各期社事的主要特点。在每一节内，再依据社事发生的时间先后予以排列，反映各类结社的历时发展状况。本书虽然考录的社事数量很多，但结构很严谨，既不是流水账式的呆板罗列，又没有散乱随意之感。不仅如此，本书在搜考社事时，对于收录标准、社事分类、结社命名乃至资料使用等，都有明确的界定和通盘考虑，充分体现作者对于明代文人结社的宏观理解和整体把握能力。此外，本书还有多张附表，如将社事时间大致可考的结社按年编系，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年表》；依据《明史·地理志》，将社址可考之社事按照两京十三布政使司进行统计，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地域分布表》；对性质可考之社事进行统计，制成《明代文人结社分期与分类统计表》；将结社时间难以确考的社事按音序排列，制成《明代文人结社补录》等，这些附表不仅自身有极高的文献价值，而且是对正文的重要补充与进一步丰富，其记载内容与正文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全书既经脉分明又浑然一体。
三、态度审慎，考订细致
本书在事实考订、材料援引等方面多经反复推敲方下论断，用语稳当，体现出较为审慎的学术态度。在资料的使用上，本书涉猎文献虽多，但有着明确的使用原则：“博采兼收”、“取前舍后”、“原始呈现”。对于文献记载非常丰富的结社，尽量广采众家之说，以窥其全貌；对于文献记载前后抵牾的结社，尽量以时人记载为准，而舍弃后人资料，在找不到时人记载的情况下，本着先记为主、后记为辅的原则对资料加以辨别使用；对于文献记载很少的结社，尽量将所见资料以原生态形式保留于文中，以俟来者补正。这种广收、慎取、开放的文献使用原则既符合本书课题研究的实际需要，又是学术研究者应当遵循的基本治学理念。在具体的内容表述方面，本书细致入微的考辨随处可见，如对“北郭十友”与“北郭十才子”的辨析；对王世贞、李攀龙诸人所结之社并不沿袭钱谦益、朱彝尊等人的“七子社”旧说，而是依据具体史料仅称为“六子社”；对赵介参与南园诗社、蓝田参与海岱诗社等一些历来存有疑窦之事细加考辨；对清初以来缠杂不清的有关复社成员的记载文献进行梳理，整理成三个系统六种著作；以复社为中心，将明末清初关系复杂的众多结社绘成图表，使人一目了然，等等。澄清这些问题既需要查阅大量原始文献，又需要秉持严谨的治学态度及方法才有可能拓展，形成见解。此外，在社事考订过程中，本书还为数千明代文人撰有小传，这项工作看似简单，其实不然。一则明代社事繁盛，涉及文人数量众多、工作量很大，二则大量人物姓名、字号、里籍、履历、著述等都需要借助各种方志、传记、史料、墓铭及工具书等，进行广泛查阅、仔细比对和反复核校，非如此难以完成人物信息的准确定位。 四、守旧出新，稳中求进
本书绍续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的研究路径，采用传统的考据学方法对明代文人结社进行全面考核﹑辨订，治学方法极为正统，而研究结果意义很重大。本书围绕明代文人结社的事实进行考订，通过翻阅大量第一手资料，广泛涉猎，旁征博引，力争将每一家结社的社长、社员、社约、社时、社所、社会等具体问题考证清楚，尽量勾勒出它们的原始状貌，对于一些前人研究过的结社也不是尽信其言，而是依据所见文献考其真伪，正其讹误，做了许多补充和纠误。作者博而求实，重视证据，文风踏实，不尚空谈浮说，这与乾嘉学派推崇的汉学精神一脉相承。作者历经八年，不断积累和补充，最终完成这部著作，是在真做学问，做的也是真学问，对于一个活在当下、难以躲避各种困惑及诱惑的青年学者来说尤为难得。本书的研究结果将考订出来的明代文人结社数量提高到930个，并根据掌握的资料在《后记》中提出了“千数以上”的说法，文献翔实，结论可靠，切实推进了相关研究。明代是中国古代文人结社的鼎盛期，明代文人结社已不是个别区域或个别时段的社会现象，也不仅仅是一种文学雅集活动，而是一种与政治党争、八股选文、讲学思潮、文学流派、宗教风气及节日风俗等都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现象，可以说是勾连朝野、影响国势及大局兴衰的重大活动。长期以来治明代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社会史、风俗史等都必然涉及文人结社，本书研究成果可以为这些研究的拓展提供更坚实的文献及论述基础。
当然，本书有一些尚待完善之处，如所考社事虽有一定的排序原则，文末附有按时间、地域、类型编成的表格，但是由于明代结社的数量繁多，读者在阅读时仍然会感到不方便，若以结社人物为线索再编一份索引以供读者查阅，则会更便利。又如，由于本书为作者一人独立完成，时间有限，查阅明代文献的范围尽管已经很广，但仍比较有限，因此所考订出的“930个”这一数据肯定不是明代文人结社的最终数量，正如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言，还有相当数量的社事尚未涉及，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发掘，相信这一数据将会被不断刷新。此外，受作者设计的整体研究规划的限制，本书的特长在于考据翔实，而义理辨析比较薄弱，这在以后研究中有待补足，我们期待着本书作者能在文人结社这个领域再出成果、多出成果。
注释：
①参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本文最初发表于1948年《文艺复兴·中国文学研究号》（上），后编入《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参李圣华《郭绍虞〈明代的文人集团〉拾遗》，载《文教资料》2001年第1期；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附录一《晚明文人结社简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参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第一章附录一，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代文人结社考”（09YJC75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