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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深入发展，俄国资产阶级力量迅速壮大，传统的商人等级制度日趋瓦解，新兴企业主阶层在国家私营经济活动中渐居主导，个人社会身份提升。经济力量的增强和利益诉求，促使企业主阶层的共同体行动首先在经济领域展开，社会自觉形成，社会团体性增强，虽然深受专制政府压制，但其代表性组织机构仍蓬勃发展，阶层整体地位提高。在俄国资本主义危机加剧、革命斗争剧烈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企业主阶层开始组建政党、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尝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其政治地位在临时政府时期达到顶峰。
[关键词]俄国；企业主；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K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097-06
1861年开启的一系列改革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加速了俄国社会结构重构的历史进程，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日趋瓦解，跨等级流动增强。农民阶层分化日益加剧，贵族阶层也逐渐走向没落，农奴和土地作为最基本生产要素开始进入自由市场流转，新兴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队伍迅速壮大，促使俄国经济生产在19世纪末期获得巨大发展，工业革命完成，特别是经过1890年代和一战前夕的两次经济高涨，国民经济进入垄断阶段，俄国也跻身帝国主义强国之列。俄国企业主阶层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干力量，其社会地位也相应地获得显著提高，这在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新兴企业主阶层对传统等级制度的瓦解、其代表性组织机构的发展和社会政治活动参与的考察中得以疏证。
一、传统商人等级制度的瓦解
1861年改革前，新兴企业主阶层的社会身份还是被置于传统基德尔商人等级制度安排的框架下，根据其财产数量分为三个等级[1]（p.99）。其社会属性的最显著特征是不具有世袭性，企业主阶层通过每年缴纳大约相当于自己所公布资本的1%的等级税获得资格证明，从事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经济形势一旦恶化，那些支付不起等级税的企业主们则将脱离商人阶层，归入小市民阶层。例如，著名的梁布申斯基家族事业的奠基人М.Я.梁布申斯基，1802年被列入莫斯科商人的第三等级，但1812年拿破仑军队的入侵，使他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战争结束重回莫斯科后，他向莫斯科商人协会递交了一份申请。梁布申斯基写道：“由于敌人入侵莫斯科而使我破产……我诚挚地请求不要因为我没有商人资本而将我列入本地的小市民阶层”，但申请并未获批。1814—1823年，梁布申斯基一家仍被归入小市民阶层，直到1824年，才重新归入商人等级[2]（p.210）。
1825年，对工商从业者的等级禁锢开始松动，但主要是1861年开启的一系列大改革，为企业主阶层新型经济社会关系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条件，例如，1863年的《取得从事贸易和手工业权利的税收条例》、1870年的《新城市条例》，这些条例宣布任何国民都可以自由地从事工商业活动，特别是取消了“农奴证明”（向经商农奴发放的从业资格证明），彻底废除了农奴制时期等级限制，任何工商业者只要缴纳相应税款，皆可申请加入商人等级[3]（p.36）。但由于商人等级社会身份及权益的非继承性（实质上只是财产继承），影响了其他阶层进入商人等级的热情，同时也削弱了该等级内部再生产的能力，传统商人等级开始在俄国经济活动中逐渐丧失领导地位，曾经在传统商界那些经济实力十分强大的商人世家（如斯特罗干诺夫家族、斯塔尔采夫家族等），经济和社会地位日趋下降。
虽然如此，改革初期的工商业者还是被一系列等级优惠政策所吸引，如给予自由徙迁权、取消对犹太裔商人出行和受教育权利的限定、免除兵役和人头税、不受体罚、一等商人有权利佩剑穿制服觐见沙皇等[2]（p.214）。但随着1874年新兵役法和1887年人头税的取消，这些优惠政策也随之失去意义。与之比较，一些其他能够彰显社会荣誉、提高身份地位的头衔显得更有吸引力。例如，由于在某一工商业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的“商业顾问”称号，获得这一称号者则有权获颁为“世袭荣誉市民”头衔[2]（p.214）。“世袭荣誉市民”是市民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头衔，可以世袭相传，列入官秩表。甚至一些著名的企业主因对俄国经济的贡献获得“贵族”头衔，例如，1882年康申家族就因为在俄国棉纺织领域的开拓性成就，被沙皇授予“世袭贵族”封号。
还有一类企业主，他们不能或者不愿与自己原有的社会阶层断绝关系，其中甚至一些是拥有大型工商业企业，不申请或者只申请了临时列入商人等级的短期证明。主要是农奴企业主，他们自信和满足于自己已然拥有的成就，也有人是出于对沙皇政府农民政策的不满而表达抗议，对自己的农奴出身广为宣扬，甚至引以为自豪。А.П.契诃夫（农奴的孙子，商人的儿子）曾记述：“富有的，知识渊博的X.彼得罗夫，出身于农奴，他对儿子要求道：‘米沙，千万别改自己的称谓！即使农奴阶层消亡了，也不要进入贵族阶层，也不要进入商人阶层，也不要进入小市民阶层。’他以农奴的称谓为自豪，甚至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4]（p.70）改革后，有权进入等级但却不利用这一权利的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
从社会成分构成看，商人等级出身的工商业者，仍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企业主阶层的最主要社会来源，而新兴企业主阶层则主要来自经商农民（农奴）。农奴企业主，尤其是旧教派信徒企业主群体，涌现出了诸如莫罗佐夫、康申、梁布申斯基等众多在帝俄经济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的大企业主家族。这一群体中大部分企业主家族事业创始人，在外表、衣着、生活方式、言语等方面都保留了鲜明的农奴身份特征，并引以为傲，这也深刻影响着其家族下一代企业主的阶层属性和特殊的心理特征。例如，直至20世纪初，著名的莫斯科企业主代表、十月党人领袖，А.И.古契科夫还曾在杜马讲坛公开宣讲：“我不仅仅是商人的儿子，而且是凭借自己的劳动和奋斗走出农奴阶层、拥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农奴的孙子。”[2]（p.212） 另外一个新兴企业主阶层的补充力量是出身于特权阶层的是贵族企业主。农奴制改革也促使贵族阶层出现分化，大部分不思进取的贵族在挥霍完赎金和祖产后，很快走向没落，但少部分贵族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按照市场规律投身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从而生存和发展起来。虽然数量不多，但在俄国经济活动中占据特殊地位，因为与其他阶层相比，贵族阶层多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一特殊状况是由贵族阶层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如在轻重工厂普查中的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在19—20世纪之交有大约1/3（5 281个企业中有1 586个）的加工食品和调味品的企业属于贵族阶层。几乎所有的贵族企业的生产活动（近90%的工厂）都集中在食品加工（73%）、采矿业（9%）和木材加工业（8%）三个领域[2]（p.216），显然这三个领域都与土地关系紧密。另外，企业主活动中贵族阶层更愿意参与股份制企业活动中，在这种形式的企业活动中不需要亲自参与，只需要投入资金（食利阶层）。此外，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贵族企业主的经营范围20世纪初还扩展到了文化企业活动中，如电影业、出版业，他们还特别热衷于对科学文化事业的赞助活动[5]（p.37）。
据统计，1913年彼得堡企业主中商人等级身份的比例是46.3%，加上荣誉市民则达52.5%，贵族企业主占比为19.4%，农民出身企业主占比为22.8%。莫斯科的农民企业主比例稍高，达到25.8%[6]（p.442）。根据巴哈诺娃的资料统计，1898—1914年期间，拥有世袭荣誉市民称号的所有人中，30%是商人，而大企业主的代表则占居了世袭荣誉市民总数的50—60%[2]（p.215）。
19世纪末，新兴企业主阶层已经真正成长起来并开始在经济活动中排挤传统特权等级，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帝俄科学院院士М.М. 博格斯洛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从90年代起……莫斯科的阶层分化开始走向灭亡……商人暴发户开始在城市的贵族区出现……另一方面，原来的贵族庄园也开始转到富有商人的手中。等级界限开始模糊，不仅仅局限于房产方面，随着资本的发展，新一代的商人开始成长。从国外完成学业归来的人，外语流利，而且生活的外部环境与大贵族们不差毫厘。只不过贵族自古以来就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而传统的高等级商人则要在自己周围重新建构这种环境。”[7]（p.117）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农奴制的废除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地位的上升使得富有的企业主阶层与贵族和传统商人等级之间的界限已不再明显。企业主们个人社会地位得以显著提高，社会身份获得认同和尊重，其社会心理和荣誉感、自豪感也在增强，传统的等级划分已渐失去意义，旧有传统的落后等级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二、企业主代表性组织机构的发展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时间张力极大。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主体的企业主阶层，既要面对沙皇专制统治的压制，传统文化塑造的全社会其他阶层的反资本主义情结，还要应对日渐剧烈的无产阶级斗争。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已经不足以满足企业主阶层的整体发展需要，团体性的利益诉求，促使其共同体意识萌发，开始走向联合，以求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社会地位。企业主阶层首先在经济领域开始积极创建自己的代表性组织机构，这一趋势在大改革后尤其是19世纪末迅猛发展。
商人协会是工商业者传统的代表性组织机构，但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其缺陷愈发暴露，因此，在大改革后初期，企业主阶层首先是努力扩大商人协会的职能和权力。莫斯科（1870年）、彼得堡（1875年）、里加（1886年）委员会的章程都做出了符合企业主意愿的改变，在研究促进工商业发展措施等事务上，企业主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力。相应的市场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也做出调整，公开选举其成员的申请得到批准，但传统的商人代表机构已远远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需要[8]（p.91）。
企业主们努力将市场委员会变为代表性咨议组织，因此，市场委员会的作用开始增强，在解决工商业重大问题的职能上越来越强于商人协会和官方咨议机构。但“由于俄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复杂的现实条件，俄国的市场委员会始终不能按照新的模式划分自己的职权范围，沙皇政府宁愿允许扩大现存组织的权力，也不愿建立新的、现代化的资产阶级组织机构。虽然沙皇政府尝试使官方的咨议机构逐渐“民主化”，改革1870年代成立的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委员会，其领导必须要有财政部长任命，企业主权利极为有限。例如，1878—1898年伊凡—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只能局限于商讨由财政部提出的问题，或在省行政机构监督下商讨纯粹的地方问题[8]（p.93）。
显然这些机构不可能真正满足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他们渴望并尝试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全国代表性组织机构。1867年设立于彼得堡的工商业协会虽然获得了迅速发展（1879年协会成员达到759人），企业主成员主要来自于彼得堡和里加，由于莫斯科企业主集团和彼得堡企业主集团的利益矛盾，该协也没能成为全国性组织[8]（pp.95-96）。虽然1880年代，莫斯科企业主改变了对协会的态度，他们参与制定了在莫斯科召开全俄罗斯工商业代表大会的方案，但直到19世纪末，该协会组织形式也未能完善。比较而言，以莫斯科交易所为代表的各交易所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机制到更加健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19世纪末，代表俄国企业主利益的组织机构，1904年交易所委员会的数量达到了26个[9]（p.70）。
相较于谋求建立全国范围的代表性组织机构所遇到的挫折，基于现实经济活动需要而建立的地方性行业协会的发展则较为顺利，尤其是在19世纪末期南俄地区蓬勃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领域内，“南俄矿业委员会”等行业协会的发展，体现了这一时期俄国企业主代表性组织机构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世纪末南俄矿业冶金业全面超越乌拉尔地区，是俄国资本主义新兴工业迅速发展的标志之一。1887年，南俄地区的钢铁产量是乌拉尔地区的1/5、不足全俄产量的1/10，1901年，这一数据局则变为乌拉尔地区的一倍和全俄产量的接近1/2[10]（p.755）。 组织生产、协调竞争和共同应对危机的需要，促使企业主们集合起来讨论事务，并选出代表与政府机构协商相关事宜，是19世纪70年代南俄矿业主们开始走向联合的内在动因。1874年11月，在塔甘罗格举行了第一届南俄矿业代表大会，并从1877年起每年都定期召开，1892年开始由大会委员会执行基本职能，讨论处理所有矿业主们感兴趣的问题，并努力在政府面前维护企业主利益。类似的组织在1880年代开始出现在莫斯科地区的图拉、乌拉尔地区的叶卡捷琳堡、波兰地区的华沙，在巴库地区还成立了地方的石油工业主代表大会委员会，奥伦堡地区的金矿主代表大会、锰矿主代表大会委员会等[8]（pp.97-99）。 19世纪末，在地方性代表机构发展的基础上，更主要是出于对外国资本的竞争需要，行业的全国性组织机构开始出现。1886年2月举行的第一届铁制品企业主代表大会上，不仅来自乌拉尔，还有来自莫斯科、波兰、南俄，甚至北部地区的企业主代表们站在同一战线上，他们要求“以金属制品抵押贷款信贷政策和金融机构要推广到全国所有矿区”，“以后陆军部，海军部和交通部的订单必须在国内完成，必需使用俄国企业加工的原料”，还决定申请建立铁制品企业主委员会，该申请1887年末得到沙皇政府批准，先由乌拉尔采矿工业代表机构代持，1892年才终于独立设制[8]（p.100）。19世纪末，既有的代表机构和咨议机构已经不能满足企业主阶层的需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形式迫使政府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矿业冶金业企业主代表机构的组织模式虽然还存在缺陷，但还是成为政府控制和建立其他行业企业主代表机构组织的范例。沙皇政府虽不情愿，但迫于企业主们的强烈要求，还是批准了更多行业性组织机构的设立。1888年，莫斯科农村经济协会建立了磨面工业主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定期举行地方磨面行业代表大会的决议。最初只在铁路交通领域举行企业主代表大会，后扩展到“轮船企业和船舶业的代表”，以解决与航运有关的问题，1875年成立了第一届伏尔加河流域船东代表大会，同年12月召开了第一届奥卡河流域船东代表大会，并定期举行。1899年12月，财政部批准召开北方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采矿企业代表大会，冶金企业代表大会，车辆制造企业代表大会，机械制造企业代表大会等等一系列的行业协会组织，进入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很多此类机构还逐渐演变成行业的辛迪加组织[8]（pp.100-101）。从19世纪末期的总体趋势来看，虽然企业主的代表性组织机构的数量增长了很多，但这些机构的地方协商性组织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些组织的共同点就是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经济”和部分社会活动领域内，如组织贷款、协调生产确定企业产品的销售条件、代征行业税费、维持专业商科学校等，政府保留着监察权和参与机构活动的权力。
俄国企业主们一直努力尝试建立自己在全俄范围内常设的统一代表性组织机构，1882年在莫斯科召开了中断十多年的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对于大会中企业主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虽然财政大臣Н.Х.本格表示同意考虑，但事实上竟然没有一个最后得到政府的批准。而这之后，第一次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则是14年之后1896年在下诺夫哥罗德召开的，由于区域性组织分歧和沙皇政府的阻挠，会议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9]（pp.158-160）。沙皇政府虽然乐见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发展，但出于其专制政体的反动本质，却不愿意看到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全俄统一的工商业组织机构出现，因为这意味着企业主阶层作为独立社会力量的政治地位的增强。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也确是在1905年革命后，企业主阶层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政治地位获得提升后，全俄范围内统一的工商业组织机构的发展才进入实质性阶段。1905年10月，财政部迫于政治经济形势压力，分发了由贸易处处长М.М.费德罗夫起草的《工商业阶层选举机关和交易所体制条例》，并于1906年3月召开了由工商业企业主参与的“费多罗夫方案”研讨会，企图建立一个以各地方交易所委员会为基础的，隶属于财政部的全国工商业代表机构，但未能成功提交杜马。此后在1906年10月的彼得堡工商业代表大会，以及1907年5月的莫斯科工商业代表大会上，彼得堡方案和代表莫斯科企业主利益的科诺瓦洛夫方案，主要由于彼得堡和莫斯科地方利益集团的矛盾分歧也都未能施行[11]（pp.232-235）。直至1917年10月，“全俄工商业联合会”才在П.П.梁布申斯基和А.И.科诺瓦洛夫（时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工商业部长）等人不懈努力下得以建立，然而，为时已晚，因为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整个俄国的私人工商业组织体系都将消亡[11]（p.237）。即便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企业主阶层地方和行业性代表机构的蓬勃发展和建设全俄统一工商业组织的尝试，依然增强了其应对经济风险、行业竞争，以及沙皇政府的专制压迫和革命危机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其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地位。
三、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活动参与
虽然新兴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存在着依附关系，但针对逆历史潮流的专制制度而言，毕竟是历史的革命力量。经济基础的变化，推动着俄国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变革，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也必然要求与之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利和地位。
1905年1月惨案发生后，俄国企业主阶层很快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迅速向政府提交了报告，建议政府对罢工群众不动用武力，要求政府立法允许工人以和平方式罢工，给工人和所有俄罗斯公民以集会和结社的权利[12]（p.41）。以С.Т.莫罗佐夫为代表的莫斯科企业主，在2月3日，向沙皇政府提交了自己的关于工人问题的呈文，为解决当前的“工人问题”和保障俄国工业化进程，提出了五项政治要求：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人身和财产不可侵犯；允许言论和出版自由；在中学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允许所有阶层的代表包括由工人和企业主选举出的代表参与国家法律制定[11]（p.45）。这在当时已经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一定程度反映了进步企业主的政治理想和诉求。
政治形势发展使企业主的政党逐渐走向联合，以А.И.古契柯夫为首的保守的“十月党”逐渐成为核心。由于普遍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革命加剧的社会迅速左倾化，在第一二界国家杜马选举中，代表着大企业主阶层利益的十月党人遭到了失败，仅获得了13个席位和23个席位（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民主党人则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获得了153个席位）。虽然因为出现“六三”选举法的反动，十月党人派在第三四届杜马中才占据优势，分别达到了154席和98席（立宪民主党人分别为54席和59席），但在沙皇反动政策的高压下，杜马并未能真正发挥代议民主功能[13]（p.114）。 与老一代企业主不同，20世纪初部分俄国企业主阶层的新生代已经不再认同沙皇的专制政权本色，他们大都接受西式教育，深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积极主张企业主们应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甚至坚信20世纪应该是俄罗斯国家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世纪”，认为资产阶级理应成为国家的管理者。为此目的，他们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变革纲领，与各种反对力量斗争。以П.П.梁布申斯基、С. И.特列奇亚科夫、А. И.科诺瓦洛夫等著名企业主为首，形成了俄国大企业主阶层中的自由主义左派，领导建立了自由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党”。虽然起初也依托于“十月党”进行活动，但预期的政治变革并没有出现，沙皇专制政府在革命高潮退却后的政治反动，令这些人无比失望，不同于十月党人的保守派企业主们与专制政权的妥协，与沙皇专制政府沙皇专制政府在革命高潮退却后的政治反动进行斗争，则完全成为П.П.梁布申斯基等人政治活动的核心，直至最终与保守的“十月党”决裂[11]（pp.238-239）。
政治变革进程的反动，使П.П.梁布申斯基等人逐渐认识到了沙皇政府专制本质和企业主阶层内部部分人士的怯懦与麻木。1906年П.П.梁布申斯基创办《人民报》，对斯托雷平解散杜马和建立的“军事法庭”制度进行了强烈抨击，沙皇政府很快将《人民报》查禁。П.П.梁布申斯基在同年12月又创办了新报纸——《晨报》。《晨报》也因为不断刊登批判和揭露专制制度和斯托雷平政策反动本质的文章，于1907年4月被查封政府当局还地将П.П.梁布申斯基驱逐出莫斯科[11]（p.254）。但1907年9月他又创办第三份报纸——《俄罗斯晨报》，然而，报纸出版仅一个月又被查封，直到1909年底才得以恢复出版发行。到一战前夕，梁布申斯基派的报纸依然坚努力坚持着自己鲜明的反政府路线，成为俄国企业主阶层进步左派的舆论喉舌，《俄罗斯晨报》以其消息的新闻性和公开的反对立场吸引了大量读者，发行量达到三四万份，扩大了进步企业主集团的政治影响力[11]（p.255）。
随着政治活动的不断丰富，梁布申斯基派的政治思想也日渐成熟，虽然明确反对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方案，但企业主们在公共场所，开始更加勇敢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越来越尖锐的批判专制政权和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影响力不断扩大。虽然屡遭压迫，但这样的政治境遇却给П.П.梁布申斯基在企业主阶层当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政治声望，1909年他被选为工商代表大会委员会成员，莫斯科交易所委员会主席，还成为其他一系列委员会的成员。1912年5月，在第四届工商业代表大会上提出“商人来了”的鲜明政治口号和随后组建“新进步党”，成为П.П.梁布申斯基在战前政治活动的主要功绩，而一战期间当选交易所委员会主席和“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则是梁布申斯基整个政治生涯的顶点[11]（pp.262-264）。
二月革命后，俄国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在临时政府初期，以米留科夫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主导了政权，虽然立宪民主党人的社会成分构成比较复杂（早期成员主要是俄国知识分子精英、自由主义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以及教师、职员、医生，革命形势发展期间开始有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甚至工人、农民加入）[14]（p.45），但从其纲领和政治主张而言，都表明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政权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代表了企业主阶层的利益。企业主阶层的政治代表除直接出现在临时政府内阁中担任要职（如А. И.米留科夫——陆海军部长、А.И.科诺瓦洛夫——工商业部长、В. Н.立沃夫——东正教圣议会检察官）外，许多十月党人和进步党人还以加入立宪民主党形式，参与到国家政权中。前文提到的П.П.梁布申斯基则是在革命高潮时期，以积极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方式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说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地位达到顶峰，但又迅速为革命风暴所湮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传统封建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的历史进程，深刻地解构并重构着俄罗斯社会，由身份先赋而定的纵向封闭性社会结构逐渐被瓦解，社会群体跨等级的交互式流动性增强。俄国企业主阶层的社会成分构成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变化，传统的商人等级制度瓦解，工商业经济活动主体开放式多元化发展，获得解放的农奴、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摆脱歧视的异教派和少数族裔，以及外国投资者，都成为俄国企业主阶层的新生力量，推动着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虽然经济权力并不是构成社会声誉的唯一基础，但企业主的个体社会地位无疑随着其货币财富的增长而迅速提高，个人尊严和荣誉感也愈加为社会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日记中写道：“现在的商人已经不必请大人物来做客，不必举行舞会；他已经与大人物在股市，在股东大会，在合建的专门银行中成为亲戚，结为兄弟；如今他自己已经是个人物，是个大人物。”[2]（p.223）
相较于个体社会地位的提升，企业主阶层整体的阶级处境则是由其阶层内某个“平均人”处境决定的（马克斯·韦伯理论中的“平均人”代表了遭受同样阶级处境的人们的平均状态）[15]（p.110）。个体发展与群体壮大交互促进，“平均人”的处境与群体整体阶级处境也得以交互提升。原始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促使企业主阶层首先在经济领域走向共同体行动。但即使仅在经济领域的联合，无论是区域性行业协会的发展，还是建设全俄范围代表性组织机构的尝试，都受到了沙皇专制政府的本能压制，步履维艰。即便如此，这一时期企业主代表性组织机构仍获得了蓬勃发展，进一步瓦解着俄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壮大了自身的经济力量，提升了阶层整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为资本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沙皇政府尝试用荣誉市民、商业顾问、世袭贵族等称号来调和企业主的不满，其实质是抑制企业主阶层自组织性的发展，阻滞新兴资产阶级走向联合并更多参与国家管理，是用封建等级制残余来压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崛起，是逆历史潮流的，这在1905年俄国革命危机爆发时，引起了企业主阶层的强烈反弹。
政治斗争的实质是对社会经济资源支配权的争夺，企业主个体和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必然要求获取相应的政治地位，进而走向阶级自觉，并逐渐走向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对立面，这是历史规律发展的内在要求。1905年革命的爆发促进了企业主阶层的政治觉醒，以政党政治为活动形式，以“杜马”为活动舞台，企业主阶层开始尝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区别于我们熟知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对以П.П.梁布申斯基为首的，俄国企业主阶层中奉行自由主义理念的左派力量的政治活动进行考察，则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客观地认识20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在俄国历史性变革进程中的作用。他们积极利用新的舆论阵地，宣扬自己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已然认识到自身阶层的先天政治缺陷，并尝试与自由知识分子进行互动和联合，“经济座谈会” 使两股潮流结合二为一，对社会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二月革命的胜利，突然将俄国企业主阶层推向了政治活动的最高潮和政治地位的最高峰，成为了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但后发型的现代化进程使其成长时空张力极大，造成政治上的不成熟性，使其面对狂风暴雨般的革命浪潮时又迅速的走下了历史舞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主体力量的企业主阶层，其社会地位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都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 [参 考 文 献]
[1][俄]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2]Под ред. Сорокин А. К.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Книга 2.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J]. М.： РОССПЭН， 1999.
[3]Поткина И.В.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 Книга 2.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C]. Под ред . А.К.Сорокин. —М. ： РОССПЭН，1999.
[4]Чехов А.П.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M].Т.17.-М，1987.
[5]Курков К. Н. Дворяне-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в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M].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5.
[6]Иванова Н.А.，Желтова В.П. Сословно-классова структура России в конеце XIX-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M].- М.：Наука，2004.
[7]Богословсктй Ф.М.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мемуаристика，эпистолярия[M].-М.Нау-.1987.
[8]Лаверычев В. Я. Крупная буржуазия в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1861-1900гг. ） [M]. М.： Мысль， 1974.
[9]Шепелёв Л. Е. Царизм и буржуазия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Проблемы 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M]. Л.： Наука. 1981.
[10][英] M. M. 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1]Петров Ю. А. Московская буржуазия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и политика[M]. М.： Мосгорархив， 2002.
[12]Вишневски Эдвард. Капитал и власть в России.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х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M].-М.：Моск.ун-та.2006.
[13]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4]李永全.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5][美]戴维·哥伦斯基.社会分层[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晓校]
[关键词]俄国；企业主；社会地位
[中图分类号]K51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3-0097-06
1861年开启的一系列改革运动，客观上促进了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迅速发展，加速了俄国社会结构重构的历史进程，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日趋瓦解，跨等级流动增强。农民阶层分化日益加剧，贵族阶层也逐渐走向没落，农奴和土地作为最基本生产要素开始进入自由市场流转，新兴资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队伍迅速壮大，促使俄国经济生产在19世纪末期获得巨大发展，工业革命完成，特别是经过1890年代和一战前夕的两次经济高涨，国民经济进入垄断阶段，俄国也跻身帝国主义强国之列。俄国企业主阶层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干力量，其社会地位也相应地获得显著提高，这在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新兴企业主阶层对传统等级制度的瓦解、其代表性组织机构的发展和社会政治活动参与的考察中得以疏证。
一、传统商人等级制度的瓦解
1861年改革前，新兴企业主阶层的社会身份还是被置于传统基德尔商人等级制度安排的框架下，根据其财产数量分为三个等级[1]（p.99）。其社会属性的最显著特征是不具有世袭性，企业主阶层通过每年缴纳大约相当于自己所公布资本的1%的等级税获得资格证明，从事经济生产和社会活动。经济形势一旦恶化，那些支付不起等级税的企业主们则将脱离商人阶层，归入小市民阶层。例如，著名的梁布申斯基家族事业的奠基人М.Я.梁布申斯基，1802年被列入莫斯科商人的第三等级，但1812年拿破仑军队的入侵，使他的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战争结束重回莫斯科后，他向莫斯科商人协会递交了一份申请。梁布申斯基写道：“由于敌人入侵莫斯科而使我破产……我诚挚地请求不要因为我没有商人资本而将我列入本地的小市民阶层”，但申请并未获批。1814—1823年，梁布申斯基一家仍被归入小市民阶层，直到1824年，才重新归入商人等级[2]（p.210）。
1825年，对工商从业者的等级禁锢开始松动，但主要是1861年开启的一系列大改革，为企业主阶层新型经济社会关系的形成创造了重要的历史条件，例如，1863年的《取得从事贸易和手工业权利的税收条例》、1870年的《新城市条例》，这些条例宣布任何国民都可以自由地从事工商业活动，特别是取消了“农奴证明”（向经商农奴发放的从业资格证明），彻底废除了农奴制时期等级限制，任何工商业者只要缴纳相应税款，皆可申请加入商人等级[3]（p.36）。但由于商人等级社会身份及权益的非继承性（实质上只是财产继承），影响了其他阶层进入商人等级的热情，同时也削弱了该等级内部再生产的能力，传统商人等级开始在俄国经济活动中逐渐丧失领导地位，曾经在传统商界那些经济实力十分强大的商人世家（如斯特罗干诺夫家族、斯塔尔采夫家族等），经济和社会地位日趋下降。
虽然如此，改革初期的工商业者还是被一系列等级优惠政策所吸引，如给予自由徙迁权、取消对犹太裔商人出行和受教育权利的限定、免除兵役和人头税、不受体罚、一等商人有权利佩剑穿制服觐见沙皇等[2]（p.214）。但随着1874年新兵役法和1887年人头税的取消，这些优惠政策也随之失去意义。与之比较，一些其他能够彰显社会荣誉、提高身份地位的头衔显得更有吸引力。例如，由于在某一工商业领域的突出贡献而被授予的“商业顾问”称号，获得这一称号者则有权获颁为“世袭荣誉市民”头衔[2]（p.214）。“世袭荣誉市民”是市民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头衔，可以世袭相传，列入官秩表。甚至一些著名的企业主因对俄国经济的贡献获得“贵族”头衔，例如，1882年康申家族就因为在俄国棉纺织领域的开拓性成就，被沙皇授予“世袭贵族”封号。
还有一类企业主，他们不能或者不愿与自己原有的社会阶层断绝关系，其中甚至一些是拥有大型工商业企业，不申请或者只申请了临时列入商人等级的短期证明。主要是农奴企业主，他们自信和满足于自己已然拥有的成就，也有人是出于对沙皇政府农民政策的不满而表达抗议，对自己的农奴出身广为宣扬，甚至引以为自豪。А.П.契诃夫（农奴的孙子，商人的儿子）曾记述：“富有的，知识渊博的X.彼得罗夫，出身于农奴，他对儿子要求道：‘米沙，千万别改自己的称谓！即使农奴阶层消亡了，也不要进入贵族阶层，也不要进入商人阶层，也不要进入小市民阶层。’他以农奴的称谓为自豪，甚至到了目空一切的地步。”[4]（p.70）改革后，有权进入等级但却不利用这一权利的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
从社会成分构成看，商人等级出身的工商业者，仍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企业主阶层的最主要社会来源，而新兴企业主阶层则主要来自经商农民（农奴）。农奴企业主，尤其是旧教派信徒企业主群体，涌现出了诸如莫罗佐夫、康申、梁布申斯基等众多在帝俄经济发展史占有重要地位的大企业主家族。这一群体中大部分企业主家族事业创始人，在外表、衣着、生活方式、言语等方面都保留了鲜明的农奴身份特征，并引以为傲，这也深刻影响着其家族下一代企业主的阶层属性和特殊的心理特征。例如，直至20世纪初，著名的莫斯科企业主代表、十月党人领袖，А.И.古契科夫还曾在杜马讲坛公开宣讲：“我不仅仅是商人的儿子，而且是凭借自己的劳动和奋斗走出农奴阶层、拥有相当社会地位的农奴的孙子。”[2]（p.212） 另外一个新兴企业主阶层的补充力量是出身于特权阶层的是贵族企业主。农奴制改革也促使贵族阶层出现分化，大部分不思进取的贵族在挥霍完赎金和祖产后，很快走向没落，但少部分贵族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按照市场规律投身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浪潮中，从而生存和发展起来。虽然数量不多，但在俄国经济活动中占据特殊地位，因为与其他阶层相比，贵族阶层多是土地的所有者，这一特殊状况是由贵族阶层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如在轻重工厂普查中的统计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在19—20世纪之交有大约1/3（5 281个企业中有1 586个）的加工食品和调味品的企业属于贵族阶层。几乎所有的贵族企业的生产活动（近90%的工厂）都集中在食品加工（73%）、采矿业（9%）和木材加工业（8%）三个领域[2]（p.216），显然这三个领域都与土地关系紧密。另外，企业主活动中贵族阶层更愿意参与股份制企业活动中，在这种形式的企业活动中不需要亲自参与，只需要投入资金（食利阶层）。此外，由于受教育程度较高，贵族企业主的经营范围20世纪初还扩展到了文化企业活动中，如电影业、出版业，他们还特别热衷于对科学文化事业的赞助活动[5]（p.37）。
据统计，1913年彼得堡企业主中商人等级身份的比例是46.3%，加上荣誉市民则达52.5%，贵族企业主占比为19.4%，农民出身企业主占比为22.8%。莫斯科的农民企业主比例稍高，达到25.8%[6]（p.442）。根据巴哈诺娃的资料统计，1898—1914年期间，拥有世袭荣誉市民称号的所有人中，30%是商人，而大企业主的代表则占居了世袭荣誉市民总数的50—60%[2]（p.215）。
19世纪末，新兴企业主阶层已经真正成长起来并开始在经济活动中排挤传统特权等级，经济地位迅速提高。帝俄科学院院士М.М. 博格斯洛夫斯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从90年代起……莫斯科的阶层分化开始走向灭亡……商人暴发户开始在城市的贵族区出现……另一方面，原来的贵族庄园也开始转到富有商人的手中。等级界限开始模糊，不仅仅局限于房产方面，随着资本的发展，新一代的商人开始成长。从国外完成学业归来的人，外语流利，而且生活的外部环境与大贵族们不差毫厘。只不过贵族自古以来就处于这样的环境中，而传统的高等级商人则要在自己周围重新建构这种环境。”[7]（p.117）
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农奴制的废除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地位的上升使得富有的企业主阶层与贵族和传统商人等级之间的界限已不再明显。企业主们个人社会地位得以显著提高，社会身份获得认同和尊重，其社会心理和荣誉感、自豪感也在增强，传统的等级划分已渐失去意义，旧有传统的落后等级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二、企业主代表性组织机构的发展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时间张力极大。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主体的企业主阶层，既要面对沙皇专制统治的压制，传统文化塑造的全社会其他阶层的反资本主义情结，还要应对日渐剧烈的无产阶级斗争。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已经不足以满足企业主阶层的整体发展需要，团体性的利益诉求，促使其共同体意识萌发，开始走向联合，以求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社会地位。企业主阶层首先在经济领域开始积极创建自己的代表性组织机构，这一趋势在大改革后尤其是19世纪末迅猛发展。
商人协会是工商业者传统的代表性组织机构，但在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过程中，其缺陷愈发暴露，因此，在大改革后初期，企业主阶层首先是努力扩大商人协会的职能和权力。莫斯科（1870年）、彼得堡（1875年）、里加（1886年）委员会的章程都做出了符合企业主意愿的改变，在研究促进工商业发展措施等事务上，企业主也获得了更多的权力。相应的市场委员会的组织结构也做出调整，公开选举其成员的申请得到批准，但传统的商人代表机构已远远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需要[8]（p.91）。
企业主们努力将市场委员会变为代表性咨议组织，因此，市场委员会的作用开始增强，在解决工商业重大问题的职能上越来越强于商人协会和官方咨议机构。但“由于俄国自古以来就存在复杂的现实条件，俄国的市场委员会始终不能按照新的模式划分自己的职权范围，沙皇政府宁愿允许扩大现存组织的权力，也不愿建立新的、现代化的资产阶级组织机构。虽然沙皇政府尝试使官方的咨议机构逐渐“民主化”，改革1870年代成立的商业和工场手工业委员会，其领导必须要有财政部长任命，企业主权利极为有限。例如，1878—1898年伊凡—沃兹涅先斯克委员会，只能局限于商讨由财政部提出的问题，或在省行政机构监督下商讨纯粹的地方问题[8]（p.93）。
显然这些机构不可能真正满足企业主阶层的利益诉求，他们渴望并尝试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全国代表性组织机构。1867年设立于彼得堡的工商业协会虽然获得了迅速发展（1879年协会成员达到759人），企业主成员主要来自于彼得堡和里加，由于莫斯科企业主集团和彼得堡企业主集团的利益矛盾，该协也没能成为全国性组织[8]（pp.95-96）。虽然1880年代，莫斯科企业主改变了对协会的态度，他们参与制定了在莫斯科召开全俄罗斯工商业代表大会的方案，但直到19世纪末，该协会组织形式也未能完善。比较而言，以莫斯科交易所为代表的各交易所委员会的组织结构和机制到更加健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19世纪末，代表俄国企业主利益的组织机构，1904年交易所委员会的数量达到了26个[9]（p.70）。
相较于谋求建立全国范围的代表性组织机构所遇到的挫折，基于现实经济活动需要而建立的地方性行业协会的发展则较为顺利，尤其是在19世纪末期南俄地区蓬勃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领域内，“南俄矿业委员会”等行业协会的发展，体现了这一时期俄国企业主代表性组织机构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9世纪末南俄矿业冶金业全面超越乌拉尔地区，是俄国资本主义新兴工业迅速发展的标志之一。1887年，南俄地区的钢铁产量是乌拉尔地区的1/5、不足全俄产量的1/10，1901年，这一数据局则变为乌拉尔地区的一倍和全俄产量的接近1/2[10]（p.755）。 组织生产、协调竞争和共同应对危机的需要，促使企业主们集合起来讨论事务，并选出代表与政府机构协商相关事宜，是19世纪70年代南俄矿业主们开始走向联合的内在动因。1874年11月，在塔甘罗格举行了第一届南俄矿业代表大会，并从1877年起每年都定期召开，1892年开始由大会委员会执行基本职能，讨论处理所有矿业主们感兴趣的问题，并努力在政府面前维护企业主利益。类似的组织在1880年代开始出现在莫斯科地区的图拉、乌拉尔地区的叶卡捷琳堡、波兰地区的华沙，在巴库地区还成立了地方的石油工业主代表大会委员会，奥伦堡地区的金矿主代表大会、锰矿主代表大会委员会等[8]（pp.97-99）。 19世纪末，在地方性代表机构发展的基础上，更主要是出于对外国资本的竞争需要，行业的全国性组织机构开始出现。1886年2月举行的第一届铁制品企业主代表大会上，不仅来自乌拉尔，还有来自莫斯科、波兰、南俄，甚至北部地区的企业主代表们站在同一战线上，他们要求“以金属制品抵押贷款信贷政策和金融机构要推广到全国所有矿区”，“以后陆军部，海军部和交通部的订单必须在国内完成，必需使用俄国企业加工的原料”，还决定申请建立铁制品企业主委员会，该申请1887年末得到沙皇政府批准，先由乌拉尔采矿工业代表机构代持，1892年才终于独立设制[8]（p.100）。19世纪末，既有的代表机构和咨议机构已经不能满足企业主阶层的需求，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形式迫使政府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矿业冶金业企业主代表机构的组织模式虽然还存在缺陷，但还是成为政府控制和建立其他行业企业主代表机构组织的范例。沙皇政府虽不情愿，但迫于企业主们的强烈要求，还是批准了更多行业性组织机构的设立。1888年，莫斯科农村经济协会建立了磨面工业主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定期举行地方磨面行业代表大会的决议。最初只在铁路交通领域举行企业主代表大会，后扩展到“轮船企业和船舶业的代表”，以解决与航运有关的问题，1875年成立了第一届伏尔加河流域船东代表大会，同年12月召开了第一届奥卡河流域船东代表大会，并定期举行。1899年12月，财政部批准召开北方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采矿企业代表大会，冶金企业代表大会，车辆制造企业代表大会，机械制造企业代表大会等等一系列的行业协会组织，进入20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很多此类机构还逐渐演变成行业的辛迪加组织[8]（pp.100-101）。从19世纪末期的总体趋势来看，虽然企业主的代表性组织机构的数量增长了很多，但这些机构的地方协商性组织的性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这些组织的共同点就是活动范围被严格限定在“经济”和部分社会活动领域内，如组织贷款、协调生产确定企业产品的销售条件、代征行业税费、维持专业商科学校等，政府保留着监察权和参与机构活动的权力。
俄国企业主们一直努力尝试建立自己在全俄范围内常设的统一代表性组织机构，1882年在莫斯科召开了中断十多年的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对于大会中企业主们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虽然财政大臣Н.Х.本格表示同意考虑，但事实上竟然没有一个最后得到政府的批准。而这之后，第一次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则是14年之后1896年在下诺夫哥罗德召开的，由于区域性组织分歧和沙皇政府的阻挠，会议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9]（pp.158-160）。沙皇政府虽然乐见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发展，但出于其专制政体的反动本质，却不愿意看到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全俄统一的工商业组织机构出现，因为这意味着企业主阶层作为独立社会力量的政治地位的增强。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也确是在1905年革命后，企业主阶层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积极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政治地位获得提升后，全俄范围内统一的工商业组织机构的发展才进入实质性阶段。1905年10月，财政部迫于政治经济形势压力，分发了由贸易处处长М.М.费德罗夫起草的《工商业阶层选举机关和交易所体制条例》，并于1906年3月召开了由工商业企业主参与的“费多罗夫方案”研讨会，企图建立一个以各地方交易所委员会为基础的，隶属于财政部的全国工商业代表机构，但未能成功提交杜马。此后在1906年10月的彼得堡工商业代表大会，以及1907年5月的莫斯科工商业代表大会上，彼得堡方案和代表莫斯科企业主利益的科诺瓦洛夫方案，主要由于彼得堡和莫斯科地方利益集团的矛盾分歧也都未能施行[11]（pp.232-235）。直至1917年10月，“全俄工商业联合会”才在П.П.梁布申斯基和А.И.科诺瓦洛夫（时任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工商业部长）等人不懈努力下得以建立，然而，为时已晚，因为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整个俄国的私人工商业组织体系都将消亡[11]（p.237）。即便如此，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企业主阶层地方和行业性代表机构的蓬勃发展和建设全俄统一工商业组织的尝试，依然增强了其应对经济风险、行业竞争，以及沙皇政府的专制压迫和革命危机的能力，极大地提高了其整体的经济和社会组织地位。
三、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活动参与
虽然新兴的俄国资产阶级对沙皇政权存在着依附关系，但针对逆历史潮流的专制制度而言，毕竟是历史的革命力量。经济基础的变化，推动着俄国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变革，新兴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壮大，也必然要求与之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权利和地位。
1905年1月惨案发生后，俄国企业主阶层很快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他们迅速向政府提交了报告，建议政府对罢工群众不动用武力，要求政府立法允许工人以和平方式罢工，给工人和所有俄罗斯公民以集会和结社的权利[12]（p.41）。以С.Т.莫罗佐夫为代表的莫斯科企业主，在2月3日，向沙皇政府提交了自己的关于工人问题的呈文，为解决当前的“工人问题”和保障俄国工业化进程，提出了五项政治要求：承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人身和财产不可侵犯；允许言论和出版自由；在中学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允许所有阶层的代表包括由工人和企业主选举出的代表参与国家法律制定[11]（p.45）。这在当时已经完全是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一定程度反映了进步企业主的政治理想和诉求。
政治形势发展使企业主的政党逐渐走向联合，以А.И.古契柯夫为首的保守的“十月党”逐渐成为核心。由于普遍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革命加剧的社会迅速左倾化，在第一二界国家杜马选举中，代表着大企业主阶层利益的十月党人遭到了失败，仅获得了13个席位和23个席位（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立宪民主党人则在第一届国家杜马中获得了153个席位）。虽然因为出现“六三”选举法的反动，十月党人派在第三四届杜马中才占据优势，分别达到了154席和98席（立宪民主党人分别为54席和59席），但在沙皇反动政策的高压下，杜马并未能真正发挥代议民主功能[13]（p.114）。 与老一代企业主不同，20世纪初部分俄国企业主阶层的新生代已经不再认同沙皇的专制政权本色，他们大都接受西式教育，深受西方政治文化影响，积极主张企业主们应该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甚至坚信20世纪应该是俄罗斯国家历史上的“资产阶级世纪”，认为资产阶级理应成为国家的管理者。为此目的，他们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社会变革纲领，与各种反对力量斗争。以П.П.梁布申斯基、С. И.特列奇亚科夫、А. И.科诺瓦洛夫等著名企业主为首，形成了俄国大企业主阶层中的自由主义左派，领导建立了自由资产阶级性质的“进步党”。虽然起初也依托于“十月党”进行活动，但预期的政治变革并没有出现，沙皇专制政府在革命高潮退却后的政治反动，令这些人无比失望，不同于十月党人的保守派企业主们与专制政权的妥协，与沙皇专制政府沙皇专制政府在革命高潮退却后的政治反动进行斗争，则完全成为П.П.梁布申斯基等人政治活动的核心，直至最终与保守的“十月党”决裂[11]（pp.238-239）。
政治变革进程的反动，使П.П.梁布申斯基等人逐渐认识到了沙皇政府专制本质和企业主阶层内部部分人士的怯懦与麻木。1906年П.П.梁布申斯基创办《人民报》，对斯托雷平解散杜马和建立的“军事法庭”制度进行了强烈抨击，沙皇政府很快将《人民报》查禁。П.П.梁布申斯基在同年12月又创办了新报纸——《晨报》。《晨报》也因为不断刊登批判和揭露专制制度和斯托雷平政策反动本质的文章，于1907年4月被查封政府当局还地将П.П.梁布申斯基驱逐出莫斯科[11]（p.254）。但1907年9月他又创办第三份报纸——《俄罗斯晨报》，然而，报纸出版仅一个月又被查封，直到1909年底才得以恢复出版发行。到一战前夕，梁布申斯基派的报纸依然坚努力坚持着自己鲜明的反政府路线，成为俄国企业主阶层进步左派的舆论喉舌，《俄罗斯晨报》以其消息的新闻性和公开的反对立场吸引了大量读者，发行量达到三四万份，扩大了进步企业主集团的政治影响力[11]（p.255）。
随着政治活动的不断丰富，梁布申斯基派的政治思想也日渐成熟，虽然明确反对社会主义的暴力革命方案，但企业主们在公共场所，开始更加勇敢地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越来越尖锐的批判专制政权和大资产阶级保守派，影响力不断扩大。虽然屡遭压迫，但这样的政治境遇却给П.П.梁布申斯基在企业主阶层当中获得了越来越高的政治声望，1909年他被选为工商代表大会委员会成员，莫斯科交易所委员会主席，还成为其他一系列委员会的成员。1912年5月，在第四届工商业代表大会上提出“商人来了”的鲜明政治口号和随后组建“新进步党”，成为П.П.梁布申斯基在战前政治活动的主要功绩，而一战期间当选交易所委员会主席和“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则是梁布申斯基整个政治生涯的顶点[11]（pp.262-264）。
二月革命后，俄国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在临时政府初期，以米留科夫为首的立宪民主党主导了政权，虽然立宪民主党人的社会成分构成比较复杂（早期成员主要是俄国知识分子精英、自由主义地主和中等资产阶级，以及教师、职员、医生，革命形势发展期间开始有商人、工业家和银行家，甚至工人、农民加入）[14]（p.45），但从其纲领和政治主张而言，都表明了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政权也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代表了企业主阶层的利益。企业主阶层的政治代表除直接出现在临时政府内阁中担任要职（如А. И.米留科夫——陆海军部长、А.И.科诺瓦洛夫——工商业部长、В. Н.立沃夫——东正教圣议会检察官）外，许多十月党人和进步党人还以加入立宪民主党形式，参与到国家政权中。前文提到的П.П.梁布申斯基则是在革命高潮时期，以积极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方式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说二月革命胜利后，俄国企业主阶层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地位达到顶峰，但又迅速为革命风暴所湮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传统封建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转型的历史进程，深刻地解构并重构着俄罗斯社会，由身份先赋而定的纵向封闭性社会结构逐渐被瓦解，社会群体跨等级的交互式流动性增强。俄国企业主阶层的社会成分构成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变化，传统的商人等级制度瓦解，工商业经济活动主体开放式多元化发展，获得解放的农奴、资产阶级化的贵族、摆脱歧视的异教派和少数族裔，以及外国投资者，都成为俄国企业主阶层的新生力量，推动着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和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虽然经济权力并不是构成社会声誉的唯一基础，但企业主的个体社会地位无疑随着其货币财富的增长而迅速提高，个人尊严和荣誉感也愈加为社会认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日记中写道：“现在的商人已经不必请大人物来做客，不必举行舞会；他已经与大人物在股市，在股东大会，在合建的专门银行中成为亲戚，结为兄弟；如今他自己已经是个人物，是个大人物。”[2]（p.223）
相较于个体社会地位的提升，企业主阶层整体的阶级处境则是由其阶层内某个“平均人”处境决定的（马克斯·韦伯理论中的“平均人”代表了遭受同样阶级处境的人们的平均状态）[15]（p.110）。个体发展与群体壮大交互促进，“平均人”的处境与群体整体阶级处境也得以交互提升。原始的经济利益的驱动，促使企业主阶层首先在经济领域走向共同体行动。但即使仅在经济领域的联合，无论是区域性行业协会的发展，还是建设全俄范围代表性组织机构的尝试，都受到了沙皇专制政府的本能压制，步履维艰。即便如此，这一时期企业主代表性组织机构仍获得了蓬勃发展，进一步瓦解着俄国传统的经济社会结构，壮大了自身的经济力量，提升了阶层整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并为资本主义革命创造了条件。沙皇政府尝试用荣誉市民、商业顾问、世袭贵族等称号来调和企业主的不满，其实质是抑制企业主阶层自组织性的发展，阻滞新兴资产阶级走向联合并更多参与国家管理，是用封建等级制残余来压制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崛起，是逆历史潮流的，这在1905年俄国革命危机爆发时，引起了企业主阶层的强烈反弹。
政治斗争的实质是对社会经济资源支配权的争夺，企业主个体和阶层的经济社会地位的上升，必然要求获取相应的政治地位，进而走向阶级自觉，并逐渐走向反动统治阶级的革命对立面，这是历史规律发展的内在要求。1905年革命的爆发促进了企业主阶层的政治觉醒，以政党政治为活动形式，以“杜马”为活动舞台，企业主阶层开始尝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努力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区别于我们熟知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政治活动，对以П.П.梁布申斯基为首的，俄国企业主阶层中奉行自由主义理念的左派力量的政治活动进行考察，则可以让我们更全面客观地认识20世纪初，新兴资产阶级在俄国历史性变革进程中的作用。他们积极利用新的舆论阵地，宣扬自己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已然认识到自身阶层的先天政治缺陷，并尝试与自由知识分子进行互动和联合，“经济座谈会” 使两股潮流结合二为一，对社会思潮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二月革命的胜利，突然将俄国企业主阶层推向了政治活动的最高潮和政治地位的最高峰，成为了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但后发型的现代化进程使其成长时空张力极大，造成政治上的不成熟性，使其面对狂风暴雨般的革命浪潮时又迅速的走下了历史舞台。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期，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主体力量的企业主阶层，其社会地位在经济、社会、政治领域都获得了全面的发展和提高。 [参 考 文 献]
[1][俄] 鲍·尼·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个性、民主家庭、公民社会及法制国家的形成（帝俄时期：18世纪至20世纪初）[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
[2]Под ред. Сорокин А. К.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Книга 2.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J]. М.： РОССПЭН， 1999.
[3]Поткина И.В.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н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а в России / Книга 2. Вторая половина XIX – начало XX века[C]. Под ред . А.К.Сорокин. —М. ： РОССПЭН，1999.
[4]Чехов А.П.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омах[M].Т.17.-М，1987.
[5]Курков К. Н. Дворяне-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и в России начала XX века[M].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2006， №5.
[6]Иванова Н.А.，Желтова В.П. Сословно-классова структура России в конеце XIX-начале XX века [M].- М.：Наука，2004.
[7]Богословсктй Ф.М.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мемуаристика，эпистолярия[M].-М.Нау-.1987.
[8]Лаверычев В. Я. Крупная буржуазия в порефор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1861-1900гг. ） [M]. М.： Мысль， 1974.
[9]Шепелёв Л. Е. Царизм и буржуазия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XIX века. Проблемы торгов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M]. Л.： Наука. 1981.
[10][英] M. M. 波斯坦，等.剑桥欧洲经济史：第6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11]Петров Ю. А. Московская буржуазия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ьство и политика[M]. М.： Мосгорархив， 2002.
[12]Вишневски Эдвард. Капитал и власть в России.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прогрессивных предпринимателей в начале XX века[M].-М.：Моск.ун-та.2006.
[13]刘显忠.近代俄国国家杜马：设立及实践[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4]李永全.俄国政党史——权力金字塔的形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15][美]戴维·哥伦斯基.社会分层[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 张晓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