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写《史记》，专列一篇《酷吏列传》。
　　酷吏，当然是指毫无菩萨心肠、时时绿眉毛红眼睛、喜好大刑伺候的官吏。在《酷吏列传》里，有个人物叫杜周。此人无疑是“残酷”的。但是，他脑筋极为好用，且语出惊人。一个道理，由他来说来辩，别人只能跺脚着急，拿他一点办法没有。司马迁蘸足笔墨，讲了他的一个“法学段子”，也令古人以及今人不免要重新思考一些问题。
　　原来，杜周有个癖好，遇到棘手的案子审断或者其他麻烦事时，喜欢对法律的意思做些改动。在今日的法律学子看来，这绝对是个颠覆行为——颠覆了法律的严肃和权威。无论如何，法律用文字写出，一是一，二是二，统一一致性是绝对不能蹦出折扣的。由此，怎能篡改意思？篡改，必是暗中夺权（夺立法者的权）！
　　不过，叫人别扭而又头痛的是，杜周改变法律的意思，不是依着自己的脾性，而是依着皇上的念头。杜周总要揣摩皇上的心思，处处为皇上着想。只要皇上瞧着什么顺眼，杜周就把法律解释成啥样子。总之，一切要挠在皇上的痒处。如此一来，真叫人难说他是“暗中夺权”。
　　那阵子，有人看着杜周就来气儿，骂其阿谀奉承。还有人，像眼下的许多“法治卫道士” 一样，跨步站出，坚决要和杜周理论理论，维护法律说一不二的硬性品格。他们讲：“为人腰板儿要直点，既然法律文字已经端出，意思清澈如水，就应照着法律意思径直去做。哪有理由去看什么脸色？”
　　杜周不含糊，反唇相讥：“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话是说，哪条法律最初不是来自皇上的意思，既是皇上的意志，今儿不断地依皇上意思去做，将法律文字解释成皇上的心思，不是理所当然？那帮鄙夷者听了这番话，一点脾气没有，左琢磨右琢磨，发现杜周说的绝对在理。
　　其实，咬定了法律文字是皇上的意志，而且咬定了应该如此，自然不能反驳杜周。皇上的想法会变，想法变了，皇上当然要求改变法律。顺此讲来，杜周只是先行一步罢了。而且十分紧要的是，皇上瞧见杜周依自己的意思行事，肯定不会有啥不悦，真到了修改法律文字的节骨眼上，皇上兴许还要拿杜周的说法当个宝贝。
　　今人着迷这样一个概念：法律所以叫“法律”，盖缘于它出字成文后，应该不受任何任性的意志玩弄摆布。它有个稳定性，“宁折不弯”。今人还喜欢说，法律由人制定，人制定当然要将自己的心思输入进去，所以，法律处处都是有权制定者的想法。用专业词汇标一下，此为“立法原意”。而且，制定者可以落实到具体个人，或者某些人，像古时的皇上及少数统治者。
　　可人是会变的。昨儿惦念一个事儿，今儿可能变了主意，后儿可能把改变了的主意再改变一回。这是不奇怪的。对比大多数人，少数个人或某些人更会如此。这般说来，势必让法律的“不变”（一时期内的稳定不变）本色和人意志的“常变”本色，无法丝丝入扣。
　　许久以来，人们大体是用修改、重新制定的方式，解决这个别扭。并且以为，这是具体立法者分内的事儿。而且会说，杜周的毛病在于角色定位错误，错将自己当作了立法者。但是，这看法终究是不能服人的。即便不知不觉地误将自己扮作了钦差，那也属于圆了君王意志的意思。枝节上出点错，那是为了主干上的大事儿成功。所以，对杜周，总是难以在根本上说三道四。
　　换种思路，看看能否解决别扭。
　　现在，不将法律视作具体立法者的意思、具体立法者的想法，而是将其看成一旦制定了，就有自己本身的意思，且这意思是经过大多数人理解而出的。立法者，顶多是个秘书性质的发言人。在审案断狱中，我们依然奉行这般看法，认定法律有自己的“大多数人理解”的纹路。这样来说，具体制定者再如何宣称自己的心思变了，审判者也要依法做事，就连具体制定者本身都要循规蹈矩。
　　这个思路，兴许可以化解杜周的难题。因为，大伙儿都认定了法律的意思，杜周再说自己如何想，或说如何为具体立法者想，那全是斗胆违法。在这儿，法律才真有了自己的硬性品格：稳定性。
　　当然，前边人们通常的思路和后边说的另一思路，仅仅是不同的说法，可以在理论上“各自为政”。只是，依着后一种思路，才能走进“所有人遵法守法”的设想，才能分清“以法”和“依法”的语词用法。“以”字，是“用”。“依”字，是“按照”。谈到“用”，一定是有人在“用”，而且“用”者有时可在法外（比如旧时君王用法统治）。谈到“依”，则是所有人都要服从，也就没人可以独自在法外了。
　　杜周应在法内，還是法外？
　　（摘自中国法制出版社《古律寻义：中国法律文化漫笔（修订3版）》    作者：刘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