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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优秀分析师定价”
直到2004年初，国信证券在证券分析领域仍然较为落后，作为研究部门的“投资研究中心”，主要是对内服务，为公司自身的投资或其它业务做些论证。
国信证券重建研究体系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从2004年5月份开始提议，6月份开始制作方案，7、8月份开始登广告，我们提出要在20个行业建立首席分析师制度。”在胡继之今天的回忆中，好像仍可感受到当时这项决策的“急迫”和“断然”，“这个制度改变了原来我们在研究领域的制度设计和具体培训方式。我们把过去研究中心的各个室全部取消，然后根据行业的价值，选择我们认为重要的方向配置首席分析师。”
“当时《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评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衡量首席分析师专业水平的标准。”胡继之称，“被《新财富》评为前两名的分析师，是成为我们首席分析师的基本条件。每一位候选人，我都要亲自面试。我们对首席分析师的要求非常严格，首先必须是行业的专家，其次还要是证券市场的内行。”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招募首席分析师的举措非常市场化，但是又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他们为首席分析师公开身价，年薪达30—50万元。胡继之笑称自己是国内第一个给证券分师员定价的人。“证券公司做产品开发、提供增值服务，竞争的本质是人，如果没有高层次的、懂专业的人，谈什么产品和服务都是白搭；而且，在一定阶段，真正能够在某一领域起一些作用的人才资源总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就是国信首席分析师制度决策的依据之一。
在最初的10余位首席分析师到位后，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从30多人陆续增加到68人，一系列报告自2004年12月先后“出炉”。
“基于未来市场和本身业务需求做出的安排”
“表面上看我只是办一个研究所，但实际上这是跟整个证券公司的发展战略联系到一起的。整个过程就是公司基于对未来市场发展的判断和本身业务需求做出的安排。”胡继之表示。
“在原来的环境下，证券公司有信息和资金优势，可以坐庄影响价格，但当基金出现之后，证券公司这种影响价格的能力就没有了。而同时，各项法规制度也越来越健全。”胡继之说，“所以在2004年底、2005年初，国信证券提出来了两个转变，其中第一个转变就是要由‘高风险、高收益’向‘可控风险、低风险’的方向发展。”应对未来的种种市场变化，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强有力的研究力量来提供基础的判断和把握。
“低风险和可控风险”主要的领域是在经纪和投行业务上。因为经纪业务有一个累积的效应，只要做的好，客户资源就可以逐步积累起来，未来的成本将逐步降低；而“投行”业务的人工成本基本都是固定的。
目前，随着机构投资者日益增多，基金主宰市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整个券商的佣金方面占的份额很大，而散户则相对缩减。如果没有专业的研究力量为他们服务，胡继之坦言，“基金就不太可能跟我们国信打交道。”
投行业务同样需要有研究对行业和企业进行准确的定义和把握。分析师参与到投行项目，对企业进行详细分析，对于投行业务的决策非常关键。同时，企业在同业中处于什么位置，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如何，也是企业经营者极为关心的内容。胡继之表示，“有了研究服务，投行业务的进展比原来顺多了。”
“首席分析师相当于自己做公司”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对外公开的首席分析师的年薪为30-50万元，但实际上内部分为六个级别：3-35万元；35-40万元；40-45万元；45-50万元；5-55万元；最高的可达到副总裁级。胡继之表示，不能只限于当前额度的薪酬，必须要把首席分析师向上发展的空间设计好。
“在保证首席分析师们的收入之外，关键还要创造一种能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的环境。”国信为首席分析师聘请了秘书和助手，每个首席分析师都有独立办公室，并且细节还体现到办公室外面的铭牌上，“都挂某某首席分析师办公室”，胡继之这样说。
这种尊重可能还表现在对“研究团队”的理解上，“做研究有一个特点，必须要有好的团队，只有一个人的话，人才是不会想加入你的公司的。如果在你的公司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不能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光用丰厚的薪水和叫得响的名号也是吸引不到人才的。”胡继之表示，国信对待首席分析师的种种举措，就相当于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只不过这个公司具体业务之外的一些繁琐事物都是由总公司一力承担。
“首席分析师”职位之下，国信证券经纪研究所还设立了“资深分析师”、“高级分析师”和“分析师”职位，胡继之称这是为了保证内部竞争机制的需要，一个行业完全交给首席分析师一个人去做．就没有竞争机制了。“首席分析师必须设立严格的规章，一年考核一次，首席分析师资格不够的要下来，其他人可以上去。”而且，“对于报告来说标准是统一的，首席分析师的报告不一定就能全部通得过。”
“有能力支持一家好的研究机构”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从2004年12月份才开始正式发报告，在今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有11位分析师进入前三名。胡继之说，“除了首席分析师，我们其他分析师上榜的很多，是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他自诩，“我们研究团队的基础已经形成了，他们实际上的研究能力我觉得可能已经相当靠前。”
“进步最快研究机构”在胡继之看来仅仅只是开始，“目前我们证券公司各项业务平衡发展的相当不错，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完全有能力支持一家好的研究机构。”
胡继之说，“很多人认为研究是个烧钱的单位，办不好纯粹烧钱，但一个研究所存在的关键要看需求怎么样。在有些时候来说，基金之所以跟你分仓，是因为你提供了增值服务。要看到的是，研究办得好既能够提升公司的品牌，又能够为公司创造收益。”国信证券显然已从研究中尝到了甜头。
目前各证券公司都越来越重视研究，人才争夺将会更加激烈。胡继之表示，“我们的制度要升级，要创造更好的制度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直到2004年初，国信证券在证券分析领域仍然较为落后，作为研究部门的“投资研究中心”，主要是对内服务，为公司自身的投资或其它业务做些论证。
国信证券重建研究体系似乎是“一夜之间的事”，“从2004年5月份开始提议，6月份开始制作方案，7、8月份开始登广告，我们提出要在20个行业建立首席分析师制度。”在胡继之今天的回忆中，好像仍可感受到当时这项决策的“急迫”和“断然”，“这个制度改变了原来我们在研究领域的制度设计和具体培训方式。我们把过去研究中心的各个室全部取消，然后根据行业的价值，选择我们认为重要的方向配置首席分析师。”
“当时《新财富》最佳分析师的评选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衡量首席分析师专业水平的标准。”胡继之称，“被《新财富》评为前两名的分析师，是成为我们首席分析师的基本条件。每一位候选人，我都要亲自面试。我们对首席分析师的要求非常严格，首先必须是行业的专家，其次还要是证券市场的内行。”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招募首席分析师的举措非常市场化，但是又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他们为首席分析师公开身价，年薪达30—50万元。胡继之笑称自己是国内第一个给证券分师员定价的人。“证券公司做产品开发、提供增值服务，竞争的本质是人，如果没有高层次的、懂专业的人，谈什么产品和服务都是白搭；而且，在一定阶段，真正能够在某一领域起一些作用的人才资源总是非常有限的。”这也许就是国信首席分析师制度决策的依据之一。
在最初的10余位首席分析师到位后，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从30多人陆续增加到68人，一系列报告自2004年12月先后“出炉”。
“基于未来市场和本身业务需求做出的安排”
“表面上看我只是办一个研究所，但实际上这是跟整个证券公司的发展战略联系到一起的。整个过程就是公司基于对未来市场发展的判断和本身业务需求做出的安排。”胡继之表示。
“在原来的环境下，证券公司有信息和资金优势，可以坐庄影响价格，但当基金出现之后，证券公司这种影响价格的能力就没有了。而同时，各项法规制度也越来越健全。”胡继之说，“所以在2004年底、2005年初，国信证券提出来了两个转变，其中第一个转变就是要由‘高风险、高收益’向‘可控风险、低风险’的方向发展。”应对未来的种种市场变化，需要有一个专门的、强有力的研究力量来提供基础的判断和把握。
“低风险和可控风险”主要的领域是在经纪和投行业务上。因为经纪业务有一个累积的效应，只要做的好，客户资源就可以逐步积累起来，未来的成本将逐步降低；而“投行”业务的人工成本基本都是固定的。
目前，随着机构投资者日益增多，基金主宰市场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整个券商的佣金方面占的份额很大，而散户则相对缩减。如果没有专业的研究力量为他们服务，胡继之坦言，“基金就不太可能跟我们国信打交道。”
投行业务同样需要有研究对行业和企业进行准确的定义和把握。分析师参与到投行项目，对企业进行详细分析，对于投行业务的决策非常关键。同时，企业在同业中处于什么位置，行业未来发展前景如何，也是企业经营者极为关心的内容。胡继之表示，“有了研究服务，投行业务的进展比原来顺多了。”
“首席分析师相当于自己做公司”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对外公开的首席分析师的年薪为30-50万元，但实际上内部分为六个级别：3-35万元；35-40万元；40-45万元；45-50万元；5-55万元；最高的可达到副总裁级。胡继之表示，不能只限于当前额度的薪酬，必须要把首席分析师向上发展的空间设计好。
“在保证首席分析师们的收入之外，关键还要创造一种能让他们感受到被尊重的环境。”国信为首席分析师聘请了秘书和助手，每个首席分析师都有独立办公室，并且细节还体现到办公室外面的铭牌上，“都挂某某首席分析师办公室”，胡继之这样说。
这种尊重可能还表现在对“研究团队”的理解上，“做研究有一个特点，必须要有好的团队，只有一个人的话，人才是不会想加入你的公司的。如果在你的公司不能发展自己的事业，不能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光用丰厚的薪水和叫得响的名号也是吸引不到人才的。”胡继之表示，国信对待首席分析师的种种举措，就相当于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公司，只不过这个公司具体业务之外的一些繁琐事物都是由总公司一力承担。
“首席分析师”职位之下，国信证券经纪研究所还设立了“资深分析师”、“高级分析师”和“分析师”职位，胡继之称这是为了保证内部竞争机制的需要，一个行业完全交给首席分析师一个人去做．就没有竞争机制了。“首席分析师必须设立严格的规章，一年考核一次，首席分析师资格不够的要下来，其他人可以上去。”而且，“对于报告来说标准是统一的，首席分析师的报告不一定就能全部通得过。”
“有能力支持一家好的研究机构”
国信证券经济研究所从2004年12月份才开始正式发报告，在今年《新财富》“最佳分析师”评选中，有11位分析师进入前三名。胡继之说，“除了首席分析师，我们其他分析师上榜的很多，是件非常值得欣慰的事。”他自诩，“我们研究团队的基础已经形成了，他们实际上的研究能力我觉得可能已经相当靠前。”
“进步最快研究机构”在胡继之看来仅仅只是开始，“目前我们证券公司各项业务平衡发展的相当不错，这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公司完全有能力支持一家好的研究机构。”
胡继之说，“很多人认为研究是个烧钱的单位，办不好纯粹烧钱，但一个研究所存在的关键要看需求怎么样。在有些时候来说，基金之所以跟你分仓，是因为你提供了增值服务。要看到的是，研究办得好既能够提升公司的品牌，又能够为公司创造收益。”国信证券显然已从研究中尝到了甜头。
目前各证券公司都越来越重视研究，人才争夺将会更加激烈。胡继之表示，“我们的制度要升级，要创造更好的制度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