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权威的口述史作家、普利策奖得主斯特兹·特克尔代表作，入围《卫报》评选的史上100本最佳非虚构书籍。1929年10月24日，美国迎来了“黑色星期四”，美国和全球从此进入了长达10年的经济大萧条时期。本书通过对数百人的访谈，以第一手资料反映了经济大萧条是怎样影响人们生活的。《艰难时代》是一部以个人遭际、观感、亲历构成的对美国政治、社会史的另类但却更加可信的解读。
　　我叫本·艾萨克斯，我的家是一栋有花园和露台的房子，位于芝加哥郊外的中产阶级住宅区。我自己做生意，挨家挨户地赊销衣服，按周收款。大萧条之前，人们舍得花钱买东西，还款也及时。但是，他们开始投机，我的生意从 1928 年初开始下滑。我的客户主要是中产阶级，他们不是太有钱，但也不太穷。
　　突然之间，1929年10月的一个下午，我在做我的生意，听到报童在喊。他们满大街地跑，把新闻嚷嚷出来：“股市崩盘啦，股市崩盘啦。”这个消息就像晴天霹雳。
　　当时我正在路上，准备去见客户。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是太大，我没有在股市投机。当然，我投资了地产和金券，当时叫金券。因为我对金券比对股市更有信心，股市会上上下下，但银行告诉我金券跟黄金一样，永远不会贬值。
　　后来，我们伤心地发现这不是真的。它们变得一文不值。我怀疑银行家是知情的，他们这么做是为了私利，如果不是华尔街股灾，这种骗局还会继续上演。很多这样的银行，一夜之间就倒闭了。我们变得一无所有。
　　之前，我一个星期可以收到四五千块。在那之后，每周就只能收到十到十五块。我到处跑，寻摸赚些养家糊口的钱，却找不到。很少有人能拿得出钱来，如果他们同情你，可能还会给你一块钱。
　　我们一天天挣扎着活下去。接着，我就交不出房租了，我有一辆小车，但买不起执照，我把它开到法院，卖了五块钱，好给家里人买点儿吃的。我有三个孩子，都还小。那个时候，我连买包烟的钱都没有，而我是个老烟枪。我口袋里一个子儿都没有了。
　　最后，大家开始说服我去领救济。艾尔·卡彭就在市区设了一个施粥处，人们在那儿排长队。你得走过两个街区，站在那儿，就在街拐角，就为了领一碗汤。免费的汤，是穷人们的希望。
　　很多人自杀，跳楼，因为他们受不了这份屈辱。最后，我也受不了了。我是那么地消沉，什么都不去想。我当时的那个年纪，也不可能找到工作了，除了卖东西，我没有谋生的手段。我到处求职，想找一份做销售的工作，但因为年纪的缘故，他们都不愿意要我。
　　当时，我口袋里只有两百块钱，我简直走投无路。每一扇门都关上了，每条路都没有出口，即便我有金子，它们也会变成土。霉运似乎牢牢缠住了我。不管我怎么努力，都没有用。甚至我的钱也没了。
　　我不想领救济，当我被迫去领救济的办事处时，眼泪都出来了。我没法忍受自己什么都不干就从别人那里拿钱。我不只一次想到自杀，如果不是为了孩子们，我死都不愿意领救济，但孩子总得有人管……
　　经过一番烦琐的程序和盘问之后，他们决定一个月给我四十五块。四十五块能坚持多久呢？我要交三十块的房租。于是我找了另外一处便宜的地方住，烧炉子取暖，一个月十五块。现在就是一条狗都不会住在那种地方，一个又脏又臭又黑的地方。
　　我一个星期只能买一次肉，一两磅的肉，留在周六吃。其它的日子里，我们只能靠半磅红肠过日子。
　　月租十五块的房子对孩子们来说太凉了，也太不健康。我找到一套有六间房的公寓，一个月二十五块。它本该有暖气，还有热水，可我们搬进去之后就没了。洗澡太冷了，我们不得不用炉子烧水，两个月之后，突然没水了。因为不交水费，市政不再供水。
　　我妻子只能從隔壁楼的邻居那里提两桶水上来，给孩子们洗澡。冲厕所、洗手洗脸、冲茶什么的，全靠那两桶水。我们过了两个月没水的生活。
　　不管我去哪儿找工作，都不会被录用。我四处转悠，卖剃须刀和鞋带。有一天，我每条街都跑遍了，只做成了一笔买卖，口袋里装着五毛钱回家。事实上，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