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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郭象升是山西近代著名的文史专家，著述颇丰。他与黄侃、江瀚等民国时期著名学者有着密切的交往。郭象升与黄、江二人不仅作诗文相互酬唱，还在学术上多有切磋和讨论。郭象升论“古文”，重小学、重考据，更注重经世致用的文章品格，希望以此矫正桐城古文末流的空疏之弊。在这一点上，郭、黄、江三人可谓同道和知已。这些主张，折射出晚清民国学界有识之士面对民族危难，在精神上的担当和学术上所做的努力。
[关键词]郭象升;黄侃;江瀚;古文观念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3—0073—06
郭象升是山西近代著名的学者，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五朝古文类案叙例》《古文家别集类案》《文学研究法》《左盒集笺》等。其学术成果，涵盖文学、史学、经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被誉为“山右第一才子”。黄侃是近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国学大师，尤其在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研究，至今沾溉学界。
在20世纪20年代，郭、黄两位学者曾有过密切交往。同时，郭象升与黄侃的启蒙恩师、民国著名学者江瀚，也过从甚密。对这三位学人的交游往事钩沉梳理，不仅有助于对黄侃、江瀚生平事迹研究，还可以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郭象升的“古文”思想。
一、郭象升与黄侃交游考
就现有材料看，黄侃与郭象升何时订交，似不能确考。可推论者，二人或在北京时就有交往。这一推断的理由在于二人有着共同的好友刘师培。关于郭象升与刘师培的交往，笔者曾撰文进行研究，认为郭、刘二人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怀，而且在学术上惺惺相惜。刘师培于1914年受阎锡山举荐人袁世凯幕，1917年受聘北大”，一直到1919年去世皆寓居北京。而黄侃于1914年秋入北京大学，1919年9月离开北京南下回到武昌。郭象升则在1918年赴京任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清史馆纂修，一直到1921年离京返晋。据此，三人是完全有可能出现交集的。可能正因如此，黄侃才在后来与郭象升谈及自己拜刘师培为师的往事。其曰：
黄季刚语余云：“已未，在京师，互见刘申叔。一日，语侃日，吾于朴学尚未达一间，能相师乎？不然者，请自从章太炎游也。侃翌日即具四色贽礼登门谒之，方下拜，以为刘先生念十年友谊，必乃我也。不意挺身有立，受拜不辞，不得已，遂下四拜。自此称之日老师，自署受业矣。”余笑曰：“公悔此四拜乎？”季刚曰：“何悔之有？我与先生乃心诚悦服者。”余曰：“就文章论之，公之文似在申叔上。公笔意绵渺，申叔不免戛然如磬音，若考证则吾不知也。”季刚曰：“刘先生文章亦佳，至其经学之精深，太炎实有时不及。彼云侃未达一间，意间有章先生在耳。”余谓申叔初起芜湖时，议论多附会章氏，待书及居东，始有意见。后乃迈往，自立意中，实不甘居第二人也。古历之学最所自喜矣。季刚拜师一事，亦学界佳话，漫记之。
从这段材料看，郭象升和黄侃经常提及共同的好友刘师培，而且此处对黄侃拜刘氏为师一事的记载与历来诸说颇有异同，值得学界参看。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见郭象升与黄侃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否则，黄侃不会将自已拜刘师培为师的细节，尤其是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郭象升，而郭象升也不至颇带调侃的口吻问其是否后悔。其后，郭象升对刘师培和黄侃的文章成就提出自己中肯的评价。认为黄侃的文章能够做到“笔意绵渺”，即耐人咀嚼。而刘师培文章则“戛然如磐音”，往往一泻而下，缺乏余味。
郭象升与黄侃的另外一次交游，是黄侃1921年受聘于山西大学期间）。如上所言，郭象升本为参议院议员，然而，北洋政府和军阀的腐败、黑暗让他深感失望，他于1921年辞去议员职务，离京返并，任山西省图书馆馆员，同时还在山西大学带课。黄侃于是年10月受聘于山西大学，一直到11月12日回到武昌，前后仅40天左右的时间。他在南归的车上作诗《南还道中忆太原诸知友及大学生徒》曰：
谁遣辞亲赋北征，却缘属疾得南行。轻车千里归途易，落日群山客思盈。旧好新知俱可感，久离暂别尚难明。中怀更有犹疑处，畏负鳣堂请业情。
从诗中不难见出，黄侃虽然在山西大学任教时间不长，但却对山西“旧好新知”的深情厚谊颇为感激。他自称此时“久离暂别尚难明”，对再次返回山西存在“犹疑”，但是其内心可能是不愿意再北返了。其后，山西大學的弟子们还寄来邀请黄侃再次返晋执教的信函。在11月25日的日记中黄侃先生写道：
得山西大学文科第五班全体学生来函，邀余往晋。
诚然，黄侃为山西师友的深厚情谊所感动。而在这些师友中，他最念念不忘的是郭象升。《黄侃日记》中有一篇是黄侃寄赠郭象升的诗歌（《寄郭可阶（象升）》），其曰：
做客并州四十日，半预佳游半离疾。气寒弱骨固非宜，俗厚新交总无失。就中最爱郭林宗，满屋藏书腹笥丰。一瓻许借排羁闷，斗室常来豁蔽蒙。属疾南还岂得已，两朝便隔三千里。闻道深山足茯苓，服之可以起赢形。冬暄必践重来约，载酒同观晋水清。
黄侃该诗中生动、细致地记录了与郭象升在晋交往的情形。他将郭象升比作是东汉末年的山西名士郭泰，可见对其人品学问的推崇。黄侃北上人晋，同时又因“气寒弱骨”，难免更增加了羁旅愁思，所幸还有郭象升这样的学术知己。“一瓶许借排羈闷”，他可以经常借阅郭象升丰富的藏书，以此来排遣自己内心的郁闷。从“斗室常来豁蔽蒙”看，郭象升也常常来他家里做客，谈学论道。这对于羁病中的黄侃来说，必然是非常快意的事情。于此，我们从现存郭象升的藏书题跋中，也能看到一些零星记载，如：
（1）黄季刚语余云，此书虽不多，而大义悉举，清一代治左氏传例者莫能过之。
（2）黄季刚语余：戴子高（即戴望）诗龙章凤姿，顾亭林之后一人而已。余初甚信其说，顷复诵之，是凌次仲一流，高朗可喜，未耐再读也。（《谪麟堂遗集二卷》）
（3）余曾语刘申叔，明代假秦汉一派无足道也，而归、唐之文又非君辈所喜，然则如后冈诸贤，君辈何不亟表扬之乎？亦曾以与黄季刚。 以上材料（1）是黄侃与郭象升谈论清代臧寿恭的《左氏春秋古义》六卷的学术价值。材料（2）是黄侃与郭象升讨论戴望诗歌的文学史价值。郭象升一开始对黄侃的评论深信不疑，其后认真研读，做出“高朗可喜，未耐再读”的判断。材料（3）则是郭象升与黄侃讨论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的陈束及其诗学价值。虽然这些仅为只言片语，但可见郭象升与黄侃所论，既有史学，亦涉文学;既有一本专著的价值衡估，也有某位文人的地位裁定。由此，我们也可窥见郭、黄二人当年相互交流讨论之盛况。
黄侃在赠诗中向郭氏解释了自已南归的原因在于要养病，并且承诺“冬暄”时必然回来。而“载酒同观晋水清”，应该就是两人日常交游的最好写照，也足以体现了黄侃对郭象升的真挚友情。虽然黄侃其后未再返晋，但可断定郭象升与黄侃并非泛泛之交，而是学术，上的知己和同道。
二、郭象升与江瀚交游考
黄侃早年曾受学于江瀚。另据高福生先生研究，“在黄侃心目中，对江瀚这位启蒙老师一直执弟子礼甚谨”。颇有意味的是，郭象升不但与黄侃交游甚密，与乃师江瀚更是相互激赏。1922年，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江瀚被阎锡山礼聘为山西大学《毛诗》讲授。郭象升时为山西省图书馆馆员，或受阎锡山之命作陪，因有机会与江瀚先生交往。其后二人交往甚密，或与他们有共同的友生黄侃有关。郭象升与江瀚虽年龄相差24岁，但却表现出对彼此学问、人品之服膺。郭象升曾作《陪江叔海先生游晋祠小坐难老泉上率成一章》，其曰：
汤汤难老泉，终古流不竭。别来方一年，念之肝肺热。侧闻西人言，地轴有时脱，安知悬甕流，不畏虎溪喝。征衣乍浮尘，趋视步欲蹶。失喜千顷波，依然鉴毛发。琢石作船形，风利如不泊。壶觞纷移置，小坐荫清樾。奔流掣迅霆，阴洞衔半月。转轮万斛翻，激矢千秋阅。搏弄意无厌，更取一掬啜。亦知鼹鼠痴，未触潜龙觉。架架盖世翁，量与海天阔。观水得其妙，遂有卜居约。醵资起草堂，门下多贤杰。我亦愿追随，注籍弟子末。执经就泉旁，坐听微钟歇。庶几得悬解，用释杞忧切。青青长生革，庖厨勤采掇。一食生羽毛，黄精何足说。
这首诗的大部分诗句主要写他陪江瀚游览晋祠难老泉的水光山色。从“槧擊盖世翁，量与海天阔”开始，落入对江瀚先生的描写。前句赞先生之雄才，后句则言先生宏量。正因为如此，先生门下贤杰齐聚。“我亦愿追随，注籍弟子末”两句，写郭象升愿意对江瀚执弟子礼。如此，相伴先生左右，经常执经问道，可以“庶几得悬解，用释杞忧切”，自己的学问也必有精进。诗歌最后的“青青长生苹，庖厨勤采掇。一食生羽毛，黄精何足说”四句，则用比喻的手法，言接受江瀚先生的训导，自己就如日日服食灵泉苹草一般，“一食生羽毛”，得道成仙。郭象升另有《复呈叔海先生二首》，其一曰：
寒支文笔厚庵经，闽学千秋有典型。当代何人追左海，吾生犹得见长汀。天留硕果非无意，云与神龙定孰灵。难老泉声终古在，愿陪杖履岁来听。
以上诗歌首四句“寒支文笔厚庵经，闽学千秋有典型。当代何人追左海，吾生犹得见长汀”，可见郭象升对江瀚先生的学问倍加推崇，为自己能与其交游而庆幸。而“难老泉声终古在，愿陪杖履岁来听”两句，则再次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够经常陪伴江瀚先生游难老泉，谈学论道的愿望。
郭象升有诗相赠，江瀚也作诗酬答。其有《允叔仁兄同游晋祠猥蒙宠赠佳篇率尔赋谢》曰：
频年几至太原城，始见觥觥郭子横。三晋儒林推独步，五朝文苑仗公评。生逢乱世书犹著，坐对灵泉酒共倾。一纸瑶华褒已过，自惭皓首百无成。
在这首答诗中，江瀚给郭象升以很高的评价。诗中叙及自己频频来到太原，由此与郭象升结识。诗中“觥觥郭子横”是用东汉郭宪的典故，郭宪在光武帝刘秀即位后拜博士，屡次据理谏诤，光武帝感叹：“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虛也。”可见，江瀚借此称赞郭象升不仅学问精深，而且为人耿直。其后“三晋儒林推独步，五朝文苑仗公评”两句，前句言郭象升儒学修养为三晋翘楚，后句则就郭象升著《五朝古文叙例类案》而发，赞扬其学术功绩之高。“生逢乱世书犹著”，再赞郭象升生逢乱世仍勤勉于学术。“坐对灵泉酒共倾”则追忆两人游览难老泉，诗酒论道的场景。最后对郭象升“一纸瑶华褒已过”的赞誉表示感谢，以“自惭皓首百无成”的自谦作结。由此，两个人一唱和，表现出对彼此学问的推崇。
郭象升引江瀚为师，在1926年江瀚七十大寿时，陈三立、梁启超等人皆有贺诗相赠。而郭象升也作《江叔海先生七十寿序》曰：
古者，师儒异术。《周官经》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郑注以为，一指地官之师氏，一指地官之保氏。考之《地官》则曰：“师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以六艺六仪教国子。”……夫师儒道合而通人挺出，党同妒真之弊亦可泯矣。然儒者多发皇要，必以洽熟经传为本。不如是，则必见笑于经生。是故师不必有儒之才也，而儒则必兼有师之学。儒术益恢而通人见贵。夫岂无得而然哉？长汀江叔海先生，今世之通人也。于学无所不究，于道无所不贯。然论说折衷于周孔，本原必培育于六经。所著诸书，既章章布在条牒，虽专门朴学之师无能非间也。然好称述徐伟长言曰：“凡学者，大义为先，名物为后。大义举而名物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训话，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平生所著书，一再举示此语。津津乎若有余味也。先生铁岩名场五十年，所识方闻之士遍海内，晚交得象升以为能知所学旨趣也。则数数相遇从为深谈。又总所著书而属之序。象升谦让不敢当。然时复抚衷自疚，谓会当自贡一词，以塞文诺。今者先生七十寿辰，象升岂敢再問其言乎？先生往仕晚清，尝跻方伯矣。经世理人之用，当世称之。然不肯一日废书，尤究心于训诂、名物而又疏通知远，不凝滞其磊落之怀。中间屡弃其官，入教国子，迄至民国。犹时时以师氏保氏之业自乇。先生殆甘以经师老乎？吾故言之，师不必兼有儒之才，而儒必兼有师之学。先生盖真能合师儒一之而不愧通人者也。通人者，无所往而不通，宁独于经业鲁莽耶？近代名儒，仕至布政使，前有孙伯渊，后有龙翰臣。龙既不惑永年，孙仅一周甲子。自言晚病厥逆，不能夕食。以视先生精神涌溢具寿者，相可同日语哉？必不得已而求其比，则高邮王怀祖有子克家，早跻公赋，雍容晚岁，极券鞴鞠跽之欢，差似耳。此又前世通人所不恒有之境遇。而先生为得天独厚者欤！晋祠难老泉上，先生之别业在焉。薪木不伤，寇退已久，他日杖屡来还，象升犹望把酒泉上，畅论师儒之同异也。 在这篇寿序中，郭象升从师、儒的本原开始考论，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辨析了师、儒之流变及区别，得出“师不必有儒之才也，而儒则必兼有师之学”的结论。而这里的“儒”实际上是指儒师道合之后的“通人”。而江瀚“于学无所不究，于道无所不贯”。既有朴学家的文字、训诂根底，同时又能本六经而发论，“经世理人之用，当世称之”，在学术上可谓做到通人之学。其后，郭象升更是将江瀚与著名学者孙星衍、龙启瑞相比，然二人雖成就斐然，却皆未能长寿。这就更见得江瀚七十岁仍然“精神涌溢”之可贵。序文的最后同样表达了希望能与江瀚再次醉卧难老泉边，畅谈学术的愿望。
此外，郭象升还经常寄书与江瀚就一些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据《郭象升藏书题跋》曰：
昔曾有书与江叔海论夏灵峰为石介，叔海深以鄙论为然。
梅伯言[即梅曾亮]不当有臣事太平[指太平天国]之事，昔曾与江叔海书论之，惜未留稿。江先生则云“吾必抄君书相寄也”
（后亦未行）
郭象升与江瀚论夏灵峰的书信我们未能见到，但江瀚《与郭允叔论灵峰集书》却公开发表过。这些记录虽然只言片语，我们对两人的具体意见也不得尽知，但是，这种学人之间书信往来谈学论道的风气，个中甘味，实在为潜心向学者方能了解。同时，也可从一个侧面见出郭、江二人的学术交流之情形。总之，郭象升与江瀚的交往是很密切的。郭象升对江瀚的学问十分倾慕，而江瀚也“晚交得象升以为能知所学旨趣也”。两个人可谓惺惺相惜，成为一对学术上的忘年交，也成就了近代学人交往的一段佳话。
三、郭象升重实尚用的“古文”观念
黄侃和江瀚皆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郭象升之所以能与他们有如此密切的交往，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学术旨趣。江瀚和黄侃这对师徒皆有着扎实的文字、训诂等朴学功底，成就斐然。以此为基础，他们再去进行经学、文学研究，就不至如桐城末流般盲目空疏。尤其是江瀚，更能在朴学基础上，著书发论多有“经世理人之用”，这就更是难得的“通人”之学。而这些，皆与郭象升的“古文”观念是合若符契的。
首先，黄侃、江瀚论文重训诂、重考证的实学旨趣，与郭象升是一致的。以黄侃为例，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就曾表现出对桐城末流空疏之病的不满。1919年，《公言报》曾刊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现况》，其间评价刘师培、黄侃曰：
刘、黄之学，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制度接迹汉代经师轨。文章则重视八代而轻唐宋，目介甫、子瞻为浅陋寡学。其于清代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家则深致不满，谓彼辈学无所根，而徒斤斤于声调，更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之面具，殊不值通人一笑。
《公言报》所载的这篇文章，旨在评论当时北京大学新旧两派之间的学术论争。该文将刘师培划归旧派之首，这一度招致刘师培的不满。然该文的评价却切中了刘、黄学派的要害。无论是刘师培，还是黄侃，都有感于桐城末流空疏不学之病。加之二人皆以治“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制度接迹汉代经师轨”，这种崇尚实学的学术旨趣，更让他们能看到桐城古文的空疏之弊，批判其“学无所根”。进而，在“古文”评价的问题上，黄侃表现出对传统考据的重视。如他评吴汝纶的《深州风土记》曰：
此书信是奇作，即令章、洪、李、汪为之，亦不过如此。吴氏文笔雄厚，而无桐城末流单弱之弊。又生考证大精于世，史法、史例甄明既多，顾能承用以无失，而反痛詈考证，此为登枝而捐其本。要之，桐城习气如此，诚不足怪尔。
吴书《物产篇》有一节论深州文化之衰，归咎于考证之学，此亦奇论矣。
在这个问题上，郭象升表现出与黄侃同样的观点：
清代文章之衰，由于考据，故言文者必排考据，而考据家亦不屑言文。虽然，考据非文章之病也。
郭象升认为，清代文章之衰的根本原因并非考据;相反，他试图以考据之实学来救桐城末流空疏之病。他认为：
韩柳而后，北宋亦讲究古文，古文中坚分子，普通谓之八家，到了南宋，八家文统已成。北宋虽间有作骈体者，然亦微乎其微，因人性喜散文，有时即离开骈文，而且散文内皆含历史性质，可以参证，如元遗山考证时代即借助古文，至骈文则关于考证甚少耳，所以古文以历史观之亦可，以文章论亦可。
在他看来，自北宋以后，散体文大作，骈文则日见式微。这不仅是因为散文本身受到人们的青睐，更重要的是散文往往兼具史事性质，这就决定了文章本身往往对于人们是有用的。而且由于散体文自由的文本形式，还便于将其应用为考证历史。如元好问在考证史实时，就往往借助于古文散体的形式。这样的文章不但形式自由，而且大多对现实有用。当然，在考虑实用性的同时，郭象升也不是主张将古文等同于枯燥的文献考辨。他只是希望吸取考据的实证性质，增强文章的实用性和说服力，以此救桐城末流高谈阔论而不免空疏之弊。因此，他的主张是：“考据家之不足以言文，余于《文派篇》中略论之矣。然参取其长，则可以济空腔滑调之病，此亦学者所当知也。”
与之相类似的是，郭象升的“古文”观念中对“小学”非常重视。如其言：
刘才甫才分，盖与潜虛相次，稍取望溪所吐弃不为者，祓拭而更荐之，于采色声音，颇有妙会;而昧于小学，词不雅驯，则与望溪一也。
刘才甫即刘大棚，本是桐城古文派方苞之后的旗帜性人物。郭象升虽赞其才华与戴明世（即潜虚）相当，作古文主“采色声音”，确有一定建树，但批评他和方苞一样，“昧于小学，词不雅驯”。再有如：
而方苞识解独高，始严古文义法，以之裁量古人，不少假借，曾批唐宋八家文，自韩退之一家外，悉加抹掷。世谓其但绳柳文，非也。笃于伦理，其言有中心惨怛之诚，自非其他文士可及，然其失也局，亦由小学三家未有明也。（参彭绍升、罗有高两家说）
这里郭象升同样批评方苞，虽然在古文写作上颇能表现出自己的“惨怛之城”，但是，其文局促不畅，其原因正是因为小学的功夫不足。 在这方面，我们从上引郭象升为江瀚所作的寿序中不难看出，江瀚同样是注重小学和考据的。总之，郭象升的“古文”主张表现出对小学和考据等实学的重视，希望以此来拯救桐城末流的空疏之病。而这些学术旨趣，正与黄侃和江瀚是非常相似的。
另一方面，单纯追求作文上的言之有据，不发空论，最终也只会使得学术变成一种高深莫测的上层建筑，而学者本人也最多只能是象牙塔中的学究。这并不是郭象升本人的学术追求，也不是黄侃、江瀚的学术理想。在重实学的基础上让文章与现实社会发生关系，才是郭、黄、江等三人的共同愿望。
正如上引郭象升给江瀚的七十寿序中所言，江瀚学问“经世理人之用，当世称之”的实用性，正是郭象升非常看重的。而黄侃先生更是“国势日见微弱，尝怀愤慨”。从其一生的行迹及诗文作品来看，时时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担当。这与郭象升关注现实，注重古文的经世致用品格是一致的。他有感于程朱理学倡兴之后，古文的日益空疏，所以才力倡经济以拯之。其曰：
自程朱提倡道学，所得皆寡欲廉退之士，而豪杰命世者无闻。阅数百年，效不一观，世遂相与憝置之。然而讲学之风既微，士大夫沉没利禄，无所顾忌，人道几沦于牛马。有志者欲自拔于泥涂，亦伥伥焉无所归也。夫知德者鲜，则好学者抑其次……是故玩物丧志，明道所以呵读史者也。而在今日则能读史者，道德犹有存焉。玩物之讥，非所急也。且夫人之日即于恶而流湎忘返者，以杂念扰扰无所施写也。为宋学者日遏绝之，为汉学者日销磨之。遏绝固未易言，销磨亦为可惜，亦归之有用而已矣。然而名未登仕版，业不在工商，当遂任其扰扰耶？沉酣文史，穷极理乱，有志者固宜早自为计。今日之无用，即他日之有用也。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郭象升强调古文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古文应该是有志于现实治乱的仁人志士表达自己主张和干预现实的重要手段，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简单的情感抒发和技巧展示。经世济用，本身就是古文评价的重要标准。所以，他说：
余昔阅《柏岘集》，徒以文而已矣，谓“言翁本不以学名，且有空疏之诮，则以文取之可也。”已而觉其有学，学与清代治经尚考据者异耳。然无学也。今兹则又变其观感焉。凡文集之可尚者，必富于时代性，借此一篇，使三四十年中，国运、民风、士习、学派莫不由我见之，斯文章所以可贵、别集所以可珍也。道光三十年中，作者多矣，庶几其包世臣乎？然流转江湖，依栖甩幕，不曾置身皇都与朝士游也。次则李中耆，文字烦多，十之五出于酬应，亦不能代表时局也。然则龚定庵、梅伯言两集为最善矣，昔年固曾许龚而不许梅，今观梅集，亦道光朝之别史也。以此着眼光，不妨将文章置诸不论不议。
可见，郭象升认为，文章的写作是否能够关注时代，是判断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称赞梅曾亮和龚自珍的文集可以看作“别史”，而包世臣和李兆洛的文章则相形之下则不具有这一功能。先生从此出发，对李、包文集的价值也颇有微词。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郭象升对阎若璩的评论获得佐证。郭象升在全祖望《鲒垮亭集外编》卷二十七题曰：
谢山诋百诗为陋儒，最为有见。张石舟撰《顾阎年谱》采及此语，亦承认之，此非浅学所能了了也。百诗见闻博矣，考证精矣，开一代汉学先河，何陋之有？所谓陋者，就其意识襟抱言之也。
阎若璩本是清初著名学者，学识渊博，精于考证，是清代汉学发轫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全祖望却批评其为“陋儒”。对此，郭象升首先肯定其“最为有见”，并且说“此非浅学所能了了也”。那郭象升何以会赞同全氏的这一观点呢？或者说阎若璩何陋之有呢？郭象升给出解释，即“所谓陋者，就其意识襟抱言之也”。也就是说，虽然阎氏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开惠栋、戴震，是清代汉学的直接先驱，但是其将学术引人对古代文献的诠释、整理、考证一路的同时，却离开了清初思想家所强调的经世致用的目的，所以全祖望讥其为“陋儒”，郭象升深表赞同。
另外，现存郭象升的遗作中，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他在其所藏《淮南子》卷八的题识中说：
余老丁乱世，幸不失其图史满前、读书稽古之乐。然而每一展卷，则万绪纷来，于此等文字尤触目惊心、流连忘返也。今之浅丈夫，其论立身处变但分两途，曰如此则合义，如此则不合义，而不察其实者多矣。以至美之名假之于吕叔简所谓四种奸民。而使不在四者之科者，日受屠掠，垂垂将尽。再阅三数年，惟有旅途千里，无复人行，白骨如山，重见汉之中平、建安，晋之永兴、永嘉，随之大业，唐之广明（天宝但乱天下之半者，姑不算），宋之靖康，金之兴定、正大，元之至元，明之崇祯、永历，清之咸丰（此亦仅乱三分之二，然是奸民，故列之），或目视此诸乱更甚而后已焉，不亦悲乎！
郭象升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晚清到民国这段中国近代史上急剧变动的时代。不仅有清末的丧权辱国，还是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北洋军阀的分裂割据，以及日寇侵华的屈辱抗争。从这段文字可见，郭象升有感于自己所处的世道乱局，即使是在读到一些相关的书籍的时候，仍然能够勾起他对世事的感慨。尤其是有感于某些浅薄之徒希望趁乱世而兴风雨的病态心理，他担忧如此之民很有可能会使得战乱的历史重演，而如“汉之中平、建安”等悲剧再现。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旅途千里，无复人行，白骨如山”，生灵涂炭。可能郭象升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免在思维上存在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对历史变革期的革命表现出某种警惕性。但如果站在其忧心世事的立场上，如此的文章，可以说字字血泪，而其作为知识分子的经济与担当也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郭象升的“古文”观念既注重小学、考据的实学，更注重经世致用文章品格。他希望文章的写作不仅要言之有据，还要言之有用。这确实是切中当时风行的桐城古文末流之弊的纠偏之举。而在这一点上，郭象升与黄侃、江瀚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综上所述，郭象升与黄侃、江瀚交往甚密，相互之间经常谈学论道、切磋学问，为学界留下了晚清民国学人交往的一段佳话。郭象升之所以与江、黄这对师徒学术交往甚欢，主要还是由于他自己重实学、尚实用的“古文”学术主张与二人深相契合。而由此，我们也可见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那段岁月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担当和学术上的努力。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也正是现代社会很多学人缺乏的，理应引起我们的反省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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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郭象升;黄侃;江瀚;古文观念
[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9）03—0073—06
郭象升是山西近代著名的学者，著述颇丰，代表作有《五朝古文类案叙例》《古文家别集类案》《文学研究法》《左盒集笺》等。其学术成果，涵盖文学、史学、经学、教育学等诸多领域，被誉为“山右第一才子”。黄侃是近代学术史上著名的国学大师，尤其在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研究，至今沾溉学界。
在20世纪20年代，郭、黄两位学者曾有过密切交往。同时，郭象升与黄侃的启蒙恩师、民国著名学者江瀚，也过从甚密。对这三位学人的交游往事钩沉梳理，不仅有助于对黄侃、江瀚生平事迹研究，还可以从一个侧面让我们更好地理解郭象升的“古文”思想。
一、郭象升与黄侃交游考
就现有材料看，黄侃与郭象升何时订交，似不能确考。可推论者，二人或在北京时就有交往。这一推断的理由在于二人有着共同的好友刘师培。关于郭象升与刘师培的交往，笔者曾撰文进行研究，认为郭、刘二人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怀，而且在学术上惺惺相惜。刘师培于1914年受阎锡山举荐人袁世凯幕，1917年受聘北大”，一直到1919年去世皆寓居北京。而黄侃于1914年秋入北京大学，1919年9月离开北京南下回到武昌。郭象升则在1918年赴京任第一届众议院议员，清史馆纂修，一直到1921年离京返晋。据此，三人是完全有可能出现交集的。可能正因如此，黄侃才在后来与郭象升谈及自己拜刘师培为师的往事。其曰：
黄季刚语余云：“已未，在京师，互见刘申叔。一日，语侃日，吾于朴学尚未达一间，能相师乎？不然者，请自从章太炎游也。侃翌日即具四色贽礼登门谒之，方下拜，以为刘先生念十年友谊，必乃我也。不意挺身有立，受拜不辞，不得已，遂下四拜。自此称之日老师，自署受业矣。”余笑曰：“公悔此四拜乎？”季刚曰：“何悔之有？我与先生乃心诚悦服者。”余曰：“就文章论之，公之文似在申叔上。公笔意绵渺，申叔不免戛然如磬音，若考证则吾不知也。”季刚曰：“刘先生文章亦佳，至其经学之精深，太炎实有时不及。彼云侃未达一间，意间有章先生在耳。”余谓申叔初起芜湖时，议论多附会章氏，待书及居东，始有意见。后乃迈往，自立意中，实不甘居第二人也。古历之学最所自喜矣。季刚拜师一事，亦学界佳话，漫记之。
从这段材料看，郭象升和黄侃经常提及共同的好友刘师培，而且此处对黄侃拜刘氏为师一事的记载与历来诸说颇有异同，值得学界参看。从这段回忆中，我们可见郭象升与黄侃的关系是很亲近的，否则，黄侃不会将自已拜刘师培为师的细节，尤其是其内心的真实想法告诉郭象升，而郭象升也不至颇带调侃的口吻问其是否后悔。其后，郭象升对刘师培和黄侃的文章成就提出自己中肯的评价。认为黄侃的文章能够做到“笔意绵渺”，即耐人咀嚼。而刘师培文章则“戛然如磐音”，往往一泻而下，缺乏余味。
郭象升与黄侃的另外一次交游，是黄侃1921年受聘于山西大学期间）。如上所言，郭象升本为参议院议员，然而，北洋政府和军阀的腐败、黑暗让他深感失望，他于1921年辞去议员职务，离京返并，任山西省图书馆馆员，同时还在山西大学带课。黄侃于是年10月受聘于山西大学，一直到11月12日回到武昌，前后仅40天左右的时间。他在南归的车上作诗《南还道中忆太原诸知友及大学生徒》曰：
谁遣辞亲赋北征，却缘属疾得南行。轻车千里归途易，落日群山客思盈。旧好新知俱可感，久离暂别尚难明。中怀更有犹疑处，畏负鳣堂请业情。
从诗中不难见出，黄侃虽然在山西大学任教时间不长，但却对山西“旧好新知”的深情厚谊颇为感激。他自称此时“久离暂别尚难明”，对再次返回山西存在“犹疑”，但是其内心可能是不愿意再北返了。其后，山西大學的弟子们还寄来邀请黄侃再次返晋执教的信函。在11月25日的日记中黄侃先生写道：
得山西大学文科第五班全体学生来函，邀余往晋。
诚然，黄侃为山西师友的深厚情谊所感动。而在这些师友中，他最念念不忘的是郭象升。《黄侃日记》中有一篇是黄侃寄赠郭象升的诗歌（《寄郭可阶（象升）》），其曰：
做客并州四十日，半预佳游半离疾。气寒弱骨固非宜，俗厚新交总无失。就中最爱郭林宗，满屋藏书腹笥丰。一瓻许借排羁闷，斗室常来豁蔽蒙。属疾南还岂得已，两朝便隔三千里。闻道深山足茯苓，服之可以起赢形。冬暄必践重来约，载酒同观晋水清。
黄侃该诗中生动、细致地记录了与郭象升在晋交往的情形。他将郭象升比作是东汉末年的山西名士郭泰，可见对其人品学问的推崇。黄侃北上人晋，同时又因“气寒弱骨”，难免更增加了羁旅愁思，所幸还有郭象升这样的学术知己。“一瓶许借排羈闷”，他可以经常借阅郭象升丰富的藏书，以此来排遣自己内心的郁闷。从“斗室常来豁蔽蒙”看，郭象升也常常来他家里做客，谈学论道。这对于羁病中的黄侃来说，必然是非常快意的事情。于此，我们从现存郭象升的藏书题跋中，也能看到一些零星记载，如：
（1）黄季刚语余云，此书虽不多，而大义悉举，清一代治左氏传例者莫能过之。
（2）黄季刚语余：戴子高（即戴望）诗龙章凤姿，顾亭林之后一人而已。余初甚信其说，顷复诵之，是凌次仲一流，高朗可喜，未耐再读也。（《谪麟堂遗集二卷》）
（3）余曾语刘申叔，明代假秦汉一派无足道也，而归、唐之文又非君辈所喜，然则如后冈诸贤，君辈何不亟表扬之乎？亦曾以与黄季刚。 以上材料（1）是黄侃与郭象升谈论清代臧寿恭的《左氏春秋古义》六卷的学术价值。材料（2）是黄侃与郭象升讨论戴望诗歌的文学史价值。郭象升一开始对黄侃的评论深信不疑，其后认真研读，做出“高朗可喜，未耐再读”的判断。材料（3）则是郭象升与黄侃讨论明代“嘉靖八才子”之一的陈束及其诗学价值。虽然这些仅为只言片语，但可见郭象升与黄侃所论，既有史学，亦涉文学;既有一本专著的价值衡估，也有某位文人的地位裁定。由此，我们也可窥见郭、黄二人当年相互交流讨论之盛况。
黄侃在赠诗中向郭氏解释了自已南归的原因在于要养病，并且承诺“冬暄”时必然回来。而“载酒同观晋水清”，应该就是两人日常交游的最好写照，也足以体现了黄侃对郭象升的真挚友情。虽然黄侃其后未再返晋，但可断定郭象升与黄侃并非泛泛之交，而是学术，上的知己和同道。
二、郭象升与江瀚交游考
黄侃早年曾受学于江瀚。另据高福生先生研究，“在黄侃心目中，对江瀚这位启蒙老师一直执弟子礼甚谨”。颇有意味的是，郭象升不但与黄侃交游甚密，与乃师江瀚更是相互激赏。1922年，时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江瀚被阎锡山礼聘为山西大学《毛诗》讲授。郭象升时为山西省图书馆馆员，或受阎锡山之命作陪，因有机会与江瀚先生交往。其后二人交往甚密，或与他们有共同的友生黄侃有关。郭象升与江瀚虽年龄相差24岁，但却表现出对彼此学问、人品之服膺。郭象升曾作《陪江叔海先生游晋祠小坐难老泉上率成一章》，其曰：
汤汤难老泉，终古流不竭。别来方一年，念之肝肺热。侧闻西人言，地轴有时脱，安知悬甕流，不畏虎溪喝。征衣乍浮尘，趋视步欲蹶。失喜千顷波，依然鉴毛发。琢石作船形，风利如不泊。壶觞纷移置，小坐荫清樾。奔流掣迅霆，阴洞衔半月。转轮万斛翻，激矢千秋阅。搏弄意无厌，更取一掬啜。亦知鼹鼠痴，未触潜龙觉。架架盖世翁，量与海天阔。观水得其妙，遂有卜居约。醵资起草堂，门下多贤杰。我亦愿追随，注籍弟子末。执经就泉旁，坐听微钟歇。庶几得悬解，用释杞忧切。青青长生革，庖厨勤采掇。一食生羽毛，黄精何足说。
这首诗的大部分诗句主要写他陪江瀚游览晋祠难老泉的水光山色。从“槧擊盖世翁，量与海天阔”开始，落入对江瀚先生的描写。前句赞先生之雄才，后句则言先生宏量。正因为如此，先生门下贤杰齐聚。“我亦愿追随，注籍弟子末”两句，写郭象升愿意对江瀚执弟子礼。如此，相伴先生左右，经常执经问道，可以“庶几得悬解，用释杞忧切”，自己的学问也必有精进。诗歌最后的“青青长生苹，庖厨勤采掇。一食生羽毛，黄精何足说”四句，则用比喻的手法，言接受江瀚先生的训导，自己就如日日服食灵泉苹草一般，“一食生羽毛”，得道成仙。郭象升另有《复呈叔海先生二首》，其一曰：
寒支文笔厚庵经，闽学千秋有典型。当代何人追左海，吾生犹得见长汀。天留硕果非无意，云与神龙定孰灵。难老泉声终古在，愿陪杖履岁来听。
以上诗歌首四句“寒支文笔厚庵经，闽学千秋有典型。当代何人追左海，吾生犹得见长汀”，可见郭象升对江瀚先生的学问倍加推崇，为自己能与其交游而庆幸。而“难老泉声终古在，愿陪杖履岁来听”两句，则再次表达了自己希望能够经常陪伴江瀚先生游难老泉，谈学论道的愿望。
郭象升有诗相赠，江瀚也作诗酬答。其有《允叔仁兄同游晋祠猥蒙宠赠佳篇率尔赋谢》曰：
频年几至太原城，始见觥觥郭子横。三晋儒林推独步，五朝文苑仗公评。生逢乱世书犹著，坐对灵泉酒共倾。一纸瑶华褒已过，自惭皓首百无成。
在这首答诗中，江瀚给郭象升以很高的评价。诗中叙及自己频频来到太原，由此与郭象升结识。诗中“觥觥郭子横”是用东汉郭宪的典故，郭宪在光武帝刘秀即位后拜博士，屡次据理谏诤，光武帝感叹：“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虛也。”可见，江瀚借此称赞郭象升不仅学问精深，而且为人耿直。其后“三晋儒林推独步，五朝文苑仗公评”两句，前句言郭象升儒学修养为三晋翘楚，后句则就郭象升著《五朝古文叙例类案》而发，赞扬其学术功绩之高。“生逢乱世书犹著”，再赞郭象升生逢乱世仍勤勉于学术。“坐对灵泉酒共倾”则追忆两人游览难老泉，诗酒论道的场景。最后对郭象升“一纸瑶华褒已过”的赞誉表示感谢，以“自惭皓首百无成”的自谦作结。由此，两个人一唱和，表现出对彼此学问的推崇。
郭象升引江瀚为师，在1926年江瀚七十大寿时，陈三立、梁启超等人皆有贺诗相赠。而郭象升也作《江叔海先生七十寿序》曰：
古者，师儒异术。《周官经》曰：“师以贤得民，儒以道得民。”郑注以为，一指地官之师氏，一指地官之保氏。考之《地官》则曰：“师氏掌以三德三行教國子，保氏掌以六艺六仪教国子。”……夫师儒道合而通人挺出，党同妒真之弊亦可泯矣。然儒者多发皇要，必以洽熟经传为本。不如是，则必见笑于经生。是故师不必有儒之才也，而儒则必兼有师之学。儒术益恢而通人见贵。夫岂无得而然哉？长汀江叔海先生，今世之通人也。于学无所不究，于道无所不贯。然论说折衷于周孔，本原必培育于六经。所著诸书，既章章布在条牒，虽专门朴学之师无能非间也。然好称述徐伟长言曰：“凡学者，大义为先，名物为后。大义举而名物从之。然鄙儒之博学也，务于物名，详于器械，矜于训话，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平生所著书，一再举示此语。津津乎若有余味也。先生铁岩名场五十年，所识方闻之士遍海内，晚交得象升以为能知所学旨趣也。则数数相遇从为深谈。又总所著书而属之序。象升谦让不敢当。然时复抚衷自疚，谓会当自贡一词，以塞文诺。今者先生七十寿辰，象升岂敢再問其言乎？先生往仕晚清，尝跻方伯矣。经世理人之用，当世称之。然不肯一日废书，尤究心于训诂、名物而又疏通知远，不凝滞其磊落之怀。中间屡弃其官，入教国子，迄至民国。犹时时以师氏保氏之业自乇。先生殆甘以经师老乎？吾故言之，师不必兼有儒之才，而儒必兼有师之学。先生盖真能合师儒一之而不愧通人者也。通人者，无所往而不通，宁独于经业鲁莽耶？近代名儒，仕至布政使，前有孙伯渊，后有龙翰臣。龙既不惑永年，孙仅一周甲子。自言晚病厥逆，不能夕食。以视先生精神涌溢具寿者，相可同日语哉？必不得已而求其比，则高邮王怀祖有子克家，早跻公赋，雍容晚岁，极券鞴鞠跽之欢，差似耳。此又前世通人所不恒有之境遇。而先生为得天独厚者欤！晋祠难老泉上，先生之别业在焉。薪木不伤，寇退已久，他日杖屡来还，象升犹望把酒泉上，畅论师儒之同异也。 在这篇寿序中，郭象升从师、儒的本原开始考论，从学术史的角度深入辨析了师、儒之流变及区别，得出“师不必有儒之才也，而儒则必兼有师之学”的结论。而这里的“儒”实际上是指儒师道合之后的“通人”。而江瀚“于学无所不究，于道无所不贯”。既有朴学家的文字、训诂根底，同时又能本六经而发论，“经世理人之用，当世称之”，在学术上可谓做到通人之学。其后，郭象升更是将江瀚与著名学者孙星衍、龙启瑞相比，然二人雖成就斐然，却皆未能长寿。这就更见得江瀚七十岁仍然“精神涌溢”之可贵。序文的最后同样表达了希望能与江瀚再次醉卧难老泉边，畅谈学术的愿望。
此外，郭象升还经常寄书与江瀚就一些学术问题展开讨论，据《郭象升藏书题跋》曰：
昔曾有书与江叔海论夏灵峰为石介，叔海深以鄙论为然。
梅伯言[即梅曾亮]不当有臣事太平[指太平天国]之事，昔曾与江叔海书论之，惜未留稿。江先生则云“吾必抄君书相寄也”
（后亦未行）
郭象升与江瀚论夏灵峰的书信我们未能见到，但江瀚《与郭允叔论灵峰集书》却公开发表过。这些记录虽然只言片语，我们对两人的具体意见也不得尽知，但是，这种学人之间书信往来谈学论道的风气，个中甘味，实在为潜心向学者方能了解。同时，也可从一个侧面见出郭、江二人的学术交流之情形。总之，郭象升与江瀚的交往是很密切的。郭象升对江瀚的学问十分倾慕，而江瀚也“晚交得象升以为能知所学旨趣也”。两个人可谓惺惺相惜，成为一对学术上的忘年交，也成就了近代学人交往的一段佳话。
三、郭象升重实尚用的“古文”观念
黄侃和江瀚皆为晚清民国时期著名学者，郭象升之所以能与他们有如此密切的交往，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非常相似的学术旨趣。江瀚和黄侃这对师徒皆有着扎实的文字、训诂等朴学功底，成就斐然。以此为基础，他们再去进行经学、文学研究，就不至如桐城末流般盲目空疏。尤其是江瀚，更能在朴学基础上，著书发论多有“经世理人之用”，这就更是难得的“通人”之学。而这些，皆与郭象升的“古文”观念是合若符契的。
首先，黄侃、江瀚论文重训诂、重考证的实学旨趣，与郭象升是一致的。以黄侃为例，他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就曾表现出对桐城末流空疏之病的不满。1919年，《公言报》曾刊文《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现况》，其间评价刘师培、黄侃曰：
刘、黄之学，以研究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制度接迹汉代经师轨。文章则重视八代而轻唐宋，目介甫、子瞻为浅陋寡学。其于清代所谓桐城派之古文家则深致不满，谓彼辈学无所根，而徒斤斤于声调，更借文以载道之说，假义理为文章之面具，殊不值通人一笑。
《公言报》所载的这篇文章，旨在评论当时北京大学新旧两派之间的学术论争。该文将刘师培划归旧派之首，这一度招致刘师培的不满。然该文的评价却切中了刘、黄学派的要害。无论是刘师培，还是黄侃，都有感于桐城末流空疏不学之病。加之二人皆以治“音韵、说文、训诂为一切学问之根，以综博考据、讲究古代制度接迹汉代经师轨”，这种崇尚实学的学术旨趣，更让他们能看到桐城古文的空疏之弊，批判其“学无所根”。进而，在“古文”评价的问题上，黄侃表现出对传统考据的重视。如他评吴汝纶的《深州风土记》曰：
此书信是奇作，即令章、洪、李、汪为之，亦不过如此。吴氏文笔雄厚，而无桐城末流单弱之弊。又生考证大精于世，史法、史例甄明既多，顾能承用以无失，而反痛詈考证，此为登枝而捐其本。要之，桐城习气如此，诚不足怪尔。
吴书《物产篇》有一节论深州文化之衰，归咎于考证之学，此亦奇论矣。
在这个问题上，郭象升表现出与黄侃同样的观点：
清代文章之衰，由于考据，故言文者必排考据，而考据家亦不屑言文。虽然，考据非文章之病也。
郭象升认为，清代文章之衰的根本原因并非考据;相反，他试图以考据之实学来救桐城末流空疏之病。他认为：
韩柳而后，北宋亦讲究古文，古文中坚分子，普通谓之八家，到了南宋，八家文统已成。北宋虽间有作骈体者，然亦微乎其微，因人性喜散文，有时即离开骈文，而且散文内皆含历史性质，可以参证，如元遗山考证时代即借助古文，至骈文则关于考证甚少耳，所以古文以历史观之亦可，以文章论亦可。
在他看来，自北宋以后，散体文大作，骈文则日见式微。这不仅是因为散文本身受到人们的青睐，更重要的是散文往往兼具史事性质，这就决定了文章本身往往对于人们是有用的。而且由于散体文自由的文本形式，还便于将其应用为考证历史。如元好问在考证史实时，就往往借助于古文散体的形式。这样的文章不但形式自由，而且大多对现实有用。当然，在考虑实用性的同时，郭象升也不是主张将古文等同于枯燥的文献考辨。他只是希望吸取考据的实证性质，增强文章的实用性和说服力，以此救桐城末流高谈阔论而不免空疏之弊。因此，他的主张是：“考据家之不足以言文，余于《文派篇》中略论之矣。然参取其长，则可以济空腔滑调之病，此亦学者所当知也。”
与之相类似的是，郭象升的“古文”观念中对“小学”非常重视。如其言：
刘才甫才分，盖与潜虛相次，稍取望溪所吐弃不为者，祓拭而更荐之，于采色声音，颇有妙会;而昧于小学，词不雅驯，则与望溪一也。
刘才甫即刘大棚，本是桐城古文派方苞之后的旗帜性人物。郭象升虽赞其才华与戴明世（即潜虚）相当，作古文主“采色声音”，确有一定建树，但批评他和方苞一样，“昧于小学，词不雅驯”。再有如：
而方苞识解独高，始严古文义法，以之裁量古人，不少假借，曾批唐宋八家文，自韩退之一家外，悉加抹掷。世谓其但绳柳文，非也。笃于伦理，其言有中心惨怛之诚，自非其他文士可及，然其失也局，亦由小学三家未有明也。（参彭绍升、罗有高两家说）
这里郭象升同样批评方苞，虽然在古文写作上颇能表现出自己的“惨怛之城”，但是，其文局促不畅，其原因正是因为小学的功夫不足。 在这方面，我们从上引郭象升为江瀚所作的寿序中不难看出，江瀚同样是注重小学和考据的。总之，郭象升的“古文”主张表现出对小学和考据等实学的重视，希望以此来拯救桐城末流的空疏之病。而这些学术旨趣，正与黄侃和江瀚是非常相似的。
另一方面，单纯追求作文上的言之有据，不发空论，最终也只会使得学术变成一种高深莫测的上层建筑，而学者本人也最多只能是象牙塔中的学究。这并不是郭象升本人的学术追求，也不是黄侃、江瀚的学术理想。在重实学的基础上让文章与现实社会发生关系，才是郭、黄、江等三人的共同愿望。
正如上引郭象升给江瀚的七十寿序中所言，江瀚学问“经世理人之用，当世称之”的实用性，正是郭象升非常看重的。而黄侃先生更是“国势日见微弱，尝怀愤慨”。从其一生的行迹及诗文作品来看，时时表现出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注和担当。这与郭象升关注现实，注重古文的经世致用品格是一致的。他有感于程朱理学倡兴之后，古文的日益空疏，所以才力倡经济以拯之。其曰：
自程朱提倡道学，所得皆寡欲廉退之士，而豪杰命世者无闻。阅数百年，效不一观，世遂相与憝置之。然而讲学之风既微，士大夫沉没利禄，无所顾忌，人道几沦于牛马。有志者欲自拔于泥涂，亦伥伥焉无所归也。夫知德者鲜，则好学者抑其次……是故玩物丧志，明道所以呵读史者也。而在今日则能读史者，道德犹有存焉。玩物之讥，非所急也。且夫人之日即于恶而流湎忘返者，以杂念扰扰无所施写也。为宋学者日遏绝之，为汉学者日销磨之。遏绝固未易言，销磨亦为可惜，亦归之有用而已矣。然而名未登仕版，业不在工商，当遂任其扰扰耶？沉酣文史，穷极理乱，有志者固宜早自为计。今日之无用，即他日之有用也。
从这段文字不难看出，郭象升强调古文对现实政治的干预。古文应该是有志于现实治乱的仁人志士表达自己主张和干预现实的重要手段，而不仅仅是作为一种简单的情感抒发和技巧展示。经世济用，本身就是古文评价的重要标准。所以，他说：
余昔阅《柏岘集》，徒以文而已矣，谓“言翁本不以学名，且有空疏之诮，则以文取之可也。”已而觉其有学，学与清代治经尚考据者异耳。然无学也。今兹则又变其观感焉。凡文集之可尚者，必富于时代性，借此一篇，使三四十年中，国运、民风、士习、学派莫不由我见之，斯文章所以可贵、别集所以可珍也。道光三十年中，作者多矣，庶几其包世臣乎？然流转江湖，依栖甩幕，不曾置身皇都与朝士游也。次则李中耆，文字烦多，十之五出于酬应，亦不能代表时局也。然则龚定庵、梅伯言两集为最善矣，昔年固曾许龚而不许梅，今观梅集，亦道光朝之别史也。以此着眼光，不妨将文章置诸不论不议。
可见，郭象升认为，文章的写作是否能够关注时代，是判断其价值的重要标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称赞梅曾亮和龚自珍的文集可以看作“别史”，而包世臣和李兆洛的文章则相形之下则不具有这一功能。先生从此出发，对李、包文集的价值也颇有微词。
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郭象升对阎若璩的评论获得佐证。郭象升在全祖望《鲒垮亭集外编》卷二十七题曰：
谢山诋百诗为陋儒，最为有见。张石舟撰《顾阎年谱》采及此语，亦承认之，此非浅学所能了了也。百诗见闻博矣，考证精矣，开一代汉学先河，何陋之有？所谓陋者，就其意识襟抱言之也。
阎若璩本是清初著名学者，学识渊博，精于考证，是清代汉学发轫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全祖望却批评其为“陋儒”。对此，郭象升首先肯定其“最为有见”，并且说“此非浅学所能了了也”。那郭象升何以会赞同全氏的这一观点呢？或者说阎若璩何陋之有呢？郭象升给出解释，即“所谓陋者，就其意识襟抱言之也”。也就是说，虽然阎氏上承顾炎武、黄宗羲，下开惠栋、戴震，是清代汉学的直接先驱，但是其将学术引人对古代文献的诠释、整理、考证一路的同时，却离开了清初思想家所强调的经世致用的目的，所以全祖望讥其为“陋儒”，郭象升深表赞同。
另外，现存郭象升的遗作中，表现出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他在其所藏《淮南子》卷八的题识中说：
余老丁乱世，幸不失其图史满前、读书稽古之乐。然而每一展卷，则万绪纷来，于此等文字尤触目惊心、流连忘返也。今之浅丈夫，其论立身处变但分两途，曰如此则合义，如此则不合义，而不察其实者多矣。以至美之名假之于吕叔简所谓四种奸民。而使不在四者之科者，日受屠掠，垂垂将尽。再阅三数年，惟有旅途千里，无复人行，白骨如山，重见汉之中平、建安，晋之永兴、永嘉，随之大业，唐之广明（天宝但乱天下之半者，姑不算），宋之靖康，金之兴定、正大，元之至元，明之崇祯、永历，清之咸丰（此亦仅乱三分之二，然是奸民，故列之），或目视此诸乱更甚而后已焉，不亦悲乎！
郭象升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晚清到民国这段中国近代史上急剧变动的时代。不仅有清末的丧权辱国，还是辛亥革命的风云变幻，北洋军阀的分裂割据，以及日寇侵华的屈辱抗争。从这段文字可见，郭象升有感于自己所处的世道乱局，即使是在读到一些相关的书籍的时候，仍然能够勾起他对世事的感慨。尤其是有感于某些浅薄之徒希望趁乱世而兴风雨的病态心理，他担忧如此之民很有可能会使得战乱的历史重演，而如“汉之中平、建安”等悲剧再现。最终的结果自然是“旅途千里，无复人行，白骨如山”，生灵涂炭。可能郭象升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不免在思维上存在一定的保守性，所以，对历史变革期的革命表现出某种警惕性。但如果站在其忧心世事的立场上，如此的文章，可以说字字血泪，而其作为知识分子的经济与担当也可见一斑。
由此可见，郭象升的“古文”观念既注重小学、考据的实学，更注重经世致用文章品格。他希望文章的写作不仅要言之有据，还要言之有用。这确实是切中当时风行的桐城古文末流之弊的纠偏之举。而在这一点上，郭象升与黄侃、江瀚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综上所述，郭象升与黄侃、江瀚交往甚密，相互之间经常谈学论道、切磋学问，为学界留下了晚清民国学人交往的一段佳话。郭象升之所以与江、黄这对师徒学术交往甚欢，主要还是由于他自己重实学、尚实用的“古文”学术主张与二人深相契合。而由此，我们也可见在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那段岁月里，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担当和学术上的努力。这些，都是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最可宝贵的东西，也正是现代社会很多学人缺乏的，理应引起我们的反省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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