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的某个盛夏，我在蝉鸣声声中结束了高考。
　　走出校门，左拐，在报刊亭前停下，站在那里，翻看了半个小时最新的杂志。瘦削的老板低头看报，偶尔头也不抬地端起茶杯，吸溜着嘴，嘬一口茶。那是报刊亭的黄金时期，老板并不担心翻阅过的杂志无人购买，而大部分书与杂志，也不会以清洁为由，拒人千里地进行塑封。有风缓缓地吹来，掀起我的裙角。阳光炙烤着大地上的植物，发出细微的焦煳的味道，和让人迷醉的成熟的芬芳。我看得累了，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杂志，并小心翼翼地掏出兜里的钱，一张一张摆在一份《南方周末》上。那是我从半年的饭费中节省出的零花钱，在高中生活结束的最后一天里，它们全部变成了我向往的书报杂志。老板依然气定神闲地嘬一口茶，将钱淡淡扫上一眼，便收进了旁边的纸盒里。我道一声谢谢，拿好挑选出的一摞报刊，推起门口的自行车，一抬腿，跨上大梁，朝通往村庄的大道上驶去。
　　那个因为等待高考成绩而让人有些焦灼的暑假，我在竹编的躺椅上，将购买来的报刊看完后，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总有一天，我也要在上面发表文章。1999年还是写作者刀耕火种的年代，互联网时代尚未到来。于是我像每日在田间地头俯身劳作的父母一样，在老旧的风扇下，蜷缩在竹椅里，一页一页地耕种着最初迸发的关于文字的理想。
　　我还忘记了，自己发表过的第一篇文字，是初中二年级的春天，阳光洒满教室门口的每一个台阶，让那里有着暖烘烘的气息。一切都被温柔的春风荡开，校园外的大道上，有拖拉机的响声，突突突地经过，那声音里饱含着一抹源自麦田的希望。就在课间的十分钟里，在学校担任民办英语老师的叔叔忽然朝我走过来，露出难得一见的微笑，说：你的稿费单到了。
　　我几乎被吓住了。我完全想不起自己曾经写过什么，又是何时将稿子投出去的。我至今怀疑那篇发表的文章，或许是某个好心的老师将我的一篇作文无意中推荐了出去，但他自己也忘记了。又或许，的确是我自己跑到邮局，将一个厚厚的信封“咚”一声投进了邮筒。那是一张来自黑龙江的某个杂志的稿费单，30块钱。1994年的三十块钱，还能买到许多的东西，只是父亲喜滋滋地拿上我的户口本，去邮局取完稿费后，连钱的影子都没有让我看到，便拿去买了种子。
　　而我那位很少笑的叔叔，却在此后忽然间开始关心我，将学校给老师订阅的各种刊物借阅给我。我总是小心翼翼地接过，忐忑不安地看完，而后在周末被他驮着回家的路上，交还给他。甚至有一次，为了他这份不知如何还清的好意，我的右脚不小心被卷入自行车的后轮里，我都忍着痛，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到他自己发觉，停下车来，气咻咻地骂我。
　　高考后焦灼等待成绩的那个暑假，我用一整个笔记本的文字，倾诉着内心的孤独、惶惑、迷茫与渴望。半年以后，那些文字中的一篇，在西安的一个校园杂志上发表出来。随后，那本刊物以专栏的形式，发表了我的三篇文章，我因此被邀请参加笔会。我在忽然间打开的窗户里，嗅到浓郁的春天的气息。那个笔会报销一周的食宿费，但不包括来往的火车票。我记得自己站在正晾晒麦子的父母面前，嗫嚅着提及这笔二百多元的车票时，母亲叹一口气，继续翻晒着麦子，什么也没有说。是恰好路过的一个在镇上医院工作的本家爷爷听到后，兴奋于我的“有出息”，当即给了二百块钱，并让父母无论如何都要让我出去“见见世面”。
　　我在西安吃了羊肉泡馍，看了兵马俑和大雁塔，还暗恋上一个长我几岁的湖北男孩，他刚刚在《人民文学》刊发过作品，并被杂志的编輯反复提及，我甚至在即将离去的车上，还为他流下眼泪。后来，我曾暗恋的男孩，与我通过一年的书信后，便音讯全无，像从这个世界蒸发了一样，再无踪迹。
　　而我，则在写作的道路上继续向前，一直走到很多个盛夏过去，生命的大地上，植满芬芳的花朵。
　　安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冰心散文奖、冰心儿童图书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等奖项，现为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内蒙古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编辑    沈不言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