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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工程的康倩父亲确实赚到了钱,但是却无法弥补女儿在青春期所受的伤痛,这是习水案中多数受害女孩家长都面临的困境。
这些家庭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但长年在外、夫妻离异、女儿受伤害,似乎他们尝到更多的是社会转型的伤痛。而带给他们女儿痛苦的,正是那些富起来的煤老板和发达起来的公务员。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亿万人背井离乡去沿海大城市打工的经济模式,到底让他们收获了什么?还要不要继续?
金钱弥补不了的亲情
对父母的记恨,几乎是受害女孩共同的说法。大概在李瑜9岁时,她母亲就出门打工了。爸爸是开长途货运车的,李瑜和弟弟跟着奶奶过,“不怎么好,爸爸有时就拿点钱哄我跟弟弟。”当记者问到钱能否弥补亲情时,李瑜答:不能。李瑜也知道父亲开车很辛苦,她记得父亲眼睛里都是血丝。她也恨母亲,她觉得母亲很少管过她和弟弟,“每个月叫她给我们打点钱她都不愿意,我弟买衣服让她打点钱她也不愿意。”
母亲得知情况报警之后,李瑜被母亲带到了浙江慈溪,本刊记者曾试图联系李瑜的母亲,但她的手机已停机。李瑜将事情告知父母之后,她曾经离家出走过一次,并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说了两个意思,一、对父母的怨恨;二、希望父母不要再四处打工不顾家里,尤其是要照管好弟弟,不能让弟弟受到任何污染与侵害。
相似的经历发生在王清身上。4岁时,她的父亲离异,她跟着开物流公司的父亲。由于自己长年在外,女儿又不喜欢后妈,父亲就把王清送到了她的叔叔家,一待就是5年。最让王清心痛的一次是,她在街上看到父亲,但父亲没有看见她,她当时生病了,很想被关心一下,于是就望着父亲给他打电话。结果,父亲谎称自己没在习水,就挂了电话。她曾经是以班级第一的成绩进入初中的,但出事之后,她变得独来独往,而且整夜里被噩梦缠绕。
而康倩的父亲感觉极其痛苦,因为承包工程,他接触过习水的很多官员和老板,也听说过找“书包妹”,甚至还被人邀请过,但自己没有去。他认为“找幼女这股风气就是煤老板带起来的”。而此次侵害案中的涉案分子里,就有他认识的习水县人大代表、地产开发商母明忠,他怀疑母明忠与自己女儿“有过”,非常难受。母明忠没有被起诉,而是另案再审。
整个事件最刺痛人之处就在,这些父母口口声声都说“赚钱是为了子女”,但回过头来却发现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亲情的缺失和青春期里所受的伤害。不让孩子再过自己的苦日子,曾是多少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但回来却发现孩子已经变了。没人能说清楚,打工经济模式带给这些父母的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反之?在财富之梦与GDP盲动下的潮流中,很多父母迷失了自己,也丢失了与子女间的珍贵亲情。
贵州小香港,
只学香港之奢靡
习水本是革命老区,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之地,也曾经是黔西北最贫穷的县。但如今,旧貌新颜,煤炭开发使得这里经济迅猛发展,一个从重庆来开面包房的老板说:“在贵州,习水租铺的价格是除了贵阳外最贵的地方。”
习水在这一带被传为“小香港”、“小台湾”。不过获此称号的原因主要在于发达的服务业和娱乐产业。在商业街上,“三步一宾馆,五步一发廊”的景象甚为显眼,此外是大量茶楼、游戏机室、网吧。农贸家具市场更是一派繁华景象,在小巷深处都能找到广告招摇的“KTV”,或外形简陋的低档歌舞厅、理发店、按摩房。
一位习水生意人说,煤老板招待客人用“书包妹”已经成为了商场的时尚。在黑煤中赚得真金白银的煤老板认为学生妹年轻、清纯、要求不多,“玩出感情了还可以帮你洗衣服”。
在这个案件中,先后胁迫11名幼女“接客”的袁某就是个瘾君子,找钱来吸毒是他从事这种勾当的最主要原因。在习水,出租车被吸毒的十四五岁孩子打劫的事件屡见不鲜。海洛因的价格是100块钱一包,里面还掺着安眠药和淀粉。毒品泛滥,应该是比胁迫幼女卖淫更严重、对当地儿童危害更大的事情,当地公安机关数次严打,但难以禁绝。
《新世纪周刊》记者吴伟在习水网吧的电脑桌面上见到了遵义某医院的广告,特色科目为妇科、男科、少女意外怀孕援助,16岁～35岁的意外怀孕女性可以获得援助手术费200元。这种广告在其他大城市随处可见,但在以青少年为主要顾客群体的网吧电脑桌面上做这种广告,可见医院与广告公司对广告的投放渠道相当熟悉,对青少年群体的“习性”也非常熟悉,它们在为GDP和财政税收出力之时,也打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解决某些麻烦事情的快速通道。很难说应该称赞这种广告的投放精准,还是该谴责商家之无良。
谈到习水女孩受害的原因时,最先暗访、曝光此案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对本刊记者说:“社会环境,无奈的环境。”
吴伟在采访手记中这样写道:“在县城这个封闭的系统中,网络一代不愿再回到梯田上,工业提供就业岗位有限,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最大可能,可消费是什么?人的欲望最终无可避免地撞上了伦理的冰山。”
在以煤等资源为发展动力的习水,煤老板应该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赢家,按学生家长所讲,也是这些煤老板在习水带起了“找书包妹”的风气。而多数的习水人,就像此案中的受害者父母一样,还都是在沿海各地奔波、打工的人。这个地区在经济、教育、社会等很多方面并没有像很多大城市那样完善,但是资本狂潮下的奢靡风气却最先吹进了这座小城。
从煤老板、教师到移民局长、开发商、人大代表,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是所有侵害幼女者的共同标签,他们都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非但没有“带动后富”,还将“后富者”的女儿带进了房间。
康倩、王清、李瑜,她们有理由呼吁父母不要再四处奔走、渴望家庭团聚,我也有理由说,这种分配不平衡的打工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该停止,或仅仅以救救孩子的名义。
(《中国青年报》陈强与上海电视台高波为本文提供帮助,特此感谢!)
这些家庭或多或少地享受到了经济发展的好处,但长年在外、夫妻离异、女儿受伤害,似乎他们尝到更多的是社会转型的伤痛。而带给他们女儿痛苦的,正是那些富起来的煤老板和发达起来的公务员。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亿万人背井离乡去沿海大城市打工的经济模式,到底让他们收获了什么?还要不要继续?
金钱弥补不了的亲情
对父母的记恨,几乎是受害女孩共同的说法。大概在李瑜9岁时,她母亲就出门打工了。爸爸是开长途货运车的,李瑜和弟弟跟着奶奶过,“不怎么好,爸爸有时就拿点钱哄我跟弟弟。”当记者问到钱能否弥补亲情时,李瑜答:不能。李瑜也知道父亲开车很辛苦,她记得父亲眼睛里都是血丝。她也恨母亲,她觉得母亲很少管过她和弟弟,“每个月叫她给我们打点钱她都不愿意,我弟买衣服让她打点钱她也不愿意。”
母亲得知情况报警之后,李瑜被母亲带到了浙江慈溪,本刊记者曾试图联系李瑜的母亲,但她的手机已停机。李瑜将事情告知父母之后,她曾经离家出走过一次,并给父母留下了一封信。信中主要说了两个意思,一、对父母的怨恨;二、希望父母不要再四处打工不顾家里,尤其是要照管好弟弟,不能让弟弟受到任何污染与侵害。
相似的经历发生在王清身上。4岁时,她的父亲离异,她跟着开物流公司的父亲。由于自己长年在外,女儿又不喜欢后妈,父亲就把王清送到了她的叔叔家,一待就是5年。最让王清心痛的一次是,她在街上看到父亲,但父亲没有看见她,她当时生病了,很想被关心一下,于是就望着父亲给他打电话。结果,父亲谎称自己没在习水,就挂了电话。她曾经是以班级第一的成绩进入初中的,但出事之后,她变得独来独往,而且整夜里被噩梦缠绕。
而康倩的父亲感觉极其痛苦,因为承包工程,他接触过习水的很多官员和老板,也听说过找“书包妹”,甚至还被人邀请过,但自己没有去。他认为“找幼女这股风气就是煤老板带起来的”。而此次侵害案中的涉案分子里,就有他认识的习水县人大代表、地产开发商母明忠,他怀疑母明忠与自己女儿“有过”,非常难受。母明忠没有被起诉,而是另案再审。
整个事件最刺痛人之处就在,这些父母口口声声都说“赚钱是为了子女”,但回过头来却发现再多的钱都无法弥补亲情的缺失和青春期里所受的伤害。不让孩子再过自己的苦日子,曾是多少父母外出打工的原因,但回来却发现孩子已经变了。没人能说清楚,打工经济模式带给这些父母的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反之?在财富之梦与GDP盲动下的潮流中,很多父母迷失了自己,也丢失了与子女间的珍贵亲情。
贵州小香港,
只学香港之奢靡
习水本是革命老区,红军长征四渡赤水之地,也曾经是黔西北最贫穷的县。但如今,旧貌新颜,煤炭开发使得这里经济迅猛发展,一个从重庆来开面包房的老板说:“在贵州,习水租铺的价格是除了贵阳外最贵的地方。”
习水在这一带被传为“小香港”、“小台湾”。不过获此称号的原因主要在于发达的服务业和娱乐产业。在商业街上,“三步一宾馆,五步一发廊”的景象甚为显眼,此外是大量茶楼、游戏机室、网吧。农贸家具市场更是一派繁华景象,在小巷深处都能找到广告招摇的“KTV”,或外形简陋的低档歌舞厅、理发店、按摩房。
一位习水生意人说,煤老板招待客人用“书包妹”已经成为了商场的时尚。在黑煤中赚得真金白银的煤老板认为学生妹年轻、清纯、要求不多,“玩出感情了还可以帮你洗衣服”。
在这个案件中,先后胁迫11名幼女“接客”的袁某就是个瘾君子,找钱来吸毒是他从事这种勾当的最主要原因。在习水,出租车被吸毒的十四五岁孩子打劫的事件屡见不鲜。海洛因的价格是100块钱一包,里面还掺着安眠药和淀粉。毒品泛滥,应该是比胁迫幼女卖淫更严重、对当地儿童危害更大的事情,当地公安机关数次严打,但难以禁绝。
《新世纪周刊》记者吴伟在习水网吧的电脑桌面上见到了遵义某医院的广告,特色科目为妇科、男科、少女意外怀孕援助,16岁～35岁的意外怀孕女性可以获得援助手术费200元。这种广告在其他大城市随处可见,但在以青少年为主要顾客群体的网吧电脑桌面上做这种广告,可见医院与广告公司对广告的投放渠道相当熟悉,对青少年群体的“习性”也非常熟悉,它们在为GDP和财政税收出力之时,也打开了孩子们的好奇心和解决某些麻烦事情的快速通道。很难说应该称赞这种广告的投放精准,还是该谴责商家之无良。
谈到习水女孩受害的原因时,最先暗访、曝光此案的《中国青年报》记者陈强对本刊记者说:“社会环境,无奈的环境。”
吴伟在采访手记中这样写道:“在县城这个封闭的系统中,网络一代不愿再回到梯田上,工业提供就业岗位有限,第三产业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最大可能,可消费是什么?人的欲望最终无可避免地撞上了伦理的冰山。”
在以煤等资源为发展动力的习水,煤老板应该是经济发展中最大的赢家,按学生家长所讲,也是这些煤老板在习水带起了“找书包妹”的风气。而多数的习水人,就像此案中的受害者父母一样,还都是在沿海各地奔波、打工的人。这个地区在经济、教育、社会等很多方面并没有像很多大城市那样完善,但是资本狂潮下的奢靡风气却最先吹进了这座小城。
从煤老板、教师到移民局长、开发商、人大代表,商业资本与政治权力是所有侵害幼女者的共同标签,他们都是经济发展的受益者,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他们非但没有“带动后富”,还将“后富者”的女儿带进了房间。
康倩、王清、李瑜,她们有理由呼吁父母不要再四处奔走、渴望家庭团聚,我也有理由说,这种分配不平衡的打工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该停止,或仅仅以救救孩子的名义。
(《中国青年报》陈强与上海电视台高波为本文提供帮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