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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踞广东阳江市长达10年的两大黑帮组织——“卤味钦”和“锤头笠”被警方剿灭的消息,连日来成为海内外舆论的焦点。
据广东省公安厅的公开通报:截至2007年11月29日,公安机关共抓获两大涉黑犯罪组织的首要分子及骨干成员45名,并缴获一批枪械。
广州的媒体报道说,长期以来,分别以许建强、林国钦为首的黑帮组织借助一些官员的势力,在阳江欺行霸市、垄断经营、抢劫勒索、开赌场、放高利贷、持枪伤人杀人……百姓敢怒不敢言。
黑帮被“一网打尽”的消息传出后,当地不少商家与民众“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甚至有人以“天亮了,解放了”形容之。
事实上,近年来大陆各地打击黑帮势力行动频频,通过互联网的搜索引擎,用“黑社会”关键词随意搜索,便可发现,从2007年3月至今,在江苏、河北、湖南等地就有多起“涉黑犯罪团伙”被绳之以法。阳江“黑帮案”应属其中最恶劣者之一。
首先,阳江黑帮染指领域之广、扰乱市场秩序之深令人发指,用当地百姓的话说“全面而深入”。其他地方涉黑势力一般只为祸某一行业,而阳江黑帮则基本控制了该市的煤气、水产、水泥、河沙、砖瓦、公路运输、房地产等关系民生的经济领域,并将黑爪伸向周边的肇庆、茂名等地,被坊间称为“阳江第一政府”。
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于黑帮对市场的垄断,阳江的“总体物价水平甚至比广州、深圳还要高”,一些小商贩被弄得倾家荡产,远走他乡,外地投资商更是避而远之。
其次,围捕行动准备时间之长、级别之高前所未有。国家公安部不仅派出一位副部长亲自参与组织和指挥围捕行动,更与广东省警方一道从派员卧底调查到调开与黑帮有联系的地方官员和警员,周密准备长达两年。
近代中国是黑社会发育、泛滥的时代,分布之广、成员之众、活动之猖獗均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其中以被喻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最具典型。
中共建政后,迅速荡平了全国各地的各种“黑势力”,直至改革开放后,政府权力应对市场经济的需要而逐步收缩,在社会转型中,由于没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间组织填补官方收缩权力留下的空间,黑帮组织便“死灰复燃”。
长期研究黑社会问题的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曾对中国改革开放后黑帮发展情况有一个清晰的描述:尚未出现像欧美等国的黑手党,以及台港澳地区那样规模庞大的黑帮,更没有产生像旧上海“青红帮”那样的势力渗透到各地各部门的组织。然而,作为现代法制社会的“毒瘤”,中国各地近年屡打不绝的“小黑帮”依然不容小视。相较于世界各地情况,中国黑势力存在不少“中国特色”,且发人深省:
一是黑帮头领多戴“红顶子”。如此前被处以极刑的辽宁“黑老大”刘涌,被捕前是沈阳市人大代表;2007年8月破获的河北唐山“装甲车黑老大”是政协委员;而这次被抓捕归案的林国钦在2004年前也是阳江市的人大代表。究竟是谁将他们推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位置?人们最担心的不是公开的“官匪勾结”,而是这种对“黑老大”的合法、隐形的保护。经验证明,如果没有权力明的暗的保护,没有“红顶子”作护身符,黑帮势力是不可能坐大的。
二是黑帮首领及其活动的隐蔽性常使其为祸时间较长。2005年被法院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黑道教父”宋留根在河南横行10年,阳江的两大黑帮同样也猖獗了10年,何也?打击涉黑组织,需要法律依据,而其活动的隐蔽性给警方收集证据带来困难。而与当地官员盘根错节的关系,给警方的打击带来“投鼠忌器”的困难。剿灭时间拖得越长,黑帮破坏程度越大,老百姓也遭殃越多。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时期市场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社会矛盾不断交织与翻新。而黑社会势力的泛滥,将会颠覆社会秩序,扰乱市场环境。防止黑帮趁虚坐大,已成中国当局刻不容缓的议题,而首要的,就是要下最大决心,作最大努力,斩断“黑社会”与政权联系的纽带,这就是阳江黑帮案给我们的启示。
(美国《侨报》)
据广东省公安厅的公开通报:截至2007年11月29日,公安机关共抓获两大涉黑犯罪组织的首要分子及骨干成员45名,并缴获一批枪械。
广州的媒体报道说,长期以来,分别以许建强、林国钦为首的黑帮组织借助一些官员的势力,在阳江欺行霸市、垄断经营、抢劫勒索、开赌场、放高利贷、持枪伤人杀人……百姓敢怒不敢言。
黑帮被“一网打尽”的消息传出后,当地不少商家与民众“敲锣打鼓,放鞭炮庆祝”,甚至有人以“天亮了,解放了”形容之。
事实上,近年来大陆各地打击黑帮势力行动频频,通过互联网的搜索引擎,用“黑社会”关键词随意搜索,便可发现,从2007年3月至今,在江苏、河北、湖南等地就有多起“涉黑犯罪团伙”被绳之以法。阳江“黑帮案”应属其中最恶劣者之一。
首先,阳江黑帮染指领域之广、扰乱市场秩序之深令人发指,用当地百姓的话说“全面而深入”。其他地方涉黑势力一般只为祸某一行业,而阳江黑帮则基本控制了该市的煤气、水产、水泥、河沙、砖瓦、公路运输、房地产等关系民生的经济领域,并将黑爪伸向周边的肇庆、茂名等地,被坊间称为“阳江第一政府”。
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于黑帮对市场的垄断,阳江的“总体物价水平甚至比广州、深圳还要高”,一些小商贩被弄得倾家荡产,远走他乡,外地投资商更是避而远之。
其次,围捕行动准备时间之长、级别之高前所未有。国家公安部不仅派出一位副部长亲自参与组织和指挥围捕行动,更与广东省警方一道从派员卧底调查到调开与黑帮有联系的地方官员和警员,周密准备长达两年。
近代中国是黑社会发育、泛滥的时代,分布之广、成员之众、活动之猖獗均为中国历史上所罕见,其中以被喻为“冒险家乐园”的上海最具典型。
中共建政后,迅速荡平了全国各地的各种“黑势力”,直至改革开放后,政府权力应对市场经济的需要而逐步收缩,在社会转型中,由于没有新的合法而有效的民间组织填补官方收缩权力留下的空间,黑帮组织便“死灰复燃”。
长期研究黑社会问题的南京大学教授蔡少卿曾对中国改革开放后黑帮发展情况有一个清晰的描述:尚未出现像欧美等国的黑手党,以及台港澳地区那样规模庞大的黑帮,更没有产生像旧上海“青红帮”那样的势力渗透到各地各部门的组织。然而,作为现代法制社会的“毒瘤”,中国各地近年屡打不绝的“小黑帮”依然不容小视。相较于世界各地情况,中国黑势力存在不少“中国特色”,且发人深省:
一是黑帮头领多戴“红顶子”。如此前被处以极刑的辽宁“黑老大”刘涌,被捕前是沈阳市人大代表;2007年8月破获的河北唐山“装甲车黑老大”是政协委员;而这次被抓捕归案的林国钦在2004年前也是阳江市的人大代表。究竟是谁将他们推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位置?人们最担心的不是公开的“官匪勾结”,而是这种对“黑老大”的合法、隐形的保护。经验证明,如果没有权力明的暗的保护,没有“红顶子”作护身符,黑帮势力是不可能坐大的。
二是黑帮首领及其活动的隐蔽性常使其为祸时间较长。2005年被法院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黑道教父”宋留根在河南横行10年,阳江的两大黑帮同样也猖獗了10年,何也?打击涉黑组织,需要法律依据,而其活动的隐蔽性给警方收集证据带来困难。而与当地官员盘根错节的关系,给警方的打击带来“投鼠忌器”的困难。剿灭时间拖得越长,黑帮破坏程度越大,老百姓也遭殃越多。
21世纪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这一时期市场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社会矛盾不断交织与翻新。而黑社会势力的泛滥,将会颠覆社会秩序,扰乱市场环境。防止黑帮趁虚坐大,已成中国当局刻不容缓的议题,而首要的,就是要下最大决心,作最大努力,斩断“黑社会”与政权联系的纽带,这就是阳江黑帮案给我们的启示。
(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