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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秋冬之际，上饶县湖村乡一农民拆除老屋建新房，在老屋的墙中发现了一批土地革命时期的历史文物，其中有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一张，同时发现的还有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股票一张、消费合作社入社证、贮粮合作社入会证、反帝拥苏大同盟入会证和苏维埃土地税票各一张。根据三个证件上的入会人均填写“上饶县一区福星乡孔墟村严保香”、土地税票填写的纳税人为“上饶县一区孔虚村史加先”推算，估计是一家夫妻二人的姓名。经查上饶县志核实，苏维埃时期湖村与孔墟村同属第一区，现在为上饶县湖村乡。
该公债券如图，长143、宽77.5mm，公债券正面为黑色油墨印刷，上、下、左、右为黑色密封花边框，四角为空心五角星，五角星内各有四个“壹”字，在抛物线型圆弧框内有“闽浙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20个仿宋汉字，主体为版画效果旗帜下的工农人物图案，图案两侧半圆形的圈内印有壹圆面值，壹圆二字中间的木刻人像处有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浙赣省苏财政部”圆形公章，苏字将繁体“蘇”字中的“魚”字省笔为鱼。下方落款从右向左为：省苏财政部长张其德及“张其德章”四字篆体落地章。苏字采用不规范汉字，将繁体“蘇”字中的“魚”字省去。该决战公债券整个背面印有红色字体的“发行决战公债条例”，条例按照老格式自右向左，自上而下排列印刷，落款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日期为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
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概况
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的并被毛泽东同志看好要重点发展的革命根据地。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苦卓绝奋斗十年建树了“血战东南半壁红”的辉煌业绩。根据地东至浙江沿海，西连江西鄱阳湖，北靠安徽长江，南达福建闽江，为“东南半壁”之襟喉，武夷山、怀玉山、鄣公山、黄山、仙霞岭，山山绵亘重峦叠嶂，信江、抚河、乐安江、新安江、崇阳溪，水水长流纵横若网，军事上地势险要，经济上物产丰盈，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根据地先后由赣东北、闽北、化婺德、信抚、皖赣、皖南等六块苏区组成，纵横约五十个县，人口数百万，建立过五十八个中共县级组织和三十二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政权建设，其次是为了巩固政权而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要依托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两者相辅相承相互依存，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促进前者。正常情况下，税收应该是根据地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时“省苏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有以下几方面：一、工业生产收入，工厂的产品，除军用品外，都由省商店收购，销货收入除开支成本外，上交财政收入。……二、税收，有土地税、屠宰税、船舶检查收入和罚没收入。三、群众节约捐献，苏区当时有三个大的群众团体，互助会、反帝大同盟、工会，白区灰区也有这些组织，除每月有规定会费收入，还有节约收入，……上解财政部……。四、部队筹款收入，红军出发打土豪的收入，……”。①在根据地发展初期，筹款是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解决苏区财政和战争费用的主要来源。然而根据地发展的早、中期，在全省范围内已向劣绅没收钱财、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多次，所筹钱款越来越少。到白区向土豪劣绅武装筹款也因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围剿”而使深入白区困难重重，武装筹款收效甚微。因此，省苏的财政收入也只能依赖根据地的各种税收，发展生产在战争中受到制约，国营、集体、个体工商企业的税收也因企业、作坊、店铺太少规模又小，生产力和效益低下，征收的工商税、营业税、土地税、屠宰税及商品进出口税等省苏财政的收入也不足以支付因战争升级导致激增的军费和行政事业单位正常的支出。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根据地对白区的民间贸易又被严密封锁，主力红军从外线转入内线防御作战，苏区财政收入失去了武装筹款一项，已经入不敷出。为了充裕财政，补贴军事战费，1933年7月1日省苏政府调整了苏区的土地税收，颁布了新的《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税收法》，提升了土地税税率。②
第四次反“围剿”消耗巨大导致国库亏空
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对苏维埃红色区域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上饶修建了飞机场，兵力较以前增加了一倍，地主豪绅的地方反动武装保安队、靖卫团沿苏区边境有5000支枪以上，分散在玉山临江湖、余江、万年、乐平、弋阳南岸，皖南的祁门、贵溪的各炮台等处。虽然我军灵活机动，动员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占据了主动地位，敌人在军事上没有进展还遭到了不少的打击。但是，敌人对苏区实行了更为严实的经济封锁，所有经过信江的船只全部停运，一切货物尤其是食盐、布匹、五金等严格禁运，与苏区毗邻的白区也实行食盐限量公卖。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涂振农在赴上海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敌人经济封锁，停止5个月商船往来信河乐河，对于税收，是减少了……每月收支还是不敷……。”③省苏主席方志敏也在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中说：“省苏政府的财政在目前仍是困难，故发起节省运动，号召全省群众每人每日节省一个铜板帮助战费……。”④
苏区军民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十分频繁，仅在1933年4月12日—7月23日的103天之中，中央军委与闽浙赣省军区的作战指示和请示电报目前已知的就有12封，可见战事之一斑。如总政委周恩来关于十军渡河后我军行动部署向中央的报告所说“红十军已于23日渡河完毕，……现正与三十一师合编为新十一军……最困难的是伤病800人尚未运回”。⑤红八十四团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火力压迫，渡河中牺牲了百余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失去了100多条枪，这是空前的巨大损失，这在人多枪少梭镖大刀也是武器的红十军里，要知道赤警连每个连也才有54条枪！第四次反“围剿”消耗巨大，财政实力大大削弱，国库亏空，财政收入几尽枯竭。
第五次反“围剿”困难重重，军需给养急需资金支持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动100万军队、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各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⑥10万兵力“围剿”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预备军总司令陈调元坐镇婺源，由赣浙闽皖四省边区警备司令、第八军军长赵观涛坐镇上饶统一指挥，第21师梁立柱进驻横峰、第12师唐淮源进驻铅山河口、53师李蕴珩进驻德兴、第55师李松山进驻乐平、第57师阮肇昌进驻贵溪、补充第一旅王耀武进驻婺源江湾、独立第43旅刘震清进驻婺源、浙江保安第一纵队俞济时进驻玉山、⑦第49师伍诚仁在向江湾追剿跃进中、浙江保安第二团施觉民进驻德兴十五都、浙江保安第三团何世登进驻衢州、浙江保安第四团何凌霄进驻开化马金岭、浙江保安第五团高致嵩进驻玉山龙首涧、浙江保安补充团梁为焯进驻开化马金镇、别动队第三大队曾晴初进驻景德镇、新编第四十五旅张銮基进驻崇安、暂编第十一师周志群进驻邵武、⑧安徽第十区保安大队封锁休宁、祁门、婺源、浮梁一线，以及第七师第二十一李文彬旅、江西保安廖士翘第二支队江西保安第一团、江西保安第二团修路筑碉堡，步步为营建立封锁线。面对敌军形成的包围圈和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的战术，闽浙皖赣苏区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威胁。
1933年11月20日，闽浙赣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葛源召开，会议针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作出了部署，制定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进攻，保卫基本苏区，创造新的苏区。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苏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在一段时间里，根据地军民尚未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权，在许多战斗中仍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决定传到苏区后，在军事上完全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就连正在外线作战的主力红十军也被迫撤回苏区打堡垒战，誓与苏区共存亡，仗越打越被动，战局对苏区越来越不利。
自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算起，至1934年7月1日省苏财政部发行决战公债的10个月零5天期间，中革军委与闽浙赣省军区的命令、指示、请示、报告等往来电报目前已知的有28封，其中军委来电7次、省军区致电军委及中央21次。战斗艰苦，战事频繁可想而知。
针对紧张的形势，1934年3月20日中共闽浙赣省委在葛源召开省级活动分子大会，方志敏作了《战争紧急总动员报告》。在“左”倾错误军事方针指导下，闽浙赣苏区3月开始阵地战和堡垒战，坚守上饶老鸦尖的守备队战士30多人，顽强阻击国民党军21师梁立柱部一部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炸堡牺牲。4月22日国民党军第21师梁立柱部兵分两路，向横峰县城发起攻击。横峰红军独立营、赤卫军在猪头山和赭亭山顽强阻击，终因寡不敌众地堡失守，大部壮烈牺牲。⑨6月1日省苏政府发出第63号命令，号召苏区军民进一步开展地雷战，利用地雷武装山头和村坊，打击来犯之敌。⑩在敌档案陆军第二十一师关于在虎形山和红军作战的报告中有“……被匪之大部（约千人）包围，我官兵虽临危振奋，以手榴弹大刀与之肉搏十余次，终以众寡悬殊，未能突出……”的记载，可以看出红军的英勇和敌人的失败。(11)又陆军第五十七师关于在小田和红军作战的报告中记载：“第341团……与匪约500余名接触，激战约一小时……双方激战约二小时，守碉匪势已渐呈慌乱，不意方匪志敏突由标溪方面亲率伪三十师及八十五团共约二千余名前来增援，势甚凶猛……全力向第二营所占之银山方面猛扑，连续冲击七次，均被我官兵以炸弹、大刀奋勇击退，但匪仍前赴后继猛冲不已，如此激战约四小时，毙匪无算……。第340团……至午十二时许，匪之援队突至，即向该连左翼包围并由正面蜂拥而上，夺我机枪。经官兵奋勇肉搏，卒以众寡悬殊被夺去枪架一座”。(12)从敌人的作战报告里不难看出红军战士是如此地英勇壮烈！在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以后，红军没有再应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打击运动中的敌人，使苏区遭受到了敌人的残酷摧残。省军区司令员刘畴西、政委聂洪钧在向中革军委的汇报电中说：“敌21师最近的战术是，就其筑成的工事堡垒配备交火力，每次推进必是在他工事内的炮火能够达到的阵地为准则，至多前进3000米远，有时甚至只数百米远。因此在这样的短距离突击中，我军伤亡也甚大，在最近的半月，十军伤亡800多”。(13)敌军残酷“围剿”，我军困难重重，弹药消耗巨大，需要补充，医药短缺，大量伤病员需要救治，苏区财政款项不足支付战费，筹款及税收入不敷出，财政出现巨大赤字，要赢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急需资金支持。
策应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急需资金支持
各苏维埃根据地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战斗，而是一个整体的战争，因此必须有整个苏区一盘棋的全局观念。全局与局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要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必须相互协调、相互支援，局部服从全局。由于闽浙赣省的重要地理位置，南下可以直赴抚州支援中央苏区，西进则可直捣南昌，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致刘畴西、曾洪易电“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无疑的主力作战是在中央苏区、（赣）东北方面，我们应在这个方面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决战胜利，开展全国革命形势。其他各苏区，也只有在此胜利之下方能巩固发展”。(14)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为了巩固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缓解中央苏区面对国民党军第五次50万兵力进攻的压力，中央要求各省委、省苏政府所属主力红军积极配合中央红军，主动寻找机会牵制敌军并歼灭敌军有生力量。项英于1933年10月25日电令红十军一个团南渡信江支援主力决战。两天后一方面军致电闽浙赣军区，令速调十军500枪左右的团过信河南岸活动，为配合我军主力，在抚东与敌决战，吸引（赣）东北敌人南调，打击运动中的敌人，发展（赣）东北苏区。箝制和消灭（赣）东北地域敌人，阻止敌回南集中，不应迟疑，致碍战斗。(15)自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至1934年10月10日中央政治机关、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从瑞金梅行坑、西江等地出发开往于都县城作长征前的集结日止，中央军委各领导与闽浙赣省军区的电文往来，据有限的资料不完全统计就有40次之多，其中军委以及军委领导来电12次，苏区致电中央28次，策应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也需资金补充。
猛烈扩充红军急需资金支持
苏维埃的生存问题是当时头等重要的第一要事，敌军反复“围剿”，苏维埃根据地要有足够数量的红军去反击，早在1932年9月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就通过了《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七、八两月扩大红军的检阅》。(16)闽浙赣省苏也计划“根据着目前的环境，更积极的执行加强与扩大红军的工作，动员2000名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并实行群众武装总动员……红军独立团扩大成为独立师……”。(17)次年3月19日临时中央政府给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来电明确指出：“大会要着重讨论扩大红军，扩大苏区的问题，要第十第十一军两军扩张成为新的军团的主力，要使全部壮丁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各区要组织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先队，动员他们整营整队的加入红军。”(18)针对敌军的第五次“围剿”，9月8日省委书记曾洪易主持了闽浙赣省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并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大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六个重要决议，其中第二项决议是“猛烈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武装与发展地雷决议”。(19)10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闽浙赣省委的信中首先指出“中央在7月24日的决议中，在详细的分析了五次‘围剿’中的各个问题之后，曾经锐利的在苏区党的面前提出：‘继续以突击的精神扩大红军，在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规定的时期中，完成中革军委最近的动员计划，必须在这时期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同时，应该指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党早已在粉碎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提了出来”，批评省委省苏：“闽浙赣的党的组织，对于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是忽略了。在长久的一个时期，完全，差不多完全没有大量的扩大红十军，……没有一个字，一句话说到扩大红军!……表示着闽浙赣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机会主义的了解与忽视”，(20)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红军的队伍，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支柱；扩大100万铁的红军，应该放到闽浙赣党的工作的首要地位上去，在最短时期内，扩大红十军，为充足的新编制一个师，以便在以后向着创立一个军团的目标前进。11月20日，在战斗形势更为紧张的情况下，省苏主席方志敏在省苏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目前我们正处在革命与战争时期中，在这一形势下，召集这次大会主要的意义，是要在党中央政治决议与中央政府紧急战争动员令指示之下，讨论目前政治形势，确定中心的政治任务——扩大红军创造红十军团，巩固扩大苏区，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21)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1934年4月2日继续来电指示：“1、集中和扩大红十军，……。2、健全和扩大地方独立部队，……。3、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你们立即：……扩大红军，征集资财，创立新的苏区……。4、将现在你们准备好的一个连扩大为独立营，……以威胁德兴、乐平敌人后方”。(22)6月8日中共闽浙赣省委发信指示赣北特委，努力发展党的组织，猛烈扩大红军，并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在皖赣边发起500里的武装暴动。(23)加之原红十军南下改为红十一军后，闽浙赣省军区又组建了新红十军，加之在此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红军数量迅速增加，省苏财政因第五次反“围剿”战事的大量消耗已经入不敷出，收支不平衡更显突出，猛烈扩大红军急需资金来支持。
战争时期维持苏区经济建设和安置救济受敌扰乱的苏区群众也需资金来支持
省苏的财政收入在没有了武装筹款的来源后只能依赖根据地的税收，然而苏区的生产由于战争的破坏，在战争和封锁中的恢复发展受到制约，除了上述资金需求的因素之外，苏区的支柱产业也急需资金扶持恢复和发展。重点支持农业发展和消费合作社，还有生产合作社、贮粮合作社、造纸厂、煤厂、锅炉厂、纺织厂、织袜厂、药店、硝盐厂、棺材厂等相当一部分企业也需要资金扶持，他们再以丰富的物质来支援前线，满足红军作战的最基本需求，解决红军与群众生活基本要求的燃眉之急，如解决群众的食盐、贮社收谷、冬耕铲山、购买稻、棉种及垦荒等。1933年下半年，根据方志敏同志指示，将财政部金银全部拨给银行，由银行代理金库。……如资金不足可以向银行借款。(24)苏维埃银行代理发行“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经理国库，严禁高利贷，但是，“群众要合股组织石灰生产合作社，恢复所有石灰厂，如无资本，可向苏维埃银行去借……”。(25)省苏银行曾经搞过耕牛、铲山贷款，需要贷款的由村苏提出，经乡、区、县苏逐级上报，省财政部批准后，交省苏银行经理签字就可付款。(26)省苏政府1934年2月14日公布的《区乡春耕运动委员会组织与工作条例》中也规定：种子缺乏，须立即尽量向外购买。经查验资料，当时省苏银行记帐的会计科目有：“放款部，下面有农业放款，手工业放款，小商贩放款和消费合作社，工农药店，国营商店的放款”。(27)因此，除了军费之外发展经济建设信贷支出也急需资金来支持。此外，还有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行政管理费、文教事业费、抚恤与社会救济等，比如安置救济受敌扰乱的苏区革命群众等也需要资金来支持。
发行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
发行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的主题明确，一目了然，是为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进行决战而发行的公债。1934年，敌人加紧对苏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省苏财政日益吃紧，省苏发行公债，减少财政性的货币投放，继续坚持了控制发行的原则，在苏区货币作为财政支付手段用于战需物资采购的情况下，也做到了掌握有度。省苏二次执委扩大会的决议决定了决战公债券的发行金额，省苏做了充分的财政准备、债券印制等发行准备工作后，于1934年7月1日由省苏政府发行了“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由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兼任省苏维埃银行行长）张其德署名，颁发“发行公债条例”。条例规定决战公债发行总额为10万元，债款收入80%作为决战经费；10%为开展苏区经济建设；10%用于救济革命群众。定期1年，年利率1分。也就是说，发行“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总额为10万元，债款收入的8万元作为决战经费，1万元作为开展苏区经济建设、另外1万元用于救济革命群众。
由于以上五种原因，在敌军加紧对苏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省苏财政战争用费等财政性支出猛增。为反“围剿”筹集战费，同时向市场收回货币，调节货币的流通量以达到稳定币值的作用，也为了解除红军分散筹款，最大限度地担负起大规模反“围剿”的任务，省苏发行了“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缓解了银行增发纸币的压力，保持了币值稳定。
苏区人民热烈响应“节衣缩食，支援战费”的号召，超额认购决战公债。“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由省苏铅印局承印，(28)印制工艺简单无套色，与铜元十枚钞票风格相同。出于对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的信任与热爱，苏区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解放后人民银行全部给予了兑付。
注释：
①《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史料汇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5页。
②中共党史资料丛书《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644页。
③同②，502页。
④同②，546页。
⑤同②，565页。
⑥《江西苏区纪事》江西人民出版社，330页。
⑦中共党史资料丛书，《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515页。
⑧同⑦，400页。
⑨同⑥，367、371页。
⑩同⑦，520页。
(11)同⑦，408页。
(12)同⑦，411页。
(13)同②，716页。
(14)同②，662页。
(15)同②，658、661页。
(16)同⑥，254页。
(17)同②，494页。
(18)同②，606页。
(19)《红色省会——葛源》中共党史出版社，41页。
(20)同②，652页。
(21)同②，667页。
(22)同②，703页。
(23)同②，713页。
(24)同①，170页。
(25)同①，164页。
(26)同①，165页。
(27)同①，183页。
(28)《红色省会——葛源》汪泉源、饶秋香回忆录：闽浙赣省铅印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24页。
（责任编辑 高聪明）
该公债券如图，长143、宽77.5mm，公债券正面为黑色油墨印刷，上、下、左、右为黑色密封花边框，四角为空心五角星，五角星内各有四个“壹”字，在抛物线型圆弧框内有“闽浙赣省苏政府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20个仿宋汉字，主体为版画效果旗帜下的工农人物图案，图案两侧半圆形的圈内印有壹圆面值，壹圆二字中间的木刻人像处有一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闽浙赣省苏财政部”圆形公章，苏字将繁体“蘇”字中的“魚”字省笔为鱼。下方落款从右向左为：省苏财政部长张其德及“张其德章”四字篆体落地章。苏字采用不规范汉字，将繁体“蘇”字中的“魚”字省去。该决战公债券整个背面印有红色字体的“发行决战公债条例”，条例按照老格式自右向左，自上而下排列印刷，落款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日期为一九三四年七月一日。
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概况
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方志敏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的并被毛泽东同志看好要重点发展的革命根据地。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坚苦卓绝奋斗十年建树了“血战东南半壁红”的辉煌业绩。根据地东至浙江沿海，西连江西鄱阳湖，北靠安徽长江，南达福建闽江，为“东南半壁”之襟喉，武夷山、怀玉山、鄣公山、黄山、仙霞岭，山山绵亘重峦叠嶂，信江、抚河、乐安江、新安江、崇阳溪，水水长流纵横若网，军事上地势险要，经济上物产丰盈，为开展革命斗争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条件。根据地先后由赣东北、闽北、化婺德、信抚、皖赣、皖南等六块苏区组成，纵横约五十个县，人口数百万，建立过五十八个中共县级组织和三十二个县级苏维埃政权。
根据地建设最根本的是政权建设，其次是为了巩固政权而进行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要依托经济建设的发展而发展，两者相辅相承相互依存，前者决定后者，后者促进前者。正常情况下，税收应该是根据地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当时“省苏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有以下几方面：一、工业生产收入，工厂的产品，除军用品外，都由省商店收购，销货收入除开支成本外，上交财政收入。……二、税收，有土地税、屠宰税、船舶检查收入和罚没收入。三、群众节约捐献，苏区当时有三个大的群众团体，互助会、反帝大同盟、工会，白区灰区也有这些组织，除每月有规定会费收入，还有节约收入，……上解财政部……。四、部队筹款收入，红军出发打土豪的收入，……”。①在根据地发展初期，筹款是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也是解决苏区财政和战争费用的主要来源。然而根据地发展的早、中期，在全省范围内已向劣绅没收钱财、地主罚款、富农捐款多次，所筹钱款越来越少。到白区向土豪劣绅武装筹款也因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和“围剿”而使深入白区困难重重，武装筹款收效甚微。因此，省苏的财政收入也只能依赖根据地的各种税收，发展生产在战争中受到制约，国营、集体、个体工商企业的税收也因企业、作坊、店铺太少规模又小，生产力和效益低下，征收的工商税、营业税、土地税、屠宰税及商品进出口税等省苏财政的收入也不足以支付因战争升级导致激增的军费和行政事业单位正常的支出。由于敌人的疯狂进攻，根据地对白区的民间贸易又被严密封锁，主力红军从外线转入内线防御作战，苏区财政收入失去了武装筹款一项，已经入不敷出。为了充裕财政，补贴军事战费，1933年7月1日省苏政府调整了苏区的土地税收，颁布了新的《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土地税收法》，提升了土地税税率。②
第四次反“围剿”消耗巨大导致国库亏空
1932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对苏维埃红色区域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在上饶修建了飞机场，兵力较以前增加了一倍，地主豪绅的地方反动武装保安队、靖卫团沿苏区边境有5000支枪以上，分散在玉山临江湖、余江、万年、乐平、弋阳南岸，皖南的祁门、贵溪的各炮台等处。虽然我军灵活机动，动员了广大群众积极参加斗争，占据了主动地位，敌人在军事上没有进展还遭到了不少的打击。但是，敌人对苏区实行了更为严实的经济封锁，所有经过信江的船只全部停运，一切货物尤其是食盐、布匹、五金等严格禁运，与苏区毗邻的白区也实行食盐限量公卖。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涂振农在赴上海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现在敌人经济封锁，停止5个月商船往来信河乐河，对于税收，是减少了……每月收支还是不敷……。”③省苏主席方志敏也在全省选民工作报告中说：“省苏政府的财政在目前仍是困难，故发起节省运动，号召全省群众每人每日节省一个铜板帮助战费……。”④
苏区军民第四次反“围剿”战斗十分频繁，仅在1933年4月12日—7月23日的103天之中，中央军委与闽浙赣省军区的作战指示和请示电报目前已知的就有12封，可见战事之一斑。如总政委周恩来关于十军渡河后我军行动部署向中央的报告所说“红十军已于23日渡河完毕，……现正与三十一师合编为新十一军……最困难的是伤病800人尚未运回”。⑤红八十四团在一次战斗中被敌人火力压迫，渡河中牺牲了百余名英勇的红军战士，失去了100多条枪，这是空前的巨大损失，这在人多枪少梭镖大刀也是武器的红十军里，要知道赤警连每个连也才有54条枪！第四次反“围剿”消耗巨大，财政实力大大削弱，国库亏空，财政收入几尽枯竭。
第五次反“围剿”困难重重，军需给养急需资金支持
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调动100万军队、200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向各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其中以50万兵力“围剿”中央苏区”，⑥10万兵力“围剿”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预备军总司令陈调元坐镇婺源，由赣浙闽皖四省边区警备司令、第八军军长赵观涛坐镇上饶统一指挥，第21师梁立柱进驻横峰、第12师唐淮源进驻铅山河口、53师李蕴珩进驻德兴、第55师李松山进驻乐平、第57师阮肇昌进驻贵溪、补充第一旅王耀武进驻婺源江湾、独立第43旅刘震清进驻婺源、浙江保安第一纵队俞济时进驻玉山、⑦第49师伍诚仁在向江湾追剿跃进中、浙江保安第二团施觉民进驻德兴十五都、浙江保安第三团何世登进驻衢州、浙江保安第四团何凌霄进驻开化马金岭、浙江保安第五团高致嵩进驻玉山龙首涧、浙江保安补充团梁为焯进驻开化马金镇、别动队第三大队曾晴初进驻景德镇、新编第四十五旅张銮基进驻崇安、暂编第十一师周志群进驻邵武、⑧安徽第十区保安大队封锁休宁、祁门、婺源、浮梁一线，以及第七师第二十一李文彬旅、江西保安廖士翘第二支队江西保安第一团、江西保安第二团修路筑碉堡，步步为营建立封锁线。面对敌军形成的包围圈和步步紧逼缩小包围圈的战术，闽浙皖赣苏区面临着极为严重的威胁。
1933年11月20日，闽浙赣省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葛源召开，会议针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作出了部署，制定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的进攻，保卫基本苏区，创造新的苏区。在这一战略方针的指导下，苏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在一段时间里，根据地军民尚未失去战场上的主动权，在许多战斗中仍然取得了胜利。但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的决定传到苏区后，在军事上完全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以“红色堡垒反对白色堡垒”、“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苏区一寸土地”，就连正在外线作战的主力红十军也被迫撤回苏区打堡垒战，誓与苏区共存亡，仗越打越被动，战局对苏区越来越不利。
自1933年9月25日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算起，至1934年7月1日省苏财政部发行决战公债的10个月零5天期间，中革军委与闽浙赣省军区的命令、指示、请示、报告等往来电报目前已知的有28封，其中军委来电7次、省军区致电军委及中央21次。战斗艰苦，战事频繁可想而知。
针对紧张的形势，1934年3月20日中共闽浙赣省委在葛源召开省级活动分子大会，方志敏作了《战争紧急总动员报告》。在“左”倾错误军事方针指导下，闽浙赣苏区3月开始阵地战和堡垒战，坚守上饶老鸦尖的守备队战士30多人，顽强阻击国民党军21师梁立柱部一部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炸堡牺牲。4月22日国民党军第21师梁立柱部兵分两路，向横峰县城发起攻击。横峰红军独立营、赤卫军在猪头山和赭亭山顽强阻击，终因寡不敌众地堡失守，大部壮烈牺牲。⑨6月1日省苏政府发出第63号命令，号召苏区军民进一步开展地雷战，利用地雷武装山头和村坊，打击来犯之敌。⑩在敌档案陆军第二十一师关于在虎形山和红军作战的报告中有“……被匪之大部（约千人）包围，我官兵虽临危振奋，以手榴弹大刀与之肉搏十余次，终以众寡悬殊，未能突出……”的记载，可以看出红军的英勇和敌人的失败。(11)又陆军第五十七师关于在小田和红军作战的报告中记载：“第341团……与匪约500余名接触，激战约一小时……双方激战约二小时，守碉匪势已渐呈慌乱，不意方匪志敏突由标溪方面亲率伪三十师及八十五团共约二千余名前来增援，势甚凶猛……全力向第二营所占之银山方面猛扑，连续冲击七次，均被我官兵以炸弹、大刀奋勇击退，但匪仍前赴后继猛冲不已，如此激战约四小时，毙匪无算……。第340团……至午十二时许，匪之援队突至，即向该连左翼包围并由正面蜂拥而上，夺我机枪。经官兵奋勇肉搏，卒以众寡悬殊被夺去枪架一座”。(12)从敌人的作战报告里不难看出红军战士是如此地英勇壮烈！在执行了王明的左倾路线以后，红军没有再应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打击运动中的敌人，使苏区遭受到了敌人的残酷摧残。省军区司令员刘畴西、政委聂洪钧在向中革军委的汇报电中说：“敌21师最近的战术是，就其筑成的工事堡垒配备交火力，每次推进必是在他工事内的炮火能够达到的阵地为准则，至多前进3000米远，有时甚至只数百米远。因此在这样的短距离突击中，我军伤亡也甚大，在最近的半月，十军伤亡800多”。(13)敌军残酷“围剿”，我军困难重重，弹药消耗巨大，需要补充，医药短缺，大量伤病员需要救治，苏区财政款项不足支付战费，筹款及税收入不敷出，财政出现巨大赤字，要赢得第五次反“围剿”的胜利，急需资金支持。
策应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急需资金支持
各苏维埃根据地反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不是一个个孤立的战斗，而是一个整体的战争，因此必须有整个苏区一盘棋的全局观念。全局与局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要取得反“围剿”的胜利必须相互协调、相互支援，局部服从全局。由于闽浙赣省的重要地理位置，南下可以直赴抚州支援中央苏区，西进则可直捣南昌，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致刘畴西、曾洪易电“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无疑的主力作战是在中央苏区、（赣）东北方面，我们应在这个方面集中优势兵力，争取决战胜利，开展全国革命形势。其他各苏区，也只有在此胜利之下方能巩固发展”。(14)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为了巩固中央苏区的红色政权，缓解中央苏区面对国民党军第五次50万兵力进攻的压力，中央要求各省委、省苏政府所属主力红军积极配合中央红军，主动寻找机会牵制敌军并歼灭敌军有生力量。项英于1933年10月25日电令红十军一个团南渡信江支援主力决战。两天后一方面军致电闽浙赣军区，令速调十军500枪左右的团过信河南岸活动，为配合我军主力，在抚东与敌决战，吸引（赣）东北敌人南调，打击运动中的敌人，发展（赣）东北苏区。箝制和消灭（赣）东北地域敌人，阻止敌回南集中，不应迟疑，致碍战斗。(15)自1933年9月25日国民党发动第五次“围剿”开始至1934年10月10日中央政治机关、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从瑞金梅行坑、西江等地出发开往于都县城作长征前的集结日止，中央军委各领导与闽浙赣省军区的电文往来，据有限的资料不完全统计就有40次之多，其中军委以及军委领导来电12次，苏区致电中央28次，策应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也需资金补充。
猛烈扩充红军急需资金支持
苏维埃的生存问题是当时头等重要的第一要事，敌军反复“围剿”，苏维埃根据地要有足够数量的红军去反击，早在1932年9月7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就通过了《关于扩大红军的决议——七、八两月扩大红军的检阅》。(16)闽浙赣省苏也计划“根据着目前的环境，更积极的执行加强与扩大红军的工作，动员2000名工农群众到红军中去，并实行群众武装总动员……红军独立团扩大成为独立师……”。(17)次年3月19日临时中央政府给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来电明确指出：“大会要着重讨论扩大红军，扩大苏区的问题，要第十第十一军两军扩张成为新的军团的主力，要使全部壮丁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各区要组织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先队，动员他们整营整队的加入红军。”(18)针对敌军的第五次“围剿”，9月8日省委书记曾洪易主持了闽浙赣省党支部书记联席会议，并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大会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了六个重要决议，其中第二项决议是“猛烈扩大红军，发展地方武装与发展地雷决议”。(19)10月4日中共中央在给闽浙赣省委的信中首先指出“中央在7月24日的决议中，在详细的分析了五次‘围剿’中的各个问题之后，曾经锐利的在苏区党的面前提出：‘继续以突击的精神扩大红军，在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之下，创立新的军团，新的师，必须在规定的时期中，完成中革军委最近的动员计划，必须在这时期增加一倍至一倍以上的红军的实力’。同时，应该指出：创造100万铁的红军的口号，党早已在粉碎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提了出来”，批评省委省苏：“闽浙赣的党的组织，对于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是忽略了。在长久的一个时期，完全，差不多完全没有大量的扩大红十军，……没有一个字，一句话说到扩大红军!……表示着闽浙赣党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问题的机会主义的了解与忽视”，(20)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红军的队伍，这是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支柱；扩大100万铁的红军，应该放到闽浙赣党的工作的首要地位上去，在最短时期内，扩大红十军，为充足的新编制一个师，以便在以后向着创立一个军团的目标前进。11月20日，在战斗形势更为紧张的情况下，省苏主席方志敏在省苏第三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词中说：“目前我们正处在革命与战争时期中，在这一形势下，召集这次大会主要的意义，是要在党中央政治决议与中央政府紧急战争动员令指示之下，讨论目前政治形势，确定中心的政治任务——扩大红军创造红十军团，巩固扩大苏区，以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21)中革军委朱德、周恩来、王稼祥1934年4月2日继续来电指示：“1、集中和扩大红十军，……。2、健全和扩大地方独立部队，……。3、派遣得力的独立部队伸入到浙西活动。你们立即：……扩大红军，征集资财，创立新的苏区……。4、将现在你们准备好的一个连扩大为独立营，……以威胁德兴、乐平敌人后方”。(22)6月8日中共闽浙赣省委发信指示赣北特委，努力发展党的组织，猛烈扩大红军，并争取在最短时间内，在皖赣边发起500里的武装暴动。(23)加之原红十军南下改为红十一军后，闽浙赣省军区又组建了新红十军，加之在此后的一年半的时间里红军数量迅速增加，省苏财政因第五次反“围剿”战事的大量消耗已经入不敷出，收支不平衡更显突出，猛烈扩大红军急需资金来支持。
战争时期维持苏区经济建设和安置救济受敌扰乱的苏区群众也需资金来支持
省苏的财政收入在没有了武装筹款的来源后只能依赖根据地的税收，然而苏区的生产由于战争的破坏，在战争和封锁中的恢复发展受到制约，除了上述资金需求的因素之外，苏区的支柱产业也急需资金扶持恢复和发展。重点支持农业发展和消费合作社，还有生产合作社、贮粮合作社、造纸厂、煤厂、锅炉厂、纺织厂、织袜厂、药店、硝盐厂、棺材厂等相当一部分企业也需要资金扶持，他们再以丰富的物质来支援前线，满足红军作战的最基本需求，解决红军与群众生活基本要求的燃眉之急，如解决群众的食盐、贮社收谷、冬耕铲山、购买稻、棉种及垦荒等。1933年下半年，根据方志敏同志指示，将财政部金银全部拨给银行，由银行代理金库。……如资金不足可以向银行借款。(24)苏维埃银行代理发行“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经理国库，严禁高利贷，但是，“群众要合股组织石灰生产合作社，恢复所有石灰厂，如无资本，可向苏维埃银行去借……”。(25)省苏银行曾经搞过耕牛、铲山贷款，需要贷款的由村苏提出，经乡、区、县苏逐级上报，省财政部批准后，交省苏银行经理签字就可付款。(26)省苏政府1934年2月14日公布的《区乡春耕运动委员会组织与工作条例》中也规定：种子缺乏，须立即尽量向外购买。经查验资料，当时省苏银行记帐的会计科目有：“放款部，下面有农业放款，手工业放款，小商贩放款和消费合作社，工农药店，国营商店的放款”。(27)因此，除了军费之外发展经济建设信贷支出也急需资金来支持。此外，还有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行政管理费、文教事业费、抚恤与社会救济等，比如安置救济受敌扰乱的苏区革命群众等也需要资金来支持。
发行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
发行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的主题明确，一目了然，是为了粉碎敌人五次“围剿”进行决战而发行的公债。1934年，敌人加紧对苏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省苏财政日益吃紧，省苏发行公债，减少财政性的货币投放，继续坚持了控制发行的原则，在苏区货币作为财政支付手段用于战需物资采购的情况下，也做到了掌握有度。省苏二次执委扩大会的决议决定了决战公债券的发行金额，省苏做了充分的财政准备、债券印制等发行准备工作后，于1934年7月1日由省苏政府发行了“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由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兼任省苏维埃银行行长）张其德署名，颁发“发行公债条例”。条例规定决战公债发行总额为10万元，债款收入80%作为决战经费；10%为开展苏区经济建设；10%用于救济革命群众。定期1年，年利率1分。也就是说，发行“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总额为10万元，债款收入的8万元作为决战经费，1万元作为开展苏区经济建设、另外1万元用于救济革命群众。
由于以上五种原因，在敌军加紧对苏区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的情况下，省苏财政战争用费等财政性支出猛增。为反“围剿”筹集战费，同时向市场收回货币，调节货币的流通量以达到稳定币值的作用，也为了解除红军分散筹款，最大限度地担负起大规模反“围剿”的任务，省苏发行了“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缓解了银行增发纸币的压力，保持了币值稳定。
苏区人民热烈响应“节衣缩食，支援战费”的号召，超额认购决战公债。“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由省苏铅印局承印，(28)印制工艺简单无套色，与铜元十枚钞票风格相同。出于对共产党、苏维埃和红军的信任与热爱，苏区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解放后人民银行全部给予了兑付。
注释：
①《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史料汇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5页。
②中共党史资料丛书《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644页。
③同②，502页。
④同②，546页。
⑤同②，565页。
⑥《江西苏区纪事》江西人民出版社，330页。
⑦中共党史资料丛书，《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515页。
⑧同⑦，400页。
⑨同⑥，367、371页。
⑩同⑦，520页。
(11)同⑦，408页。
(12)同⑦，411页。
(13)同②，716页。
(14)同②，662页。
(15)同②，658、661页。
(16)同⑥，254页。
(17)同②，494页。
(18)同②，606页。
(19)《红色省会——葛源》中共党史出版社，41页。
(20)同②，652页。
(21)同②，667页。
(22)同②，703页。
(23)同②，713页。
(24)同①，170页。
(25)同①，164页。
(26)同①，165页。
(27)同①，183页。
(28)《红色省会——葛源》汪泉源、饶秋香回忆录：闽浙赣省铅印局，中共党史出版社，124页。
（责任编辑 高聪明）